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周连春：走进1978年的南京大学

作者简历

作者大学时期

周连春，笔名舟莲村，江苏东台人。198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一辈子的教书匠。

原题 

我的大学梦

作者：周连春

高中毕业时，我的数学老师当着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你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谁上大学！”我心里琢磨“大学”这个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当年，电影《决裂》的一个画面，曾看得我热血沸腾——电影里那个反派人物刁难要上学的农民子弟江大年，问他有什么资格上大学？电影里那位正面人物一把扯起他的手，高举着吼道：这满手的老茧，就是资格！

就凭满手老茧？这让我心花怒放。多好的时代啊，它给了我希望：只要努力劳动，吃苦勤奋，大学梦想，就会实现！

只是后来才整明白，梦想，原来是那么遥不可及！

一、混过了小学中学

我是5岁上学的，不是因为聪明，只是因为大人都要参加大跃进，把我放在家里不放心，找个地方寄存罢了。而从最初的“寄存，到后来一年一年读下来，我居然小学要毕业了！当时六年级，班上坚持下来的有26个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比我大10岁，倒数第二的也比我大两岁——是我侄儿。我才11岁，年龄最小，成绩却最好。

我盼望能到公社所在的镇上上“完中”（全日制中学）。我的成绩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宣读；算术也不错，有一次，新来一个算术老师，摸底考试，题目有点难，全班就我一人及格。为此，校长批评那位老师出题为难学生，把学生考得灰溜溜的。

可没想到，我接到的是上“农中”（半耕半读农业中学）的入学通知。原来，想上“完中”难度很大，全班能上完中的只有俩人，一是大队长之子，一是班主任亲戚。我这才意识到，社会不像书上写的、老师说的那么美好，我这样的穷孩子，指望靠学习成绩优异走上自己期望的道路，实在是异想天开。

上农中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的上学就纯粹瞎扯蛋了，一阵上，一阵不上；课堂上上，又农田劳作。不知不觉间，便晃过去了初中四年（明明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的初中却由三年拉长到四年），后来又回自己大队上了两年高中。整个中学，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不过是背下了无数的政治语录。某学期读到唯一的一篇古文，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节选，其中一句是喝了酒的武松上景阳岗，“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硬生生被老师读成“武松正走，看看酒桶上来”。听得我们目瞪口呆。而上高中后，第一节数学课，那个凶巴巴的老师一开讲，说是解方程，“方程的第一步：分解因式！”我悄悄问同桌：“什么是分解因式？”

稀里糊涂中学就毕业了，还拿了个高中毕业证，在农村，那就是知识青年了。

毕业了，新生活开始了，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始了正统农民的劳动生活。不过，那时我心中还揣着一个美丽梦想——上大学。电影里不说了嘛，凭一手老茧就能上。我知道农民人人有一手老茧，光靠这个肯定不行，于是我还努力从各个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来。

我从小个子不矮，有一身力气；虽然算不上心灵手巧，至少在我们那个生产队，不管是老少爷们，还是大姑娘小媳妇，轻活重活技术活，没有几个人敢和我叫板。栽秧割麦，撒种拾棉花，行船扬场，挑粪挖河……无一落人褒贬；田头批判会，出个黑板报，唱段样板戏，写个三句半，事事可以露个脸。按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大学，似乎并不遥远。

大队里，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是一个代课教师，去面试了一下，就被“退货”了。据他自己说，那个面试的老师问：棉花有哪三桃？他立马给出答案：大桃、中桃和小桃。我知道他错了，应该是：伏前桃、伏桃和秋桃。我想，多简单的题目，要是我能去，多好！

第二年，第三年……推荐去的，都被打了回来。

尽管乡亲们每一回都感叹：要是你能去，肯定就走了。可是，从来没有人推荐过我。

其实，这种弯弯绕我在小学毕业后，接到上中学的通知时，就已经懂了。只是还有一些痴心、一些妄想而已，用我们那儿的俗话说，就是：“私伢儿（私生子）想奶吃！”

二、逼婚

按理我也是有“门路”的人。大队书记就是我本家的叔叔。如果能得到叔叔的照应，那么被推荐上学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却得罪了书记叔叔！因为叔叔要给我做大媒，介绍对象，而我坚决不同意！

那时的我，虽不能说心高气傲，但正是充满幻想，满脑子风景的年岁。书记介绍的那一位，和我想象中的对象实在相差悬殊，不敢恭维。

那时，书记花了差不多近一年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三天两头找我，或让我写个发言稿，出个大批判专栏，或陪他一起到公社去汇报工作，帮他整理材料……而每一次的谈话，最终都会绕到婚姻问题上来。其间，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伎俩，无所不用。

书记是个有本事的人，有能力，有口才，是全县的先进模范人物，本来是棵可以依傍的“大树”，而我却没有去依傍。

书记是个执着的人，不惜花那么长的时间来给我洗脑，希望我按他的路数去走。而我，乳臭未干，却也是个撞了南墙仍不回头的毛头小子。

两人态度同样坚决，力量对比却差了不是一两个等级。

他年富力强，是手握两三千人生产生活乃至命运的一队之首。因为我不顺从他，时间不长，我就能感到了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仅仅来做我思想工作的，几乎就囊括了全大队所有有实权的新老干部、德高望重的老农民、我的邻居亲友。一开始，我还一个人扛着，不告诉任何人，但事实上，事情在全大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也有许多支持者，我的朋友，我的老师，生产队的知青……他们都主动地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方式支持我：和他斗到底，不能要那个女的！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我发现，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也开始有意疏远我，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一天，小学的宫奇之老师约我吃晚饭。宫老师不仅是我老师，也是我姐姐的老师，语文课讲得好，自己能写登报的文章（后来还出版了几本小说）。当时，他本来是我的两个最铁杆的支持者之一，还有一位是知青杨宏。宫老师请我吃饭，我当然高兴。傍晚收工，匆匆回家洗脸换装，然后蹬上自行车前往。

一进宫老师家门，意外看到杨宏也在那儿。

“今天晚上就我们三个人，喝个痛快。老婆孩子都被我打发到丈母娘家去了！”宫老师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说。

酒过三杯，话入正题。宫老师说：“小老弟啊，你这个事情我和杨宏商量过，很难办。我们也不瞒你，书记知道我们两个和你关系好，把我们两个找过去，摊牌了。简单说，答应他的要求，什么都好说，要是还推三阻四，就不能怪他了，他就让你死在他脚丫子里！”

逼婚到这个程度，还通过他人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还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书记在和我的上百次谈话中，早已把各种意思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最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一棵参天大树，笔直笔直，粗粗壮壮，把它放倒了，可以做一根大梁，或者顶梁柱；也可以把它放在阴山背后，风吹雨淋，霜打虫蛀，最后，朽掉，烂掉，连烧火都没火力。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枝，折回来，修修削削，放在火上烤烤，就能做泥络儿（一种劳动工具）……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一股寒气从脊梁直透脑门，前心后背都发凉。

现在倒好，变本加厉，比喻例证都不用了，直接恐吓，可见，也是真急了。

杨宏说，与宫老师商量过多次，认为没有好办法。这样硬顶也不是个事。顶下去，你就真的一辈子落在他手心里了。想来想去，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先答应下来，有个回旋的余地。然后，等推荐你上了大学，或者当兵走了，到了外面，就不怕他了。翅膀骨儿硬起来以后，回过头来再和他翻脸，再和他斗……

说实话，这是当时那个年代能想到的最佳方案了。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我的梦想——上大学的可能性。

可惜，我不是那个玩心计的人。这一顿饭，其实意味着，我最好的朋友，最铁杆的支持者，也都妥协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了，从此以后，只能孤军奋战——战什么是说得好听，其实是苦苦挣扎罢了。

那一届，我们大队和我一起高中毕业的，有39人。一年之间，有人做了代课教师，有的进了社直单位，有的做了赤脚医生，有的做了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技术员……真正什么也没有，一天到晚干农活的，只有我一个。而且，由于书记的“关照”，什么活儿最苦，什么地方最脏最累，生产队的干部们就会安排我去！

好在农民是善良的，朴实的，大家都知道我是被打压被欺负的，对我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性格，还是非常尊重，非常赏识的。有他们的安慰，我虽然苦，虽然累，但没有颓废，也没有哀怨，还能苦中作乐度过每一天。

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人。

我的生产队地处交通要道，东西、南北两条大路从中间把生产队一分为四，这样，我下地干农活，很多时候都在大路两边。这样的好处是，大路上一天到晚人来人往，也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遇上，有许多西洋景儿可看，不寂寞。糟糕的是，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是“踏板底下的吊吊儿灰——尘下之尘”，穷困落寞，寒酸窘迫，即使我不怕见人，人家见到我也难受，也尴尬。

其实，真心话，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心里坦然得很。多年以后，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周老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是一部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它残缺不全，是我从一个做教师的堂叔那儿借来的。书中的那些文人豪杰，英雄志士忠诚坦荡、正气凛然、宁折不弯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当然也可能是误尽终生）！

那个夏天的下午，骄阳如火，我戴着一顶破草帽，穿着短裤，光着脊梁，挑着一副空粪桶，两腿泥巴，从稻田里走上岸，沿着大路前往养猪场的大粪池。就见对面来一辆自行车，车主人一身光鲜，白衬衫，咖啡色的西装短裤，白色短袜外面是时下最时髦的塑胶凉鞋，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锃光瓦亮……原来，是小学同学，后来上“完中”的两位中的一位，现在听说在某处做代课教师！

那时候的农民，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没有生产队的允许，你就不能出门。所以，能见到老同学还是很稀罕的。加上我这个人天生命贱，喜欢和人打招呼。

“某某，你好啊，上哪儿去忙？”车，继续往前走，车上的人没有回音，我以为他没有听见，又喊一声：“老同学，去哪儿啊？”车丝毫没有减速，呼的一声从我身边一捺而过。留给我的，是一阵短暂的迷惑。随后就释然了，苦笑一声，继续挑我的大粪。

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小学、农中、高中的几百同学中，我知道的，明确表露出来的，只有两位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被嘲笑，印象也很深刻。那一年冬天，到离家几十里的地方去“挑河”——官方叫法是“兴修农田水利”。过来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营生。

那一天，我们和相邻生产队之间因为“界口”发生争执。挑过河的都知道，界口是条敏感线，虽然无形，但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往谁那边偏一点，歪一点都不行，那意味着要帮别人多挖土，多挑土。在那个饭都难吃饱的年代，出着牛一样的力气，干着猪狗不如的活，本身就已经是高强度，超负荷了，再要帮别人多干，尤其是吃力不讨好的闷亏，当然谁也不愿意。戇嗓吵架是不可避免的，打架斗殴也是常见的。我们生产队那个带队的有点儿笨嘴笨舌，明明理由在我们这一边，他却眼看着就要背锅。我终于忍不住，就上去“帮腔”。对方那个带队的一看是我，马上来一句：“啊呀，你不就是个破高中生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人家高中毕业都去做老师，当医生了，你不就和我们一样，在这儿撘泥担儿嘛！”果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虽然，即使是他们生产队也马上有人责怪他不该说这样伤人的话：“人家还是个伢儿，又不是他没本事，还不是被人做禄住啊的，你说这话没意思！”但那烙印，是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灵魂里了。

那些日子，为了改变命运，也做过努力，也有过挣扎。不过，所有的努力和挣扎，在无形的大网和坚硬的铁幕面前，最后都是一败涂地，无疾而终。

如果有值得一说的，那就是我盖起了三间瓦房，那是全大队上千栋房子里最好的房子。

为了和书记叔叔争一口气，我和年迈的母亲一起到海边的沙滩上割了半年草。那时的海边，空旷辽阔，荒无人烟，半年时间，除了海鸥和野兔，几乎看不到人影。割草的日子有多苦，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我从海边回家，离家不远处遇到中学女同学，提前下车打招呼。女同学一开始没认出来，后来惊叫：连春啊！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跟50多岁的人似的啊！

海风吹人，容易变黑。谚云：“有钱不娶海的妻，海风吹得黑滋滋。”而对女同学的话我没有往心里去，女孩子也都喜欢夸张，喜欢大惊小怪，是不是？

草割好了，要用船把草运到窑厂换砖头。那一次，头天晚上把船装好，睡了几个小时后，下半夜开船。冬天的夜里，当然很冷，我穿着一件破大衣，在船上掌舵。天亮了，岸边有了行人。这时，就听有人喊：“老爷爷，请问你到某某地还有多远？”“老爷爷！”我觉得没我什么事儿，就没有搭理！“哎，船上拿舵的那位老爷爷，请问……”我四面一打量，河面上只有我这一条船，这肯定就是喊我的了。“老爷爷！”我还没有20岁，怎么成老爷爷了，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答复了对方。回答完了再看看自己，胡子、眉毛都是霜，衣服也是一片白，估计头发也是一层霜……通常，掌舵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家喊“老爷爷”，也是情理之中啊。人生的艰辛，在此刻深深地搅动着我依然青春的心。

吃最差的饭，穿最破的衣，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报酬，看最丑的脸。不知道路在何方，前途有没有，希望在哪里……17岁的人生是不是承受了太多太多？也许，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这些，平常而又平淡，只是，落在我身上，感觉就像山一样沉重吧！

我的童年，是在宠爱中度过的。我有两位母亲，她们都一样的疼我。父亲47岁才有我，当然也是格外宠爱，还有爷爷奶奶的关爱，无需赘述。可谁知道，到青春年代，我经历的苦难，遭遇的挫折，承受的打击，却是如此的深重。多年后，一位邻居告诉我：那时候，你妈妈背着你，偷偷哭过多少回，说：这么好的个伢儿，遇到这么个境况，一世的出路都没有了啊！

三、居然上了讲台

1976年，对国家，是一个多事之秋，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对我个人，也是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一年。

春天，我把房子盖好了，在全大队引起轰动：青砖青瓦，石灰小缝，十寸墙——这么好的材料，这种讲究的盖法，那是解放前大户人家才有的，1949年以后已经基本绝迹，不要说本大队，就是方圆几十里，也独一无二。

夏天，公社要选拔一批民办代课教师，我也接到了考试通知。

说起来，我们公社管文教的马副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了，决定在全公社范围内“普及高中教育”。具体办法是：每个大队都办一个“半耕半读高中班”，校址就在每个大队的“农科队”。教师从哪儿来？老书记大腿一拍：我们不是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吗，就从他们中间挑！

无法评价老书记的办学决策，也无法评价他的选才标准。对我本人而言，他让我脱离了田地中劳作的苦海，我必须感激他！

那一天下午两点，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小镇上。考试就在我呆了一年的中学里进行。

考试，完全是那个年代的风格。一二十个年轻人连房间都没进，在校园的树荫下，长条板凳围成一圈，大家伙坐定后，马书记说了几句重要性、伟大意义之类的开场白，随即宣布考试开始。只见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报纸，说：“这是‘两报一刊’社论，大家每个人读一小节，挨座位次序读下去。”说完，把报纸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考生。报纸在每个人手里轮了一圈，很快读完了，回到马书记手里。书记拿到报纸，随即宣布，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结束了？”大家面面相觑，满脸的问号，觉得这么隆重的事情不该这么简单，纷纷围过去问：“马书记，笔考什么时候考？”“什么笔考？没有了，所有的考试都在这，考完了！”

于是所有人都懊悔，早知道这么简单，刚才就该表现得认真一点！

幸运的是，两天后，我收到了到农科队报到的通知，开始了当民办教师的行当。

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报了名。考虑到中学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对自己反复掂量后，觉得还是首先要跳出“农门”，中专只要考语文、数学两门，大学要考五门。为求十拿九稳，就报考了师范类的中专。真是目光短浅！

12年没有高考，一下子闸门打开，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报名考试的人是如此之多，有关部门不得不将考试分为两拨：第一次预考，刷掉一大批考生。第二次才是正式考试。

预考顺利通过，统考是在县城进行。

公社通知，所有参加统考的考生集体行动，到镇上集中坐汽车到县城。去县城，给我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第一次坐汽车啦！——我家离县城有六七十里路，以前当然去过多次，不过，都是骑自行车去的。

汽车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挤满了人。车子开得飞快，那时，路上很少有车，也几乎没有行人。看着路两边的景物飞快的向后倒去，估计车上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因而，充满了新奇感。突然，大家的身体都像悬空了一样，所有人吓得一齐惊叫——原来，车过了一座桥，下坡了，有失重感，大家没有经历过，先是一阵恐慌，随后是惊奇与放松。到第二座桥下坡时，大家先是一份期待，然后，就是一片满足后的欢呼。

统考也是考两门，一天考一门。

第一天考语文，作文写得比较顺手，其余的内容非常简单，考场第一个交卷。

第二天考数学，丢人就丢大了。拿到卷子，第一题，分解因式：（a+b）2= ？这一题是五分，三下五除二，很快做完。做完之后，再往下，我就无事可做了。因为，后面的题目我看都看不懂，只能坐在那儿发愣。

记得我是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子，那时候，监考不严，监考老师没事做，我在最前面，老师就一直看着我，大概是昨天看我语文考得好，对我印象就比较深。今天看我坐在那儿发呆，就为我着急。

“写啊，你写啊，你赶快写啊，你怎么不动笔啊？”老师几次提醒我。

是的，是的，要写啊，写啊，我又何尝不想写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啊！

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度日如年，我想也不过如此了。

大概坚持了有半小时，终于坐不住，交卷了！

监考老师拿着我几乎空白的卷子，惋惜地摇了摇头！

走出考场，如释重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妾心古井水  波澜誓不起”。我自己都奇怪，怎么会这么没心没肺，虚无如老僧入定的！

后来听说，那分解因式的五分，是出题老师送的。因为，预考的时候，大部分考生的数学是零蛋，搞得大家很没有面子。统考的时候，有关方面就告诉出卷老师，笔下超生，让大家好看点！于是，就有了第一题的人情题。

那一年，盐城地区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是110分。我的数学是5分，语文据说是第一名，90分，两门加起来，也只有95分。

做定了孙山，也很好，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后来庆幸当时没有考上。

上大学后与同学在乡村骑摩托车

四、圆梦大学

1978年高考的消息很快就有了，周围的同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走到哪儿，也都是高考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熟人遇到我，不是问我报不报名，而是问：“你报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我就必须报考、肯定报考似的。说实话，我连一点点报考的想法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姐姐来了。

姐姐比我大七岁，是正儿八经的公办教师，吃定量商品粮的。经常听说，姐姐是九岁才上学的，所以到九岁，是因为要在家带我。不过，好歹她赶上了最后一班车，1965年初中毕业，考上了盐城师范，要是再晚一年，就“文革”，高考就取消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去了。那个年代，在乡下，一个女孩子能“吃公家粮”，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轰动四邻的事。

姐姐离我们家五六十里路，是骑自行车来的，还带了她能找到的两本油印复习资料。

姐姐就对我说了两句话：“你还真让那个书记说现成话吗？”“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报名？”

姐姐的话，我无言以对。

那就考吧。数学考5分的打击太大了，那就考文科吧。

回过头来看，1977年考中专是个战略错误。因为，中专只考两门，我的数学瘸腿了，没有拐杖，想靠一条腿迈进大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要是考大学，除了数学，还有四门课的分数可以相互支撑，以我的基础知识而言，完全有取胜的把握。可是，那时候，谁知道呢，事后诸葛亮罢了。

决定考文科了，文科也要考数学哦。吸取1977年的教训，我就把复习的重点全部放在恶补数学上。后来数学我得了46分，也算是超水平发挥了。

一边教书，一边复习，是件很挠头的事。我带着语文课，还兼着班主任。校长是个刻板的人，每天早晨的晨读，班主任都必须到教室陪着学生。学校开会、学习，一次也不能少。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这些折磨人的活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很多活动是放在晚上。再忙，你也必须参加。

农村，到三月底就开始忙了。学校经常有各种支农活动，这个时候，班主任就必须带着学生一起去生产队参加各种支农活动。每个星期天，教师还要到各生产队去刷标语。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真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天下午放学以后，教师的各种活动也告一段落。我好不容易坐下来看点书。刚坐下不一会儿，就听外面有人喊话：各位老师，一个女生放学后没有回家，现在找不到人了，大家赶快分头去找！我想，反正也不是我们班的，没我什么事儿，就赖在办公室没出门。时间不久，老师们都回来了，说是学生已经回家了。校长也回来了，见到我，沉下脸就是一顿痛批，无非是不知道轻重缓急，人命关天之类。我被骂得狗血喷头，自知理亏，只能一声不吭。

作者（左）与同宿舍好友

没有办法，只有夜里的时间是我的。夜里，也有困难，那时的农村，虽然通了电，但停电是正常的。即使有电，也是一个星期只有两个晚上有电，有电也只有两小时。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煤油是计划供应的，农闲季节，每户一个月二两，农忙季节，半斤。不管是二两还是半斤，都用不了几天。没有办法，父亲私下去找拖拉机手，给他一点粮票，他就给我们几斤柴油。

柴油点灯，一是亮度不够，二是油烟大。亮度不够，只有把灯捻子尽量搞大。灯芯大的结果是油烟更大。每天早上起床，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

父母看我每天复习到深夜，每天早上会给我蒸一个鸡蛋，补充营养。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当然，也有人把它叫做命运。有一次，靠在床上看复习题，看累了，想换换脑子。正好床头有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64开的那种，就随手拿过来翻翻，正好翻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看了几行，居然觉得很有趣，就认真地看完了。等到考历史，一道20分的思考题几乎就是毛著的原文照搬，不由得感叹，天意啊！

乡下的考生，没有辅导老师，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辅导材料，甚至教科书也没有。

印象中，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没有见过历史书、地理书，当然也没有上过这两门课。小学倒是正儿八经学过语文课，初中高中都变成了政语课。数学前面已经说过，都是实用主义的内容。我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姐姐带来的两本油印资料，和一本复习大纲。

复习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无知者无畏。不知道外面的考生怎样复习，也就免除了后来考场上的恐惧心理。

偶尔，会和学校里另外两位报考的同事在一起相互切磋一下，还有一位热心的老教师帮我们指点指点。

高考时间是7月20号到22号。中小学是7月15号放暑假，学生放假了，教师还有各种表格和学期总结，大概从17号开始我才有了两三天完整的复习时间。

有人说，为什么不请几天假，集中时间复习。对我们农家子弟而言，有个不晒太阳的工作不容易，请假复习，要是能考上，走掉，当然好，要是考不上呢，工作态度就成了问题。而且，那时候的农村学校，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一个学校又同时有几个人参加高考，你不上课了，谁来代班？请假的事，免开尊口！

考试设在隔壁公社的安丰镇上，离家三四十里地。19号的上午收拾好行李，下午，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就到了安丰轧花厂。

这个时节，棉花没有上市，轧花厂的仓库都是空的，又高又大的房间正好给我们做临时宿舍，也不要住宿费。记得，晚上的蚊子奇多，虽然我们都带了蚊帐，但是，那个年代，有好蚊帐的家庭不多，蚊帐上的破洞足以让蚊子畅通无阻。蚊虫叮咬，加上考试的压力，陌生场景的不适应，还有熟人之间临阵磨刀，说题目，对答案……夜里，真正能睡好觉的考生估计不多。

与同学游南京紫金山（前排右一为作者）

前面几门考试基本上都达到了原来预期的效果，数学虽然留白比较多，但也是在预先的构想之中。最后一个上午考语文。对于语文放在最后考，私心觉得比较满意。因为我自认为对语文比较有把握，这样，最后一门考完，有个好心情回家。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等拿到语文试卷一看，懵了。作文居然是缩写，3千字的文章缩写成800字。什么鬼缩写，闻所未闻，最拿手的，瞬间变成最棘手的。一下子，方寸大乱。

7月中旬，正是酷热天气。姐姐关心我，特意给我买了一瓶桔子粉冲茶喝，前两天没有舍得喝，现在，心烦意乱，频频举杯，水喝多了，就要上厕所。前面四门考试没有去一次厕所，语文考试居然去了三次厕所。幸亏那时候监考不那么较真，跟老师打个招呼，自己就可以去了。俗话说：“懒牛上场，尿屎全堂。”这回算是应在自己身上了。

监考老师也看出了弯弯绕——这次，我居然又是第一排最前面的位子。那时的高考，管理比现在学生的随堂考试还要松懈。我们那个小教室，考生的位子就是小学生上课的座位，一个挨着一个，前后很挤。做好的卷子不遮不掩，赤条条的就摆在那儿。我周围的几个考生，只要眼睛不近视，若看着我的卷子抄，考个本科也是十拿九稳的。因为在前排，监考老师几乎是一直陪着我考试，看我的试卷。前面几门，我考得比较顺利。到考语文了，他也觉察到我有问题了，频频安慰我：别急，别急，还早！

不急，哪能不急哦。不过，急也没有用，最后一门考试就在慌乱无序、不知所以然的状态下，交卷了。留下的，是一辈子的遗憾和笑谈。

到家歇了一天，第二天去姐姐家，告诉她考试的情况，顺便也放松一下心情。

姐姐让我估计考分，之前我没想过，姐问起来，我掂量着说，大概330到350吧！其实觉得360分没问题，350分留了点小余地。

不记得多久了，分数通知到了，我拿到信的时候，手不由得有点发抖，不知道那个信封装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399.5分，居然。每一科，都超出了我的预期！

知道了自己的分数，然后填志愿，据说是吸取了1977年高考的教训。因为，多年不考试，大家对自己的学习和考试能力早已失去了判断标准，考前填志愿，多了很多盲目性，给录取工作带来了诸多麻烦。这样，1978年的填志愿就改在拿到了分数之后。

志愿也是要到公社去填。一大早，就骑着车到了公社文教办公室。

接待的同志一问我的姓名，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啊呀，你那个分数太高啦，考得太好啦！随后，拿着一些表格说明书之类，把我带到机关食堂，说，这儿安静，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慢慢填吧。有什么问题，你就看说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填！

那个年代的我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见到世面的半径，不超过自行车一天行驶的路程；听到的，不超过高音喇叭介绍的内容，对大学，对高考录取，填什么志愿，报什么专业……两眼一抹黑！

没办法，刚才那位同志已经把话说到底了，想找人问都没办法问。其实，我估计他还是知道一点点，懂得一点点的，只不过事关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怕承担责任，不愿意多事罢了。

“填报高考志愿须知”上说得明明白白，350分以上的考生，必须要填5个重点大学。于是，在参考材料上先找出5所学校，记得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第五所就记不确切了。

填南京大学，不仅仅因为她是江苏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我曾经是她的学生——函授生。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之后，又是“评水浒，批宋江”。大概为了紧跟形势，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我们县搞了一个函授教育。那一次，我在水利工地上，正是一身臭汗，饥肠辘辘的时候，大队工程员笑咪咪地找到我说：明天上午到三仓中学去开会！具体内容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从工地直接去了三仓中学，一打听，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函授教学，喜出望外。两个公社的五六十个人挤在一个教室，满满当当。

第一位讲课的是孙述圻老师。孙老师个头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斯文气。到南大以后知道，孙老师是研究“六朝思想史”的专家，后来，专门给来南大的留学生讲课。一开口，不疾不徐，抑扬顿挫，妙语连珠，文采飞扬！那一次，算是长见识了，大学教授真是太厉害了，从此，对南大，对南大历史系有了一份向往。

这一次，几门考试中，历史分数又是最高的，于是南大历史系成为“第一志愿”中的第一志愿。其实，天地良心，心中第一想去的是中文系。怎奈，语文临场发挥一塌糊涂，只考了83分半，在四门文科成绩中是垫底的。而且，伤自尊的是，我们附近一个学校的代课教师唐足成，总分300分出头，语文居然是90分。我想，这么少的总分，语文居然这么高，可见，语文题不算难，城市考生们的高分不知道有多少。于是，求稳起见，只好把报中文系的雄心收起。等到了学校才知道，南大中文系语文成绩的单科录取线是75分，我这个分数上中文系是绰绰有余。

第二志愿是北大，然后是山大，复旦……

这个顺序后来成为同学和朋友们多年的笑料。

志愿填好之后的日子，是轻松而惬意的。天上的云朵，从来没有这么飘逸浪漫，树上的鸟儿，从来没有这么多情动听，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熟人，都笑得一朵花儿似的……

可惜，好日子不长。

陆陆续续，有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周围的人们比我自己还关心录取情况：“有没有接到通知书啊？”“哪一天走啊？”“考上那个学校啦？”开始，还能笑对，编出各种理由应付过去。后来，自己也怀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卡住了，没戏了？

没办法，只能尽量呆在家里不出门。万一要出门，也是避开大家出门的高峰期，然后，找荒凉偏僻的小路，哪怕多绕好远。

到了10月初，我所知道的参加体检的，填了志愿的，所有的人都走了，甚至本县的师范生，也都去报到了。没有走的，也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周围的人也已经不再关心、不再询问我的结果了。

那一份煎熬，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有时候就想，不录取就不录取吧，好歹有个通知啊，死个明白行不行？不行！那时候，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死了这份心吧！！！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社员们一起挖条沟。下午两三点的光景，就听到远处似乎有人在喊我，抬头一看，就见生产队会计骑着自行车朝我飞驰而来，一边走一边喊：“你的通知书到了，南京大学的通知书到了……”

一位同学说，他当年也是在劳动的时候拿到通知书的。通知书一到手，随即把手中的扁担抡圆了，扔得无影无踪。而我竟然丝毫没有人家那样的兴奋，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人心，似乎是在听别人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是一种怎样的压抑将我彼时彼刻变得那样的麻木？

我平静地把铁锹和泥担托付给邻居带回去，坐着会计的自行车，随他一起到生产队办公室办理迁移户口的证明，称了100多斤粮食，准备到粮管所去卖——卖掉生产队的口粮以后，才能转成城市食品的定量供应。

两天以后，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妹妹和一位邻居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30多里外的安丰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

神奇的大学梦想，至此才算真的做成了。

作者（右一）与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合影

arcadia   洛杉矶

2020年4月29日改定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南京大学新三届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     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       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子女教育  健身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