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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郝寒冰：16岁城里娃，掏粪拉粪车，咬牙含泪博明天，终成教授

Original 郝寒冰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郝寒冰笔名寒于水，祖籍陕北绥德，1954年9月出生于宁夏，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当工人，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教师、编辑、警察，二级警监警衔，政法机关公务员，现已退休。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曾长期担任宁夏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

原题

拉粪车

作者：郝寒冰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我是宁夏银川师范附小五年一贯制五（1）班的应届毕业生，考入本市重点中学银川二中。这是自解放以来最后一次“小升中考试”。

从1967年起，全国就统一就取消了“小升中考试”，直到10年之后“文革”结束才恢复。

9月初来二中报到后分到了初一（1）班，不久我加入了“红卫兵”，接着便参加“大串连”，11月底返校后整个国家就乱了套，学校停课，所以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社会青年，整天浪迹街头，大家自嘲是“黄谷柳的小说——虾虬传（瞎球转）”。

我们变成了社会青年，被文革所裹挟，成天跟着疯子扬土，多多少少也干了点坏事。直到两年半后的1969年2月底的一天，银川二中在邮电大楼、新华街、羊肉街口和红旗剧院等繁华热闹的地方分别贴出海报广而告之，宣布复课闹革命：凡是66—68年原来什么小学的什么人，不分年龄、出身和派别，一律于3月1日到学校报到。

那时银川地小人稀，也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但通过传统的口口相传方式，一阵工夫基本上该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谁也没有拉下。

那时一个特殊的年代，全国以学习人民解放军为荣，形式主义盛行，具体落实到一所中学，首先就是仿效军队编制，将学校的名称“银川二中”改为“继抗大中学”，叫了两天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又改了回来。但是将年级改称为“连”，班改名为“排”。

因为同时存在着小学66、67、68三个年级的毕业生，学校就分为一、二、三共3个连，每个连7个排，每个排七、八十号人，把教室塞的满满的，再加上老师和工宣队、军代表，差不多有2000人左右，让沉寂已久的银川二中一下子变的沸腾起来！

我们是最高的69届，就被命名为1连3排。从3月1日到11月底因备战而“疏散”离校，统共短短的8个月时间——就是我的中学时代。

前右2为作者

我那时正好闲的发慌，心说奶奶的，一个文化大革命让人失学好几年，害人不浅，损失无法弥补，此刻赶紧学一点是一点，否则今后怎么混社会？

谁知道很快发现现实与理想完全对不上号：那一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搞的一塌糊涂，双方怒目而视，大有“火星撞地球”、一触即发的趋势。

在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就干了三件事——游行、开会和劳动。学习，仅仅是象征性的。

11月底学校宣布我们这一级毕业离校，也不管我们的去向，只撂下一句话“你们等着！”等什么？怎么等？我们不明就里，学校也不解释。

过了几天，学校把我发配到贺兰县丰登公社社办中学所在的那个队插队。一开始我不想去，但因家庭问题没有解决，68级毕业生的哥哥就不予分配工作，无奈去了西海固地区插队，我也同样面临着两条路：或者下乡，或者流浪社会当个混混。

当然，若硬赖着不下乡也不是绝对不行，但那样一则与当时的大背景不吻合，二来学校也有一句话：一旦你父亲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给你分配工作的。所以我和家里一商量，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于是，15岁的我便下了乡。

转眼开春了，结果仗非但没有打起来，倒是传来“老三届”学生统统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叫停了、69级毕业生要分配工作了的佳音！班里大多数同学都蠢蠢欲动，信心满满，充满了期待。不久，见真格了：有的同学分配到了铁路，有的分配到了洗煤厂。

我当然也着急了，某日一大早，从村子步行跑到学校刺探消息。其时，二中具体负责对学生解释分配问题的是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并不认识我，但她根据手里掌握的一连花名册，告诉我说由于你父亲的外调材料还没有寄过来，所以暂时还不能考虑你的分配问题。

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句非常委婉的话，老师不想伤害我：我父亲那时正在遥远的阿拉善荒漠挣扎着，头上压着一顶“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铁帽子，因此始终抬不起脑袋。所谓“外调材料还没有寄过来”只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但就这，也足以叫我感激涕零。

我告诉了她自己现在的处境，林老师说也好，我们也不希望你当一个社会混混，不妨的话就在村里和农民多接触接触，锻炼一下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好好表现，得到他们的认可，学校也会跟踪调查的，就算是当了一回知青。一旦你父亲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给你分配工作的。

我一想，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于是，又步行回了村里。

我去的地方说是在贺兰县，准确的讲大约就在今天银川西北角“览山会场” 略北一点那片。当初因为银川城市很小，四周都被城墙包围着，出了西门就是农田，所以从心理LA上就感觉非常遥远，实际上我所在的生产队与银川市中心钟鼓楼的直线距离也就是不到十几公里，路不远，最多2个小时能够走回去。

我把林老师的话告诉了生产队长老马，队长一笑，鬼点子就上了头。

一个“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的彻底乱了套，啥也没有章法，人民公社穷的叮当响，买不起化肥，种地基本上全靠有机肥，说白了就是人粪、猪粪、狗粪和其它大牲畜粪便。

可是光靠自己所在的生产队那点肥料是远远不够的，得想别的办法。

计划经济的年代，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两家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包括城市里的垃圾和排泄物，都要由一个叫做“市环卫管理科”的单位统一调拨，或者送到本市县郊区公社的田里，或者统一送到某地掩埋处理。

那时银川市与贺兰县是相互不接轨的两个行政单位，虽然土地连在一起，但是银川市公共厕所产生的肥料根本就不可能流失到贺兰县的。银川“市环卫管理科”对于农村人擅自跑进城里的公共厕所掏粪是毫不留情，抓住就连粪车一起没收，谁敢反抗非打既骂。可是对于下乡知青在自己家附近公厕里掏粪的行为非但不管，反而认为是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积极鼓励。

老马这个家伙憨厚不假，但是和一切农村人一样，有他自己的贼心眼，他早就发现附近几个生产队家住银川市的知识青年可以随便跑到银川城自家附近公共厕所掏屎拉尿，整车整车的往所在生产队的农田里倒，可是把光给沾大发了。因此，他也动了心思，觉得自己生产队里不是也有家住在银川的娃娃嘛，为什么不让这些娃娃顺手牵羊进城拉粪呢？

所以，借这个机会，队长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长话短说，就是一句话：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愿意干拉粪车的营生不？一个礼拜给队里拉上一趟粪，学校要是问你的话，我就把你说的mia（美）气的很，行啵？

队长原以为我会爽快答应的，我却一阵恶心，嘟囔了一声：“这不是成了老驴了吗？”但又一想，去他妈的个疤子吧，干就干，为了自己的前途，明知毒药也得喝！何况也不是什么毒药！干就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父亲说过的一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世界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于是，我把头一点答应了。

下午，我去牲口圈里领来了拉粪车。这种车现在已经没有了，构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那种在人拉或者是驴拉的小拉车基础之上改造的：在车帮子四周用厚木头板加高加宽，最上面朝天之处的大盖子上开一个一平方尺的口子，使之成为一个2x1平方米的箱子，方头方脑，装上满满一箱粪便至少也有二、三百斤重。作为副件的还有一只长把马勺和两个木桶。每次装满了粪之后，要拉到生产队统一指定的粪坑，使劲把粪车翻个底朝天，连屎带尿统统倒出来，到春天按比例掺上灰土沤肥。

由于长期使用，屎尿早已深深的渗透了木头，臭不可闻！

关于我的这段经历，说多了实在是让我太尴尬，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吧。

天还没亮，便自个儿套上车往城里走。沿着唐来渠畔底下的黄沙小路，粪车倒也走的轻快，偶儿遇上一潭水，发出“哗——”的一声，溅开一片水花，浇进人的脖子里，晾嗖嗖的。遇上大石头，空荡荡的粪车箱里发出一声巨响，把人还吓了一跳，原来是马勺在捣蛋。

走着走着，没准哪里还突然钻出个沙噗噗，就是学名被叫做“蜥蜴”的那玩意儿，边跑还边歇下脚来回头望望你，嘴巴大张，好似面带三分笑，也挺心疼的。

因为此时是空车，所以脚步如飞，根本就不觉得累， 20多里路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我家那时在公园街口的交际处家属院里居住，趁熟人还没有全看见，我已经进了大院，把粪车停靠在最里头的公厕门口，粪车没人偷，因此不怕丢，谁知不待你溜进家门，院子里的邻居全都贼头贼脑的探出头来，名曰问候，其实是巴不得你赶紧滚蛋——粪车实在是太臭了，而且待一阵子掏粪的时节更是能让所有的人不待见！

实话实说，尽管什么“文化大革命”大肆宣扬“破旧立新”，但那都是胡溜逼，有权有势的人谁也看不起掏粪这活计，毕竟这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再加上我父亲已经被打倒，所以在院邻眼中，我肯定就是一个下三烂！我那时心情非常压抑，时有一种“泪打眼窝出，血往心底流”的感觉。

不知道多少次在心中暗暗发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假如有那么一天，我能够挺直腰板站在人前，我一定不忘今日屈辱，做堂堂铁打的英雄汉！

当然，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表，因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这一刻”——1970年初，我别无选择，唯一的工作是拉粪车！

现在，我全副武装开始战斗：头戴一顶破草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脸上裹着个大口罩，手上护着一副帆布手套，往厕所里走。

必须解释一下，我的这些行头都是有讲究的，草帽、墨镜、口罩、手套缺一不可：既能够把自己的真容遮挡住，尽可能的少让熟人认出来，又可以保护自己的肌肤不溅上粪便，尤其是墨镜与口罩——我这人天生见不得也闻不得污秽之物，一直以来，只要一进厕所，就闭上眼睛屏住呼吸，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但是，现在……

我已经再顾不上多想了，操起长把大瓢头，从茅坑里一勺一勺的往木桶里舀屎尿，两个桶装满了，便拎到外面倒进粪车里。倘若冬天，臭味还小点；夏天的话，那简直能把你活活熏死，成白上千的绿头苍蝇像轰炸机般的横冲直撞，那一瞬间，我直想就地放声大哭。

说不后悔，那是假的，一想到今后或许可以分配工作，心里也就忍下来了。

仅此也就罢了，算不了什么，毕竟是男厕所，轮到女厕所那才叫痛苦不堪呢——你得先站在外面小声问一句“有人木？”若有反应，比方咳嗽一声你就得先等着，等到人走了你才敢进去。

而有的时候，你明明连问了好几遍，就是没有反应，于是就往里走，可你刚一进去，偏偏有人光着屁股正往起站，白花花的肚皮上黑糊糊的一片，熏的你眼睛都不敢睁开。这时，你就等着挨骂吧——“臭流氓！”这都是轻的，弄不好，大嘴巴子就抡上来了，打的你满眼冒金星，而且连屁都不敢放！

好容易等她走了，你才能下手操作，那一刻，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并且连眼睛都不敢睁：女厕所茅坑里的污物甚至是太复杂了，恕我在此无法一一细致的描述，总之是把人膈应的想把五脏六肺全部呕吐了出来！

估计掏的差不多了，拎起木桶往外走，门口候着的大婆姨、小媳妇还冲着你一边用手扇着，一边“呸、呸”的吐着唾沫，令人心头顿时泛起阵阵苦涩，眼泪情不自禁的就流了下来。

太阳西斜，粪车也装满了，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了返乡的路程。一路上尽量低着头，生怕被熟人撞到，特别是那些因为父辈身居官位而留在城里工作的女同学，自我感觉极其良好，小胸脯挺得高高，走起路来连蹦带跳，活像是刚出窝的麻雀雀，而此时的我臭气冲天，却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一旦被撞见你像驴似的拉着粪车，她们会当作笑话讲好几个月，并且还会不断的加油添醋口口相传，从此你便在她们眼中威风扫地、猪狗不如！

直到上了西门桥，再见唐来渠，人的心情才会恢复平静，扯起嗓子吼上几句从房东那里学到的带有浓郁腥荤色彩的民间小调，暂时把一切烦恼和忧愁忘却：“我今年一十六岁整（哪啊），前年才结了个婚（啊）；找了个小寡妇，还带了个两岁的娃（哪呀）····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先后拉粪车进城总计有二、三十趟。夸张的说，我这个人从里到外早已经被粪便的信息素渗透了，浑身上下释放着臭气。直到1970年9月，我父亲获得“解放”，二中还算守信用，把我推荐到宁夏电影机械修配厂当学徒工，这才告别了拉粪车的历史。

我不敢说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上是班主任老师推荐了我，但可以肯定起码他没有阻挠、使绊子，所以我非常的感动、感激和感慨：这就是老师……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成为公务员；再往后，我大小当了个领导，偶儿对妻儿提及当初掏厕所、拉粪车、拎尿桶的往事，她们非但不听、不信，而且立马皱起眉头，脸上流露出一副鄙视与怀疑的神情，叫我默默无语。

我曾多次反问自己：这是真实的吗？

到后来，连我自己也糊涂了，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是梦幻还是实情？开始质问自己……唯有此刻，在我动笔将要写下这段文章时，往事的每一个细节像井喷似的不由自主的跃然而出，憋都憋不住，简直是信马由疆！

于是，我不再怀疑自己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终于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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