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韩晓秋，1956年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终身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现已退休。
作者：韩晓秋
在《新三届》公号里得知群友陈侃章同学的力作《冬天里的春闱》正在热销，便心神往之，侃章兄慨然赠书，喜不自禁。今天，《冬季里的春闱》终于摆在了我的案头。吃完饭，洗干净手，轻轻把书拿出来，摩挲着，第一感觉，舒服：封面设计洁净大气，素淡典雅，正题旁“历史不记得每年高考，但一定会记得恢复高考那一年”，仅一行小字，意蕴丰富……读书，从“高考列车突然停驶”到“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从“否极泰来，恢复高考提上议程”到“科教座谈会”查全性建言高考；从“重开招生会，恢复高考阻力重重”到“邓小平雷霆震怒，严厉批评教育部”；从“恢复高考，伟大决策诞生”到“政审放宽，芸芸考生仰天长叹”……书中的文字渐渐幻化成我的故事，多年来碎了一地无心收拾的学生时代的记忆和不忍回顾的考学经历，逐渐清晰而完整，终于连成一片……
侃章兄赠书签名
不讲全国大串联之经济损失，各地不断升级的武斗死人如踩死一只蚂蚁，在校园随意打死老师者扬长而去，满大街处处是大字报批斗会如入人间地狱，单单一个“高考列车突然停驶”就在以后的十一年中影响了几千万人的命运！1966年，我10岁，小学三年级，我无法预知这场运动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我的正常的基础教育在这里戛然而止。1966年到1969年，我的小学生活在隔天上四节课，寒暑假无比漫长中度过……后来我仔细回忆，小学6年，我语文学的最好的是汉语拼音；算术最高水平停留在四则混合运算：至今记得：先算括号内，打开括号，然后先算乘除后算加减；还有，记忆最深，甚至终生不忘的是朗读背诵《毛主席语录》（尤其是“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36首），边背诵边吟唱，常常一堂课不见老师，我们就一篇接一篇，一首又一首，背诵吟唱，如此“书声琅琅”覆盖了我对小学生活的所有记忆。因为经常不上课，和同学交往极少，竟至后来不记得几个小学同学的名字……时间来到1969年，文革最初的疯狂慢慢平静，积压在社会上的红卫兵也完成了他们“砸烂一个旧世界”的历史使命，1966-1969年，初中，高中，毕业的，没毕业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建设一个新世界”去了。1970年，停了几年的高校招生恢复了，“工农兵学员”诞生了。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封杀了普通人入学的可能；严苛的“政审”更让我们这些“黒五类”断了上大学的梦想。1969年，我升初中了。“读书无用”的氛围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各班教室都是踢毽子、跳绳、打扑克、下象棋、打乒乓球的战场，最安静的是女生们坐一起学习“剁花”——弄出一幅幅“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头像”和“朵朵葵花向太阳”的布艺作品，做一个书包，缝一个布兜；或钩出茶盘帘，暖壶盖乃至窗帘等，展示手艺，交流心得；每学期“校办工厂”学工，“校办农场” 学农，外加农忙时周边农村“支农”，让我们更如如脱缰的野马，哪里尝到过学业的压力！因为没有升学一说，混到毕业去插队，等着机会，有门路的被推荐上大学，次之走参军的路，再次之等着招工，到年龄搞对象结婚生孩子，什么叫理想，什么叫抱负，和我们通通无关……1973年春季开学，校园里突然传出了消息：大学招生凭成绩录取！老师们突然异常兴奋，进出教室步履异常轻快；我们这些当时所谓的“好学生”蠢蠢欲动，教室里有了久违的安静，校园里随处可见读书讨论的情景……秋季开学，一个名字震耳欲聋：张铁生！一个交了白卷的考生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校园短暂的宁静就像一场梦，刚刚萌发的学习热情兜头一盆冷水，有如春天的嫩叶遭遇“白毛风”，瞬间冰冻于树干之上，等着我们的是插队……1977年8月4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查全性慷慨激昂，建言恢复高考；温元凯建言修改招生方针。1977年8月4日，我在插队的大队做民办教师，刚刚在半个月前带着我所任课的初二年级34个学生参加完公社中学的高中招生考试，这是多年未有的举措，后来想，基层迫不及待的“择优录取”是不是也催进了高考制度的改变？但这次考试结果却给我造成一个错觉：秋季开学，我的34个学生全部收到录取通知书，无一落榜——为此，我们学校杀了一口猪，请来大队领导和各小队干部，与我们毕业班全体学生共同庆祝中考成绩优异。从此，我在公社小有名气，这年秋天，公社教育组长找我谈话，说如果你个人同意，准备把你调入公社中学，做代课教师，以后有机会可转正——我心生疑窦：这就是“择优录取”？全锅端，走形式吧？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到几个月后的1977年全国高考，我从报名至初选发榜，一直不相信真的会“择优录取”！直到后来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去看望教育组长并辞别，才知道我公社1977年中考，我们大队是全公社八个大队唯一的升学率百分之百…… 1977年，我带的大队戴帽中学首届毕业生（二排左四）“两个估计”，简言之就是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这个定论让无数知识分子成为人下人。我插队一年后当民办教师，加入了“臭老九”的行列，隔几天就听主抓教育的大队总支副书记训话，句句不离“改造”，话里话外我们得夹着尾巴做人——我们算个什么“知识分子”！我曾在我的一篇回忆文字中写我的“臭老九”工作：农村孩子，无拘无束，田野里疯跑惯了，班任当得辛苦。但我属于“无知无畏”之类，也不管那时教师地位排行“老九”，前还加“臭”字，有学生调皮，连人带书包拎出教室，家长不来教室做检讨，坚决不准上课！管你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分子”一视同仁。一时在公社传为“美谈”——全公社教师集训，教育组长讲话：“要学习混都冷大队的韩晓秋，不听邪，挺起腰杆子管理学生（这也是后来我的学生在中考中脱颖而出，我被公社中学相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那时知识分子是底头弯腰做人的，因为他们身上背着“两个估计”的沉重的包袱…… 1977年10月21日国家正式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插队的地方是科尔沁草原深处的一个小村庄，没有收音机没有广播，邮递员半个月来送一次邮件，所以曾发生过天津知青一次收到三封电报的事：母病重速归，母病危速归，母病故速归。我们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1月上旬，当时集体户剩4个人，我们俩女生在学校，俩男生去参加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高考的消息从回乡青年那里知道个大概（直到考试，也没见过“招生简章”）。到是那个大队副书记一趟又一趟跑到学校，训诫我们“别做那个梦”，说“择优录取”，开后门的多了，咋就轮上你们了？尤其你们青年（农民称知青为“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不敢胡思乱想……说得我们也真没了脾气。几天后其他大队的知青来我们集体户串门，诧异的发现我们竟然毫无备考想法。在他们撺掇下，我俩半信半疑的步行20里地去公社报名，才知道我们公社已经有500多人报名了。因为学校民办老师有大半回乡青年，他们都报考了，而且有人出头要求停课一周复习，我们也借光，在考试前一周回家——插队知青考点在原籍。当时并没有任何复习的意识，只是觉得无意中获得回家的机会，不错不错真不错……1977年高考录取率全国4.8%，这是从很多省份预选（吉林省就没有预选）后实际参加考试人数得出的数据，如果按报考人数计算，据说只有1%，录取率极低，偏远省份偏远地区能够胜出的更是凤毛麟角。而凡是考上的人，恐怕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串或悲或喜的故事……我虽然随着大流报考了，但压根就没有能考上的期望：多年来家庭出身不清不白：读书时最怕填表，一边羡慕嫉妒着同学们大笔一挥“贫农”，一边半遮半盖偷偷摸摸填表。写“工人”（祖辈），老师说没那个成份；写“知识分子”（父辈），老师说也没那个成份，那我是个啥成份？总不能把父亲的罪名“国际特务”写上吧？成份也没有“牛鬼蛇神”吧？就这样一锅糊涂浆子混过了学生时代。多年来不能听“政审”这俩字，听了心惊肉跳；别提政审，说那个胸闷气短……这次考试，政审能过关么？真的择优录取？我半信半疑，半年前学生中考的那种全锅端算什么“择优”？一点没有临考前的兴奋，也没复习，也确实不知道复习什么，没有书，没有资料，两眼一摸黑。临考前一天去一趟老师家，问问三角函数问题，当年有一搭无一搭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回家后知道报考人数多得惊人：城里所有中小学教室均为考场，铁路沿线中小学教室均为考场！听到这个消息，我更加放松：这么多人考试，谁给你批卷子？开玩笑呢！——事实证明，我被“自作聪明”害了：春节后，初选名单下来了，当哥哥去旗里招生办带回我们公社500多考生10人初选上榜，其中有我的名字的消息时，我慢慢地坐在床沿上，自言自语：“我的卷子真有人批？”——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对这次高考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重视…… 1977年参加高考的除了为数不多的应届生，几乎来自1966-1976年间毕业的往届生，尤其1968年即离开城市赴兵团，农场，农村的老知青，招工且求之不得，有读书的机会，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怎能不欣喜若狂，哪里还去挑什么学校专业，所以书中记录的被人由著名大学调包到省内普通大学后的上海女知青与招生办的人的对话无比真实：1978年春，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白城师范学校高师班！吉林省那年没有预选，也不分大学中专，大学录完中专录，志愿栏填三所学校，两个本科一个中专。（那时不懂什么是“大专”）“高师班”是什么东西？不懂！第二天，我拿着这份不明不白的录取通知书去了公社邮局，在邮局周叔叔的帮助下接通了父亲的电话。周叔叔在接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先通知了我父亲，然后才找人捎给我，所以家里人已经在我之前知道我被录取了。电话里我告诉父亲不想报到，夏天再考。父亲大吃一惊：“再考？你能保证一定能考上？赶紧回来，家里把你入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赶紧办粮食关系和户口……”我没有办任何手续，甚至没有回集体户拿自己的东西，从公社搭车去几十公里外的火车站回了家。家人没人支持我，我答应他们先去学校看看，反正不远，再决定入不入学。因为偏远，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已经过了报到日期，没参加上新生开学典礼。辅导员催我抓紧回去办手续，不然学校没有我的饭票。我正在心有旁鹜，神不守舍之际，在校园里遇到了两个人：我们中学校长的儿子，学校“红代会会长”（相当于后来的学生会主席），是我校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考进数学系；第二个是我的高中同学刘永平，在我校读书时间很短，却是大家公认的才子（现在是知名作家，笔名阮直），和我同在中文系。这个发现，让我一直热得发烧的头脑冷却下来：他们如此，我能怎样？离今年高考只剩三个月，我还在这转腰子，万一准备不足再不能如愿……想到这，我当天晚上就回了公社，死心塌地办户口粮食关系，回小队取东西与乡亲们话别。第一批本科生录取17.7万，比例为约3%，拒之门外的优秀生实在太多……邓小平发话：那就扩招吧……77年的扩招之举，还直接推动了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将录取在大城市本科院校的扩招生以“走读生”名义入学；在地区级城市入学的，则将一些老牌中专升格为大专。于是 又有10万考生因“扩招”而获得读书的机会，而我们这些人，因扩招失去了读本科的机会——从已经被录取的师范学院剥离出来，成为“老牌中专升格为大专院校”的首届学生。我曾在一个文友的文章后面留言：被欢呼过多少遍的77级“扩招”，于我却是一个悲剧……过了一个月左右，又见有新同学入校，学生中有敏感的，开始议论：这是什么情况……我们没报这个学校，怎么进来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扩招！因扩招，我们从已被录取的本科院校剥离出来，回本地区办戴帽大专，然后上下共同扩招……全校一片哗然！罢课，集会，辩论，座谈，上访……结果自然灰头土脸！意外的是我们是最早出校的77级，社会正奇缺人才，于是同学们纷纷进入党政机关，占据了有利地形。等77级本科生出校，我的同学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居高临下，笑眯眯看着从山脚下往上爬的后来者……我揣摩，当时这些同学一定充满了成就感，从心底发出欢呼：“感谢扩招……”全忘记了当时听到消息时的义愤填膺和闹学潮动员大会上的慷慨陈词，以及串联同类学校，上访，请愿，和校领导辩论时的热血沸腾……而我，一普通的教师，能做的，就是毕业后第一时间报考内蒙古师大后期本科，于1983年毕业。还有，与我们一起高考的本科生，1981年秋季开学成为我的实习生……后来，1987年我们一起评中职，五年后，我们一起评高职——“扩招”带给我的，终于也成为“喜剧”……浙江1977年作文题目是那一年所有作文题目中最好的：一是避开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时代印记，让“文学”成为考察的重点；二是《路》这个题目很像20多年后的“话题作文”：给最少的概念，留下最多的写作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题目是超前思维，可大赞！1，《与华主席在一起的日子》（之前华国锋曾视察长春）1976年，可写的东西太多：从周总理逝世写到朱总司令逝世，从唐山大地震写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从“四五”运动写到四人帮倒台，我洋洋洒洒，饱蘸激情，写到动情处，不能自已，惹来监考老师轻抚我的发辫以示安慰……最后高考语文成绩87分，应该是作文贡献最大！那年吉林预选成绩180分，预选后参加体检，之后按百分之五十比例录取，我高考成绩230分，第一志愿吉林师大录取线231分，1分之差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被通辽师院录取后又生波折 ，后来老师说：“可惜了你的语文分……”1979年夏，我们毕业了，在校时间只有三个学期，速成！我入学时内蒙古东三盟在文革中被划归东三省，兴安盟归吉林省，待毕业，内蒙古收回了被肢解的地盘，我们回内蒙古分配。因乌兰浩特周边若干公社，父母担心分到公社中学，便让我去找我的老校长，此时是教育局长。我来到校长家，不等我张口，他爽朗地笑着说：“回家告诉你父母，把心放肚子里，自从你们出校，我办公室天天坐满了各校校长，都是找我要人的，市里都不够分，哪里轮到公社中学……”下面是侃章先生发表在“新三届”公号里的一篇文章 ，也是本书中的一个章节《77.78级的历史履痕》，我曾在文后留言，就把这个留言录在这里，做为我的求学故事的结束语吧：作者“大手笔”，非文字浩瀚，实“举重若轻”，用不多的文字即把“77级”“78级”这两个富含历史意义的概念演绎得清清楚楚，为作者点赞本人虽没有考入北大人大浙大复旦之名校，亦无缘博士硕士留学海归之名号，做为草根百姓，“77级”已足够享用一生：被领导看重，被同事尊重，被学生敬重，被家人倚重——此乃“四重”。当年工作调转，一说“77级”，对方单位领导无二话，挥笔“同意接收”……
2020年5月4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新三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