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乔凯华：当年我们给邓小平写信要求“专升本”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原题：
感恩“1977”
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高等学府——大学重新打开了那扇封闭了11年的沉重的“公平、公正”之门。文革以后的历届中学生、同等学力者（婚否不限）同场竞技，统一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从此，共和国革命和建设史上走来了一批栋梁之材，活跃在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上，为新时代建设兢兢业业，添砖加瓦。
当年，我从农村“三秋”战场勇敢地踏入考场，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搭乘了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成为其中的一名幸运儿。从此，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深深地打上了“77级”的烙印。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我从内心欢呼：感恩“1977”。
一
1978年5月，我跨进了上海师范学院的大门，被分配在中文系77级专科五班。全班36人，其中女生6人。同学中年龄最大的超过了30岁，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寝室是安排好了的，每个寝室7人，上下铺，名字也是贴在了床架上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说它特殊，一是“老三届”占80%以上，二是当爸爸、妈妈的多，三是高分和家庭有“说法”的多。当时的市政府认为这批考生弃之可惜，稍作培养就可充入断档的师资队伍，故来了个扩大招生，统称为“77级专科”。
我有幸成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专科的一员。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到1978年，我已回乡务农了10年。当过生产队会计、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大队科技站站长。复习迎考这几天，正碰上“三秋”大忙，我白天组织生产，晚上复习到深夜。没有教材，就买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来啃。
我凭当过几年“土记者”和大队政治理论辅导员的本钱，跳跃高中，考取了大学中文系。我记得我的语文成绩是84分。可笑的是：我和我儿子同年背上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上课时，我经常发现台上讲课的老师比我们台下学习的同学年轻得多。同学间的年龄差距也极大，年长的和年少的竟差十岁之巨。
入学后按部就班，除节假日外，每天从师院西部最西南角的学生寝室奔赴东部的文史楼上课。轮到在西部的阶梯教室上大课，那是距离最近的啦！
白天上课，晚上去阅览室，几乎天天如此。每位同学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个个撑开了脑袋竭力把开放了的世界知识宝库中的东西装填进去。其中，不但有当今的，还有古代的；不但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不但有正统马列的，还有“封资修”的；不但有文学的，还有政论的等等。
两年多下来，每位同学都可谓饱读诗书，头脑中不但有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学功底，还个个术有专攻，有一定的文科研究能力。世界观也大有进步，可谓“冷眼观世界”。
二
两年多的师院学习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不仅获取了足够的专业文化知识，从此还有了一帮心影相随的“77级”大学同学。当你知识困惑时，可以请教同学丝毫不会有难为情；当你前进路上有障碍，可以请教同学为你出谋划策；当你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时，同学的奋发有为感召你如梦初醒；甚至当你陷入困顿泥淖时，也有同学为你甘冒风险助你一臂之力。
在校期间，同寝室室友是最好的伙伴。7位同学中有3位是上海市区户口。其中大龄同学罗一鸣进大学前就有中师文凭，带薪就读的正儿八经的教师，自然我们尊称他为罗老师。读大学期间，他是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出校后分配在市轻工业局，后担任过数家工厂的厂长。
大龄同学戴孟厚是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他分配进了上钢八厂，后来在上钢集团的宣传部部长位上退休。年龄最小的朱宪成，开始分配在某工厂职校，后来跳槽进了上海市劳改局，主编《大墙内外》等杂志数十年。老资格的正科级公务员。
其余4位是郊区户口。葛方浩，嘉定区人。除有一般农村青年的纯朴热情外，由于入校前在当地积极参与地方文艺活动，艺术细胞发达。表演、篆刻、摄影等技艺都不差。在校时曾参加过校系文艺汇演，也曾为我刻了一方篆体图书印章，为我家和我妹妹家上海游览当了一整天的专业摄影师。毕业后他曾当过中学教师，由于业绩突出，一路高升。曾当过嘉定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和嘉定区水务局党委书记。也是一位援藏干部，退休时为正处级公务员。
我的下铺龚锦仁，崇明人。读大学前是一位复员军人，毕业后分配在崇明县政研室下属一家事业单位任职，很有经济头脑。合伙搞经营，自己不但在城里买了房，还盖起了农家别墅。
书生模样的王浩权是金山区人，城镇户口，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当过民办教师，读大学时也是少数带薪同学之一。他毕业后分配在金山区金卫中学，直至退休。退休后以“夏春秋”为笔名活跃在网络，其写知青生活的《往事并不如烟》、俄文翻译小说《石滩》等很有声誉。
本人，闵行区（原上海县）人。回乡青年，66届初中毕业生。读大学前曾当过生产队会计、大队科技站站长、大队团支部书记等。读大学时开始是班委，后被选为班长（我的前任是董扶民，因他转任党小组长）。毕业后分配在乡村中学从事语文教学13年，初、高中12本语文课本摸了个遍。1993年跳槽至闵行区水利局（后改为水务局），退休时为正科级公务员。在职时，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批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散文等。
上大学时，我曾去过崇明龚锦仁的家，金山王浩权的家，也参加过葛方浩、朱宪成的婚礼。同寝室同学也去过我在农村的家，有的同学晚上住在我家，和我家人一起用大网捕鸟雀，享受乡村乐趣。
在校期间，目睹了同班同学徐大康和徐秀燕从恋爱走向婚姻。全班集体参加了班级党小组长高荣良间朴隆重的婚礼，参观了他在徐家汇的婚房。
三
77级中文系专科文学创作活动很活跃，写诗的，写小说的，也有写电影剧本的，每个班级都有文学社团在活动，有几个在当时已成了名。比较知名的有：三班的梅子涵、四班的汪天云等，我班的徐大康也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复旦大学卢新华的《伤痕》一经在《文汇报》上刊出，伤痕文学便成燎原之势。
文科生个个想当文学家，不是写诗，就是写小说，或者学《于无声处》的作者宗福先写剧本。我在当时也学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理想》，写自己在文革中的最大理想是想当解放军，但终于因父亲被隔离审查而没有去成又屡遭他人嘲笑的辛酸经历。
搞创作也可谓是当年大学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77级专科的活动能量很大，有几件事印象颇深。一件是捍卫东部校园的行动。当时，上海师范学院东部校园破败荒凉，篱笆墙此起彼伏，市体工队的摩托车横冲直撞，农家的牛羊随意出没，还传说东部校园要永久割让给市体工队。同学们的一封公开信写到市里，告到部里。不久，市体工队撤走了，东部校园的围墙也打起来了，上海师范学院的东部校园终于保住了。
还有一件是强烈要求专科转本科的请愿。1978年高考，恢复了考试成绩公开、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传统。我们中的一批高分录取的同学心态不平衡了，在校园里打出了“强烈要求专科转本科”的标语。还写信到市里、部里，甚至联名写信给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当然，这是非份之想，没有实现。
最令人兴奋的是竞选区人大代表的事，我们中文系77级专科一致推选一名同学竞选区人大代表，通过一系列竞选宣传、竞选演讲，那位同学终于当上了区人大代表。大快人心。
班中不少同学后来都采取不同方法继续深造，取得了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文凭。我也在上海教育学院取得了中文本科（业余）文凭和语言逻辑研究班结业证书。但可以说基础都是在师院的这两年中打下的，“深造”只是水到渠成罢了。
四
毕业后的第一次小聚在班级党小组长高荣良的新家。高荣良毕业分配时留校当了校辅导员，后来选派到澳门某名牌学校任职。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澳门赚了钱在徐家汇购置宽敞的新房，记得新房处在一幢高楼的三层，购房款约100万元人民币。当时100万元是大富翁，徐家汇地区的房价每平方米只有3000多元。
后来高荣良全家都去了澳门，不知什么原因，他和同学们断了联系，至今没联系上。
第一次全班聚会是我组织的，好像在1995年。那时我已在闵行区水利局办公室工作，挑个星期天安排同学们在单位附近的元宝酒家吃了中饭。三桌人，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到了。
后来，同学聚会逐渐多了起来，组织最多的当数嘉定区的葛方浩。退休以后，葛方浩在他的一位学生办的生态园发挥余热，同学们去那观光赏园已多次啦！
近年来，同学们分别组团作东。盛情邀请昔日同窗家乡游。印象较深的是松江区同学宋良和蒋雷组织的《茸城二日游》。白天游览《醉白池》和《方塔园》，晚上观光中山路文化一条街。第二天游松江新城、广富林遗址、大学城和佘山。
自称半个苏州人的郑平和祖籍苏州的朱宪成及外祖父是苏州人的姚争平组团担纲组织了《姑苏二日游》。游老阊门、山塘景区、平江路一条街；夜宿穹隆山旁的《孙武山庄》。第二天游石公山林屋洞、明月湾古村落。同学们尽兴而归。
此外，大家还尝过市区同学蔡斯嘉在卢湾区组织的自助大餐，崇明同学龚锦仁组织的前卫村农家菜，闵行区同学汤锦华组织的召楼古镇全鱼宴等。
还有两次同学聚会很特别。一次是参加大学同学徐大康的追悼会。徐大康在校期间就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毕业后在《每周广播电视》做编辑，可惜英年早逝。大约有20位同学前往向他的遗体作了告别。也看到了徐大康的前妻——定居澳大利亚的同班同学徐秀燕和他们共同的儿子。
另一次是我住了50多年的农村老房子动迁。我家农村住房面积大，约有四百平方米；宅基地多，前后左右约有三亩来地。也许是让同学们和我一起共同享受这最后的“农家乐”吧！我尽了最后的一份“地主之谊”。邀请全班同学聚会，实际到场的有20多位。
五
在人生历程中，有些事是不能忘的，有些同学情更需深深铭记。
在同班同学中，同属闵行区的夏庆国对我帮助最大。有几件事难以忘怀。1990年我儿子恰逢高考，就读的莘庄中学推荐他上交大农学院。当时我人生处于低谷，当个普通教师也实在没地位，结果我儿子的名额被有权势的人调包了。这大大地羞辱了我。
幸亏当时有根据会考成绩录取大中专的政策，我只好拜托时任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的夏庆国给我盯住了，最后我儿子就读了税务中专。这实在是无奈的俗人之举！
1993年以后，我跳槽进了闵行区水利局，在办公室主要做文字信息工作。时任闵行区纪委常委的夏庆国推荐我为闵行区纪委和监察委主编的报告文学集《群星闪烁》《群星璀灿》《群星熠熠》写了数篇有一定质量的报告文学。为我在区内文坛的立足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随后数年，我在《中国水利报》《上海水利报》《上海水利》杂志、《东方城乡报》《现代农村》甚至《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批有关闵行区水利工作的信息、报告文学、论文等。2008年，我写的散文《家乡的水》刊登在《大江文艺》上。
进入新世纪后，夏庆国担任了闵行区机关党工委书记，对我这位老同学更是关心爱护有加。
前年大学同学组织去苏州休闲时，我在电话中得知他疝气开刀不能前往。事后，我专程去他家探望。我深情地对他说：“老夏，你对我来说这辈子是不能忘怀的。”
还有同班同学邹仙根，毕业后他进了闵行区政府办公室，后来任闵行区房地局局长助理、办公室主任。改制时，进了某家房地产公司，虽然该房地产公司如今已歇业，但他是我班经济上最得益的一位。我能感受到老同学的光辉也时时照耀着我。
同样不能忘怀的有：同学戴孟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曾引荐我到附近的一家航天单位就职。同学葛方浩在援藏休假期间曾来我单位探望。
人有时很无奈，面对庞杂的社会和各种政治经济等势力的挤压，我时时感到自己很弱小，也很无助。初中毕业时我是“三好学生”和校学生会干部；文革初期我是“红五类”，文革中期我因父亲的所谓“政历问题”成了“黑六类”。
回乡务农10年，我用自己的汗水浇筑成为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入了共青团，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1977年7月19日，我所在的新农大队党支部全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竟在公社党委通不过。
1977年恢复高考，谁也阻挡不了我跳出农门成为了一位大学生。我父亲也奇迹般地以财经战线优秀基层干部资格被选上了上海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读大学期间我又成为了一名“三好学生”和班干部。我服从分配到农村中学服务了13年，其间也尝试应聘终因“政策保护”未能如愿，被动中把中学语文课本从初一到高三摸了个遍。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被打入“另册”和众人的白眼中，我却从事业单位跳入了公务员队伍。时光易逝，初心未变。1996年1月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离那次难忘的党支部大会已相隔了整整19年。
除了得到“77级”同班同学的鼎力相助外，我还得到了同级其他班级同学的帮助。
四班的柴小苗，曾担任过闵行区分管文教的副区长，有一段时间也分管过农口和水利部门，作为被分管部门的水利局办公室文秘人员，自然也要和这位老同学兼顶头上司打交道。我感觉到也无形中提高了自己，蒙受了光辉。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我曾向四班同学、时任上海市农委主任的袁以星写过一份申诉信，袁以星给了我书面批复。我也曾去了他的市农委办公室，得以进入上海外滩那幢著名的灰白色市政府大厦的四楼。
难以忘怀的同学之情！我深深感恩的“77级”。
六
“1977”闪耀着时代的光辉，承载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是个大品牌！在她的旗帜下，聚集了多少名人、成功人士和国家栋梁？
前几年在社会上反响强烈的电影《高考一九七七》，其主要策划者就是当年的赶考者、电影《开国大典》的主要编导、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专科四班的汪天云同学。三班的梅子涵现已成了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的绿光芒》如今在微信圈内很热门。
我们五班的林路教授在广告和摄影专业领域很有地位，著作等身。钱朴教授是心理学博士生导师，业内也很著名。自由职业者毛奇的摄影、孙晓明的写作也自有一片天地。古籍出版社的刘景云成了国内知名的西夏文专家。
全班36人，除徐大康、李杏初已去世外，沈积耀失联至今不知何处？俞培文、徐秀燕、乔勇等三人移居海外，高荣良定居在澳门，俞乃岗在从事外教，国内国外两头飞。葛方浩、夏庆国、蔡斯嘉、金建人等四人退休时都是正处级公务员。
作为“77级”中最微不足道的我，为有幸挤入这辉煌的“77级”而感到荣耀。
感恩“1977”！
（作者乔凯华，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水利报》《上海水利》等报刊上发表过一批反映水利战线的新闻信息；也曾在《现代农村》发表过报告文学《大禹的后代们》；在《大江文艺》发表过散文《家乡的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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