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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 | 李云斌:家庭出身地主,求学之路艰辛屈辱

李云斌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云斌,1955年5月生。中学物理高级教师,从教四十年,多篇文章和论文在相关媒体发表,学、教理科,业余爱好文学。

原题
我的读书之路



作者:李云斌

 

 

读书使人变睿智,使人有更多机会认识外面精彩世界,读书能改变人命运。老辈人说“三代不读书,不如一圈猪”。祖父千方百计让我的父辈都或多或少读过几年书,有了孙辈家境也稍宽裕,他礼聘乡里饱学之士办起私塾,所有孙辈包括外孙都要进私塾读书。

秉承家风,我六岁随姐姐和四哥来到离家约3里路左右的小学报到,面试老师问我椅子几条腿,我回答正确,顺利通过。姐姐和四哥在校学习期间成绩都很优秀,老师可能认为我智商正常。那时,农村孩子多数都是七八岁才上学,班里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站队是第一位。

小学读书期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去世,就母亲一人在生产队劳动,每年年终都透支,实在太穷,交不起学费,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或罚站。老师没其它办法,要我带信叫家长到学校。

母亲怯怯走进办公室,老师板着面孔训斥道,“你家这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还要上学,都像你我们喝西北风。”母亲泪流满面,边诉说着困难边乞求老师。我浑身不自在低着头站在窗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扁担横在地下不认识是“一”字的母亲,把读书看作我们唯一出路。只要我们在看书或写作业,她再忙再苦再累也不愿打扰。每学期放假后,她走家串户,找那些升入高一年级人家的孩子,把书借来以备我们开学用。那时教材没什么变化,小学读书期间我始终用的是别人旧书。我从来没钱买过铅笔,都是捡别人扔的铅笔头,套上废子弹壳写作业。

五年级时,由于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我被迫回家。母亲求队长让我放牛,队里四条牛分配给贫下中农子弟放,我只能跟着大人下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享有放牛娃的四分工。我开始了伴着太阳出,随着月儿归的日子。

1968年初中开始恢复招生,在那极“左”年代里,我失去上学机会。队长安排我放仅有的一条黄牛,黄牛不给人骑也不下水,放牛人必须牵着牛绳跟着走。虽然比较辛苦,却还是比干农活轻松。不久,放当家大牯牛的牧童驾驭不住它,队长调整给我放,可以骑在牛背上边放牛边看书。有时趴在牛背上目送同年相仿的人背着书包去上学,唯有羡慕,渴望只能埋在心里。

我家大门顶上,原来有个门垛,里面堆满书。一天夜里,工作队田姓队长带人敲门把我们喊醒,说是要查抄家里封资修物品。睡眼惺忪的我们看着他们四处翻看,见家徒四壁,目光搜到大门垛上,命令四哥爬上去把书全部取下。他们一本一本翻,看有没有夹带封资修或反动材料。

他们翻到一本三哥用过的几何书,扉页上写着 “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加百分之一是灵感,”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很茫然,他们把这本书带回去研究,其它全部叫我和四哥用板车拉到家后面稻田,在他们监督下点火焚烧。提心吊胆挨过一段时间,那本被带走的书不了了之,估计有人懂那句话不是三哥说的。

第二年,一个初夏的傍晚,原小学校长路过村子看到我在放牛,对随行与我住同村的老师说,你问问他家大人是否愿给他上学?母亲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只要给上,当然一定去。

1969年秋,新学期开学,到初中报名,新生排队办理报到手续,我站在队伍最后,因为听到老师问新生姓名家庭住址,还问家庭成份。我期期艾艾来到窗前,左顾右盼等人稀少时面红耳赤嗫嗫嚅嚅从牙缝里挤出“地主”,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初一语文老师是知识渊博写着漂亮粉笔字的钱老师,据说以前是市内某校语文教研组长,下放到我们这里。钱老师讲课引经据典趣味横生,常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所教两个班读并给予褒奖,激发起我学习语文的兴趣。钱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为就近入学,初一有两个班在原小学就读,初二整体回到中学。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对我比较欣赏。当时,学校经常召开各种内容批判大会,我经常代表班级或年级在会上发言,同时选为学校红卫兵团撰稿审稿人之一。经常抛头露面让我得到锻炼找到自信,倍加珍惜机会。

那个岁月十分盛行“读书无用论”,大学毕业在外当英语教师的大哥经常告诫我,要努力学习,多学知识早迟会有用。我的成绩迅速跃升到年级前茅,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亲朋好友和乡邻频频称赞,学习劲头更足。

入团是初中生向往的光荣,学校把我作为“可教育好子女”,列为发展对象,派人去大队和生产队外调和征求意见,有关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坚决不同意。第一次入团泡汤,更加激发我努力学习决心。

学制改革,1971年寒假读完两年半初中毕业。商品粮户口的同学直接推荐进工厂或升高中,农村户口的同学推荐升高中或回乡,由课任教师和班级推荐,校领导研究决定。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想上高中的同学家长纷纷找人托关系。渴望上高中的我心里惴惴不安,有机会继续读书吗?

作为班委会成员,我参加了讨论。班主任老师说,学校树立我为“可教育好子女”典型,同意继续升学。学校定调其他人也没提反对意见,心终于安下。逆境使人自强不息,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意志坚毅。

我担任高中二班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倍加珍惜继续学习机会,学校同时安排我带一个初二班生物课,每节课时费一元,自己从中得到提高和锻炼。虽然中学生要学军、学工和学农,我知道读书是学生的责任。那时考试盛行抄答案,理由是“考试不会抄一遍也是好的”。考监考教师睁只眼闭只眼,我的试卷往往被传抄数人。

1973年左右传闻要恢复高考,老师动员同学们好好学习为迎接高考做准备,学习氛围开始升温。突然,“白卷先生”的一封信轰动教育界,全国上下大讨论,接着掀起轰轰烈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希望之火熄灭,“读书无用论”死灰复燃。我深知推荐上大学、当兵、进工厂与我不沾边,唯有在书中寻找乐趣。

学校又两次派人去大队和生产队外调和征求意见,准备再次发展我入团,但都被否定。那个岁月人性扭曲,有的人属武大郎,总怕别人超过自己,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为乐趣。入团是一件慎重而严肃的政治荣誉,一个班只有少数人够格。班主任力荐,校长是一位投笔从戎的新四军老战士,力主不再征询地方意见,学校团委立即批准,让我尴尬很久的事情终于解决。当时那种环境下学校决定还是冒着一定压力,对我是极大信任和鼓励,终生感谢老校长,在我成长路上给予助力。(我已是有三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1974年春季高中毕业,我回到农村修地球,开始拿九分工,不久就和其他整劳力一样拿十分工。生产队在工厂旁边又属郊区,经常有机会去厂里或城里做临时工,其他人优先,偶尔有脏活累活才能轮到我们。外出做工比干农活轻松,同时有更多机会与外界接触又能增加见识。工资大部分交给队里,本人也能得到部分提成。这些现金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农家,还是可观的。

1975年,工厂大量征用生产队土地,市里给三十个招工名额,公社和大队截留部分,队里安排一批贫下中农子弟进厂当工人,有人当面对我说,这是十字街茅厕——没你粪(份)。社会和人为不公像一张无形网,个人无力挣脱。

在高校教书的堂兄家藏有一些中外名著,尤其前苏联的多,成了我排解忧愁和打发时光的读物。堂哥告诉我,船搁浅了,设法把它修好,时刻准备着,水来了就可以有机会顺流而下。在这段日子里我读了果戈里、高尔基、莫泊桑等的小说,读了莎士比亚喜剧和莫里哀悲剧,牵挂着葛朗台、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和哈姆雷特等小说和戏剧中人物的命运。

我甚至把《红楼梦》通读了四遍,初步弄清四大家族中人物关系,知道古今中外处处有不平事,外面世界有很多精彩喜剧,也不缺乏辛酸的悲剧,个人抗争和奋斗往往逃脱不了人间世俗羁绊。

读书使我从中汲取知识丰富自己,读书使我面对现实淡然处之,读书使我迷惘时善于思考。读书近乎到了痴迷状态,吃饭面前摊一本书,睡觉枕边放一本书,上厕所时手上拿一本书,一切空余时间都用来读书,读书是唯一精神寄托。回首人生几十春秋,那几年涉猎中外名著最多,影响我大部分人生,祸兮福所倚。

1977年10月媒体报道,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了。考前开始报名填志愿,大哥特意赶回来帮我分析:理科招生多,录取比例大,动员我报考理科,分析利弊后选报了某医学院。

这时我已在社办厂上班,这里比整天在农田劳作轻松,只是农忙时回队里干活。我抱着半信半疑态度边上班边复习,怕考不取失去岗位。没有复习大纲,没有指导老师,没有多少复习资料,尘封几年的数理化连基本公式都搞不清,仅剩一个多月在紧张而忐忑不安中进行。迫在眉睫,全面复习五门课(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合卷)已不可能,文科基本放弃复习,仅凭平时积累看能否侥幸过关,理科背公式,做几道简单题目,恶补没学过内容,上班利用空余时间翻书看,真正是废寝忘食。

11月21日早晨,母亲起早煮好我喜欢吃的糯米饭,是为了讨个彩头希望我粘上,我和同村几位考生结伴坐公交转车到和平路原十中,走进渴慕已久的考场,仍然怀疑考试可靠性,真以分数取人吗?凭实力究竟有多大把握?

第一场考语文,仅一篇作文,监考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题目注明任选一,给每位考生发两张大白纸,我选择《科学有险阻,只要肯登攀》,简单打草稿后凭平时积累知识引经据典,写满一张纸,举手又要来一张,监考老师把写好的一张拿起认真看看,自我感觉发挥比较充分。政治几道常识题,其它都是问答题,又洋洋洒洒写得满满,数理化完全凭感觉尽量解答,考完当晚回去上夜班,只有听天由命。

12月底,初选名单公布,晚上熟人带我找到公社教育组长家,我的名字在预选之列,是喜是忧?教育组长告诉还要过政审关,入团时政审已备尝苦头,不知是否有人再次从中作梗。第二天早晨,公社有线广播站播报预选名单,公社办公楼外墙上也用红纸张榜公布,这时心情五味杂陈,在期待中度日如年。

1978年元月下旬,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焦虑不安萦绕在心,据可靠消息有人在政审时做了手脚,说解放前我家有人在国民党十九路军当过兵,(至今不清楚当时政审究竟在录取时起多少作用?)迅疾找到尚健在叔叔询问,他说我们家上五代没人当兵。找到文教组长反映情况,文教组长说会慎重对待。我自己也下了决心,此次失利,就破釜沉舟从社办厂辞职,专心复习,认真迎接1978高考。

2月的一天,接到通知,部分院校增加招生名额,需重新填报志愿。我的志愿是:在合肥地区的高等院校;专业:服从分配,不再选择,一切以为了考上。我同时接到母校通知,希望我回校任化学老师(民办),第二个星期日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

当天早晨,四哥骑自行车送我到考场,有人议论补录名单已在大招办公布,闻听此消息怀着忐忑不安心情匆匆答完试卷,直奔设在三孝口大招办。(四哥在考场外也听到消息,骑车赶到大招办,门锁着进不去。)大红榜前人头攒动,挤进人群。

张榜公布的是合肥工业大学建筑学校教学点和安徽大学合肥师范教学点录取名单,一行行仔细认真看过去,终于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教学点(物理专业)名单里发现我。用颤抖的手掏出准考证贴近对照,姓名准考证号确认无误,长舒一口气,天道酬勤,夙愿得偿。

我钻出人群跳上公交车。公交车慢慢腾挪,车窗外的天格外蓝,路上行人看上去个个似亲人,似乎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我深刻理解了吴敬梓老先生笔下的范进为啥会痰迷心窍,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像堰塞湖突然崩溃一泄千里。


那是个畸形社会,人为对人性进行压抑。我家不是住在封闭小村庄,三面临近工厂,一面紧挨电力技工学校,工厂和技校都没有围墙,尤其技校有几百名与我年龄相仿的学生,进出家门在众目睽睽之下,忍气吞声低调做人。

我是热血青年,有能力有理想有爱有恨,那些智商各方面不如我的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鼻子欺辱我,有理也要让三分,动辄说你想翻天?他们有人撑腰,知道我无可奈何,打落牙齿只能自己咽肚里。

现在,年轻人不理解我当年激动心情,五百七十多万考生走进关闭了十余年高考考场,全国大专院校最后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不到4.8%,考中不易,应属佼佼者。

我下了公交车一路小跑往家赶,想让亲人早点分享快乐。正好全队劳力在家附近挑肥,我掩饰不住喜悦心情告诉亲人,我考上大学了。妈妈扔下手中锹,姐姐和四嫂放下肩上担,围着我问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无误,看见妈激动地噙着泪花,其他人纷纷祝贺要妈请客,妈爽快答应,吩咐姐姐赶紧去买糖。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传开,有人羡慕有人嫉妒,从此,不再看别人眼色行事,扬眉吐气不再低人三分。

不久,我正式接到录取通知书,用板车拉着一麻袋稻谷去粮站卖了,凭录取通知书转粮油关系和户口,工作人员好像分外客气,终于跳出农门吃“皇粮”了。出进家门再也不用低着头,昂首挺胸走在厂区的路上,认识的人微笑着打招呼。我去技工学校挑水,在那些年龄相仿学生面前再也不用精神萎靡,因为有些人与我熟识,知道我考上大学,能力和智商不比他们差。

开学报到,我领到第一个月饭票和菜票,折合十八元生活费。全班三十六人有一半左右是带薪考上,我是唯一地地道道来自农村,没有任何异议,每月享受五元特等助学金。当时刚参加工作工人月工资十八元,我总计比他们工资还高。

岁月流逝,匆匆已过花甲。年少时历经苦难,是对意志的磨砺,是成长路上难得的财富。不忘昨天,珍惜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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