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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 | 韩晓秋：母亲，不仅仅是贤妻良母
作者简介
作者近影
韩晓秋，1956年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插队，1978年春入吉林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终身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高级职称 。2003年罹患癌症，2016年复发并转移，病重后开始在《写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总题目下写回忆录。目前已完成“我的家庭”，陆续在《北部湾文学》发表。
原题
母亲，不仅仅是贤妻良母
作者 | 韩晓秋
我的母亲孙仲芬，1930年末生于天津市原住民一个工匠的家庭。姥爷是个有手艺的木匠，凭着自己的手艺，维持着一家人的小康生活。母亲兄妹五人，三个哥哥在前，然后是我的大姨，母亲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几个嫂子都呼我母亲为“小老姑”，而这“小老姑”的称谓一直到子侄们都娶妻生子，才变成“老姑奶奶”。
因为是小女儿，母亲的童年、少年过得轻松自在又逍遥：上有父母宠着，下有哥哥姐姐护着。几个嫂子相继娶进门，也很快发现这个“小老姑”在家里面的地位，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北京天津一带，承袭着有清一代的风俗，未嫁女孩子儿在家地位极高，虽不像旗人女孩在家称“格格”，也绝对是“姑奶奶”！但母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撒娇不讲理，反而和几个嫂子关系密切，像闺中密友一样。
我的大舅母和大姨在家任劳任怨，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母亲便经常和刚娶进门不久的二嫂子三嫂子偷偷出去看戏，看电影，买零食，天津的小吃数不胜数：煮乌豆，糖炒栗子，五香花生，冰糖葫芦，耳朵眼炸糕.....姥姥是个慈祥的婆婆，任由两个儿媳和小女儿这么疯玩。
一直到晚年，我的几个舅舅都不在世了，母亲回娘家住，还是少则仨月，多则半年，和嫂子亲如姐妹。几个老太太遛弯，打牌，吃早点，形影不离。不知道的人以为她们是姐妹：嚯，这老姐仨，多好.......”两个舅母都嗔笑：“哪呀，这是我们家的姑奶奶.......”母亲的亲和力从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成为她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1947年父亲订婚，母亲端庄秀美，父亲似未长成
母亲的幸福生活在出嫁后，戛然而止。父亲的家，四世同堂，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自然是长孙媳。母亲的婆婆，我的奶奶是极好的，自己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对母亲极是疼爱。无奈她还有婆婆在，而这个婆婆又是一个厉害角色，所以奶奶自身尚且不保，就谈不上护着儿媳了。
母亲晚年曾给我们讲过太奶奶如何分配元宵节的元宵：“元宵煮好了啊，一共15个，给我盛4个，给庆春（我爷爷）盛4个，给宝仁（我爸爸）盛7个，你们娘俩（指奶奶和我妈）一人喝一碗元宵汤.......”我们听母亲讲时都笑喷了，因为我们都觉得太奶奶好好玩耶，20以内加减法真纯熟，还知道疼孙子……可是仔细想想奶奶和母亲当时的感受，真的不好玩。
母亲不在乎：晚上父亲回来一定会偷偷带回好吃的，小两口偷着吃，或者等父亲说：吃不了啦，让仲芬帮我吃几个。”苦的是我的亲奶奶，爷爷一直是孝子，完全依太奶奶指令行事，奶奶42岁就得了“气鼓”（肝硬化腹水），不治身亡，一定和受婆婆气有关。
母亲后来经常叹息着：“你奶奶待我跟闺女似的，可惜寿命短啊，我没有福……”后来我们都明白，奶奶的早亡，何止是母亲无福，它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1952年，二姐出生后，父亲报名去内蒙古支边，那时，新奶奶正在想方设法挤兑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于是，母亲义无反顾的跟着父亲，离开她从未离开过的大城市，来到了荒凉，落后，土里土气的呼和浩特，从此，永远的离开了生她养她的天津，离开了宠她娇她的娘家......
母亲（前）和她的嫂子们
母亲嫁给我父亲时只有17岁，父亲也只有18岁。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手里都有一张父母的订婚照：母亲极其秀美（父亲似未长成，反倒是后来才英气逼人），旗袍，绣花鞋，笑容里满是幸福……1952年，母亲只有22岁，美丽，时尚，走在呼和浩特荒凉的大街，回头率百分之二百！和西装革履的父亲进舞场，看电影，挽着手走在路上，后面邻居如看天人，指点着：“这是天北京来的！”
支边的人里，有很多北京人、天津人，当地人统称为“天北京”。 在呼和浩特9年，我哥、我、我弟弟相继出生，当5个孩子的母亲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可母亲在娘家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主儿，出嫁后按婆婆，婆婆的婆婆的指令干活就是了，怎样过日子，完全重头学起。
在呼和浩特 ，那时一家四口
独立生活，使母亲的聪明和才智有了表现的舞台，跟邻居徐大妈学做衣服，做鞋，5个孩子，个个穿的光鲜，女儿个个打扮的美丽；跟岳大妈学做当地人美食莜面窝窝、鱼鱼做的像模像样。直到晚年，我托新分配的西部区来的大学生捎来几斤莜面，母亲亲自动手做窝窝，像变戏法一样一捻，一个又薄又圆的窝窝就撮在屉上了，手法純熟老到。
母亲说：“现在手笨了，过去一手搓四五根鱼鱼......”啊，我试试，一手搓两根，一会儿变成一根了！西部区人极其俭省，过日子精打细算，母亲耳濡目染，把一个7口之家操持得井井有条......20刚出头的母亲，一边相夫教子，一边和周围邻居和睦相处，等到50年代末，已经成为邮电学校家属中的“头儿”了。
1950年代初，全国上下大规模“扫盲”，母亲也忙里偷闲参加扫盲班，终因我们兄妹密集出生而仅上了半年。但从此母亲有了阅读能力，而且因读书而认字越来越多，等我记事时母亲已经和父亲一起看《红楼梦》《三国演义》了。父亲晚年坐在炕桌边喝酒，常在微醺之后感慨：“我这辈子，最服气你妈妈.....”
有了文化的母亲很快从众家属中脱颖而出，在邮电学校组织家属及那个多“运动”的年代，母亲一直不仅是参与者，还是组织者，因为母亲在众家属眼中已是“文化人”。邻居们写信，读信都来找她，有点文字，计算方面的需求也来找她，母亲来者不拒，能自己处理的自己来，做不来的求助父亲。
于是母亲的名气一度超过父亲！所以当后来我们举家北迁的消息在家属们中间传开时，大妈们，婶子们聚在我家，和母亲话别，个个泪水涟涟：仲芬，有机会再回来.......但是，终其一生，母亲再没有机会回去......
在呼和浩特 ，五口人了
1960年，母亲随父亲来到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从大西北，到大东北，火车路过天津，没有下车，母亲哭了：“都困难着，这一大家子......”但离娘家越来越远的悲伤一定长久地萦绕在母亲的心里。到东北后，离娘家更远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几次回天津：1961年，姥爷去世；1965年，姥姥去世；1979年，爷爷去世；1980年，护理父亲直至1981年去世！每次回天津，都是为自己最亲的人送行，这需要怎样的刚强啊......
海拉尔的邮局大院是两排平房，用一马厩连起，呈一“门”字，中间是我们的乐土。院外全是荒地，更远处是著名的西山樟子松林。1960年，粮食开始不够吃，于是家属们便开荒种地，种土豆，玉米，窝瓜等一切可以替代粮食的东西。母亲的吃苦耐劳劲头又一次大爆发，丈夫指不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干活还不抵孩子。于是带着几个孩子，开荒种地，别人种什么我们种什么。
东北的黑土地，撒把草仔长出麦子：当年秋天，大获丰收！母亲打头往家抱窝瓜，大孩子抱大的，小不点抱小的，浩浩荡荡，父亲下班，一身中式黑衣黑裤，脖子上围一围脖，完全“五四青年”打扮，站那欣赏这支队伍，眼里全是笑，母亲却没有一句怨言.......
来到海拉尔不久，我们就发现，我家成了家属院里的“公共场所”：母亲那时刚刚30出头，院里大娘也有，婶子也有，天天都聚在我家，玩的，疯的，学针线的......苗婶一来，就缠着我下跳棋，我还学龄前，又小个子，苗婶大个，趴在床上，我站床边，一玩一上午。有几次，苗婶输了，一把糊撸了棋盘：“人不大，鬼心眼子不少，不玩了，不玩了.......”过个一两天，苗婶陪着笑，：“秋，咱俩再玩一会儿？”周婶天天跟母亲学绣花，学做鞋，沿鞋口沿不好，自己生自己的气，母亲和善地笑着，不厌其烦地指导。华娘是后嫁过来的，有前房留下来的孩子，自己又生，家庭有矛盾，每天来跟母亲诉苦，母亲微笑着听，不轻易插话，华娘发泄完，心满意足地走了……后来家属大院被编为“健康街24组”，母亲顺理成章的成了组长。
1960年，北京颐和园，七口之家第一张照片
1960年代，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母亲在街道领回任务，参加市里汇演，节目自编自导自演。父亲义不容辞，编剧；母亲带家属，排练！于是有好长时间，我家成了排练厅，家里天天回荡着“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壮.......”的歌声。李婶口吃，越急越说不出话，苗婶口无遮拦，见她说话费劲就要开口指责，母亲用眼神制止苗婶，看见母亲眼神，苗婶一伸舌头，缩回去了。可唱起歌来，苗婶服了：李婶说话费力，唱歌可是一流的，领唱，一点都不口吃！苗婶老老实实站在后排合唱。
在排练中，这群婶子大娘们，崇拜着我的父亲，恋着我的母亲，我家一时成了家属大院的乐园，白天，来我家聊天做针线活，疯起来“拿大顶”（倒立），晚上理由更充分：排练节目！天天在一起唱啊笑啊，其乐无比！幸亏那时候学生负担不重，两个姐姐学习也好，哥哥刚入学，我和弟弟学龄前，不然这架式，非耽误孩子学习不可。我有一个深刻印象：从外面回家，外屋门槛，里屋门槛，都坐着人，我们得扒拉着进屋.....
1966年夏，母亲跟随父亲要离开了，家属院里的婶子大娘们在我家哭成一个团，个个反复叨咕一句话“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在她们心里，母亲就是“领袖”！至今我弟弟家里保留着临行时母亲和家属院全体成员的合影，母亲很瘦，眼睛大大的，眼神里满是忧伤，是不是已经预感此后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苦难？母亲离开了海拉尔，再回来，是路过。
1982年我结婚，母亲和哥哥送我出嫁，去满洲里，在海拉尔候车。哥哥问母亲：“去老院看看么？”母亲摇头“看谁呢，看了也难受……”我和哥哥耐不住寂寞，回去看看。老院周边都被房子挤了，显得逼仄，没有哥哥领着，我根本找不到。打听了半天，终于找到周婶家。周婶还健在，只是发福了。见了我们，周婶拉着我们的手，半天说不出来话，好容易哽咽着说出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你爸爸的事了，你妈妈怎么样……”周婶告诉我们，老院的人都走了，只剩了他们一家......母亲不来是对的 ......
乌兰浩特的邮局家属院全封闭：两排平房对开门，顶端是两家仓房封闭，出入的大门是对开的两扇大木门，晚上后回来的人用大铁链锁住，家家有钥匙，这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家这排4户:总务主任高大爷（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党员）、我家，甘大爷，副局长；华大爷（前国民党员）技术人员——很快到来的文革风暴让这4家的主妇聚在一起，母亲成了在那个惶恐的日子里大家的主心骨。
对面6户，里面三户是后来“造反派”里的三大干将，也是三个打手。外面三户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之类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情者，他们都是年纪较轻的，属于邮局的劳动阶层，没有话语权，但他们的同情也是那个年代里至为珍贵的......1966年，风雨飘摇中的小城不断传出令人恐怖的消息，武斗，街垒，游行，示众，失踪……
大孩子都出去串联了，音信全无，小孩子都不上课，在外面疯跑，不知愁滋味.......我们家成了一切消息的集散地——我们很久都不明白：母亲身上有魔力？怎么走到哪里都很快成为核心人物？——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汇集，然后听母亲的意见.......母亲心里也是焦灼的，没有经历过，前途未卜，但还得宽慰眼前这些期待着的人。
该打倒的走资派都打倒了，慢慢的，轮到了高大爷——混进党内，华大爷——国民党特务，我父亲——国际特务！高大娘哭天抹泪，华大娘絮絮叨叨，倒霉最早的甘娘天天坐在我家抽旱烟，母亲劝慰她们，也是劝慰自己：不会长的，活总要有人干吧？不能让几个投递员，几个线路员把邮局弄散了吧？4个家庭的丈夫陆续进了“牛棚”，4个“守活寡”的女人就天天聚在我家，打探消息，诉说苦闷，母亲劝解的时候多，说自己苦恼的时候少，但却在一天天消瘦.......
最先出来的是老革命，毕竟有军人，党员的护身符，然后是“走资派”，再然后是“国民党特务”，父亲迟迟没出来。1967秋天的一个早晨，母亲在院子里坐着，哥哥在大院里一堆木料上坐着吹笛子。高大爷从外面回来，看见哥哥在吹笛子，厉声道：“还有心干这个？你爸爸昨晚上让人打了......”“谁打的？”哥哥眼睛圆了。高大爷用嘴努努里边：“那仨打手！”
哥哥转身进屋，操起一把刀往外走。母亲坐在院里，句句听得真切，但端坐没动。哥哥红着双眼出来，母亲没扯没拦，但怒喝：“你要干嘛？”“我和他们拼了！”“那是三条疯狗，是他们的狗命值钱，还是你的人命值钱？他们疯了，你也疯了……”母亲的话，在秋天清晨，清静的邮局大院的上空飘荡，萦绕，久久不散......哥哥抱着头，蹲在地上呜呜哭，母亲似乎是在劝儿子，又似乎是在劝自己：“不是没出人命么？什么罪不是人受的？......”
过一会，母亲又自言自语：“你爸爸太傻，跟着白局长来这个地方干嘛，谁也不熟，不欺负你欺负谁？挣的又多”，说到这抬眼看着大院里面，他们都挣38.6，也四五个孩子，不怎么眼热呢……”母亲一生说一口纯正天津话，这番话用天津话说出来又有一种别样的滋味.......母亲用自己的见识，用自己的关键时刻的处事不惊挽救着我们这个家，也在邻居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事过之后，对门的张婶不止一次感慨：“韩嫂真行！那几句话真赶劲儿，里边那几家都听着.....”高大娘就一个劲埋怨高大爷：“就你嘴欠，小伯（我哥）要不是他韩婶喊住，出事了这一家子还活不活？”
1966年邮局家属参加全市汇演，前排右为母亲
1967年冬，杀了年猪，全家热盼父亲回家。开始说1968年春节回来，猪肉留到春节，没回；后来说二月回，没回，留出部分肉；后来说三月回来，没回，父亲爱吃的头蹄下水都留不住了；四月没回，母亲把肉放入一些盐；五月没回，又加盐；六月，父亲被关押11个月后才回来，给父亲留的肉都腌成了淡黄色。
后来，父亲“劳动改造”，风里来雨里去，母亲竭尽所能在生活上照顾着父亲，用一个妻子全部的爱，呵护着一个受伤的心灵......母亲在那个荒唐岁月里的见识使母亲在来到乌兰浩特一年后就成了爱国街35组组长，院里人的主心骨，谁家有大事小情都和母亲商量，我们的家永远不寂寞。就连那三个打手的家属，都想方设法接近母亲，路上遇到，陪着笑脸，母亲脸上从不挂样。
打手之一的赵明阳没等造反派下台先癌症死了，留下五个孩子；那俩回归投递员、线路员队伍，夹起尾巴做人了。母亲一如即往，有事相求就帮忙，孩子们交往也不拦，“得饶人时且饶人”是母亲常跟我们说的。打手之二李秀山后来在我弟弟做局长助理时为求医保跪在弟弟面前，被弟弟扶起，告诉他“父辈的恩怨是上辈人的事，我按规则办事，你不必如此.....”母亲的处世影响了每一个孩子。
1966年父亲工作调转，家属送别，前排中间是母亲
母亲一生挚爱父亲，父亲有技术，工资高，人品好，无恶习；二十岁之后渐渐英气逼人，随着年龄增长，日渐风流倜傥，风度翩翩，气质不凡。父亲也爱着这个曾经美丽，而后在生活中表现出聪明，贤惠，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吃苦耐劳，处事不乱，刚毅果敢又教子有方的妻子，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没见过父母口角，也许因为这个，我家姐弟都不会骂人（我婚后骂我丈夫最重的话是“你个文盲”）。母亲的这些品质，也是母亲走到哪里都成为“领袖”的重要原因。父亲一再说的“我这辈子就服气你妈妈”这句话中，应该把它们都涵盖了吧。
父母在时留下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母亲在教育孩子问题上一直不松手，无论生活怎样的不顺，都随时随地教育孩子今后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太多，截取一小块：“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别做懒人；“和面三光：面光，手光，盆光”——女孩子过日子别邋邋遢遢；“能让钱吃亏，别让人吃亏”——人情往来要大气；“别记对人的好，多记人对你的好”——懂得感恩；“宁可人欠我，我决不欠人”——礼尚往来……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们姐弟五人学习优异，人品端正，里院外院都知道“老韩家的孩子像样！”教育孩子的榜样就是“看人家老韩家那几个孩子！”
1981年春节，父母最后的合影，夏天父亲去世
1980年8月，父亲出差该回来了，母亲计算着火车到达的时间，带着雨靴去大道接（雨后家门口泥泞），没有；第二天又去接，还没有。母亲突然有一种预感。第三天，邮局来人告知，父亲病在北京，家属速去护理！母亲的预感应验了。1980年8月到1981年6月，母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父亲。
1982年一年，母亲匆匆嫁了女儿，当年又娶了老儿媳，自此，五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小家。母亲就像完成了所有的大事，对父亲有所交待一样长舒一口气，开始了一年有半年住娘家的流浪生活。我们知道，住娘家也排遣不了中年（父亲去世，母亲只有51岁）丧偶的痛苦。是突然的孤零，促使她去寻找热闹，但短暂的热闹之后，又是更长久的孤单。
我曾小心翼翼的问过母亲，有没有再找一个伴儿的想法，如果有，子女绝对支持，而且我们给您的生活费一分不少，绝不让您经济上居人之下。母亲一口回绝：“我这辈子就伺候你爸爸一个！”
1986年，母亲（左）在天津老家和二舅母
1995年，42岁的哥哥心脏病猝死，彻底毁了母亲的身体，又一次精神支柱的坍塌，让母亲万念俱灰，在经历了一年的煎熬之后，1996年11月22日深夜，母亲拔掉输液管，拿掉氧气罩（姐姐是护士，护理母亲很精心），选择了平静，有尊严地死去，母亲的刚毅果断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赶到母亲身边时，已经23日凌晨，外面下着冰凌雪，所有的树上都是美丽的冰凌花，大地一片白茫茫！我抚着母亲还有温热的身体，欲哭无泪。现在，母亲与父亲相拥，长眠于地下，这对恩爱夫妻再也不会分开了。
母亲在天津老家，典型的天津老太太
我的父亲母亲的文字写完了，对他们的爱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不久之后我就会去陪伴他们：父母合葬的墓旁，有一棵松树，我嘱付女儿和弟弟，将我的骨灰散埋在这棵树下，我要永远守在父母身边，变成这棵大树的养份，让它枝繁叶茂，荫庇着父母的灵魂安息……
母亲最后的影像，这一年11月，母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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