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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郝寒冰:中苏关系恶化,我怎一个“愁”字了得

郝寒冰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郝寒冰,1954年9月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沙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原题

醉里看剑,准备打仗




作者:郝寒冰



在银川二中上学的8个月期间,有一件事情始终把我搅和的头疼不已——这就是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按说像这等国家大事,归中央领导操心,你算老几、哪有你扎鸡巴的绳绳?可是,我就是一个字“愁”!

生于1955年前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刚刚记事就赶上了“低标准”,那可是把人饿日踏了!那时我家住在国营潮湖农场,就是今天的“国务院五七干校”遗址那方水土,吃的是大食堂。我负责的说,虽然当时我父亲是农场“一把手”,但是我们全家却没有沾到任何“光”,除了树皮没有吃过,咱宁夏川生长的柳树、槐树、沙枣树的枝叶差不多都吃了个遍——直接捣碎后用少的可怜的面拌成菜团子模样放到笼屉里蒸着吃,也可以直接煮熟后加点盐当菜吃。

还有一种吃法想起来就恶心:把各种树叶放进洗衣盆里用搓板使劲搓,做后形成一盆和鼻涕一样的粘稠物,加几把米,放到炉子上去熬开,再倒上点酱油醋,便是一顿正餐!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至于具体死了多少,这我也不敢胡说,因为我那时太小,说不清。

几年之后我上学了,适逢中苏大论战爆发,我党连续发表了“一到九评”,老师告诉我们为什么挨饿的原因: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趁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拦路打劫,逼迫归还抗美援朝期间的借债。中国人民有志气宁可站着生,决不跪着活,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给他还债,所以我们饿了肚子!

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把我们肺都要气炸了,对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赫鲁晓夫恨之入骨!很快,就从电影的“加演”《新闻简报》中目睹了这家伙的真面貌,不看不知道,一看放声笑;这他妈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又矬又胖,头光的像个猪尿泡,笨手笨脚,说话粗鲁,整个一个老庄户相,与咱高大威猛的毛主席相比,简直就不是个东西!若大的苏联缺了八辈子德,人都死光了?选了这么个货当领袖?从此,我就有了想法:等我长大了,找个机会去一趟苏联克里姆林宫,乘不注意,往他后脑勺拍上一砖头,狠狠出口怨气!

1964年10月,忽传苏联发生政变,赫鲁晓夫下台,原来由他一人担任的两个职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分别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取代。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快人心!我国的报纸上很快刊登出苏联新领导人的照片,哇,那可是把人震翻了:勃列日涅夫浓眉大眼,头发乌亮,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柯西金身材高挑、身材高挑、四肢匀称,目光深邃,儒雅智慧!我觉得这才像一个大国领袖,并且盲目的派生出中、苏之间的关系一定能够迅速改善的乐观心态!谁知情况更糟——两党对骂愈发升级,超过赫鲁晓夫时代!

不久,“文革”爆发,“反修防修”的口号喊的一浪高过一浪,刘少奇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中、苏两党、两国彻底闹翻,“苏修”成了比“美帝”更加可怕的敌人,满街都是丑化苏联领导人的大字报和漫画,但是他们长的太端正不好丑化,于是就有人把勃列日涅夫的“人中”画的三指宽,柯西金则干脆被画成为狐狸脸。我那时十二、三岁,虽然也在跟着学漫画,但说老实话,却是非常不赞同这样丑化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将心比心,对方要是也如此糟蹋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感情能接受吗?当然不敢说出来。
 
1969年复课闹革命后,立马赶上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两国的冲突由文斗上升到了武斗,双方都撕破脸皮,针尖对麦芒、火星撞地球,情况十万火急!学校在对我们不断强化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学工学农劳动的同时,紧紧围绕着“要准备打仗”这一主题,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造舆论”——在我国,历来是舆论先行,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新提法,让人心头沉甸甸的。因为自从“文革”开始后,一直喊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突然加了两句,说明问题严重了。更加严重是我还听一个在成都军区独立师当兵的亲戚说部队现在的口号是“抓战备,促革命!”看来战争不可避免!

学校不断加大正面教育的力度,军代表和工宣队领着我们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痛批苏联的说法:他们的学者歪曲历史,说古代中国的版图并不大,边境线就是长城,这就和说苏联的边境线就是克里姆林宫围墙一样,十分荒唐可笑!大家都觉得这话很有水平。没有几天,报纸上说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

班主任扬绍宽老师告诉我们,他当年在中联部工作时曾见过还未担任副外长的乔冠华,非常精明能干,相信此次边界谈判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讲时事政治的芮象新老师则操着一口中卫腔给我们讲了苏联方面的一些动向,如在边境上部署了百万兵力,蒙古已经成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苏军飞机从中蒙边境起飞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到银川?他卖开了关子,不讲了,让大家回答。同学们面面相觑,老芮打着有力的手势说:“司飞追”(四分钟)!“哇——”的一声,让大家当场受惊!他还说如果银川失守,那么兰州也就危险,而兰州出了麻烦,西安也就保不住,这样,从中国西部通向华北、华中的门户就会洞开,后果不堪想象,把人听的着实紧张的不行。

一连一排的班主任(若干年后武警宁夏总队政治部主任)何瑞磷则给我们教俄语,我们抄了很多卡片,鹦鹉学舌,无奈俄语的卷舌音太多,饶不过来,跟大舌头似的,整天“大辣丝”、“乌地嘎”的像唱戏一样逼逼叨叨,到头来也没有学到家。没几天他就被兰州军区特招入伍了,“Остров Чжэньбаодао искони является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Китая.(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Ни с места! (不许动!)”、“Сложите оружие, не убьём!”(缴枪不杀!)“Мы великодужны к пленным! ”(我们优待俘虏)也就不再念了。

为了加深对形势的把握,学校还多次组织全体师生到“红旗剧院”观看电影《新沙皇的暴行》,但这是一部新闻记录片,时间有限,只有短短50分钟,不能当正片看,只能够作为“加演”,我们把它叫做“假演”,之后必须配带一部故事片,我们把它叫“真演”。开头我们看了“假演”,全是中国渔民和军人遭受苏联民众和士兵殴打的镜头,把人的肺都气炸了,愈发加深了对“新沙皇”的仇恨。但后面看“真演”——《列宁在十月》或《列宁1918》,却是另外一番风光,又觉得列宁缔造的党和国家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咋都不相信他们会侵略中国?

我们毕竟是一连的学生,略微还成熟些,二连和三连的学生可就不同了,看到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说“电报局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我不知道(接线头)该往哪儿插”的时候,同时起哄:“往裤裆里插!”“往下面插!” 全场顿时笑翻了天!

回到家后静想一下,同时放映这一“负”一“正”两部片子,一方面培养我们痛恨苏联,另外一方面又在客观上起到了热爱苏联的作用,不仅非常矛盾,而且也起到了相互抵消的作用,我也解释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咋想的。现在回想,这恐怕就是那个浑浊年代两个大国始终纠结在既恨又爱、亦敌亦友关系之中不能脱俗的真实写照吧?
 
其次,是“做防范”——为了防止敌机突然袭击时对教室窗户玻璃带来的震动破坏,学校让各连各排的学生迅速在各自教室的窗户玻璃上粘贴了“米”字条,同时以各连排为单位,在各个教室门前挖防空洞,时限是三天,之后由学校和工宣队联合验收,哪个排完不成任务按军法处置!一番话把大家给吓住了,马上到后勤领取铁锹和洋镐,二话不说乖乖的开始干活。

但是光有力气不行,怎么挖?大家一头浆糊。最后算是弄明白了,说是防空洞,其实就是挖一道“弓”字型的战壕,将近2米深,每隔几步,掏两个对应的窟窿,能钻进去五六个人就行,全排60个人,撑死掏上10个窟窿也就足够了。男女同学共同努力,谁也不甘落后,采取你挖我歇、我挖你歇的方法轮流上阵,整整干了三天,在规定的时间内勉强算是挖成了,不过人也累得差不多了。验收的时候谁也没有说出个啥,反正又不是哪个人的私产,除了到紧要三关之际临时钻一下,平时没人来,就是它了,通过,于是皆大欢喜!

谁知乐极生悲,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有那么几天,大家一下课就跳到防空洞里玩,过了两天,下了场雨,防空洞里泥不拉及的,下不了脚,大家的兴趣也就减弱了。课间休息,男同学喜欢站在防空洞周围说说闲话,拉拉扯扯,一不留心,怎么就把现今的北京才女陈好梅的表哥张霖(未来的银川火车站客运段主任)同学给推搡了下去,然而谁也没有当回事,看到他满脸痛苦的样子还以为是在装假,但很快就发现真的不对劲——张同学的一只胳臂凸显扭曲,这才意识到是出了问题!于是几个人跳下壕沟把他搀了上来,送到市医院一检查,骨折——就地住院治疗!

那时的人都老实,根本就没有追究个人或者学校责任的意识,自认倒霉。老师也就是在上课时强调了一下今后小心,不要轻意到防空洞玩而已。因此,防空洞很快便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始终没有用上排场。到后来则干脆变成了垃圾站,死老鼠烂蛤蟆的应有尽有,把人看的还气的不行,好好一所学校,鸡窝倒鸭窝,被挖的千孔百疮,不成体统,这也算是那个特定年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吧!

为了缓解抑郁情绪,也达到精诚团结的目的,同学之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团团伙伙,效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说好将来万一与老毛子打杖的话,彼此间相互关照,同生死共患难!张霖同学胳膊上的伤好之后肯定是当不成兵了,他父亲是1955年授衔的上校,他找来各种各样的旧军装,我们制作了戴有军衔符号的肩章和领章,穿戴一新,自称是“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兵马大元帅”跑到公园照相,引起游客一片惊呼:恢复军衔啦?纷纷上前围观,发现是几个中学生搞怪后便有革命群众去公园派出所举报,警察来抓,我们狼狈逃窜,慌乱之中,差点把大盖帽也掉进了湖里。

之后,张霖又找来真正的65式军装穿戴一新,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的军人照,还挺有范儿,像个当官的,歪打正着得了个外号“张军长”,一直叫到今天。
 
另外,就是“搞演练”——学校组织2000多名师生统一行动,自带行李和三天的干粮,一路急行军来到永宁县,以该县中学为落脚点,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在教室打地铺住宿,吃喝自理。那时整个国家就穷,谁家的日子也不富裕,大家的被褥都薄的像死面饼子似的,地上铺着一层稻草,算是永宁中学对我们的照顾,为初冬的寒夜抵挡了些许凉意!白天,要么以连排为单位,组织学习讨论加强战备的意义,要么找来一些木头枪棍跟着工宣队那位外号叫作“叉叉一点”的复员军人练刺杀。

一到晚上就搞紧急集合,拉到秦汉渠边演练如何开展防空疏散和躲避逃生,一阵卧倒爬下,一阵钻进小树林子里,一阵又紧跑慢颠的。折腾好半天,把人整的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雾蒙蒙,路漫漫,越走越乏,不知是谁起头说了声:唱个歌吧?男女同学居然不约而同的唱了起来。唱是什么呢?先是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接着又唱:从东方到西方,越过高山跨过海洋……

差不多把当时能唱的歌都唱遍了没唱的了,于是又唱:Lone live chairman Mao, Lone live chairman Mao, LonechairmanMao最后连这都唱完了,路还没有走完,实在没唱的了,去他妈的疤子,男生们恶作剧的唱起了26个英语单词歌,而且唱完一遍赌气再唱一遍,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到最后与其说是唱到不如说是鬼哭狼嚎更贴切!

一直到后半夜才返回住地,个个人困马乏,解开行李倒头就睡。人多热气高,一锅羊杂碎,咬牙放屁说胡话的什么都有,臭脚丫子味和羊粪蛋子味搅和在一起像催眠药,一会就把人送入梦乡····一会儿,不知道哪个嘎子尿炕把大家都株连了,气的一位外号叫“汪汪汪”的同学骂道:“操,‘羊骚虎’,你他妈的再耍流氓我可就不客气了!” 把大家都给逗笑了,他自己也笑了,因为毕竟“尿炕”与“耍流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最后一天上午,集中在操场上,由县武装部长作战备形势报告。这是一个东北籍的现役军人,不拿稿子,口若悬河,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因为他讲的太“玄”了,军事上的事我们本来也听不大懂,他也不可能将真话全都告诉我们,但核心内容就是中苏战争非打不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点:

一是关于战争的时间问题——他说,自己前不久到北京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还见到了L副统帅,他告我们说:也该打仗了,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隔了21年;而“二战”结束至今已经25年,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该打了,而这个仗一打,就势必会牵扯到苏联的卫星国调兵谴将,进而破坏“冷战”以来已经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擦枪走火,导致美、苏直接火并,最终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帝国主义制度将被彻底埋葬,社会主义在全球赢来彻底胜利!

二是“打不赢怎么办?”这个问题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一直以来,主流媒体都在宣传“仗必打,我必胜、敌必败!”谁敢说“打不赢怎么办?”这不是自乱军心吗?再仔细听,原来他的意思是说,苏军的机械化装备高出我军,我们有可能在最初的战斗中顶不住,而且也没有必要和他死拼,因为这不符合最高统帅“诱敌深入”的军事原则,可以把他放进来“关门打狗”,最后把他完全吃掉!因为毛主席早就说过,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是被侵略的一方,所以是正义的,正义是必胜的;而他们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所以必败!

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嗷,原来如此……心里就有了底气。但又一想:“这个‘诱敌深入’要诱到多深?会不会把银川也放弃?要是那样我们可就惨了!说不定会被苏联人抓起来送到西伯利亚当苦力的,因为他们只有2亿人,缺乏棒小伙子,爱干这号事……与其那样,不如像我老家陕北绥德流传的那句俗语“反弹琵琶、倒挂金钩”说的,选择主动,积极报名,当兵报效国家,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祖国的大地上。

万没料到,苏军“声东击西”,于8月13日在我国新疆中苏边境铁列克提地区突然发动袭击,我军一个建制排38人牺牲!噩耗传来,同学们的心情都非常沉痛。我嘴里不敢说,但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恩恩怨怨,恶性循环,何时是头?这不是个办法,无论如何得缓和一下,否则再绷弦就断了!可当时的形势就像是漫漫长夜,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然而就在此时,转机却不经意的就出现了——因为一个人死了,又因为他的死,而让成千上万的人活了! 

9月2日,胡志明逝世,世界为之震惊!银川二中校园里立即贴满了大字报形式的悼念书和决心书,一连三排的几位女同学联名贴出了本校最早的一份悼念兼决心书,最上方是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正文里说“听到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我们都难过的哭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用实际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为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大意)

记得当时我和“公山羊腿”边看还边争论——对外国人套用这条毛主席语录合适不?寿终正寝算烈士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也没有结果····

紧接着,《宁夏日报》刊登了胡志明“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彻底把我震撼了:“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和而深感痛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时的越南有南北之分,胡志明奋斗毕生,临终也没有见到国家统一,但他并不伤感,坚信后人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夙愿,唯一让他痛心疾首的却是中苏之间的不和!我和几个同学私下议论,长叹短吁,不胜感慨……我们都对这位老者印象不错,笑嘻嘻的,没有脾气,既不搞党内路线斗争,也从不整人,生活简朴,一生无家无业、无儿无女,总是在中苏之间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缓冲矛盾,这一走可惜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像充满了悬念的志怪小说,用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到是极为妥帖:中苏两国总理同时前往河内吊唁,最初错开时空,互不谋面;之后都小心试探,又口是心非;末了均放不下面子、无缘而返,不料瞬间又来了个180度大翻盘……具体细节饶过,总之,最终周恩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会面。

三个小时都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次日的报纸上仅仅刊登出一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话:“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也反常地没有配发任何照片。

那天我特别高兴,躺在被窝里把报纸反复看了又看,总觉得在这条简讯的背后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从心底不禁腾升起一种莫名的期待与向往!之后,尽管双方继续相互指责,口水乱飞,而且大批城市居民紧急疏散到农村,但是两国都保持了克制,再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30年后,我在《老照片》上看到了一幅题目为《老友重逢》的文加图:两国总理笑容可掬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重要共识,吃了一顿北京烤鸭,还碰了杯!就是这顿烤鸭竟然挽救了数十万中苏热血青年的生命,实在是太传奇了!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两个共产党国家最终没有打起来,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侥幸,也是中苏两国人民的福气,更是全人类的造化!否则如果没有这次机场达成的谅解,中苏战争完全有可能在1970年之春爆发,像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初中69届毕业生应征入伍、奔赴沙场就是首选!当然,为了保卫祖国我们在所不惜,但是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残杀,则是莫大的悲剧……
 
1971年9月,《人民日报》四版右屁股下方刊登这样一个标题:赫鲁晓夫死了!这时的我正在与银川二中一墙之隔的拖配厂当学徒工,虽说对赫氏厌恶之心依旧不减,但对这样的表述则很不以为然,认为用“逝世”不就完了,它就是个中性词嘛!看来国家有时比个人更加感情用事……

既然说到这了,不妨再罗嗦几句:现在有一种说法: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苏联,不闻不问!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苏联在第一时间也发了唁电,而且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没有以苏共名义、而是以勃列日涅夫任主席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给中国政府,但被我国退回,原因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主席,现在中苏两党之间没有关系,接受了你们的唁电就是向修正主义低头了——可笑不?

另外,还有微信上说周恩来总理逝世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不顾许多西方国家的反对,以三条不可辩驳的理由破例为中国总理下半旗致哀——同样是无中生有: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形成了为每一位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逝世后下半旗致哀的惯例,无需任何理由!

我不是先知先觉,也不是事后诸葛亮;既不是吹牛说大话,更没有想要拔高自己的目的,只是想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并非只有伟大人物才殚精竭虑,凡夫俗子照样也在为国分忧!我想,老百姓不傻,当时一连三排和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大家之所以不说,只是因为迫于高压的政治生态不敢、不便、不想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69届初中生,位卑未敢忘忧国!

有趣的是,在告别银川二中、又历经了难忘的工厂岁月和大学生活之后,我最终所从事的职业恰巧与研究中苏(俄罗斯)国家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乐此不疲,直到站完最后一班岗——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必然哪?

2020. 11. 20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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