少年丨刘海鸥：我想奔越南前线参战，路途险阻打了退堂鼓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曾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原题

画说我的一生

入云南，冲向暴风雨

（1967年5月-7月）

作者：刘海鸥 

全国的形势千变万化。由工人阶级夺权而引发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越演越烈，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各省市的对立两派各自横向联合成立了什么大联委、联合战斗军团之类。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到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许多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立即奔赴武斗地区，支持造反派。我又开始坐立不安，我太想经历这样的场面了。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和激情。我并没有想过正义非正义或具体地去捍卫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对战斗的向往，一种狂热，一种新奇感。我决定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就去哪儿。

那时我喜爱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之歌”，好听，激励人心，里面唱道：“起来，快冲向暴风雨……”正合我的目标。

1967年5月初，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八二六”和拥护当权派的“产业军”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传到北京的消息说，十多万人参与武斗，死伤千余，还打死了北京去的红卫兵。北京各校学生听到消息纷纷派人去四川支持造反派。

我决定去成都，同行的还有几个邮电学院的男女同学。

在成都我们住进了四川大学。五月的成都总是细雨靡靡，我没有雨具，买了一个直径二尺的大斗笠，高挽裤脚，穿着一双草鞋，在川大校园里穿行。我特别喜欢这身打扮，自己感觉如同女红军一般，透着一股飒爽。

我们的宿舍就是教室，床是由课桌拼起来的。我发现同屋有一个师院附中高二的女学生马晓力，她是前劳动部长马文瑞的女儿，也是独行。在水池洗脚时与她照面，本想无视，不料她竟主动与我说了几句话，我不知其深浅，勉强应付了一下。本来小事一桩，不值得提及，但多少年后知道了马晓力的为人（余不多说，可自行网搜），才想到她当时对我的温和态度，与今天她的作为是一脉相承的，故以画表示钦佩。

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武斗的迹象，看到成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余地，我们呆了几天继续往西南行走，经贵州去昆明。

同行的邮电学院学生中有一个叫陈野的男孩子。身材十分瘦小，几乎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来自贵州某县的贫农家庭，原名就是一个农村中最常见最普通的名字，文革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野，因为憧憬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狂放的生活方式。这已经使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想想，在火热朝天的革命时代，人人都改名为卫东、卫红、卫革时，他却改名为“野”，这需要有多么特立独行的性格。

陈野分析形势头头是道，既有思想和见地，感觉也很灵敏。他不偏激，更无当时工农兵干子弟的优越感。他和我们同行与革命的关系不大，只是想了解社会民情。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主要是听他讲。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火车经过之处尽是要饭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很烦，说要是换了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向人家屈膝乞讨。陈野的反应很激烈，没想到他是如此的愤怒。他谴责道：“你知道什么叫饿吗？你们城市人养尊处优，过着小姐一样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挨过饿。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的滋味，才说出这样的风凉话来。当一个人饿的忍耐力达到了他的生理极限，求生的欲望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你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也不懂得什么是同情心。我经受过饥饿，如果我饿极了，没有任何出路，我是会去要饭的。而你们到了那时候也不会保住你所谓的尊严的。”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惭愧，我对这个农民的儿子越发地敬重起来。

5月中旬，我们到达了昆明。一下火车，就沿路看大字报，一行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温和派“炮团”的立场上。昆明的造反派叫“八二三”，由于有昆明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他们控制着昆明以至整个云南的局面。满街高音大喇叭播放着他们的“派歌”：“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还有一首骂“炮团”的歌：“四二六大杂烩……革命造反派造了他的反，造的好来造得对……”让我们北方人觉得好笑的是，南方话把“造”说成“操”（第四声），结果整天就听见喇叭里喊“操得好来操得对”简直不忍卒听。炮团也有他们的“派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也不喜欢这支歌，觉得不提气，有些失败主义情绪。

在昆明我们认识了许多当地的中学生，他们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忠实地为我们跑腿送信，提供一切方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叫杨崇寿，跟我们鞍前马后地跑，每天一早就到我们的驻地，跟我们去收集材料，为我们提供情报、带路、买东西、借自行车。

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她叫吴家惠，是化工学校的学生。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圆脸，整齐浓密的眉毛，眼睛细长，眼神温柔，鼻子高而挺直，嘴小而丰满。她的性格娴静，踏踏实实地做事，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钦慕之至，和小杨一样尽其所能帮助我们。（画得太匆忙，推车的站错了方位）

我们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两派的活动和动向，向三司联络站汇报，据说他们是“通天”的。为了保密，他们还编了一些暗语，比如中央文革是“父亲”或“医生”，“炮团”派是“梅”，“八二三”派是“媳妇”，“八二三”所保的省委书记是“孙子”。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是“四弟”。这样一份往上递送的情报就写成：“昨日在省体育馆传达父亲的四弟时，媳妇在孙子的操纵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梅死伤三十五人，媳妇死伤情况不明。”

有一天夜晚，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是和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之死有关系的新证据，需要立即送交中央。三司联络站驻昆机构设在云南大学内，而中央文革信使第二天一早就要回京汇报。已是夜间十二点多钟，大家还都在忙，我自报奋勇去送情报。

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卸下自行车把手的塑料套，把“情报”卷成小卷塞到钢管里，再把塑料套装回去。穿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和树影摇曳的校园，我没有任何畏惧，心里充满着神圣的使命感，觉得这和战争年代何其相似。找到了三司总部，那里仍然灯火通明，他们对一个女孩子连夜送情报很感动，热情握手，答应马上递交中央。

昆明是“抗美援越”的前沿，各种军事机构军事学校都在这里。军队受到地方上文革的影响，也裹挟了进来。武斗当时还不厉害，但是已见端倪。

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经过步兵学校时，见一伙被“八二三”派关押的“炮”派学员正在集体翻墙逃跑，我站在街头观看，不知里边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惊心动魄。

五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情报，解放军军医学校的“炮”派在礼堂开大会，被“八二三”派”包围，殴打侮辱学生。不给他们饭吃水喝已经有两天了，有些女生已经晕倒。连上厕所都不准，他们只好在礼堂中男生女生各围一圈在中间解手。

听到消息，我和邮电学院的一个女生立即赶赴现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包围正在解除，“炮”派学员已经“投降”，几百个男女学员排着队，拉开距离，双手抱头作投降状，鱼贯地走出礼堂。“八”派学员背着枪，或拿着其它武器站在一旁押解。

投降队伍一字长蛇，无声地行进，他们的领章帽徽已经被扯掉，男生的脸上现出悲愤屈辱的表情，女生头发披散，脸上淌着泪。第一次看到“自己人”——解放军——“投降”，我和同去的女生都哭了。据说被抓捕和关押的人受到了残酷的对待。

多年以后知道这就是昆明有名的“五二八、五二九军医校冲礼堂事件”。

“五二九事件”之后，炮派在军区门口举行了万人大静坐，要求释放被抓学员，惩办“八”派凶手。静坐达七天之久，直到军区政委出来承诺成立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才结束。

我天天去静坐现场观察，对解放军内部打仗感到很不安，我们早已经接受了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这样的概念，如今钢铁长城也在分裂瓦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不清形势，但是觉得动荡在愈演愈烈。

我朝思暮想有一件军装，不是因为羡慕军干子弟，那时节穿“军装”是时尚，是对解放军的崇拜，几乎每个青少年都有一身假军装。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一片草绿色海洋。我一个年轻女孩也不能免俗。

我跟小杨说起过自己的愿望，他毫不迟疑地答应给我找一件。几天后，他真的给我拿来一件旧军装，洗得都发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式，我高兴极了，马上穿上去照像馆照了一张相。

我们的队长韩同学是个工人子弟，看见我穿着军装，问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告诉他是小杨送给我的。他说，你不应该要。不知道他是指我不应该从“老百姓”那里搞军装，还是我这种出身的人不配穿军装。第二天趁我外出，韩某溜到我的宿舍偷走了军装。

我发现军装不见了，同屋的说是老韩拿走的，我跑去找他要，他却装作不知道，又含糊其辞地说，你就别穿了。我很生气，如果你觉得我不配穿或不应该要可以跟我挑明了说，为什么要偷偷地拿走，还不敢承认呢？我对他的萎萎缩缩和不光明磊落很为反感，和他分道扬镳。

昆明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邮电学院的同学都回京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准备去越南战场。一天家惠在汽车运输公司找了一辆去建水的卡车，她哥哥在建水当部队卫生员，她想去看哥哥。正好我一直想到下面去看看，我们两个就出发了。

吴的哥哥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可惜他对我表现出太多的尊敬，忽视了我的性别和年龄。部队里其他战士也都对我毕恭毕敬，好像我是京城来的钦差大臣，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次高指示，弄得我简直不敢说话了。

我回北京后收到了一些战士给我的信和照片。信中说他们想买手表但买不到，希望我能在北京帮他们买5支上海手表，我先付钱，收到表后他们立即把钱寄来。一块表一百二十元，要垫六百元！我家的存折全部冻结，妈妈每月只有生活费25元，我只能和他们说对不起了。

卡车还要去个旧公干，把我和家惠也带上了。在个旧，司机带我们去看了一个燕子洞，那真是壮观。几十丈高的天井状的岩洞里，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燕子，叫声震天，一旦飞起来，黑压压遮天蔽日。在我们脚下，则是燕子粪堆积起来的土地。

我开始策划越南战场之行。家惠帮忙找了去云南边界的卡车。家惠也义无反顾地要和我一同上战场，我们就一道出发了。

卡车是专门为我们开的，车上拉了十几个串连的学生，我们都站在车斗里，车斗上有一个帆布蓬遮挡灰土。大家争着站在靠驾驶舱的地方。可以看风景，又不吃土。

车在山里行走了好几天，山高而险峻，公路崎岖，经常连续拐十几个U字形的死弯，与对面来车擦肩而过。司机开车还很野，开得飞快。在悬崖峭壁的路上，转弯时根本看不见对面来车，只是鸣喇叭探路，速度不减。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对面山腰上横陈着从公路上翻下去的汽车残骸，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什么车都有，不过我却从来没有担心害怕过，到底是年轻。

云南是少数民族集聚最多的省份。有一天汽车在大山里行走，正赶上“赶集日”，十岭八乡的农民挑着背着扛着顶着货物，沿着公路上集。赶集者几乎都是少数民族，穿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服装，虽然不似我们在电影和舞台上见到的那么簇新华丽，但也多姿多彩，煞是好看。

我们尽自己的知识数着：苗族、彝族、布依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侗族、傣族……还有的叫不上来，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

越往南开，路道的条件越差，路面被援越的坦克履带压得一棱棱的，车子咯楞楞地行进，颠簸得厉害，红色土壤的干尘随气流的旋涡全都扑进车斗，又闷又呛。我晕车也越来越厉害。在到达景洪的前一天，我的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恶心、不吃不喝，只能昏昏沉沉躺在车厢肮脏的地上，身上盖着一层红色浮土。

文革中出版了一本串联地图，横长大开本，颜色很单纯，底子是白色的，只有黑棕红蓝几种线条。棕色勾出省界和公路，红色是铁路，蓝色是河流，还有黑字。那时在外跑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这本地图是我出门时必备并且最喜爱的东西。我每到一地，就画上一个圈，心满意足地看着圆圈越来越多，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广，我的心越来越充实。

我的串联地图上，又多了一堆圈圈：滇池、晋宁、玉溪、新平、元江、墨江、宁洱、思茅、景洪。这是我这次行程所经过的地方。

一路上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穷，除了那天赶摆，沿途所见农民多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每个小县城或小镇子只有一条主街，街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商店，里面除了生活最基本的需用品外什么也没有。

一天在墨江停车吃饭，墨江是一个小小破旧的县城，大约这个地区连年遭了什么水旱灾，满街全是逃荒的和要饭的人。饭菜一端上来，立刻被他们呼呼啦啦地围住，你还要小心护住你的吃的，一不留神东西就被抢走了。很多人受不了这个阵势，吃了几口就离开了，一群人立刻扑到剩下的食物上。

行程四五天，终于到达了西双版纳的景洪。我一下车走了没几步，就呕吐起来，吐完后觉得好多了。

比起内地来景洪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高脚竹楼在巨大的热带树木中露出边边角角，街上傣族女人头盘大髻，穿着薄纱紧身上衣，彩色纱笼，袅袅娜娜地走路，个个如画中仙女。

这是一个让人斗志完全松懈的地方。不过，经过了那么多天的紧张生活，我也乐得这样放松一下。

版纳的天气闷热，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准有一场暴雨，雨过之后仍是闷热。好在澜沧江就穿过景洪镇，可以在江里游泳。镇子上的傣族男女常在江里洗澡。女人洗澡的方式很有味道，她们穿着衣服慢慢走入水中，随着水面的高度慢慢把纱笼一点点卷起来，卷得很技术，既不湿纱笼，又不泄春光。水过胸后将纱笼盘在头顶，洗浴出水后再按原路将纱笼慢慢放下。

我借了一条纱笼，也学她们挽起入水，但是配合不好，纱笼很快就湿了，索性上身衬衣，下身纱笼扑进水里。衣服兜水，游不起来。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游泳，胆子却很大，在江里扑腾了好一阵才上岸来。不管怎样，我算是在澜沧江里游过泳了。

在景洪认识了一个傣族小姑娘纳翠花，文革中改名叫纳志坚，她个子矮小，圆脸大眼睛，浑身上下都圆滚滚的，不像满街都可以看到的苗条细长的傣家姑娘。她跟我们很要好，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景洪最有名的佛教寺庙，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堂皇漂亮的庙宇，现在却被外来的红卫兵造了反。佛像扳倒，佛器散了一地。地上撒满了抄着佛经的贝叶，不知道是傣文还是梵文。翠花说，拿吧拿吧，都快被人拿光了。我知道这是文物，不敢多拿，我拣了一小片夹在日记里作纪念，保留至今。

（庙堂被砸得惨不忍睹，但这幅画中画得整整齐齐，因为我不想对神灵有所不敬）

我很想看看傣家的竹楼。纳翠花带我去她的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竹楼，下面养着猪，上面住人。楼上的地面是竹片编的，擦得光光亮亮，屋里没有什么家具，空空荡荡。她的家人对我们十分客气，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镇上有许多芒果树。我知道妈妈最爱吃芒果，北京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卖的了，我要给她买一些，尽管芒果还是青绿色。纳翠花带我去了一家有芒果树的人家，从树上现摘，装满了我的行军包（一个大的绿色帆布包），足有十几斤吧。这么一大包只收了我一元钱。我请正准备返回昆明的几个北京的男孩子先带到昆明，让他们回北京时给我妈妈送去。

我来版纳的目的是取道赴越南，一来就探听去越南的道路。打听了半天，得到的消息是要走走八十多里到中老边境的勐腊，先到老挝，再从老挝过境越南。又说边防哨看得很紧，抓到还好，抓不到在远处开枪打死你没商量。还说有些边防哨比较松的边境，要翻山越岭，穿密林荆棘，道路很难走，还有毒虫猛兽。总之都是困难困难困难。看看我身边只有忠实的吴家惠小姑娘一个跟着我，想想还是算了。（这张画是我想象中的征途）

纳翠花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她送了我一张照片，是很庄重地在照相馆照的二寸黑白布纹纸相片。奇怪的是她穿了一身景颇族的服装，还带满了景颇头饰。她的样子甜美可爱。

每天都有卡车回昆明，可以任意搭乘。回程的车上有一帮昆明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北京女孩跟我们一起走。她说她叫刘海英，父亲是东海舰队的司令员。女孩很傲气，只和我说话，称那几个昆明的女孩“小市民”，不理不睬，她们也不喜欢她。

不久昆明的女孩们跟我说刘海英不诚实，编瞎话，偷东西。她们丢了很多东西，认定是刘海英偷的。女孩们趁着她不在翻看她的提包，果然各自找到自己的物品，我的东西也在里面。女孩们还说她根本不像高干子女，问她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了她一些问题，比如海军大院在哪，海军司令员是谁，（我曾多次去海军司令部家访，而且海军司令员的儿子是我班的学生）她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喜欢这个鬼鬼祟祟的女孩，决定把她甩掉。一天早上，我们早早地起来，趁她还在睡觉，登上卡车离开，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大山里的小旅店。

后来常想起那个被我们丢弃的女孩，心里总是不安。一个女孩子，恐怕是家中遭受了不幸，一个人出来游荡，也是很不容易的，为了生计不得已而撒谎偷东西也是情有可原的，却被我们丢弃在深山老林。虽然每天过往的卡车很多，她搭车也不难，但是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都不懂得宽容，不仅没有宽容，内心还充满变本加厉的警觉和仇恨，正因人们多持有这种心态才会……

到了昆明有一个朋友带我到翠湖宾馆去见一个北京人。宾馆很高级，在翠湖公园里被湖水包围着，古香古色，有廊有厦，雕梁画柱。那个北京人叫李慕，北京某技校的学生，自己支起一摊“北京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当总司令，和高院三司不搭界。他身边还有一个“秘书”，是个十五六岁的贵阳女孩。

李慕自称高干子弟，我这个北京胡同串大的人搭眼一看就明白，他就是个北京的胡同串子。“司令”对我爱搭不理，但是他的“女秘书”对我挺热情，知道我要取道贵阳回北京，还给了我她家的地址，让我到她家去住。

在昆明我见到了替我带芒果的北京男孩，问他芒果在哪里。那孩子嬉皮笑脸地说都吃掉了，还给我了一个空背包。我气得和他嚷嚷。他说，天那么热，都要坏了。再说芒果酸极了，一点都不好吃。我只好作罢。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在昆明呆下去了，这时已经是七月份，天气燥热。我的嘴唇因为上火烂得一塌糊涂，我觉得需要回家休整一下了。小家惠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决定带她到北京去玩。我们找了一辆卡车，先从昆明搭车到贵阳，再坐火车返京。

汽车在大山里盘旋，路边有小块小块的梯田，忽然间我看见在一块梯田的田埂上躺着一个“人”，用蓆子裹着，穿着黑裤子的小腿露在外面，浮肿的脚沾满泥巴。我问司机那个人怎么了？司机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个死人，是看水的，山里缺水，生产队之间常为了截水打架，打死了人就这么一扔，完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我感到人命在这里是那么不值钱。

到了贵阳，因为中央早就发出停止串连的通告，免费吃住的接待站已经没有了。我和家惠只好到“女秘书”家去住，她父母都是干部，对我们很热情。火车也不再免费，我手上的钱不够买车票，她妈妈痛痛快快借给了我二十元。

火车上闷热，车窗一直开着，我在窗边坐着，任凭强壮的风吹拂。蒸汽火车冒出来的煤烟黑末子从窗户中扑进来，落得满头满脸。我们的眉眼鼻子颜色都加深了一层。在火车上又遇到了带芒果的那个北京男孩，他见了我，凝视了一会儿，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你像一个话剧演员！”我心里怪得意的，谁知回到家里一照镜子才知道煤黑把我的脸染成了黑老包。

到了北京我立即汇款还钱，没几天收到了女孩妈妈的一封信，说她把钱借给我就没打算我还会还的，想不到首都的红卫兵是这么诚实讲信用，信中千感谢万感谢。

那个所谓的高干子弟李慕带着女秘书也来到北京。收到信后我去李慕家给女孩看信。果然他家就是小胡同里的典型的市民家庭，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他的父母就是所有的胡同里都能遇到的大爷大妈，他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包饺子，家里小得进不去。他已经和那个贵阳女孩结婚了。

文革中高干子弟是个响亮的名片，引来很多人冒充高干子弟以便为所欲为。这个李慕运气还算好，享受了高级宾馆和泡上一个女孩。

家惠住在我家里，她又结识了一个云南杂技团的女孩小林，也是十五六岁，是演柔术叼花节目的。我邀请她也到我们家住，带着她们一起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小林七八岁就进了杂技团，演柔术习惯了，在屋里只穿三角裤和乳罩，坦然地在我们家人面前走来走去。妈妈非常生气，对她态度很不好。其实小林是个很天真单纯的女孩。

家惠和小林回到云南后和我一直都有通信联系。1986年我到昆明开会找到了她们。家惠在一个幼儿园当会计。上山下乡时她在农场是一个模范铁姑娘，后来派她开推土机，从当年驾驶推土机的照片看来十分英勇气派，像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或第一个火车司机田桂英那么帅气。家惠因为特别喜欢北京人，专门找了一个在昆明工作的北京人做丈夫。她有一个女孩，四五岁，长得很像她。

家惠的哥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是有名的整容医生。他在部队时常处理外伤，复员后作起了整容手术。技术高超，生意火爆得很，许多境外华人慕名回国来找他整容。她力劝我在她哥哥那儿做一个割眼袋的手术，对我免费。我没有做。

小林早已离开了杂技团，在一个学院做工会干部，经常组织几个院校联合的交谊舞会。她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学院舞会，她一个一个地带着那些想跳又找不到舞伴或不好意思跳的男士跳舞，忙得团团转。

写着家惠和小林地址的通讯簿在我到澳洲的第一天就丢了，以后多次查找她们，也没有联系上。目前我正托人到当地的公安局打听。

照片是1986年在昆明相聚时拍的。中间是家惠，右边是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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