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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韩晓秋：集体户的女生们
作者档案
作者近影
韩晓秋，1956年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插队，1978年春入吉林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终身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高级职称 。2003年罹患癌症，2016年复发并转移，病重后开始在《写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总题目下写回忆录。目前已完成“我的家庭”，陆续在《北部湾文学》发表。
原题
集体户的女生们
作者：韩晓秋
作者的话：2019年6月26日，是我们插队45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追忆那些难忘的岁月……
1998年“集体户的女生”合影。左起：五妹，大姐，二姐，作者
我们集体户共六个女生，两个来自外班，之前素不相识，又因都是地质队子女，大约一年左右就回地质队就业了，所以没有深的印象......我们原班四人：大姐信玉华，二姐张淑兰，我是老四，五妹赵萍。
信玉华浓眉大眼，粗手大脚，上学时就是活得比较粗糙的女孩子，这应该和她的家庭有关，她的母亲精神方面不是很健康，那时我们还不懂这个病是遗传的.....信玉华应该就是为那个年代而生的，或者说，是为插队而生的：能干，能吃苦，会说会写很多那时候政治上需要的语言。
我们到农村，正铲二遍地，每天凌晨不到四点下地，干俩小时活后回来吃早饭，挣三个工分。我们集体去了一个早晨就全趴窝了：起大早，困；凌晨，地里都是露水，浑身湿透；挣三个工分，不值.......从第二天，只剩下了我们大姐一个人，从始至终！这一行为，让我们插队不足俩月，大姐便做了小队妇女队长......
秋天来了，上边用我们大队做样板，动员育龄妇女做绝育。当时的口号是“一对夫妻一对孩儿”。这个工作难度之大，城里人无法想象：对农村几乎家家七八十来个孩子的现象，我们曾经不解地问过他们，他们的回答让我们无语——农村带皮粮每人360斤，根本不够，但有婴儿出生，就多分360斤粮，至于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一年吃多少，管不了，解决眼前粮食不足的唯一办法是一直生下去.....在这里搞计划生育，难度可想而知。
大姐是妇女队长，每天挨家逐户做工作，发挥着她口若悬河，满口大道理的优势，给大队乃至公社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动结束后，正赶上原大队妇联主任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于是，大姐当了大队妇联主任......这段时间，大姐每次回到户里，便滔滔不绝，“结扎”“绝育”“戴环”“用工具”等过去我们一无所知的词汇那么自然地从她嘴里出来，而我们却都听得脸红心跳.....
后来，大姐入了党，做了公社团书记，她的政治口号式的语言和拼命三郎般的苦干精神得到公社领导的欣赏，也为自己挣来了国家干部的出身，挣了工资，吃了商品粮。后来，老师当红娘，让户长杨克强牵了大姐的手.....
对他们的结合，高中所有同学颇有微词：杨克强是我们五年中学的班长，她在咱班算什么呢……对此，我曾客观的评价：信玉华当时如日中天，大红大紫，嫁杨克强，是下嫁......至于后来家族性疾病发作，且愈演愈烈，那是杨克强的命了。总之，那个时代结束了，应时代而生的“弄潮儿”也顺理成章地退出历史舞台了。
插队30周年，姐四个聚会于农村
五妹赵萍，后转到我们班，那时我们已经上高中，但因为从进我班，我俩就同座，所以我们一直关系密切，插队时我们一起去了农村。而我们真正成为闺蜜，缘于一顿饭。
刚到农村，我们吃商品粮，细粮有限，隔些天才吃一顿。这天中午吃大米饭，但户长要求把上顿剩饭先吃了，大馇子干饭，每人一碗。
我饭量小，农活越重我越吃不下，当时正铲二遍地，累得我吃不下饭。户长宣布打扫剩饭，赵萍应声：“晓秋饭量小，吃完剩饭就吃不下大米饭了，我替她吃半碗剩饭.....”那顿饭，我到底吃多少大米饭，已全然没有印象，但这件事，我永远都忘不了，五妹的善良且善解人意，一直温暖着我，虽然岁月流逝，但热度不减，我们俩也成为了一生一世的闺蜜......五妹选调走得早，我们在一起生活时间并不久，但我们的姐妹情却成为我们终生的财富……
1976年，五妹选调回城
每次聚会都有说不完的话
把二姐张淑兰放在五妹后面写，是因为我们俩后来在集体户相依为命，直到1978年春我入学离开农村，是14个人中在一起生活最久的，可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多......
二姐张淑兰，皮肤白晰，久晒不黑，令人称奇；且双眼抱皮儿，煞是好看。略有点“兜齿儿嘴”，因不严重反而增加了看点，加上一头乌发，惹人羡慕，是女生中的靓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年被小她两岁的老八追求，不奇怪！
二姐在集体户，有很多逸事，不能一一叙来，捡一个说说。
二姐从小有“淋巴结核”（民间称“鼠疮”）这病在那时算是大病吧，至少是没有特效药的慢性病，在农村时我就一直给她推静脉注射，用“雷米蜂”（也不知道是这个字不）。这病给二姐的心情蒙上阴影，是插队之后：小队书记家大儿媳也是这病，生头胎，男孩儿，没事；第二胎，女孩儿，病故。我们来农村时，那个女孩儿在奶奶怀里.....
有一天晚上，二姐出去串门，回来很晚，回来一头扑在炕上，嚎啕大哭，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她出去这一晚发生了什么事。大家焦急得围着她，一迭声地问：“怎么啦？怎么啦......”二姐回答以更大的哭声。我们个个束手无策，只能陪在她身边，等她平静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二姐终于慢慢止住了哭声，我们赶紧递手巾，帮她擦脸，边问：“二姐今天到底怎么了.....”
一问不要紧，她“哇”的一声又开始了，边哭边说“老乡说我的病将来不能生女孩儿，只能生男孩儿……哇......”二姐又放悲声。我们个个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几秒种的静寂之后，我们一起爆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几个笑成一团了！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指着二姐：“你....你才多大.....想得太.....太远了吧......”我因爆笑，话都不连贯。
在我们的哄笑声里，二姐终于也破涕而笑了……几年后二姐生了，儿子；又生，还是儿子！争气！
后来的聚会，大姐因病再不能参加了
二姐比我晚一年进学校。1976年春二姐刚进学校不久，就干成一件大事。
大队接到公社通知，要举办全公社运动会，这在农村是很少见的活动，各大队除了出运动员，还要出仪仗队。
各小队参赛人员报上来了，交给学校体育老师训练。仪仗队？可把大队书记难住了，要啥没啥，怎么办？当时在学校讨论这个事，二姐突然说：“出腰鼓队行不？”“谁会呢？”书记问。“我会！”二姐拍了胸脯。最后决定由二姐选人，训练，定服装，买腰鼓，大队筹钱。
一个月后，一支由16个女孩子组成的腰鼓队拉出来了。二姐亲自设计了白衬衫，天蓝色背带裙，头上大红蝴蝶结，配上红红的小腰鼓：这身行头一出现就轰动了全大队：在全民黑衣蓝袄的年代，这是怎样的一种靓丽啊！腰鼓队彩排，观众如云！
公社运动会上，腰鼓队一出现，便赢得了满堂彩！大队书记在这次运动会上出尽了风头，二姐亦然！
回农村重温集体户生活
集体户女生中，我老四。论理，我是她们三个的入团介绍人，又是集体户户长，应该有点威信，但偏偏饭量小，力气小，干嘛嘛不行，拔谷子，铲地，收割，永远“打狼”。但我农活不行，另辟蹊径……
过完第一个冬天，户里几个女生开始轮饭班，每个人倆月。三月，轮到我饭班，正赶上了做大酱。
农村做大酱是一等大事，一年的菜都和大酱有关。我们集体户十几口人，得下一大缸。我在乡亲们的指导下，烀黄豆，上磨磨成泥，做成酱块，用报纸包好放厨房高处。记不得多久了，又在乡亲的指导下打开包，用水刷掉上面的绿毛，掰碎，烧开水，按黄豆比例放盐，一股脑下进大缸。
从此，我只要有空（做饭比下地干活总是轻闲）便坐在大缸边“打耙”——用一个木棍，顶头钉一个小木板 ，不停地翻腾着，随时撇出浮在上面的黑沫。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天天如此，雷打不动。
大约一个月之后，酱发了，可以吃了。那天晚饭做好，我从缸里舀出一碗大酱，端着往屋里走。集体户门口有两个来串门的大嫂，她们一眼看到我手里的酱碗，大呼小叫：“啊呀，这酱色儿怎么这么好？”我低头一看，果然，黄黄的大酱在夕阳余辉下变成金黄，纯粹的黄豆酱又有诱人的油光……大嫂话音没落，手指头就插到酱碗里，然后边尝边一惊一乍：“啊呀，味太好了！”那个大嫂如法炮制，然后也惊呼：“太香了！谁下的？”我做饭，当然我下酱，还用问么？
于是，韩晓秋下大酱好吃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的日子，不断有大娘大嫂们来“验明正身”，每个人都“啧啧称赞”，表示“名不虚传”……
结果1976年春，1977年春（1978年春没到下大酱时我便入学离开农村了），我成了我们小队的“专职下酱员”——谁家下酱都派孩子来喊我去往缸里倒已经准备好的所有东西。我反复跟他们解释，多打耙，把杂质都分离出来，就好吃……不管用，农民笃信“一个人下酱一个味，有人下得酸，有人下得臭，有人下酱有邪味儿！”然后，到大酱能吃后，一致反应“今年大酱是韩晓秋下的，味儿就是好！”——心理作用？
作者知青时，摄于1975年
1975年初夏，我被派到乌兰浩特参加吉林师大举办的中文短训班，回来后做了民办教师。大队办“戴帽”初中，我和另一个回乡青年承担了这个初中班的所有课程，我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兼班任及大队辅导员；他教数学，物理，化学。
当时民办教师的工分是大队定的，小学老师3500，初中老师4000。然后以此为基数，兼一职加100分。我在4000分的基础上加集体户户长、大队团支委，大队辅导员，班任，四门课，总计4800分，是我们大队仅次于大队书记5000分的第二名。当时朝鲜影片《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有令人羡慕的“600工分”，我家人就笑：“我们家这丫头4800分！”
我们两个“戴帽”中学老师2017年在农村见面
农村孩子，无拘无束，田野里疯跑惯了，班任当得辛苦。但我属于“无知无畏”之类，也不管那时教师地位排行“老九”，前还加“臭”字，有学生调皮，连人带书包拎出教室，家长不来教室做检讨，坚决不准上课！管你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分子”一视同仁。由此获绰号：嫩锥子——学校老师属我最年轻，因此“嫩”；出了名的厉害，所以“锥子”……一时在公社传为“美谈”——全公社教师集训，教育组长讲话：“要学习混都冷大队的韩晓秋，不听邪，挺起腰杆子管理学生……”
管理见了成效：1977年公社中学高中招生，统一文化考试，这是多年没有的。紧张备考后，7月初，我带我班的34名学生去公社参加中考；秋天，34名学生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全公社只有我们大队的初中班百分之百入高中。全大队沸腾了，学校为此杀一口猪以示庆祝。同学们都说我“威名远扬”……
当年在地里干活啥也不是的韩晓秋现在也有了资本，这不，又有老乡家生孩子了，“去，把韩老师叫来……”我去了，一进屋，屋里人都笑了：“好，好，韩老师踩生，将来这孩子准有出息！”——农民们相信孩子出生后，新生儿见到的第一个外人，会像这个人，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的职务：“踩生”……
我校第一届初中班毕业照
我和二姐一起当老师后，集体户的人基本鸟散：当兵的，招工的，在大队公社提干的，到1977年，户里剩四个人，那俩还下田，我俩就主动承担了做饭喂猪的任务。每天中午放学，我俩从学校步行回集体户，3.4里地，快步如飞，回去做午饭；下午放学，离收工还早，我俩一路唱歌，二姐唱歌在我班虽不是一流，但音特准，我只是跟着唱。一路走，一路唱，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我为祖国守边疆》，从《时刻准备着》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那条路上，天天飘着我们俩的歌声，时间久了，沿途的老乡都知道：“青年又唱歌了，该做饭了……”
2000年我带丈夫回混都冷，车先到学校，从学校出来往集体户老房子走，走的就是我们当年上班下班的那条路，这条路上，曾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步，几十年后又走在这条路上，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歌声......
大姐已于2017年春病故
韩晓秋阅览室
韩晓秋：最后一堂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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