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刘金田：错过“工兵”误了中专，一步跨入重点大学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刘金田，江苏东台人。1959年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原题

南大，终于圆了我的梦

作者：刘金田

终于能到南京上大学了

我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原本是“纯乡下人”，可我却早早有了大学梦。说来这在那个年代，好像是从小胸怀远大理想似的，而实际上，这个梦缘自父母的期望。

我的父母就是地地道道的苏北农民，大字不识几个，而从我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幻想着将来我能够上大学。他们几近文盲，却有如此高大的梦想，并且也让这一梦想渐渐成为了我的人生目标——从小立下了上大学的志向。

当然，父母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完全属于异想天开，因为我们村里，此前确实出了一位大学生，而且上的是北京大学。那是1950年代后期，有位前辈姓杭，比我大十多岁，当时家境也和我家差不多，而他通过刻苦学习，最终考上了北大东方语言系，再后来成为我军的一位大校。我小时候在当地也还算是比较聪明的，因此父母就把杭前辈当作了我前进的标杆。

我5岁就上小学了，倒不是因为自己早熟，而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恰好老师是邻居，就请他带我到学校去，权当学校为幼儿园，省得放在家中不放心，这样却让我早早成了小学生。

小学叫“红旗耕读小学”，顾名思义，就是“半耕半读”。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成立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说白了其实只是农村带有扫盲性质的学校，根本不能指望在那儿获得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学校设在我们大队的一户农民家中，学生半天上学，半天回家劳动。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大的已经十五六岁了，而我是学校里最小的。

学校的条件相当差，我们自带板凳，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由老师交替着给不同年级授课。这也是一幅独特的景观，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房间里上课，却互不干扰。

不过，这样子没上两年，学校撤掉了，我这才转入正规的小学——“十里小学”就读。四年级后小学改名为“红哨学校”，并且有了初中班和高中班。

那时公社搞下放办学试点，我们红旗大队和邻近的前哨大队就是试点之一，联合办了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我成为这个学校第二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才15岁。所以，我的整个中小学学习生涯，都没有走出过我们村的地盘。

如此闭塞，却依然向往飞出去。可是“文革”后有几年大学不招生，我也几乎淡漠了父母曾赋予的远大理想——上大学。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才又让我继续做起了那个大学梦。那时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选拔，称为“工农兵大学生”。虽然那几年好多同学都不怎么好好读书了，但我因为心中有那个梦，学习依然刻苦，因此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

加之我们村里的这所学校有一位名叫崔益山的好校长，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在那特殊年代，他敢于招募一批别的学校不敢要的“有问题”的老师来我们学校，这些老师都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后来他们中有的老师被调到盐城师范学院和盐城工学院任教，成为这两所大学的骨干教师。足见当年我所在的那个中学，教学水平是不低的，这也让我有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学业没怎么荒废。而且高中期间又赶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更是强化了一下文化知识的学习。

作者（左一）一直信心满满，直面人生

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大队当农民，开始挣工分养活自己。我当时的劳动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因为这也是实现大学梦的必经之道——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条件，一是必须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二是劳动表现要特别好，这样才有被贫下中农推荐的资格。当然最重要的是，大队书记要认可你。而我作为高中毕业生，怎么说也算是村里的“知识青年”，所以两年间大队里的写写画画的事都由我做。

那两年公社大队开会特别多，我经常要帮书记、大队长写发言稿，那时仗着年轻，时常为写稿而通宵达旦。我还是大队的“土记者”，每月要为公社报道组至少写三篇稿子，报道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在各个大队中我们大队当时被公社广播站采用的稿子特别多，书记也因此而受到过公社领导的表扬。因此，在书记面前，我还算得上是个“香饽饽”。1976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我被大队推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时也要经过“考试”。主要是“面试”：考一些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形式是自由解答。由于我在大队还当过农业技术员，懂一些“土技术”，所以，那天的面试表现比较突出，抢答了多个题目。

考试通过了。去县里体检也没什么问题，就等着录取，等着实现我的、以及实现父母期待我的大学梦。然而，达到了录取的各方面条件，你以为就能上大学了？做梦去吧！——后来我才知，在那时的招生方式下，我的大学梦，也许永远只能是个梦。

那一年招生，我最后落选了。我一直很纳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才打听到，是当时招生办的一位同志从中捣了鬼。当时闻听此言，我心中愤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谁让我家无权无势无关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倘若当时真录取了我，我作为一个“工农兵学员”，与后来自己的人生和事业相比，恐怕将有天壤之别。于是我后来又庆幸：幸亏当时那位同志做了手脚，让我没有在1976年圆我那个大学梦。

不过，当时对我的打击则是沉重的，我彻底灰心了，因为自己感觉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贫下中农总不能年年推荐你吧！只好认命，一辈子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作为”去吧。

说实在的，我生长在农村，一般的农活我都能干，但就是有一项——害怕“上河工”。“上河工”就是去大兴农田水利，冬天去挖河，夏天到海边去修堤。因为自己块头较小，力气不大，实在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

于是当时又想，我即使在这乡村里，也应谋求相对好一点的出路啊。我心想自己在当地还算有点文化，如能去学校当个“代课”老师，那也是一条不错的人生道路。

这种“代课”情况当时比较普遍，但同样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为此我家拐了许多弯子，找了一个关系，得到拍胸脯承诺，说等到寒假过后可以到临近大队的小学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代课”老师。于是1977年春节过后，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兴致勃勃地期待着去代课。

学校开学了，我左等右等，却没有接到去“代课”的通知。抱着一个热火罐子，空高兴了一场，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原来，这事又“黄”了，是又被一个关系较硬的人顶替了。

真可谓走投无路，眼看着一条条人生通途，自己却无法迈步踏上去，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实在没招，只好退而求其次，再求大队书记，看看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个什么活，只要可以不“上河工”。书记还算给了面子，最后安排我去我们县台南公社兴圩大队办的一个玻璃厂，去学习，说学成回来后，我们大队也准备办一个这样的厂子。这也不错，学好一门技术，回来开厂做个厂里的技术工，也是一条还算“理想”的出路吧。

曾对未来充满期望（后面最高者为作者）

这时已经是1977年的秋冬了。而历史正在悄悄起变化，也将带给我新的人生希望。

一天，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恢复高考了。我死灰的心又复燃了，跃跃欲试，对于玻璃厂的学习也没了兴趣。回到家里和父母商量说，我想参加高考，而且自我感觉很有把握——当时也难免有些盲目自信。父亲就去找书记给我请假。书记说了，我已经给你儿子安排工作了，他要考试我不阻拦，如果考不上，回来可就不能再给安排工厂的工作了。

这对我而言，也是人生一大难关。但我当时就有那么足的自信心，在家已经商定，这次背水一战，拿到手的工作作赌注，放手一博！如果实在考不上，那只能怪自己能力不够，那就只好“上河工”了，接受另一种人生“判决”。

由于决定匆忙，第一次高考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只能临阵磨枪了。为了把握更大点，当时报的是中技。靠的是有点老底子，考试顺利通过。只是一个中专，而在老家农民看来，上中技也叫上大学，上了它就可以有了国家户口，粮食也吃“定量”了，所以中专与大学，概念上没有分别。

本来我以为可以高高兴兴地去上“大学”（中技）了，又不料在体检时翻了车。明明自己身体挺好的，却由于当时太想上学，心情过于紧张，结果血压顿时升高。量了三次，最低的一次还是142/92。竟然弄了个体检不合格！“大学梦”，再次梦碎。

不过，有了这次考试，心里更有底了，知道高考是怎么一回事了。

1978年，我决心报考大学文科，我觉得自己记忆力好，在这方面有优势，同时也开始认真复习。我们红哨学校每天晚上专门办了补习班，我白天劳动，晚上去学校跟班补习。学校的崔益山校长对我特别好，他认为我肯定能考上，对我百般鼓励与关照。他从盐城领回了两份政治复习大纲，专门给了我个人一份，另一份他给复习班辅导。他使我有了更大的信心。由于有梦想，有动力，有支持，整个复习准备还是充分的，可以说在学校复习的文科班上无以出其右者。

高考的时候到了，我记得第一天上午是考政治，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我感觉考得不错。当然，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认为题目不难，都做出来了。不过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我的这种感觉更踏实，因为那份复习大纲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我感觉我是深刻领会了的。走出考场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妈妈正在考场外焦急地等候着！

我亲爱的妈妈，她心里有太多的期待，渴望着迭经挫折的儿子，这一次能够顺利考上。那天她正在公社医院住院，而心中放不下这就件事，于是拖着病体，在考场外等待。那两个多小时，作为考生的我当然是紧张的，全力以赴的；而妈妈，她在考卷上无法助一臂之力，可是她的心，却是与我紧紧相联的，紧张、急迫、不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想起那一幕，仍会澘然泪下。

考上大学后在较园读书

妈妈见我出来，第一句话就急切地问：考得怎么样？我说，应该在90分以上吧，那一刻，我从妈妈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欣慰，有一种久违的微笑浮现在她的眼角和嘴边。我何止是仅为自己的命运做了一次拼搏呢？我也为妈妈争了一口气！那份自豪，也是我奉献给妈妈的最好礼物。那一场政治考试，我最终得了91分。这对于我后面几门的考试，增添了更多信心。

下午考历史，大家拿到卷子后气氛和上午截然不同，觉得比较难。30分钟后许多人都交卷走了，不是考好了，而是考不出来。我的感觉则是这些内容都是我掌握的，所以下笔如飞，监考老师不时站在我的身边看我答题，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他是赞赏我的。一个小时后我反复核对了各道题，觉得无误后交了卷。出考场后，我又告诉妈妈：起码90分！（最后实际是95分。）还有一道3分的题目我自认为也知道做，但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担心万一写错了会有政治问题，所以没有写。我想反正也不差这3分。

第二天考语文、地理，我都发挥正常，考得都不错。第三天上午考数学，因为我出校门好几年了，加之复习时数学是基本上被放弃的，我当时想只要能考到30分就行，实际上后来分数比我预期的高了。

考试分数出来后，我很高兴，觉得录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体检还是心有余悸，害怕血压再次升高，而我平常总是正常的。因此询问了许多医生，他们都说你不要紧张，要相信自己血压不高。可我控制不住紧张啊，一位医生就让我测量时嘴里含块糖，暗示自己没有问题，一定要放松，这样就没事的。后来体检时我就按这种方法做了，还是多少有点紧张，测量的结果是136/86，刚好过关，惊出一身冷汗。从此我就落下了一个毛病，一到体检量血压时就紧张，平常都正常，都是这个“大学梦”留下的后遗症。

等候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对我这个一波几折的大学梦的人。我每天都有事无事的往公社去，总是在邮局门口晃悠着。邮局人都认识我，要是有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们一定会叫我的。就这样等啊等啊，我们大队已经有人接到了通知书，还有一些一起复习的人也纷纷接到了录取通知。

这时的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不过我一个劲安慰自己：事不过三，一定会接到的，也许后接到的是更好的学校呢！

最后结果不出所料。一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又去公社，虽然没有什么事，但又怕别人笑话，总是找到个理由去。其实别人都知道我是去打听消息的。快到公社边上时，碰到我的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已在邮局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顿时来了精神，顾不上和他再搭话，急忙飞车狂奔向邮局，我想当时是我这一生中骑车速度最快的一次吧。

一路上没有理会任何人和我打招呼。可是来到邮局时，人家告诉我已经被我的一位在唐洋小学教书的朋友替我取走了，我那个着急啊，又赶紧折返，奔向唐小。待从朋友手里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南京大学，我简直高兴得疯了，瞬间觉得自己就快赶上小说中的范进中举了。

火速回家报喜去！远远看见父母正在地里干活，隔着足有一里路呢，我就扯开嗓门大喊：我考上南京大学啦！我手里高高举起录取通知书，晃着，晃着。相信，那一刻，父母也是热泪盈眶的吧！

经历过坎坷，经历过痛苦，后来却又无比庆幸：我错过了当“工农兵学员”（编注：当时亦简称“工兵”），错过了当中专生，直至最后进入重点大学，最后圆了我的大学梦，这个梦圆，真可戏称作“圆之又圆”了吧。

作者（右二）与同学在南京中山陵

作者（后排左一）与同学们在南京玄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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