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多家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文图作者：刘海鸥
1950年代初我家搬进了景山后街碾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我的儿童时代最愉快的记忆全部藏在这个院子里。
左手四间南房，住着王大娘一家。北房五间，住着房东一家。东屋刘老太和她的儿子住了两间，还有单独一小间住着我的堂哥玉海。西屋是小牛一家。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屋子还住着墨嘉一家人。院子的西边还有一个西院，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着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们家了。
我从小就爱折腾，不过这种折腾往往是和好奇心、求知欲相伴随的。
院子里就我家有收音机，北京人叫“话匣子”，是爸爸到派出所开了证明才买来的。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西院的邻居都可以听见。我很奇怪，一个小小的匣子为什么能说能唱？南院的大娘说话匣子里有小人，这更让我好奇，一天我捅开收音机后面的遮挡，只看见一堆落满灰尘的零件和电线。
家里的书特别多，多是外文书，是爸爸几十年来收集的。书架是白茬木包装箱搭成的。我们就在木箱的包围中睡觉。妈妈特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国妇联保卫儿童委员会工作，可以收到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儿童书籍，每隔一两天她就借回一批书给我们看。还给我们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好几种杂志。
爸爸的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一叠写满译文的稿纸，有一次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钢笔，想学他的样子写字，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稿纸顿时被染得墨蓝，还洇透了好几张。我知道闯了大祸，立即逃出房屋，到院里大娘家避难。这些被墨水洇蓝的稿纸，是爸爸正在翻译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爸爸有两套苏联出版的画册，十分珍爱，不许我们碰。一次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开画册。翻过几张怡人的画片，一幅恐怖的画面赫然跳入我的眼帘——一个老头两眼惊恐绝望，抱着一个满头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掉地上那张）。我吓得尖叫一声，窜出房间，跑到大娘家躲起来。我长大一些才知道那幅画是列宾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一天妈妈从单位借来几套少数民族的儿童服装，给我们打扮起来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阳是朝鲜族，元元是蒙古族（实际上元元还小，放在托儿所没接回来，穿蒙族衣服的是别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谁也说不出是哪一族的服装。至少我们知道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我经常不听大人“拍花子拐小孩”的告诫，独自到景山东街的小人书摊租本书看。一天正看得入迷，一个穿着肮脏长袍的老头向我走来。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样。他一步一步走近我，我想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老头跟我说：“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吗？”我点点头。老头说：“我是毛主席的老师。”我不相信，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师，为什么破衣烂衫？我匆匆还了书，落荒而逃。后来学了课文《我的老师徐特立》，想，也许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呢？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进门摆着一个大水缸。我们胡同每隔一两天有个驼背的老头推着一辆木头水车送水。水车停在门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让水流进水桶里，然后驼背老头挑着水桶给各家的水缸灌满。我觉得，老头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压出来的。
老尹推着一辆车卖冰盏。冬天，他的车上装着一瓶瓶的红果酪、蜜渍榅桲、海棠蜜饯，红的粉的橘黄的，色彩诱人，一千元一碗，孩子们买不起。老尹为孩子们带来了“糊涂糕”，那是煮红果剩下的渣滓，二百元（二分）一勺，清凉甜酸。每次他来，我一定要买一份。
有一个吹糖人的，用空心麦秸挑起一拖糖稀，边吹边捏，几下子就捏出一只猪、老鼠、公鸡，这些糖稀杰作对我们来说都是极端的奢侈品。吹糖人的也有为小孩子准备的经济食品——用麦秆挑起一点糖稀，鼓起腮帮子一吹，吹出一个糖气球，两百元一个。妈妈禁止我买，说脏，但是只要吹糖人的来，总能从我这里赚上两百元。
胡同里经常穿梭来往的还有各种工匠磨剪子磨刀的，锔缸锔碗的，焊洋铁壶的，修理雨旱伞的……有一次磨刀人来了，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好后磨刀人嘱咐我千万不要碰刀刃。凡是大人叮嘱的事，我总是不相信，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时一个大口子，鲜血冒出来。
王大娘住在南院，早年守寡，还要独自侍养公公婆婆和四个孩子。妈妈请她帮我家做些家务和照看我。大娘永远带着慈祥宽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娇耍赖的通行证。星期一早上大娘给我穿衣服鞋袜，因为要上托儿所，我心气不顺，蹬着腿嚷嚷：“袜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没有反啊。”我说：“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嗬，袜子还分左右呢。”便给我脱下来重新穿过。
虽然我任性调皮，但是已经把大娘当成了妈妈以外最亲近的人，我把她的家当作我的另一个家。看她和面做窝头，等到窝头下屉，满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给我一块，加上几根酱疙瘩丝或者雪里蕻，别提多香了，可这是大娘家日复一日的饭食。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奶。一个晚上父母出去看电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见了老奶小脚的秘密。她揭开一层层的裹脚布，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脚面鼓起一个大包，没有一个脚趾看得出形状，没有一个脚趾头在应有的位置上，你挤我挨凑成一个尖状物。老奶咧着嘴剪趾甲，她“咝”一声，我跟着抽一口气，问：“疼吗？”老奶说：“造孽呀。”
东屋住着刘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太脾气相当古怪，每次我到她家，她就挥舞着菜刀或笤帚把我赶走。我“冒死”闯入她家是为了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师大约二十来岁，面孔白俊，和小孩子说话时认真地注视着对方，流露着慈蔼和善解人意的目光。这种目光时常让我怦然心动（才六岁左右啊，谁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错了）。我渴望多受他一次注目。
院子东南角住着我的堂哥玉海，我叫他二哥。他参加了朝鲜战争，1952年因为受伤从朝鲜战场回来。二哥经常讲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见人就撩起裤腿亮出枪伤。他还说亲眼看见美国鬼子抓了志愿军或朝鲜人竟然活活剥皮。我听了吓得浑身打颤，那时社会上盛传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而且是原子战，担心战争爆发成为幼小心灵中唯一的一片阴云。
二哥经常带我出去玩，逛前门大栅栏、天桥。我们在天桥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儿的，打把式的，卖狗皮膏药的，还有变戏法的，披着长袍一打滚就捧出一碗面条、一缸金鱼甚至一只大缸。然后逛戏园子，嗑着瓜子看《柜中缘》。跟着二哥我首次接触了真正的老北京文化。
西屋林家的小女孩叫小乖，比我小一两岁。有一次我欺负了小乖，小乖妈上门告状来了。我迅速钻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样蹲着，虽无遮拦，却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罪责。小乖妈两手谦恭地放在胸前，说话非常客气，声音也好听父母道了歉，答应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离开了。
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枣子熟了的季节是全员小孩的节日。通哥爬到树上打枣，孩子们拿着杯碗口袋在树下严阵以待，一阵“枣雨”落下，一阵孩子疯抢。我也拿了一个漱口杯，东奔西跑，还没捡两颗，摔了一个大马趴，枣子也都丢掉了，后来大娘给我送来一大碗。
还有一件事我得说说，印象太深了。一天街坊大婶到大娘家串门，说胡同里有一家小两口被煤气熏死了。大婶绘声绘色地说，人死了男的……还在女的……里面，分都分不开。我吓坏了，问大娘他们是坏蛋吗？大娘含糊其辞地说是。第一次听到的男女之事就以坏蛋的概念留在脑子里了。（1951~1955，4~8岁）
我童年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疯”玩儿。
院子里有热热闹闹的十几个孩子，大娘家的通哥、襄姐、达子，刚从乡下来的漂亮的小村姑秀兰、总是被大孩子欺负又总想和大孩子一起玩的小乖、调皮捣蛋的小牛兄弟、房东家的两个姑娘，还有把孔子和墨子带进名字的孔嘉、墨嘉两兄弟。
小伙伴们常聚在一起玩游戏。我们的游戏无穷无尽——石头剪子布、拽包、跳间、歘羊拐、抓包（七个粽子形的小沙包，在手心手背颠来抓去）、跳皮筋、踢毽子、抡大绳、挑竹签、官打捉贼……这些游戏还都配有拖着奇怪内容和韵律的歌谣。
通哥是院子里的孩子王。有一次他给院里的小孩开了个夏日晚会。他“把几张手工图片上的人和动物剪下来插在长条上，两手一拉它们就动起来。晚上通哥搭起了一个简单的“舞台”——两把椅子，中间拉了一块白布，白布后面点了蜡烛。通哥蹲在布后面，一边拉动着那些剪纸，一边讲自编的小红帽的故事，不断变换着角色，孩子们跟着大叫大笑，玩得心满意足。
“跳间”的规则很复杂，跨过“黄河”，越过“地狱”，躲过“油锅”，到达“天堂”就赢了。
跳皮筋是所有女孩子童年的游戏。我们那时跳皮筋的歌谣还很政治化：“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也反对”。
踢毽技巧性高，我胖胖墩墩的，从来没踢过10个以上，可是口诀很好听：“一个键，踢两半，打花鼓，绕花线。里踢外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轻而易举就数到了一百。
“嫁姑娘”的游戏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两个孩子当轿子，用四只手编成一个座子。“新娘”耳朵上别两朵茉莉花，坐在“轿夫”的手上，然后轿夫抬起“新娘”，满院行走。其他孩子跟在后面当乐队，嘴里唱着：“呜哩哇——咚咚！呜哩哇——咚咚！” “嗒嗒滴，滴滴嗒，有谁把信儿捎回家，一脚踏进牛皮花！”“新娘”坐在“轿子”上乐翻了天。
听闻谁放了屁，就有“裁判”轮流指着每个人，边点边念：“叮叮当当，海螺烧香，粗米细米，放屁不是别人就是你。”最后一个字落到谁身上，谁就得担当放屁的责任，结果总是一场笑闹。
要是没人和我玩，我就拿一支槐树叶子哄小小孩玩“春夏秋冬”的游戏。叶子的自然状态是“春”；从茎底部两指捏住往上一推，叶片都被挤到顶部，如一朵花，这是“夏”；一松手，叶片落下，是“秋”；最后手中只剩一枝茎，为“冬”。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聪明深刻的游戏。
或者拣一根羽毛，把它贴着墙，一手按着它的杆，一手捋着它的毛，唱道：“鸡毛鸡毛你看家，我到南山采黄花，卖了钱给你花，我花一个你花仨。”松开手，鸡毛如果贴在了墙上，我们便相信鸡毛为了得到卖黄花的钱，乖乖地看家了。
小伙伴
我特别喜欢秀兰，她是个腼腆羞怯的女孩，不爱参加孩子们的集体游戏，我就到她家里和她玩。秀兰不言不语和我翻花绳，安静得像一只小白兔。
要不然我们两个就玩“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呔，正月正，老太太出门看花灯……”“谁跟我玩，打火燫，火燫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
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娘的女儿襄姐，我会的所有的游戏都是她教的。一放学我就和她一起玩，玩得晚了，我的功课没有做，妈妈回来就大发雷霆。我只好点灯熬油又困又累地写到老晚。为了对付妈妈的检查，我索性让襄姐替我写作业，代价是让她多玩一盘。
她的字秀气工整，不知为什么妈妈没有发现，倒是被老师发现了，她问我：“这是你自己写的作业吗？”我心虚地回答：“是。”老师并不说穿，因为凡考试我总是满分。
襄姐教我唱了很多歌曲，我最喜欢的歌是《在卡吉德洛森林里》，不仅那些跳跃的音阶“又清凉，又干净，又凉快，又甜美”朗朗上口，特别是歌曲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面：白衣飘飘的汲水姑娘，王子装扮的猎人，在森林中的泉水边相遇，尽管歌词唱的不是王子与村姑。
我和襄姐有时候也会吵架，她喜欢两手做出猴的样子，念叨着“气猴猴，气猴猴”，的确很气人。我就一捂耳朵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女孩吵架也就如此了。不出五分钟，就又和好如初。
我最好的玩伴儿是大娘的小儿子达子。我们一块儿玩拍洋画儿、摔三角、弹球、剁刀子这类男孩子的游戏。达子还教会我用三个枣子做小推磨。把一个大枣切掉一端做底，切掉另一端露出枣核的尖。拿一小段秫秸皮的两端插上小枣。小磨就做成了，轻轻一推，它就滴溜溜地转。
有一次我和达子把一条死了的金鱼装在洋火盒里，放在院子里大楸树下的洞里，插上木片为墓碑，摆上玩具的小碗小碟，里面放着树叶花朵做成的“食物”祭品，然后点香磕头。我们玩得非常投入，强烈地想知道生命消失后肉体会怎么样。几天后我打开火柴盒，一盒密密麻麻的小蛆在蠕动，吓得我扔掉盒子，从此失去了对这种游戏的热情。
有时达子带着我和一群“野孩子”双手拍打屁股，唱着“往，往，往低往……”的调子，在胡同里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达子还教会了我最粗野的骂人话，那时我们根本不懂骂人话的内容，也不是想骂什么人，就因为有韵律，好玩儿。我认定将来要和达子结婚。大娘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说：“将来你就看不上我们达子了。”
如果不玩集体游戏，孩子们就坐在大楸树下，看书，画画，刺绣，编织，下棋，玩玩具。43号院是我们的乐园。
不仅院子里的孩子，胡同里的孩子甚至三眼井胡同的孩子都爱到我们家看书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