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郝寒冰：差点截肢的我串联上北京，两次见到毛爷爷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郝寒冰，1954年9月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沙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原题

1966年的记忆

作者：郝寒冰

12岁的作者，1966年上北京大串联

那年初春，家里的日子过的非常不好：此时正逢“四清”和“社教”运动末期，“文革”尚未开始，一封来自陕北老家“有关部门”的公函证明我的祖父当年因为“叛变投敌”而被红军所杀。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生态下，这可是天大的问题！

父亲当时担任着自治区公安机关政治部主任，就地成了“与我有杀父之仇”的“阶级异己分子”。单位主要领导非常严肃地问：“为什么要长期隐瞒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 父亲老实回答说祖父死时自己年龄太小，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说不清楚；再则自己也并没有对组织隐瞒——当时陕北此类情况太多太多，根本没有人把这当回事情。现在既然上级认定是“重大历史问题”，自己作为党员，无条件的服从组织调查处理就是了。

公允地说，当时的厅领导班子是很有政策水平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比较特殊，既不能严肃处理，但也不能不作处理，在把情况上报给自治区党委的同时，让父亲暂时停职，下派到全区最边远的固原地区泾源县——就是民间传说“魏徵斩老龙”的那个地方搞社教。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夜之间，院里的小伙伴都知道了此事，翻脸逼脱裤子还快，都不跟我玩了。

真是祸不单行，我那时是银川师范附小五年一贯制五（1）班的学生，面临毕业，信心满满的准备考中学。突然有一天我的右腿生疼生疼的，而且变得红肿透亮，无法行走。身材廋弱的母亲背着我走到1000米外的公交汽车站，搭上车来到城郊的自治区医院。经过拍片诊断，几位有经验的大夫一致结论：急性骨髓炎。

医生严肃地告诉母亲：这种病目前非常不好医治，两个办法：一是保守治疗，需要每天注射若干支的青霉素和链霉素，费用昂贵，但后果如何我们不能保证；二是截肢·····

母亲的精神当场就崩溃了，放声大哭，我傻不愣登的看着他，虽然不知就里，但心里已经明白大事不妙！

这时医生已经在催：时间不等人，何从何去，快下决心。

我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又没有文化，早就乱了方寸，只能回答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医生让现在就和父亲沟通，可是，父亲现在哪里？母亲既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法联系，那时六盘山区的人民公社哪有电话？

就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与我患同样病的孩子被推了进来，他的双亲都戴着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听罢大夫的意见后，非常冷静地做出决定：截肢！

我妈却不为所动，坚持保守治疗。大夫让她现在就通过医办的电话和我爸商量。不提还好，一提父亲，母亲放声大哭。大夫似是觉察出其中必有隐情，沉默不语。

那个孩子的妈妈好意劝告母亲：大姐，保命要紧，二选一只能如此。我妈说。你的娃娃怎么办我管不了，但是我的娃娃我做主，他才12岁，锯了腿，一辈子就完了！要锯就锯我的腿！我就不信老天爷对我家这么不公道？医生，你一定要把我家娃娃的病治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有完！

大夫苦笑着说该讲的我们都跟你讲了，你要坚持不听也罢，我们就采取保守治疗，不过你是不是要写一个承诺？

母亲说：不写！我不识字！你们想套我？我才不上当哪！我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说那个话！但是你们要是不给好好治，我就写信向毛主席告你们！唉，哪一刻，连我都脸红，没文化真要命，现在回想，这算不算是一种“医闹”哪？

客观的说，那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不高，基本上都生活在惊弓之鸟状态之中。许是被我妈的气势给镇住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医院床位有限（不知是真是假），我回家治疗，医院每天派人上门打针，每个疗程结束，来医院拍片检查。

就这样，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个名叫“小王”的女护士每天上下午准时来我家，每次各打青、链霉素两针。

我也因此休了学，非常痛苦。病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考不上中学怎么办？多亏老同学陈力（未来的宁夏自治区纪检委秘书长）每天下午放学后不辞辛劳，来我家给我补课才让我没有拉下太多功课。到6月底，病情有了好转，母亲背着我到学校参加了语文、算术和常识三场毕业考试，成绩都是80多分，终于如愿以偿的考入大名鼎鼎的银川二中。

当然，说“考入”其实是半真半假：说真，是说我在患病差点要了小命的情况下坚持看书学习，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易了！说假，那是因为我们班里比我考得好的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文革”的爆发，许多同学的家长一夜之间被打成“牛鬼蛇神”，立马就祩连到了无辜孩子，不少成绩优异的同学因此而被“啪死”，名落孙山。

 “文革”让我们一代人在“情商”上变的低下，但是在政治上却变的异常早熟——由于每个人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我们小小年纪，对各自的家庭是否有历史问题以及能否尽快落实政策格外关注，当然也就对政治特别关心。八、九、十来岁的娃娃们本来玩的挺好，一不小心翻了脸，吵起架来，本来是你占理，可是对方一句“你爹（妈）隐瞒历史！”其他人立即发出哄笑，就地让你威风扫地，头都抬不起来，这就是那个年代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所幸我父亲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做出定论，学校也不知道，没有卡我，因此我说很侥幸的“考”进了二中。

7月底，我的病基本上算是痊愈了，开创了本地同等病历没有截肢的先例，产生了轰动效应。连主治大夫都觉得很惊讶，对母亲开玩笑说是你老嫂子的怒气把病魔吓跑了。《宁夏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来我家进行了采访，母亲把一切功劳都记在了大夫头上，用尽赞美之词，把记者都感动得不得了。但可能与当时的新闻媒体集中火力“批判‘三家村’”的大环境不相符的原因，文章最终也没有发表。

为了保险起见，我妈花了3块2毛钱找个木匠给我做了一副拐杖，所以我是架着那玩意儿踏进银川二中校园的。

往年这个时间是应该放暑假的，但是今年“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似的，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亢奋无比，浑身发热，脑袋发涨，早把放假忘了。8月初“16条”公布后，红卫兵崛起，与“工作组”对着干的同时，打鱼捎鳖，批斗牛鬼蛇神，把那些有各种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老师也一网打尽。到处都响彻着套用《八月桂花遍地开》旋律的歌声：“红八月的武装带满天飞，吓坏了特务和土匪。流氓见我绕着走，叛徒见我瘸了腿，我把你们都变成了鬼！”

我那时什么也不懂，胆子又小，看那些高年级的学生批斗老师挺害怕的，有一个二杆子竟然掏出一把削铅笔刀子在某个老师腿上划了两下，当场就把裤子划烂了，伤着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不久，学校看我老实，把我也被发展为红卫兵，就是那种袖章上只印着“红卫兵”三个毛体字的组织，简称为“三字兵”，与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相向而对，他们是因为各种原因入不了红卫兵的人另立的山头，号称“毛字兵”，从一开始就和“三字兵”催着干。但我们认为自己才是正统，他们不过是“伪六路”而已！

进入深秋之后，红卫兵开始杀向社会，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以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和人委副主席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二中挨整的老师们纷纷得以解脱。11月初，学校组织从初一年级6个班精选的100名学生外出串联，我非常荣幸，被所在的一（1）班去推荐上了。但是去哪里哪？大家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开会研究，主持人是本次行动带队的杨绍宽老师。（复课闹革命后我的班主任，关于他的故事以后再讲。）

每人都有发言权，七嘴八舌的——有的说去北京，有的说上海，也有说去广州，又说去韶山、井冈山、延安，还有的说去西藏、新疆，总之越远越好，趁机开个眼界。但有一个中心话题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去哪里，不管是开头还是结束，必须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否则的话，串连就没有意义！

之后决定举手表决，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全民公决”！最终目的地定在了武汉，为什么要去武汉？杨老师作了这样的解释：毛主席是在武汉畅游长江，并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个城市意义特殊；其次，这里位于国家中心地带，九省通衢之地，去了以后还可根据形势发展再做打算。

当然，首先我们得去北京，因为当时宁夏出省的火车只有京包铁路，而且没有银川直达北京的火车，只能跑到包头，必须在那里换车才行。

我那时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为了能够参加大串联，主动把拐杖扔了，可是母亲不让我去，怕我在路上犯病。但是我的主意已定，决不改变，我就发动同学到我家反复游说：到北京的机会如何难得，见毛主席如何光荣，等等等等，并且保证一旦我犯了病，背也要把我背回银川！最后硬是把母亲说转了，给了我十元钱，踏上了行程。

从银川一上火车就面临乘客爆满的局面，4个人的座位上竟然挤着七八个人，而且从坐下就再别想动弹一步。杨老师命令我们几个小个头抓住机遇钻进了座位底下，一路睡在地板上，直到包头，少受了多少罪。当然，也实话相告，由于困如斗兽，无法上厕所，而且厕所也早已经被人占领反锁了门，干脆就进不去，所以小便直接就往裤子里尿，幸亏没有拉屎，要不那可就惨了！

车到包头，歇菜了，此地的市委市府已经瘫痪，由包钢工人组织起来的接待站把我们这些被称之为“革命小将”的外地路过学生安排到工人家里，管住不管吃，好在行前老师让我们自己带了干粮。次日，组织我们参观了包钢炼铁厂，大炉出铁水的壮观场面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三天后，我们爬上了通往北京的绿皮车厢，再次遭遇水泄不通的场面……

长话短说，我们很快到了北京，住在城西景王坟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大礼堂，白吃白喝，鸡鸭鱼肉、大米白面放开吃，每天都有大量吃不完的饭菜倒进泔水桶里，浪费的程度实在让我们这些在家里一日三餐清汤寡水的娃娃目瞪口呆。坐公交车也不要钱，每人发一张红色免票，一坐就是一天。说是学习来了，实际是玩来了，动物园、军事博物馆、天文馆、紫竹院、故宫、景山公园、北海，该去的地方都去了，还在天安门广场花了4毛钱照一张相。

在照相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那时照相要排很长的队，排在我前面的十一个满口南方口音的解放军战士，与我闲聊中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我说是的。他告诉我说自己是湖北人，当兵三年没回过家，看我长得特别像他的弟弟，心里暖融融的，说着从胸前摘下一枚毛主席像章给我别上。

解放军哥哥送的毛主席像章

那时这东西很难搞到，我有点受宠若惊，不好意思要，他说给你你就戴上，我问他那么你咋办？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战士的忠诚体现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形式上！恰在此时，轮到他照了，刚一照完，他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这张照片我胸前佩戴的那枚像章一直被我保存到今天，我不知道眼下他在什么地方，很想见到他，和他就着小酒好好聊聊，因为他算是我人生第一个启蒙老师。

以后的形势发展非常艰难，整个国家愈发陷入混乱和失控之中，我们一半是被困住走不动了，一半也是赖着不想走，一待就是20多天。在获得了被毛主席第七次接见（11月11日）的殊荣之后，接待方企图撵我们走，但是走武汉的火车实在是人满为患，安排不上，就有了赖的借口。

11月26日，毛主席将在西郊机场第八次（第2天）接见红卫兵，中央事先就宣布这是最后一次！所以汇集在京的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串连的学生和所谓“上访”“告状”“造反”的工人、农民、士兵、干部、知青、包括无业游民都疯狂的涌入西郊机场，头天夜里“好窝窝”就被占满了。我们从凌晨2点步行到上午9点走到，被安排坐在飞机跑道一排解放军战士的后面。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结束。

回去的路就惨了：走到一条河边时，唯一的一座桥上水泄不通，我被滚滚人流裹挟在其中，像蜗牛似的一毫米一毫米地挪动着。有那么一阵工夫，甚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拥着前行，一个多小时都没有过去。忽听“砰——”的一声，某段的栏杆被挤断了，十几个身影像开锅下饺子似的掉进了水里，搞笑的是，他们非但不喊救命，反而高呼“毛主席万岁！”

好不容易挤出了桥，我的两只棉鞋被人踩得帮底分了家，只有前半部分连着。再看两边的树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棉猴、帽子、围巾、鞋袜、书包，点心蛋糕，甚至还有手表！有的人胆子大，伸手就捞一件穿戴上走人，反正也没人管。我很想换双鞋穿，但实在不好意思，生怕被认识的同学耻笑，落个贼小名气大的恶名，只能继续拖拉着前行。等我回到驻地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

这时国务院发出通知：立即停止串联，待来年3月再行开展。为了迅速减轻首都压力，铁道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居然破例安排了一辆挂着24个车皮北京至兰州的特快列车，中间只停呼和浩特、包头和银川三个站，我们这才被几位老师平安带回银川！

从北京返回的时候，我也学贼了，先下手为强，和一个外号叫“猪头肉”的同学直接钻进了厕所，就地坐下，扣上门鼻，任外面敲死不开！火车半夜三更达到银川站后，杨老师点名，整整100名学生无一缺漏！

回到家中母亲高兴坏了，问起腿再疼了没有，这才想起原来我还是个“病人”，不由的眼泪就落了下来，感慨万千。母亲说，前不久见到了陈阿姨——就是与我患同样病的娃娃他妈妈，在商业局工作，互相问及各自孩子的近况，她的孩子毛弟锯掉右腿后至今还在床上躺着，自然也没有参加中考。而我却完好如初不说，上了中学还参加了串联，两次见到了毛爷爷，真是天壤之别！母亲说，那一刻，陈阿姨的眼泪硬憋着没有落下来，把她看的都心碎了！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睡，想了很多很多……人们都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我的经历却告诉我：未必如此，在特定的情况下，无知又何尝不是力量？母亲以她的愚昧和固执保住了我的右腿，拯救了我的一生，让我最终能够健健康康地走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形象比喻），尽管今后的路很可能崎岖不平、充满险境也罢，我都一定要坚持走到底，决不半途而废！我不知道陈阿姨的儿子毛弟此时此刻有何感想，但我能够理解他，也相信最终他能理解他的母亲！

歇了两天再去二中，但学校早已经乱成一团，各种“兵团”“战斗队”多如牛毛，老师告诉我们现在无法开课，建议我们下到工厂或者农村再串联，向工人农民宣传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选择了去贺兰山下的长城机床厂。

这个厂是刚刚从大连搬迁过来的，才把摊子铺开，正缺人手帮忙，对学生娃娃来者不拒，但是他们不许我们光说不干，而是把我们都安排到车间里干活，当然是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金量的粗活。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被分配到喷漆车间干活，成天用粗砂纸打磨才铸造出来上了腻子的车床变速箱换档手柄，每天都干得灰头土脸的。

正干得欢的时候，市里发生了“夺权”。围绕着这一事件，群众组织迅速分化，各派怒目而视，大有火星撞地球的势头。我们“三字兵”是反对派，很快便被另一派指责为“保皇狗”，他们人多，总欺负我们。一天夜里，正当他们开会密谋要“拾掇”我们之际，混在他们中的一个我方“余则成”溜了出来报告了情况。

情况万分危急，我们的司令、老三届学长曹益民（若干年后的宁夏军区党史军史办主任）当机立断，连夜把我们几位小兄弟转移到两公里外的自治区党校政治避难，才算是逃过一劫！但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哥几个一合计，算了，回吧！

于是，我们重归二中，但校园里已变得空荡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杀向了社会，无人关注我们这届搭乘“末班车”的人了。好容易见到一个有发言权的，竟然对我们说：你们刚来两天又不了解二中的情况，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你们才从银师附小毕业，最熟悉那里的情况，不妨杀他个回马枪，去当个主力军，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怎么样？

猛一听，颇有些道理，不过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们被抛弃了！想把我们推回小学，岂不是“腊月的驴球——倒缩了”吗？坚决不同意，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再者，人家附小也不欢迎我们，所以哪都不去，宁可回家。

我寻思没准过上三两个月，二中就会把我们叫回去，谁知这一走就是两年多，重返校门竟是在1969年之春！

2020、10、31于银川

郝寒冰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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