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蔡善康，1951年生，66届初中毕业生，现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省剧协会员、省音协会员、省民间歌曲研究会副会长、巢湖民歌研究会会长，长期在文化和旅游部门工作，擅长戏剧诗歌散文文评等创作，多篇（首）在全国或全省获奖，出版学术著作4部（其中个人撰著1部，主编3部）。
原题
我的文革：一地鸡毛
（五章）
52年前的五月，我们一批66届的初中学生，正秣马厉兵准备迎接中考，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檄文”问世，这就是史称“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文件。从此，彻底改变了我和同学们的人生轨迹。
曾用名
在我看来，大凡有曾用名的人都应该有些神秘或是伟大，比如影视、小说中的那些地下人物总是名字换来换去的。还有那些大作家们，如鲁迅、巴金、茅盾……他们发表作品都喜欢用笔名，更不用说那些伟人们曾有过的李德胜、胡服、伍豪之类的曾用名。
原先以为，笔名和曾用名的意思都差不多，无非给自己多加一个符号。谁能想到，我们这些无名的凡夫俗子，居然会有机会感受一下曾用名的滋味？记得在1966年夏天，初一、二年级的同学早已放暑假，学校里只留下我们应届的初三毕业班，大约有两百个学生在坚持“停课闹革命”，每天无休止地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为了不让自己“落后”，每天都要搜肠刮肚地写揭发老师们“反党言行”的大字报，有时候，还“喝令”老师们在自己的大字报前大声朗读自己的“罪行”，念到自己姓名时，还逼着他们改称“我”，弄不伦不类，窘态百出，现在回想起来，恨不得狠抽自己的耳光。
面对久久重复的疲乏而腻味的日子，同学们真渴望来点有刺激的动作。果然，那个难忘的8月18日，在领袖第一次接见革命小将时，有个叫“宋彬彬”的女小将，听了领袖“要武嘛！”的一句最高指示，忽然立竿见影，公开宣布改名为“宋要武”，从此一股“改名”的革命行动席卷全国，生在小地方的我们，自然也是不甘落后闻风而动。
一天中午，校门口传达室的墙上，一位“左派”同学，贴出了一个气势汹汹的“郑重声明”，大意是为了响应号召，自即日起，本人原来的名字改为“XXX”，以示和封资修观念的决裂。新改的名字果然是非常红色、非常革命。这无疑给僵死沉闷的校园，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不到半天时间，就像变戏法似的，传达室和财务室长长的墙面贴满了千篇一律的“郑重声明”，什么宝啊、贵啊、财啊、美啊、丽啊、秀啊、莲啊的名字通通“废除”了，新名字没有了性别差异和个性特色，清一色“文革”“红卫”“红星”“拥军”“爱党”“卫国”之类。
我觉得，我的名字比较中庸，不太赤裸裸的求财求福，大概算不上封资修。可是，一位左派同学提醒我，按照家族的辈分字起的名字，说明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说，确实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想，何不趁此机会和黑五类家庭决裂，彻底斩掉这个拖累我的尾巴呢？于是，我贴出一纸声明，改名“扬斌”，母亲姓“杨”，我舍不得放弃她，但用的是发扬的“扬”，意思是发扬文武双全的理想。
改名闹剧折腾了大约一个礼拜，随着一夜风雨袭来，满墙的红纸流着黑水、红水，稀里哗啦漫遍校园，以致那些火辣辣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让人留存记忆、归档入籍。人们照样呼叫着老名字，我有些失望。
最让我伤心的是，在“升学推荐”会上，学校文革领导照样按我的老名字查档案，翻我的“老底”，照样揪着我的“黑尾巴”不放。当然，大家和我一样，除了自我安慰，说明自己曾经表过“忠心”外，“曾用名”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运，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可既然公开声明了，就不能“赖账不还”。有了这个曾用名，就不敢隐瞒组织，我从娘胎里起就不会撒谎。
没想到，填这样的曾用名后来给我带来了麻烦。一次公社对下乡知青要填一次摸底调查表，当然也少不了查三代查五父。我在曾用名栏也老老实实地填上了“扬斌”，结果，招来了一次长时间的审查，老是问我为什么有曾用名，用曾用名干了些什么事？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把话说清。事后，我和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事，他把我狠狠奚落了一顿，说我是“诚实过了头”“吃亏自找的”。我想想，他确实比我高明。
从那以后，每逢填表，看到曾用名一栏，我都朝它啐一口水，狠狠地在上面划上一个叉，觉得这才解气。在我从事文学创作后，有人建议我用一个有品位的名笔，我连连打躬作揖，“打住打住，本人叫蔡善康，今生今世，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荒唐的“审判”
那是一个黑色的夏天，酷热交杂着心头的焦躁和迷茫。初一初二的学生都已放暑假，例行的中考“大典”已被暴风雨刮的无影无踪，剩下的初三毕业班学生在期待着命运的安排。教室里，一场令人尴尬的“审判”正在进行。主持人是学校食堂里一位T司务长，因为他是在党的人，所以这份“光荣”的工作非他莫属。
他正襟危坐在讲台，手里压着一大摞学生档案，其实就是所有学生家庭的“老底”，他尖着嗓子，宣读着每个学生档案中详细记载的家庭成分、父母出身、政治立场等内容，俨然一个法官在宣读起诉书。然后由学生根据档案内容判断，并通过现场举手的方式，对该同学是否可以继续升学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总是“一边倒”，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几乎是全票通过升学推荐，而那些家庭成分“高”，父母有不良背景的几乎全部被零票落选。
我当时的家庭政治背景是非常糟糕的一类，父亲历史上是国民党的军官，尚在牢狱中。其投票结果可想而知，我对此已不抱幻想。尽管我对家庭的黑色背景从不敢向党隐瞒，但日渐紧逼的政治气候，无理可讲的日常羞辱，已让我成天在哆嗦中度日，经受破帽遮颜日复一日的灵魂煎熬。但此时，我仍然感觉像一个身体有畸形的孩子被剥光了衣服一样，随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浏览和点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表现特别好，可考虑推荐”，这话听起来很温暖，可它明明就是那种制度性歧视的“遮羞布”，却又是那么冠名堂皇，天经地义合法合理，任何人都无法质疑，也绝无申辩的权利。
我两颊像火烧一般滚烫，低下的脑袋几乎没有抬起过，等待着意料中的“死刑判决”。其实，和我相同命运还有一大批，记得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本来完全有望通过，想不到，因为父亲受过一次小的行政处分，加上主持者鸭腔鸭调的朗读，引来全场的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话题居然在闹剧中“流产”，结果也被零票淘汰。
讲台上居高临下的主持者，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他只需照本宣科地发声，轻松地看着底下这些天真纯朴的“小将”们互相排挤、倾轧，一个个伤痕累累鲜血淋漓，他心头掠过一丝得意。那些“中标”和“淘汰”的学生其实都是无辜者，后来他们谁也没有得到升学的机会，历史狠狠地捉弄了这些无辜的“傻瓜”。在这种荒唐的审判面前，他们抛却了三年的同学情谊，失去了自己最起码的是非标准，成为相互攻击的打手？彼此留下伤痛的心结，甚至绵延至今，仍耿耿于怀。
从此，我无奈告别了我的升学梦，走上了另一条艰难漫长的求索之路。
西郊机场5分钟
那年，真的不平凡！发生了太多史无前例的故事，比如，领袖突然穿上绿军装，登上北京城楼一挥手，呼啦啦把几十万娃娃们激动得唱啊，跳啊，喊啊，笑啊，当然也还有哭！更没想到，领袖还套上了娃娃们送的红袖章，刹那间，神州大地红浪翻腾，势不可挡。果然，中央下通知、发号召了，从此红卫兵“无障碍”走遍天下，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到处是红卫兵的“公共食堂”。这就是令全世界惊叹的，席卷中华大地达半年之久的“红卫兵大串联”。
我总算是赶上这趟“时髦”的末班车。那已是11月了，长安街的红卫兵走了一茬又一茬，校文革终于“开闸放水”了，还破例给每个学生发了“串联补助费”。按照阶级观点定下的政策，此次发补助按“三六九等”定标准。我自然是最末一等，领了2元4角，真是感恩戴德，有比没有好。
在县文革办公室，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拿到一张串联介绍信。那年头，没人敢拉我入伙，我便开始了单枪匹马千里走京城的游历。一路遭遇折腾太恐怖，也太丢份，姑且不说。终于在一个夜幕时分，车停永定门终点站，广播里传来了第一声问候——“欢迎伟大领袖的客人来到首都北京”，甜美的女声，真好听！
此行最大的心愿无非是要见到伟大领袖。随着军代表领我们操练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猜想着实现梦想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一个冷风飕飕的凌晨，忽然通知我们紧急结合，按操练的方队排列，每人发两个馒头一个苹果，大家心知肚明，什么话也不说，便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出发了。懵懵懂懂不知走了几条路，拐了几道弯，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天快亮时，才算到站。
听说，这是西郊机场，有点失望，为什么不去长安街呢？不过，失望很快就被欢欣鼓舞的等待淹没。无边黑压压的人头被固定在一块块方格里，在军代表的指挥带领下，背语录、喊口号、唱红歌，此伏彼又起，一浪压一浪，“来一个”“再来一个”，从日出一直闹腾到日西斜。又冷又饿，馒头冻成了白粉渣，好在还有一个苹果，“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大家熬着、撑着、等着，为了“红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突然，高音喇叭播出“东方红、太阳升”了，人群骚动起来了，喇叭里的人激动地说了，说了什么记不得了，大意是领袖来到我们中间了。
终于，模模糊糊的远处，有一排敞篷汽车开过来，速度很快，好像每辆车上都有穿着军大衣的人，一般高大，一般气派，都向一望无边的娃娃们招手。我拼命向前挪动，想用目光锁定我朝思暮想的“红太阳”，可我无法追赶那些一闪而过的光芒，前面有军人用手臂挽成的人墙，还有那些和我一样心情的娃娃们，你挡着我，我推着你，“我看不着，你也看不成”！就在那么眨眼的瞬间，敞篷汽车们呼啸而过。相比8.18那天，毛泽东在城楼上检阅了6个小时，今天连6分钟也没有啊！
日暮临近，激情风暴虽然过去，西郊机场依旧无法平静，如愿的人欢呼雀跃，但更多的人是懊恼沮丧。有些女娃娃，竟为没能见一眼朝思暮想的“红太阳”而嚎啕大哭起来。现场一片狼藉，人的排泄物到处可见，更不必说随处散落的鞋子、帽子和衣服。
50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在脑海里搜索，企图定格一个值得纪念、也值得炫耀的镜头，可总是填不实这片空白。看来，单骑千里走京城，折腾了24天，算是白忙乎了。
大饭堂里“真人秀”
全国几百万娃娃从南到北，一窝蜂都挤着上火车，那两根细细的铁轨能受得了吗？全国一大家子吃的喝的烧的，还运不运了？中央发号召了，要搞步行串联。可都是细腿小脚的，谁又能受得了？
我们几个从芜湖开始，便以船代步了，耍个小聪明，便顺利钻进东方红10号大轮船。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庞然大物，兴奋得一口气从底层窜到顶层甲板，这瞧瞧那瞅瞅，算是过了一把瘾。
整整一天一夜昏昏沉沉的旅途，船终于开进吴淞口，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黄浦江上航行。乘船的多是些没见过市面的“老土”，蜂拥到右舷浏览外滩风景，广播上一遍遍警告“防止船体侧翻”，可就是没人理睬，倒把我吓得额头冒汗。
我们在南京路上某机关的办公楼“驻扎”下来，外滩就在“家门口”，天天逛，也就那么回事， “一月革命”的风头正兴，可和我们实在无关，再说，我们也帮不上王洪文一班人的忙。初来时那点激动和新鲜的感觉早就荡然无存了！乏味的日子真不好打发，不过，我们的驻扎点自己却闹出了一点新鲜。
一天早餐时，大饭堂里人头攒动，围着一张桌子叽叽喳喳，桌子上站着一对男女，模样也不过20来岁，低着头，任凭七嘴八舌的嘲弄、讥讽，甚至是辱骂，却一言不敢发。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床单，上面星星点点好像有些什么痕迹。我那时也是个糊涂蛋，看了这场景不知咋回事，心里犯嘀咕“不就赖尿（尿床）了吗！怎么这么待人家”？原来我们班上也有同学老赖尿，自己不好意思，都是同学们“学雷锋”帮着晒被子的。
后来听“揭发”，才知道这两“狗男女”，大概是北方一个什么大学的学生，借串联出来搞“腐化”了，被对立派别的人“捉奸拿双”，而且还在床单上留下了“物证”，这太吸引人眼球了！索性在大饭堂开起了现场批斗会。围观的人南腔北调，嘻嘻哈哈，算是来了一下“性启蒙”。
可怜那个女青年，一张洁白秀气的娃娃脸上，挂满了委屈求助的泪水，至今还常在我眼前晃。后来，听说他俩被对立派的小将“押回”原籍批斗，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怜啊，撞到枪口上了！
欠债50年未还
这回是走进大上海了，按老辈人说是“跑大码头了”。虽然人地生疏，好在“红卫兵战斗队”的公章都揣着兜里，别小瞧那个木头疙瘩，用巢湖一句俗语形容，“放到水里鱼都会蹦出来的”，况且已经不是单枪匹马了，心里自然多了些底气。
按照规定，步行的串联队伍可以向沿途接待站借伙食费。此时，我们的口袋都空瘪得很，决定试试运气。找到一个较偏僻的中学接待站。记不得它的名字了，只记得是“沪”字开头。地理课本上说过，“沪”就是上海的简称，所以印象深。
一张50人步行串联（其实我们同行只有5人），需要借十天伙食费的介绍信轻而易举地“炮制”成功，递进学校接待站财务室的小窗口，会计一扒拉算盘，快满200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们面面相觑，不敢出大气。可是，会计说保险柜钱不够了，要等主任来。不知是真的钱不够，还是会计的“缓兵之计”？反正我们心虚了，担心事情露馅，便赶紧借坡下驴，那就暂借两天，到下站再说吧！就这样，我们从那个小窗口里拿走了25元，赶紧走人。
一人分得了5元，短时间有些开心，但终究心里忐忑，平生第一次取了“不义之财”。不过，渐渐又有些坦然了，听说后来有许多催要借款借物的信函，都找不到主，借款借物的人居然还是当年正在“牛棚”里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校长的名字！亏他们想得出。相比之下，我们还是比较诚实的一拨。
最近，我突然想起这笔50年的欠款，原想按当时物价折算，现在少说也得还上100倍。谁知，让在银行工作的外甥女算了算，按一年存款利率，这5元钱，50年连本带利是15元。按驴打滚的算法，也就35元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做好了还债的准备。
诳“书”也光荣
鲁迅小说里那个叫孔乙己的说了一句话“窃书不能算偷”！很理直气壮，也给了我一些底气。
在我的珍品小柜里，曾有一本极普通的小书——红色塑皮的六十四开本《语录》，五十岁以上的人对它一定不陌生。
文革风云席卷校园，文化课本自然束之高阁。课堂上先学“五一六”，再学“十六条”。但真正能“触及灵魂”的，还是要读领袖的书。 袖珍本的《语录》成为最方便实用的学习教材，人人都渴望有一本这样的“宝书”。但书店里根本“请”不到。终于，在锣鼓喧天的“喜报”声中，引来了少量计划分配的“课本”——简装本《语录》，僧多粥少如何将它们分配呢？校文革按每班五本，由革命小将自己做主，结果，我们班来了个“家庭成份”大排榜，我是黑五类子女，当然连见一见摸一摸的份都没有，但在迎接“宝书”的仪式上，却也同样为“沐浴在阳光和雨露中的幸福”而激动而高呼。只有在夜深人静孤独自处时，才会伤神失眠——为了那本朝思暮想的“宝书”。
很快，我只身随全国大串联的浪潮来到首都北京。外国专家局——昔日苏联专家的寓所成了我们的营房。我们被编成班、排、连建制，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带队管理，当然也少不了学《语录》。刚到第二天，我便急不可耐地要去广场，让我汗颜的是我一直没有一本红塑皮的《语录》随身学习，我只好和一位解放军小战士套近乎，借来一本。
在广场上，我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我把小红书紧贴在胸前，面对巨幅领袖像，自言自语地说着当时流行的誓言。最后，我乐滋滋地捧着小红书留了影。直到今天，每当我看着照片中邋邋遢遢的楞头小子那份喜滋滋的开心模样，我总是忍不住为自己当年那种纯洁的忠诚而感动。
那本《语录》太可爱了，我左右抚摩，实在舍不得还给小战士，便绞尽脑汁撒个谎，说小红书在广场照相时被人家抢走了。那年月，时兴“抢”黄军帽、小红书和领袖像章，是一种“你爱我也爱的革命行动”，抢的人比被抢的人还要理直气壮。小战士打量着我无比抱愧的“真诚表演”，虽懊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从此，那本小红书伴我多年形影相随，它给了我许多“主义”和“思想”的启蒙，在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印，许多重要论述至今我仍能够清晰地说出它的页码和内容。更让我惊讶不已的是，直到领袖逝世，我才想起小红书扉页前写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 王××”的字样，原来，我“诳”的人竟然是警卫部队的战士。从此，我便将小红书像珍品文物一样地收藏起来，一晃快五十年了。
某年某月，新任总书记第一站先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一次朋友们的聚会闲谈中，问及“两个务必”的内容，大家七嘴八声断章缺字，唯我神气十足：“请翻开《语录》第167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的背诵令举座惊叹，大拇指翘的老高。
其实原因简单，早年，背《语录》功夫下过了头。要是下功夫背中华诗词，现在准能上诗词大会打擂。
一次未遂的“逃亡”行动
此前,虽然我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这段貌似荒唐可笑，实则伤感悲凉的岁月。顾不得伤疤被掀开瞬间的剧痛了，因为，知情的人越来越少了，能和朋友真诚聊天的机会也不多了，我不想它被湮灭在记忆里。尊重我的“同伙”朋友不愿回首过往隐痛的心情，故此他们的姓名不被提及。
当我们从文革初期的那种身临动荡、变革潮流来临前的，荷尔蒙膨胀般的狂热中逐渐清醒时，便开始犹豫起来。从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开始，文件学了，语录背了。按照“停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跟风不落后，也上街扫了一通四旧，写了几张大字报，斗了几回老师，事事听指示，步步都紧跟。
结果，一次靠翻档案、查三代，再举手表决的“推荐升学”的闹剧，毫不客气地把我们踢出游戏圈，只好卷铺盖回家。谁知，两报一刊又发话，要我们返校复课闹革命。难为老师们挨家挨户动员，画了一张不能充饥的饼，给拉回了学校，逍遥派是当不成了。其实复课是幌子，课本没了，老师靠边了，谁给你上课？
我们这一伙，作为老三届初中的毕业班，加上黑五类的家庭背景，等待再拿起书本的幻想已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水月。那次“推荐升学”的闹剧，虽然已经“Pass”过去，但对于我们何尝不是一次“预警”。
我们几个“同病之人”，常常在老街上无聊地闲逛，听着石板上传来自己的错乱的脚步声。也常常在辗转难眠的黑夜里，躺在床上圆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数格子，仰望天，天高无以援手，俯视地，地广无以撑腰。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接，对未来的失望和渺茫，象一只毒蝎子，无时不刻不在吞噬着我们的心。我们时而哀声叹气，时而愤世嫉俗，时而踌躇满志，时而黯然伤神。我们在忧愁中开始喝酒，在迷茫中学会抽烟。这一切都发生在1967、1968年之交。
“梁山是逼上的”，这话经过千锤百炼，有道理。 在无路可走，无路可退的困顿中，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一个人，想起一句话，想起一幅照片。那个人就是周恩来，那句话就是他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幅照片就是他掐着腰和一群上海女知青正在微笑地、语重心长地说着（也许说的就是这句话），地点就在新疆石河子农场。
我们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里，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透亮的缝隙，“新疆”“石河子”一下子成了我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有了这个人说的这句话，那里肯定不会有“歧视”“排挤”，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要去投奔“新疆石河子”的念头。我们自信，“只要我们有一颗红心，就会为人民立新功”。我们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投奔延安”般的庄严和肃穆。
主意既定，大家便紧锣密鼓地谋划。经过文革大串联，我们有了一些外出旅行的经验。我们敲定的线路是，从巢湖出发，爬“炭车”（专运煤炭的敞篷火车），到蚌埠。再买张站台票，赶一天一趟由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客车，这趟车在蚌埠要停靠的，只要挤上车就好办事。我们选定在8月出发，这是新疆最好的气候时段。一个呕心沥血而的行动计划自此出笼，我们自认为天衣无缝，那首“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歌成天都挂在嘴边哼着。
最后的环节最艰难，为了保证此行顺利，我们相约瞒着家人，待到了那边后再告知。但是我们需要最基本的经济支撑，起码在火车上的一个星期要能吃饱肚子，而且，到了那边未必很快得到安置。于是，我们开始分头回家找借口要点钱。
母亲是乡村教师，自从父亲“出远门”，母亲艰难地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我是个不善于撒谎的人，经不住母亲的盘问，只好道出实情。母亲并没有责怪我，她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们毕竟年轻社会阅历浅，这种盲目的选择太草率，劝我要耐心等待。还说了一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空话，可我决心已定，无论怎么劝也不回头。
最后，母亲说要去城里给我们打听一下那边的情况，再做安排。不知母亲向谁打听了，（后来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打听任何人），从县城回来后，告诉我说那边和苏联接壤，现在也控制很严。军垦农场不会随便接受外来人员，去了都会当作“盲流”遣送回来的。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我。
就这样，在母亲的眼泪和“谎言”阻拦下，我们的行动计划最终流产，其他几位“同伙”和我的际遇也大致类同。我们失去了一个可能成为新疆人、成为一名“农垦战士”的机会，须知一个“战士”的名称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多大的诱惑力啊！
此次“逃亡”未遂，给母亲带来了更深的担忧。不久，母亲把我送进县城一家私人小诊所，开始了我的一段学徒时光，岂料不到两个月便“出师”了。原来，上面有了新精神：农村的学生回乡，城市的学生插队，一雷天下响，统统当农民，全国都一样。
好像那些大城市“上山下乡”运动的节奏有些磨蹭，直到1969年下半年才见分晓。而我们这儿可利索多了，1968年10月，第一批插队落户的知青就送走了，之所以这么雷厉风行，其实是急于要给“撂荒”三年的小学毕业生“腾床”“让座”。
下乡两个月后，那句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格言，才第一次出现在党报头条。据说，有些徘徊犹豫不愿享受“光荣”的学生，街道单位便“敲锣打鼓”上门“送光荣”。如还有“敬酒不吃”的，干脆强迁户口，断绝供粮了，终于“图穷匕首见”了。
我倒是挺积极，唯恐不被“光荣”，终于挤进了第一批大红的光荣榜行列，这下毫不费力了。那天的欢送会开得好热烈，红旗飞扬锣鼓喧天。终于盼到了向我们“挥手”“前进”的幸福时刻，我们俨然成了即将出征前线的战士，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豪。一束喜庆的阳光，一扫早先“逃亡行动”挫折后压在心头的沉闷和委屈。
欢送会结束，我没有追逐喧嚣的声浪，即时跟随送行的车队出发，而是独自留了下来。我心有不舍，在收容我近六年之久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徘徊，总想寻觅一点值得怀念的东西。眼前一片凋敝荒凉，教室里门窗破碎、桌椅残缺，苗圃里枯草没膝，花木憔悴。几位老员工有气无力地拖动着大扫把……
终于，这里只剩下一片干干净净的空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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