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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方新阳:情系北大荒——兼叙我与王强局长的三段奇缘

方新阳 新三届 2019-06-1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方新阳,1948年生,既是老三届又是新三届,中国工商银行高级经济师。1968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30年前南下开发深圳经济特区,10年前退休成为深圳市博物馆自愿者讲解员


原题

我与王强总局长的三段奇缘

——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暨王强90诞辰




一缘屯垦“三同”  

        
       五十年前我上山下乡参加屯垦戍边,领悟了那段悲壮的历史,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在几十万农垦职工的茫茫人海中,曾与王强总局长有过三段奇缘,梦回当年忆从头! 

       

       那是1968年,身为67届的我提前报名随66届下乡,来到东北农垦总局二九零农场,地处北纬47度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处,这里的黑土层达半米,是世界土质最肥沃的三大“黄金黑土带”。


北大荒地图

        

        到二分场二队的第一天,晚饭后韩艺春书记召集几名知青开了个碰头会,有廖逊、曾海生、陈建雄和我,告诉我们经队里考察决定,任命我们几位为副班长。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推辞不干,后来换上比我优秀的马开琳担此重任。但韩书记却是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位伯乐! 

       

        我分到基建班后,在老职工言传身教的带领下,我们从脱坯、燒砖瓦、挖地基、砌墙、上屋顶、铺瓦、抹墙和盘炕……盖出了第一栋知青新宿舍。队长手把手地教我在白灰里加上盐,然后在红砖墙上刷上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大标语。

我们的盖房工地

     

        燒窑时由于缺乏经验,明火漫出了窑外燒着了几十跺柴伙儿,我们奋不顾身地去救助,但无济于事。我班的董秋兰英勇无畏因公负伤,她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升华,令人佩服!后来我也曾在松花江急流中,奋不顾身地救出了老职工。


        上海知青到队里后,9名男知青坚持要住在一起,队里就为此腾出了一间最大的应住12人的宿舍,又从别的宿舍动员3人调入。我、廖逊和王建中报名后扛着行李入住,开始了京沪知青的和谐生活。初期连队没有通电,晚上大家只好早早缩在火炕上,炉子里的火苗微微闪耀着,窗外是北国无尽的漆黑寒夜,屋里开始了其乐融融的文娱活动——黑灯瞎侃。    

 

        舍友们怀念上海,把南京东路从外滩到西藏路的马路边的商店和弄堂一点一滴理得飒清……王建中说小笼包哪有萨其瑪好吃,我尖着嗓子用颤抖拖音(学江青)喊:“红卫兵小将们……我说过要文攻武卫……现在收回……”大家心领神会大笑不止。也有例外的,睡在我身旁的廖逊点着煤油灯,却用这漫漫长夜阅读了凡能弄到手的书。春节前队里杀猪,我们宿舍兄弟十二人,凑钱十二元,买副猪下水(还包括猪头和四个蹄膀),足食十二天。至今想起这个大餐仍止不住口水往下流!

        

        除了生产劳动外,队里还召开了 批斗会。当主持人宣布:将坏分子押到前面来!只见脖子上挂着三只手套的半大小子和脖子上挂着一双鞋的中年妇女等几个猥琐的人被押到前面来了,顿时引起了职工们的哄堂大笑。我们提出了意见:不要用批斗小偷小摸而偏离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方向!边疆农场这里的政治运动比我们来至的大城市明显缓和。

        

        不久后队里公布了贫下中农协会,很多革干、店员和知识分子等出身的知青被排除在外,这与北京等城市不同的标准,引发了鸡飞狗跳墙的騷乱,但我的名字却赫然出现在榜上。原来我从没填革干出身,填的是职员,因为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前是(旧)银行职员。队领导解释说:职员就是职工,职工就是工人,工人就是贫下中农。让众人哑口无言!不久又宣布我为基干民兵副班长。

      

        各路知青先后到队,生产劳动热火朝天,但对食堂日益不满,连队领导头都搞大。出招让每个班选一个委员,成立了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那天我外出公干回来被告之:我和付家约已被首届委员们推选为主任,大概因付家约姓付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副主任,我骑虎难下不明不白地当了“兵头”官。


        这下子惹火烧身了,大家对食堂的意见就都转冲我来了,我和付只得到食堂蹲点一周。两天后我们提前向领导提出了解决办法:调整炊事班人员。即不愿干的下农工班,自愿干的报名竞争上岗。调整后的炊事班主动把食堂搞得让大家满意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解决困难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11月总场安排轮到我队开路线斗争批判会,终于体现了“抓革命,促生产”两手一起抓。晚上当主持人宣布: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修的孝子贤孙王强押上来!一位三十多岁、五观端正、浓眉大眼、约一米九高大魁梧的东北汉子站到了前面。先由他当众检讨,他的讲话坚定有力,会场气氛严肃安静,后入场的人还以为是听新领导作报告。


        这是我和王强作为批判者与被批者对立面的第一次相聚,不打不相识,通过批判会使我了解了他的经历。他于1928年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出生,中学毕业赶上参加解放战争,从做区政府通信员、文书起,大慨形象有助于他的权威,十几岁就当了副区长,直做到肇州副县长。1958年他被派到二九零农场当第一场长时,作为14级的县团级干部,是同级中最年轻的。

      

        会上掲发他家有近五十亩地,批他隐瞒了地主成分。他说东北地广人稀,他领导过土改工作队,五十亩以下是定为中农。批判他不讲政治,只讲开荒的“白专”道路。让他交待戴着礼帽拄着手杖和苏修分子狼狈为奸的罪行,他解释那不是什么手杖,只是根随手捡的当拐棍用的葡萄蔓;那也不是什么苏修特务,是他陪同苏联专家搞农业标准化建设工作;他工作上的失误是没学好毛主席著作……总之是避重就轻。批判会一直没能掀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潮,临时决定第二天继续批判。但出现了一个他晚上留宿的问题,谁也不愿意受“走资派”香风臭气的熏陶!出自心底敬重他为创立新中国做出的贡献,我和廖逊、王建中不约而同地决定收容王强,帮他解难!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在我队的监护人。

       

        我们宿舍里有两铺经我亲手盘的火炕,现在四个人睡三个人的位置,我们让出中间的位置给王强睡,然后挤着睡在他的两旁。因为他的个子大,我们翻一个身都要喊“1、2、3”!第二天白天他还和我们一起干活,他还教我们怎样生炉子灰少,避免把行李弄脏。我们看过苏联的“解冻”文学,晚上在被窝里聊天时跟他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工作,历史清白,执行苏联专家办场路线是历史时代不可避免的,“解冻”是迟早的事!


        营部水利队我的校友魏北陵的父亲魏震五,也是曾派去筹建中苏友谊农场的,他已被停职审查好几年了,但他一直相信群众相信党,友谊农场到我校招人时他儿子政审没通过,他又支持儿子报名来到了你们二九零农场。

        

        王建中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曾陪毛主席一起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绿化植树,彭真市长向主席介绍说:“赵凡(后成为结束知青运动的关键人物)、王宪这两个人就是我的王朝、马汉!”现在当然也陪着彭真挨斗了。王建中在他的学校也被拒招了,但他的弟弟王小庆是我校校友,写血书报名至金石为开被破格录用,当然对哥哥也一视同仁了。

      

        王强说彭真是东北民主政府的主要领导,魏震五曾是他的直接领导,是以农业部副部长的身份按照苏联摸式,去筹建全国最大的机械化友谊农场的,他要向老首长学习,如能“化冻”就继续为人民服务!他有意避开了“解冻”这个敏感词。他说在我场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盼来你们广大知青真是如虎添翼,这是掀起垦荒高潮的大好时机!他身虽挨批走“白专”,心系图强二九零,高山流水遇知音,我们聊得夜已深。周围劳累后的上海知青们已鼾声如雷! 

       

        早上队里用“尤特滋”拖拉机送王强走,廖逊向他大声喊:“再见了!场长先生!”同宿舍的上海知青们以为我们在讽刺他,报以哈哈大笑!王强忍俊不禁,站在拖卡里向我们会心的一笑摇摇手告别。他和我在一个大锅里吃饭碗碰碗,在一铺热炕上睡觉头挨头,在一陇黑土地上耕耘锄接锄。其实他只比我大十几岁,与其把他当前辈,我心底里到是更想叫他一声:“再见了!王强大哥!”


原二九零农场场长王强

       

        冬闲时分,我主动要求到没有安排知青的畜牧组工作,先当了两个月的猪倌,“领导”了一百来头小猪,它们不满百日不满百斤就出口日本了。然后我又当上了牛倌,放养了近三十头牛犊,是从全营各队集中到我这养的。北大荒冬夜奇冷,时不时“大烟炮”风雪肆虐,一般都会零下二三十度,早上饮牛时看到牛群挤堆在半敞的牛棚里,口鼻眉挂满白霜真是经冻。然后我把它们赶到收过庄稼的厚厚的雪地里,让它们翻找遗漏的庄稼吃,傍晚赶回补食饮牛后入圏。

      

        牛倌有发的厚重羊皮大衣,我还花了十几元买了狐狸皮的帽子。最重要的是,白天要在棉鞋里垫上干爽的乌拉草或包米穗皮,晚上要将棉鞋放在炕洞前烤干,不冻脚才能全身保暖。新来的三头牛犊在第三天失踪了,原来是千辛万苦地跑回原队找妈妈去了,以前我只知老马识途,现在才知牛犊也认路。营长批准春节加餐各队可杀一头牛,我的牛群一下子减去了一半。我把牛牵去食堂栓好,只见它泪流满面的看着我,每天清晨我们曾用满身的热气,冲开弥天雪阵的情景浮现在眼前,我不忍目睹属下的悲惨遭遇,立马辞”倌”不干了。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和王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更不会忘记来自全国各地八千余名知青,在二九零农场奋斗十年,一起用青春的热血和汗水浸透这片黑土,参与屯垦扩大耕地面积几十万亩!几度春秋几度风雨骤,“北大荒”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北大仓”!我场的“界江牌”农产品成为了绿色健康品牌的代名词!
                 

二缘戍边支前


        1969年初,东北农垦总局完成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队叫作二师八团二营十三连。在我国地图的东北尖端,有一个沼泽丛林几乎渺无人烟的荒原,对岸苏联有铁路线和移民村镇,他们虎视眈眈,步沙皇后尘拟逐步馋食我国领土。戍边需要屯垦,国家决定在三江平原再建一个六师,二师包建前进团。我班的叶继红常恨生不逢时,未能像前辈那样参与解放新中国的事业,见此亲手垦创新农场的机遇,巾帼不让须眉,两个名额被她和校友何晓明拔得头筹,晚了一步的男知青们赞叹唏嘘不已。


乌苏里江东岸整装待发,随时要越过冰冻江面的苏军第135摩托化步兵师

        

        1969年3月,离我场两百多公里的乌苏里江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消灭了入侵挑衅騷扰的苏军上校以下一百多人和坦克、装甲车17辆。苏联在国际上很丢脸,欲动用核武器对我国做“外科手术式”报复。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应对方针,全国很快就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前方解放军战士参战流血牺牲,后方我们兵团战士纷纷报名支前戍边,这次两个名额被我和付家约先夺为快,为男知青们扬眉吐气了!

        

        各营支前选派一个排,全团组建边防公路第11中队,五个排二百人,由现役军人为连长和指导员。营水利队郭队长为二排长,他推荐我为班长,被我以没有修路经验而婉言推辞,但我不会忘记郭队长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位伯乐。


位于主航道(国界)以西(我方)珍宝岛的照片


        四月底我中队先遣班乘卡车,来到长320公里的“二(二龙山)抚(抚远县)”边防公路。黑龙江冬天江面冰厚达一米可临时为路,公路冻住后很滑,汽车轮胎上要加防滑铁链。三四月大地还没解冻,但边防公路却被繁忙超重的支前军车压得“翻浆”(化冻)了,白天坑坑洼洼,到处是泥水,晚上又冻上了。这样每天反复,使公路异常难行,二十公里我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害得我们寒夜露宿,差点没冻死! 

       

        我们把捆帐篷的绳索解开,一头钻进去御寒求生!早上出来互相瞪着,忽然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每个人的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就像圣诞老人一样。真是白天汗透衣,夜里鬓上霜。后来看到通报:就在那天附近前进团的一个连队,为改善伙食过五一劳动节,连长带着九个人和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去打猎。捕获猎物不少,还追上了一头陷入沼泽中的黑瞎子(熊),但拖拉机也同样陷入开不出来。天黑后派两人沿着拖拉机履带辙,摸索往回走求救。这两个人九死一生,天亮才带回了救兵,但被困的众人已湿身冻死。这时我们才知道后怕了!

       

        我们修路工就是与边防公路“三同”的队伍,周围天苍苍,地茫茫,无边衰草和泥塘,安营扎寨在路旁,修好一段就移营。老职工郭排长带领我们先遣班,就是提前为中队选址扎寨的,修路的半年里我们三次转战,每到一个新路段,我们就要选择一个避开树林和水道的较高地势点安营。


        扎寨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到附近的小树林里砍伐较直的桦树干,以备撘帐篷;昨日草占地,今日为我用,其次找长得较高的草场骟大量的草,编草帘铺在帐篷顶隔热防冷用。及树枝榻、草苇褥,路工安睡桦杆床;建厨房、盘锅台,撘设生活设施来;和在下风头挖坑撘厕所,在七八月盛夏天,挖厕坑不到一米就碰到冻土了。每次要撘建十几座建筑,就像从无到有建设了三个小村落。

      

        我们把“翻浆”的路面先找平,然后分层铺上大石头、小石块和粗沙,一百米、一百米地向前推进。我做的是卸车工,二十四小时两人一组三班倒。我们只争朝夕,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跟着二龙山来的满车,每车载重三顿,到工地去卸并铺平。跟对面来的车回中队,再上满车去卸,一个班次少则卸一两趟,多则五六趟。卸沙最好干,我们轮流上车用平铲左右开弓,最快卸一车十分钟;卸石最难办,有时还得用手搬,卸一车有时近一个小时。膑手骶足形骸苦,掀沙卸石志气昂。

        

        公路上无树无棚,酷日爆晒叫日光浴,阵雨淋透叫洗淋浴,有次淋湿了衣服凉得我们牙齿直打颤,我想了个好办法,把湿衣裤铺在汽车头散热器通风口上,一会儿就烤干了,我们自己干脆也趴上去取暖。


        我们的劳动强度很大,好在食品充足,前两个月只是缺乏青菜。指挥部给我们调来了十几麻袋黄豆、咸菜和干蘑、粉丝等脱水干菜,这下好了,早上喝豆浆,中午炒豆芽,晚上煮豆腐,第二天煮豆子、炸豆子……成了“百豆宴”!因为是沼泽,这里的蚊子又大又狂,可能从来没见过人,叮住了你就不松口,最大的叫“瞎蠓”跟小蜜蜂似的,我发明了以毒攻毒的回应招:抓住它掰开,吸食它的蜜囊,足以补回来损失!

“二抚”边防公路旁的沼泽地

     

        有次连天大雨,树枝炕下明晃晃的积水把胶靴都漂起来了!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人家”了。没有自来水,没有河水,没有井水,就靠接雨水喝;多日不下雨时,只好舀沼泽里混浊泛红的水沉淀烧开后喝。

       

        有天晚上东面乌苏里江方向红光映亮了天边,我们不约而同地手握担架,随时听从招唤准备往前线送弹药,抬伤员。有时附近升起明晃晃的信号弹,我们跳起床,抓起枪摸黑冲过去搜查。后来才知道这是苏方投设的定时信号弹,以扰乱我军后方。

      

        有天夜里轮到我班站岗巡逻,我巡到厨房旁时发现有情况,一个模糊身影潜入了厨房,我们拉开枪栓,打亮手电筒冲进去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只见一只黑瞎子举起两只爪子,馒头应声落地,它盯着手电筒光发愣,我们没料到是这情况,也盯着它发楞,迅间它趴下冲出,还扯趴了半边帐篷。虽然我们破案立功,但也落得个对敌斗争经验不足的失误,这时候我才明白了郭排长在选择安营地点时,为何要避开树林的原因,但最令我们遗憾的是失去了一只浑身是宝的熊!

       

        修路的半年来我们无房住帐篷,无炕水上漂;无菜“百豆宴”,无水喝泥浆;虫咬非不痛,日灼非不伤;衣湿非不冻,卸车非不累;扑火非不危,沼地非不险;炮声非不恐,遇熊非不惊。为保前方将士少留血,我们支前戍边民工,受的这些惊恐、危险、冻累和伤痛——值得!

        

        终于给了一天休息日,大伙没啥地方可去消费和玩儿,大多战友整理内务、写信和打扑克……我和付家约还有班长(一队的)陈晓滨三人,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下一早请假外出探访。我们走到二十来里外,六师前进团的一个新建连队,探望离别近半年的原队友叶继红、何晓明和原一队的林东红等三名来自女十一中的北京老乡。

        

        这个连队显然是在“浅过漆,深没腰”人称“大酱缸”的沼泽地中的一个孤岛,工作和生活环境可想有多难。虽然我们是空手而去,但我们送去了两队上百知青战友们的怀恋和敬佩之情!她们说:如果我们是勇敢热血知青,那么你们就是勇猛献身战士!修路青年皆俊秀,垦荒少女美红妆。我们相恨见晚开心互赏,受到了热情招待,特别是品尝了几个月来没吃到过的新鲜蔬菜。

        

        我们才知道她们为探视病重的原队友廖逊,在请假未批交通不便之时毅然擅自离队,冒着偏僻寒冷徒步回归半路未果,受到团里的通报批评和众人无聊传言的委屈。我们说:你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岁月会证明你们有一颗坦坦荡荡的关爱之心。果不其然第二年优秀的连队赤脚医生叶继红就被推荐到佳木斯医学院上大学,成为知青中最早的“工农兵”学员。她提前学完归队,又成为最早返乡的大学生,为前进团职工治病数千,接生数百,是“北大荒”人最欢迎爱戴的知青!


五十年前同班农友叶继红

       

        话说回来,下午我们依依不舍地早早离开归队,但还是在荆莽丛生沼泽遍布的归途迷了路。走了一两个小时徒劳无功,天慢慢暗下来,四周没有明显的环境特点,却满目的荒蛮凶险,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祸不单行我踩到屎了。人称“百事通”的付家约却说:我们有救了!他记得我们离队后不久,陈晓滨在荒草堆里拉过屎,我们即刻按原道退回队里去,请她们派人送我们到了公路边。到咱们公路的地头上才松了一口气,这次“过草地历险记”的经历,使我们体验了红军老前辈“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险阻,捡回来我的这条命还可以多做好人善事。

        

        有天我在帐篷里倒休,连长陪领导视查工作进了帐篷,领导见到我说:“咱们有缘又见面了!”原来是修路总指挥部的王强副总指挥来了。我一轱辘从树枝炕上爬下来,握住面带微笑说话和气给人以亲善之感的王强大哥的双手,他乡遇故知很多话要跟亲人说。陪同王总的人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王总说:你们猜!大家七嘴八舌猜起来:亲戚、朋友、老乡、同事……!最后王总幽默地说:我们是曾在同一铺炕上睡觉的亲密关系!引起大家的一片笑声!

       

        他赞赏我们的营区整洁有序,连长说这是小方那个班撘建的。王总说:生活可以艰苦,但不可以邋遢,工作可以辛苦,但不能不安全!我说感谢指挥部惦记着我们,及时送来了食品、防蚊防水等劳保、水质过滤器等!他说保证前线基层的需要是我们应该做到的!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我也幽默地提出:最好给我们中队派些女修路工,男女撘配干活不累!大家哄堂大笑!

        

        私下里我说,当初职工批判你“大力开垦荒地和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是走“白专”道路,现在大家终于认识到是你为二九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强说要向老领导学习,不计前嫌。“解冻”后他就被师部派到修筑“二抚”公路指挥部来了。我说对于你这个农业“专家”真是用非所长,迟早还应干回本行!他说但愿吧!但他说自己并非是支前的“门外汉”,十几年前身为副县长,他曾率县支前大队赴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很关心“三同”的兄弟,我说王建中还可以,他说是块当兵的料。他还说那位家里有三台相机酷爱读书的,将来会是个大学者。我说廖逊不幸得了重病,是战友们两次从死神边上将他救过来。他听后说:你们的阶级情战友谊一直感动着我!还问我可以上指挥部临时帮助工作吗?我说感谢领导器重,不过我既然来到支前基层,越是艰苦越要坚持,不能轻易下火线!王强是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三位伯乐。


        不久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我们修路大军整编一分为二,我中队分到西部二龙山指挥部,而王强去了东部抚远当总指挥,我们就一直没有再见面了。可惜我没有跟他去抚远指挥部,体验那每天清晨见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超爽!跟着他身边干其实会使自己提高得更快,强将手下无弱兵嘛!不过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给我中队临时配了两个女工班,还划归到我排,这下子二排小伙子们的干劲应声而起,但招惹得其它排的羡慕嫉妒恨。她们是比我们晚两个月后,从三个团抽派的第二批支前混编中队,这次整编被撤销了。我记得有北京女11中的程均红,女五中的……但好景不长,没多久她们也撤回团里去了。

        

        年底中苏对峙缓和,避免了一场大战。十月完成了修路任务,我中队解散,我排被调到三营木材厂。冬天我参加团伐木大队上小兴安岭伐木,春天我参加团造船队去松花江沿造船,夏天我被留在刚成立的航运连当水手。下乡前我是北京市业余航海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并任驾驶系辅导员,很快就考取了国界河流驾驶作业证。

       

        我航运连拥有七艘船,其中300马力和240马力的机动船各一艘,一艘100马力的机动驳船,载重120吨和150吨的驳船各两艘。我们从团里运出粮油等,运回煤和木材等各种物质。我船经常去佳木斯市和哈尔滨市,那里有兵团后勤部的两个团级的物质供应站,我船还去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七里沁岛(珍宝岛旁)运过木材等。

        

        1971年秋为了维护领土的完整,国家在乌苏里江恢复了历史上的“大马哈”(鲑鱼,也叫三文鱼)鱼汛传统,即打“政治鱼”。团成立了临时捕鱼队,由现役军人团副参谋长为队长,以我连载重150吨的驳船为生产和生活基地,载运了二十几艘捕鱼舢板和七八十名队员,以我所在的三百马力铁壳机动船组合为泊推船队。


驾船保边“江”的本文作者

       

        我船队途经松花江、黑龙江驶入乌苏里江,被船坚炮利停在江心高大的苏舰阻挡,它还违反国际惯例用高压水炮喷射我船,逼使我船屈辱地从主航线转入内河叉,与黑瞎子岛(近年来俄国交还了半个岛,约五百平方公里)擦肩而过;在国界河流上为维护国家主权,我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对苏方阻拦捕鱼生产的挑衅斗智斗勇给以回击!为此当时我国外交部曾对苏联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兴安岭山有壮想,乌苏里江在沉醉。“白露”前后,江面上荡漾着漁夫婉转的《乌苏里船歌》:“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白桦林里人儿笑,金色的阳光照船帆,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我们也享受了一翻赫哲人的潇洒情调!我们这头枕边“江”,面向国门,是全国唯一具有三文鱼资源的地方。我们将亲手捕捞的油腻的三文鱼肉馅包饺子和汆丸子,鱼子晶莹剔透红润粒大,跟鱼肝油丸似的,凉拌着吃美味可口终生难忘!

   

        黑龙江水流入海,戍边铿锵梦回头,王强总指挥带领我们支前修边防公路的日子历历在目。我们不会忘记,我团值班连北京知青吴宝家和上海知青韩振民等战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祖国的边疆。“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为小小百姓我们甘洒满腔热血写春秋,那是戍边烈士们生命之花的炫丽绽放!


三缘兵团机关


        1972年四月,我被调到兵团后勤部佳木斯物质供应站做仓管调度员,不久被借调到兵团后勤部政治处帮助工作,后来成为政治处干事兼兵团后勤部团委书记。


        兵团机关设在佳木斯市原农垦总局的五层办公大楼里,面对着火车站广场,想当年我们就是乘知青专列从北京直达到这里,一出站我就被广场和农垦大楼热烈的迎青气氛感染,一扫离愁!没想到在基层摸爬滚打几年后我又回来了。现在我有了两重身份:既是下乡知青又是集体户口的城市人;既是二级农工又是省军级机关的干部。


农垦和兵团机关大楼前王强和农业处全员合影 

             

        建设兵团是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辖属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司令员是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中将兼任,政委是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少元少将兼任,主持工作是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少将。因为立足于准备打仗,届时将分为三个军,所以军级领导多达十一位,师级达69位,都是现役军人。

        

        全兵团现役干部三千余人,现役战士却极少数。辖六个师近百个团级单位,其中按中国北方乙种步兵师标准,组建了步兵团、炮兵团各一个,团级医院七个,战备值班营35个,值班连313个,武器排367个,警通连8个和高炮连21个……战备值班四至七万人。装备了大炮78门,高射炮84门,迫击炮和火箭筒800多门,轻重和高射机枪八百多挺,步枪和冲锋枪一万多支,弹药装备一个基数。

        

        兵团的武装力量意在一旦发生地面防御战争,执行战略和战役火力侦察;特殊时刻于各战役要点破坏交通,杀伤敌有生力量,迟滞敌军的突袭入侵;配合野战军的战役行动。兵团既是个屯垦的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又是个实实在在的戍边准军事部队。

       

        兵团机关编制五百余人,现役军人占七成,近一成是知青,老农垦和其他干部占两成。机构按军机关设置,在司令和政委下,设副军级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师级的后勤部,和三十来个团级的处室。虽然是一个机关却分为两个系统:兵团直属和后勤直属,是按军队的指挥打仗和后勤服务分开的。但管理生产的处又设在了司令部里,与常规部队设在后勤部不同,体现了军事与生产两手同时抓,但管生产的部门比管军事的部门少得多,如通讯处与管理农林牧副渔占大半个江山的农业处并驾齐驱,生产还是摆不到应有的地位。

     

        两年前从基层抽了一些人来兵团机关临时搞施工,把原办公大楼后面接出去扩大了一倍的使用面积,我们后勤部的办公室都在扩建楼部分,兵团首长的办公室都在原办公楼的二层。

        

        兵团从北到南跨度近千公里,各团的环境、气候、条件差别很大,初期用军事化一刀切的方式指挥农业生产很不适应。如1972年夏天涝灾,“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泥泞的麦地里无用武之地,粮食收不上来减产损失很大。第二年兵团下令提前二十天夏收,领导亲自坐着吉普车下来挨个团监督。虽然很多团的麦子还没熟透,但现役军人的团长服从命令听指挥,抢收成功但产量减少三分之一。其中有个团几乎没有减产,原来该团机关关门,都派去公路边割麦子,收割机却纹丝不动,哄走了上级保住了本团的产量。

        

        在修“二抚”路时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在我们跟前停下来,一位兵团副参谋长下来叫我们的领导(排长),指着远处的荒火不由分说,命令立即率部前往救火。我们十几个人大无畏地跟着老排长,明知前有火险,偏向火险行!老排长有经验,命令我们不要迎面救火,而要顺风扑火。两个小时过去了火头还是茫茫无际,天开始暗下来,我对上次的荒野迷路心有余悸,俏俏地向骑虎难下的排长进言:王强总指挥曾向连长说,“工作可以辛苦,但不可以不安全!”排长顺势下令:立即撤退!这次奉命救火虽然没有功劳,但安全撤退无可厚非!

       

        兵团曾招开过一次“食堂管理工作会议”,我作为会务组成员参与了组织和简报工作。民以食为天,这个会开得及时实用,与人人息息相关,是我曾参与的最开心的会议。我刚下乡就被选为第一批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并蹲点和整顿了食堂,对抓好食堂工作深有体会。我们组织会议代表观摩了生产连、战备值班连、团机关三个典型食堂,推广了部队食堂行之有效实用的好经验:1.粗粮重细作,细粮多花式;2.冬菜深窖储,多样腌咸菜;3.荤素巧搭配,粥汤豆浆备;4.口味要照顾,卫生最重要。

     

        兵团机关的知青里上海人最多,本省的其次,北京的不多。王路通、周运立、钱立华我们几个人能玩到一块去。冬天我们去看兵团第一届乒乓球赛,作为粉丝亲眼目睹了一师外号叫“老板娘”的上海知青张德英,一声大吼跺塌了地板夺得了两项冠军,迈出了她成为世界女子双打冠军的第一步;春天我们扛着美式卡宾枪上山林里去打猎;夏天我们行伍打扮编入驻军泳队,参加佳木斯市首届横渡松花江盛会活动;秋天我们到机关农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在山坡上採集了很多黄花菜,回京探亲时孝顺了父母。

        

        他们都是双重身份的兵团奇人,既是知青又是现役军人。王路通,1969年下乡,1970年在兵团(顶替机关警通连复员兵名额)应征入伍,后提干任管理处管理员,1976年兵团撤销时,是北京军事学院选调的八名现役干部之一。钱立华,原是兵团机关警通连战士,后提干任作训处参谋,亦是军事学院选调之一。周运立,1968年下乡到八团二营水利队,外号叫“小胡子”,完成兵团机关临时施工后被留下来,任管理处管理员,兵团撤销时(顶替复员干部名额)直接招干入伍,在新成立的兵团武装部任职,几年后该部撤销才回京。

        

        有一天从一楼农业处门口经过,我惊讶地见到王强大哥出来,我毫不犹豫地猜问:“你归队了吗?”原来修完路回到二师,王强就任生产科副科长、正科长(副团级);一师副师长王少伯调去创办六师后,兵团农业处处长孟广裕升任一师副师长,王强就接任兵团农业处长了。我说兵团任用你太英明了!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己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你要请喝酒!农业处有人问:你们那么熟是什么关系?我抢着回答:我是王处长的老部下,避免了这次他再拿我开玩笑。       


        我告诉了他,正是他上次的一句话救了我们大伙性命的故事,像他这样的领导最受基础干部职工的爱戴。还告诉他,正像他预料的王建中当兵去了,而廖逊重病痊愈后在连队小学当教师,他说就凭廖逊彻夜挑灯坚韧的学风,一定会在理论界功成名就!你们在受父母株连落难的逆境中,经受历练战胜磨难的精神可嘉。我说自己已过了推荐“工农兵学员”25岁的上限,已没有上学深造的奢望了,以前我很羡慕同班同学王玉途能在团部中学当教师,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说人生道路还很长,鼓励我仍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面对农业处处长,我聊到去年兵团大涝颗粒无收,今年提前收割减产三分之一,我们的农耕安排是否对三江平原的耕地不适应。我们跑船有时会在江边停下来,到朝鲜屯用农场口粮白面一比一换大米。我觉得:1.在东北粗粮大米的价值并不比细粮白面低,而稻谷比小麦产量高;2.水稻对涝更能适应些,排涝的压力也会减轻些;3.东北冷,育秧时水面上还结着薄冰,朝鲜人是靠喝着白酒下水田,汉人吃不了这苦是最大阻力;4.这里的米比我们广东的好吃,相信大米在市场上迟早超越白面的地位。


        他说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有机会我要组织专家搞些科研调查和立项,我们倒不需靠人力下水田,但水田大型农机标准化是个拦路虎!要到南方取经。我笑着说:你不怕再次被批走“白专”道路啦!他一板正经地说:我这辈子最不顺的确是经常被门框碰头!我们哈哈大笑地说:谁叫你长得那么高!

       

        在兵团机关几十名处长中,王强处长不但是最高大魁梧的英俊汉子;而且是最有亲和力的中层领导,他为人为官清正廉明,谦和朴实爱开玩笑,体恤部下为上分忧,手里总有个笔记本走到哪记到哪,一笔一划决不潦草;他又是业务熟、能力强的老农垦的杰出代表。兵团领导们都愿意直接叫他上二楼的办公室咨询商讨。

       

        国营企业回报国家有两个途径,一是无偿上交利润,二是缴税。但作为中管省军级党、政、军、企合一的兵团,跟本没把地方政府的税务局放在眼里,几年来一直抗税。曾有个团长把供应股长和银行主任叫来说:供应股欠全团职工工资,我看银行柜台里有的是,你们借些来解燃眉之急!银行主任说:那些钱是国库的,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是不能动用的!团长说:不听指挥,我撤了你!由供应股长代理银行主任立即去解决。此事被政府严厉通报了。对于兵团抗税这次省政府想了个招,给政企合一的兵团下了一个地区级的税务局编制,发挥兵团的政府职能去收自己的企业税。

        

        1973年底兵团税务局筹备组成立,我是该组几名成员之一。我们组的工作迟迟难以展开,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于是我请有丰富农场管理经验的王强处长上五楼来我组。我说你能光临我组,让我们也享受到兵团首长的待遇,真是受宠若惊!他说:谁叫你们组比首长办还高几层呢!我们关起门来向他请教,他一语道破天机:这是省政府通过税收,把中企的部分利润变成省的业绩,兵团领导当然对你们组爱答不理。作为农垦企业,只有剥离了政府和社会职能,才能回归为经济效益高的现代农业。他还说:其实缴税额同时也算入利润额里;而且你局是个地区级的税务局,按税法将留成40%的税款,作为税源当地社会服务的专用基金。

       

        每次和王大哥交流我都受益匪浅,不仅帮我的工作解难,而且鼓起我走好人生道路的勇气。他理顺了我局的筹备思路,使我们晃然大悟:缴税不但不减少利润,而且还增加了一个民生专用“小金库”。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还避免了犯为民生困难瞎挪用经费的错误。姜还是老的辣,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们用此番道理説服了兵团领导,使兵团税务局、师税务分局、团税务所的三级机构筹建风生水起。

    

        1974年春节前,北京市教育局从下乡知青中,招调了1500名老高中生回京当中学教师。这天上掉的馅饼把我也砸中了,我被分到北京市第141中学,197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党研室工作。“不管东西南北风,抓住改革不放松。”王大哥工作中的这句口头禅仍震撼着我的心。居个人之安,思国家之危!


        1987年我毅然再次舍弃了京城,南下投身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至今。四十多年来,我与“北大荒”天南地北,一直未能重返,也未能与王强老领导续缘,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老东北农垦总局和建设兵团是国家计划单列的副省级和省军级单位,也是党、政、企合一和党、政、军、企合一的中央单位;1976年改制为省农场总局后,下放为政、企合一的省属厅、地区级单位,业绩算入省政府。1981年农场总局遭重灾后负债累累达二十亿,曾欠职工上亿工资,而省财力有限每年才承担几千万,体制不适使这个窟窿补不上,举步维艰。


        是金子总会发光,1982年王强临危受命,从几年来干得顺风顺水的宝泉岭分局局长岗位上调总局,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和顾问。他身在其位不断向上反映总局积重难返的困窘,部分干群不体谅而上访,省领导视向上反映总局亏损事实为抹黑省府,这上上下下的压力山大。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王强

       

        1987年我国商品粮缺口两百亿斤,王强提出总局承担一百亿斤的项目方案。在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基础工作后,年底他亲率项目组赴京筹措了一个多月,他们拜访了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副总理、农业部何康部长、分管农垦的赵凡副部长、国家农研室杜润生主任、财政部迟海滨副部长、农业银行总行张岐副行长等有关领导和部门。

        

        穷家档过苦日子,在京期间准副省级的王强总局长一行,租住在东直门东羊胡同68号简陋的居民平房。房间很小,普通硬床,没有暖气,没有食堂。虽然食宿条件很差,他不顾自身的糖尿病和应享受的差旅标准,坚持不去住大饭店,跟随行人员一起做饭吃。将土豆、白菜、豆腐、粉条、猪肉一起大炖菜是日常的标准餐。 

       

        在地方与中央争利的夹缝中,他抓住了为国分忧和当年中央向农业倾斜的政策,创新地把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改名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一字之差既不触动省辖大权,又争得上划了国家农业部农垦财政。这与当年理顺我兵团税务局筹备思路同出一辙。改变为中央和省双重领导下的总局,卸掉了包袱,扭转了局面,转亏为赢,1995年完成国家商品粮超百亿斤以上。步步走来至今稳定在四百亿斤以上,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他还支持家庭农场、“以稻治涝”等改革创新。春风已过山海关,新“北大荒”赛江南。


北大荒新貌 

       

        当年呕心沥血的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削弱了省对我局的独家控权,我即将离休没有职务风险的顾虑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我来打头阵,为北大荒趟出条生路,以后就是你们年轻人跟进了。这段时间是我一生工作中最美好、最高兴、最满意的一段。 振兴“北大荒”的总设计师王强以最高票当选,代表“北大荒”出席了党的十三大。被采访中,王强说:“正要踏出一条通向光明的路,是异常艰难的。要付出心血、汗水,乃至血的代价;这样的路,一旦展现在我们面前,则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他于1994年离休,2003年病逝,享年75岁。在王强总局长九十诞辰,我心里浮现出他的高大形象,笑容宛在。“勇往直前,决不退缩!”这句话我记忆犹新,当年在兵团机关他就是这样为我规划了人生,我们在一起为“北大荒”的发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有很多都被他实现了。在他去世15年后的昨天,3月11日随着中央下文对农垦系统进行了改革:政企分开!实行垦区集团化和农场经营企业化,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使“北大荒”迈上了现代农业的新台阶!


        他惦记着五十年前的“三同”兄弟廖逊,果然如他所愿成为了海南省人人皆知的特区理论家,是省政协常委、省政策研究室主任和省委党校副校长;王建中也果然当了兵,去年已去世。我为有缘结识了王强感到幸福和骄傲!我们两百多万现在的和曾经的“北大荒”人深深缅怀,王强与“北大荒”永远同在!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我上山下乡五十年来,屯垦戍边献青春,特区开拓三十载,老年甘当志愿者,一生奉献丛中笑。尽管开拓者们自身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共和国的长子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的困苦艰辛和流血牺牲应受到历史和后人的尊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深圳市委原书记王荣会见先进志愿者代表,后排右3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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