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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 | 刘海鸥：人生极致，妈妈把遗体捐给协和医院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曾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人 生 极 致
——妈妈的遗嘱
二〇〇一年爸爸去世后，我们在长城脚下的陵园买了一块墓地。陵园背靠巍峨居庸关，前拥碧水龙潭湖，坐卧在一片好山好水之中。怕刺激妈妈，我们没有告诉她，那是个是双位墓穴，给妈妈身后也预留了一个位置。不料请人写好了碑文后妈妈一定要过目，见碑文上有自己的名字，妈妈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决不埋葬在这里。”
我们面面相觑：“不埋葬怎么办？”
妈妈已经八十七岁了，脑子仍是十分清楚。“我不是写了遗嘱吗？把遗嘱拿来。”
遗嘱？对了，二十年前妈妈就立下了遗嘱，我们都忘了，她没有忘。
妈妈向以豁朗旷达之心看待生死。说到这儿，我想起妈妈一件事。她曾买过一个木制工艺品小棺材，两寸长短，做得极为逼真。妈妈特别喜欢，还做了一个小人偶——一个古代人，寸半长，穿着长袍，戴着帽子，还有长胡子——放进棺材。这玩意儿别人避之不及，妈妈却陶然自乐。把小棺材摆在她的书桌上欣赏了几十年，让我常想起庄子的鼓盆而歌。
妈妈说人老了，很难说哪天就离开人世，身后之事要及早交代。早在八十年代初，她就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语出惊人。
她说：“我死以后要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作医学研究。我的身体是有医学研究价值的。”一九五〇年她怀孕五个月时患胆结石，协和医院给她做了孕期胆囊摘除手术。一九五三年她摔断右臂肘，协和医院用两根大钢钉卯上了她的断臂，至今右臂仍然运用自如。九三年又作了乳房切除手术。五十多年来妈妈大大小小的病都是在协和医治的。妈妈说：“协和医院医术高超，多次挽救我的生命，我应该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回报，为更多人造福。”
那时候，在一般人看来，妈妈的决定难以理解，可是我们一点也没觉得奇怪，这就是她，开明，还有一副仁爱之心的妈妈。
不光是说，妈妈立刻让我陪伴着到协和医院询问捐献遗体的手续。岂料医院那时还没有这项业务，走了好几个部门询问，人家只是用奇怪的目光打量这个老太太。
妈妈失望而归，然后她写了第一份遗嘱，这份遗嘱不同于一般，不谈任何身外之物，诸如房产钱款的再分配，只谈身后遗体处理：
遗体若不能对医学做贡献，能肥田，也是一种贡献。
遗嘱抄写一式两份，家中一份，单位领导一份。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社会进步了一些。人们对于“身后”的观念有所改变，医院也开始接受遗体捐赠了。已经七十三岁的妈妈听说后，又让我陪伴着去了协和医院。这次妈妈直接找到当年给他做手术的张乃铮教授，表明自己的愿望。张教授十分感动，说：“非常难得，非常欢迎。现在医学研究非常需要社会上捐赠遗体，但是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很难得到。将来你故去，只要与医院医务处联系，我们必按你的生前愿望办理。”
妈妈高高兴兴地回到家，立即提笔写了第二份遗嘱：
我把遗嘱找出来交给妈妈。她拿着那两份遗嘱，在我们面前摇了摇：“记住，一定要照办。”
我总觉得还是心有遗憾，问：“那您百年以后我们怎么样寄托对您的哀思呢？”
妈妈转身从枕旁拿出两样东西：“你们可以把这个放到墓穴里。”
一把折扇。黑色扇面，金粉题诗，是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一张纸，上面是妈妈潇洒俊逸的字体工工整整地抄录的好友吴甲丰先生的“己巳初夏纪事”的集唐人句。
灵魂要自由飞翔，但身体要为人类贡献到极致。这就是妈妈一生所实践和追求的。
二〇〇四年九月，九十岁的妈妈阖然长逝。我们按照妈妈的愿望把她送到协和医院。
医院在一间小小的殡仪室里举行了简约的接收仪式。正面墙上是妈妈的大幅照片，仁爱的目光似乎仍然关注着人间。妈妈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共产党的党旗。前一天她单位的党组织主动提“盖党旗”。我张了张嘴，想说：“不必了。”妈妈的灵魂不应该再受世俗羁束。我又把话吞回去了，因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来不及跟家人商量，但我实在想为妈妈说些什么，于是为她写了一对挽联：“生前愚忠愚效为党，身后无所无求捐躯”。横批“无私奉献”。对不起了妈妈，用“愚忠愚效”总结你的一生也许是对你不敬，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包含了多少我心里的疼痛！
医院赠送了一个精致的遗体捐赠证明，告诉我们国家为捐献遗体者开辟了一个陵园——长青园。待捐献者的遗体研究完毕，骨灰将撒在园中，令绿色生命长青。园中立有一块集体墓碑，捐献者的名字将按时间顺序镌刻其上。
一切都合乎妈妈的心愿，她的灵魂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她的身体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心爱的遗物——唐人集句和扇子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里（盒子里我还放进了那串妈妈把玩了一辈子的琉璃珠子，还有一个一寸大小的铜佛——主宰聪明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愿祂在天上保佑妈妈），埋在了居庸关长城脚下，和爸爸、姐姐相伴。
二〇〇八年我回国去长青园看望妈妈。在一块小小圆形的砖地中央竖立着一个纪念碑，是二〇〇三年北京红十字会为遗体捐赠者建立的。纪念碑是两只长臂托起一颗心的造型，叫做“生命”。圆形砖地的边缘是一圈大理石，上面按照年代雕刻着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捐献者不多，每年也就几十上百人。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大理石上找到了妈妈的名字，抚摸着那三个金字，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长青园里松树绿草一片葱茏，我想知道妈妈的骨灰洒在何处。管理人员说，我们只得到了捐献者的名字，没有骨灰送来。这就是说，当时医院的遗体捐献办公室多少说了一些虚假“动听”的话，就是说，遗体捐献者在做出了最后一点贡献之后，便被随意抛撒。
我流着眼泪走出了长青园。转念再想，妈妈的第一份遗嘱中已经说过，不留骨灰，散在农田里做肥料即可。不管那些人怎么处理骨灰，总是融入了大地，并未违背妈妈的意愿。我稍觉释然。
在当今的世界上，妈妈留给我们的，只有三个字——汪容之。汪容之取“汪洋大渡，容天下之百川”意。
这就是妈妈。人生极致莫过于此。
妈妈（1915年—2004年）汪容之，曾用名汪孟华
1933年，妈妈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暑期到杭州游玩。这是妈妈留下的最早照片
妈妈的女师同学。有人知道后面题字的大石景点在哪里吗？
1934-1935年，分别在从化和南雄的小学教书
1934年，乡村教书时。妈妈喜欢游玩也喜欢照相
1936年和妹妹苏凝。此时妈妈已到中山大学实验小学工作，妹妹在中山大学读书。我真喜欢这张照片
1937年，在中山大学实验小学教书时
课余
1937年抗战开始后，妈妈参加了抗战教育社
1938年妈妈和妹妹同时加入中共，并同时由共产党批准进入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临行前与她们的母亲合照留念。此后生活颠沛流离，没有相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十二集团军里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隐蔽，妈妈到了桂林，在桂林中学教书时认识了爸爸。1943年两人结婚。结婚不到一个月，日本人打来，父母逃难到广东郁南乡下，妈妈教小学，爸爸参加了郁南抗日武装部队，做宣传工作
1946年父母回到广州，姐姐海燕已经一岁
1946年，父母随东江纵队北撤烟台。这是我妹妹2016年在深圳东江纵队北撤登船处留影
1946年底，父母从烟台到大连解放区，妈妈在大连市立初级师范学校教书
1948年，我一岁了
1948年．妈妈仍是爱玩，和同事不知在哪儿找了一辆开不动的车，上去过瘾，车上站立者是我妈妈
1949年，父母到了北京。妈妈和她的叔叔在天安门合影
1951年．妈妈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列宁装，打扮不再讲究，我估计整个游玩中右边那只领子都没翻出来
1950年，妈妈到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工作。认识后右二的人吗？那位“夫人”始终是平易近人的
1952年，依然存留着民国范儿
1954年．全家人凑齐了，爸爸妈妈和四千金
1954年，春秋季妈妈手上总有织不完的毛活，全家人的毛衣毛裤围脖手套毛袜……出去游玩也要带着。妈妈左手食指带线，右手挑针，织得飞快，在中国我只见过她一个人这样织法
1957年春节的全家福
1958年，妈妈调往《中国妇女社》的英文中国妇女杂志部工作，出差到山西稷山县模范单位太阳村采访。右二是妈妈。因为回来汇报了真实见闻，被单位批评右倾思想
1959年，苏凝姨出差路过北京，妈妈众多的弟妹中，只有与这个妹妹同父同母，姐妹俩一生关系亲密
1960年，因为“思想右倾”妈妈首批被下放京郊白浮村。妈妈站在第二排两个穿浅色衣服的农民中间。她和农民关系非常好，回单位后年节还要带了礼物去探望他们。2018年我妹妹拿着这张照片到白浮村，找到了照片上的一些人
1963年，妈妈出差到广东阳江闸坡采访渔民
1964年，妈妈到湖北武汉搞四清。右一是妈妈
1964年，姐姐海燕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前照“全家福”
1966年《中国妇女》的员工庆祝毛泽东给杂志题词。前排右二是妈妈
1969年，插队的妹妹从山西和内蒙古回京过春节，照相留念。此时姐姐在新疆，爸爸在湖北干校。不久妈妈经过单位的一番批斗和侮辱，带着“叛徒、假党员、国民党宪兵”等等帽子也去了五七干校。从此一家人四散天涯
1970年，我去干校探望父母，妈妈正在搬砖建房
1971年妈妈得了肾炎，去武汉看病，顺便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寄给天南地北的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流泪了，因为无论经历了什么，她总是留给我们开朗的笑
1973年妈妈从干校回京，之后每年都要去广州和十二集团军的老战友聚会叹茶，直到人渐凋零
1974年全家又都凑齐了。前排中间父母，左右为三妹及三妹夫，后排左边姐夫姐姐，中间四妹，右边我和老宋
1979年春季，妈妈和我
1980年，妈妈和妹妹与在香港的弟弟终于团聚
1990年，风采依旧
1996年，我回国照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2001年生日
2004年与世长辞，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了三个字——汪容之，这是妈妈给自己取的名字，意为“汪洋大渡，容天下之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