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张传广：我们是犯错误贬到乡下改造的？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传广，1946年出生。1966年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历文革，下放，招工，高考，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中文系毕业。曾任武汉建筑工程职业学校校长，讲师。退休后曾任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学院江北站负责人。

原题

知青下乡记实

作者：张传广

知青为什么下乡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末，以学生为主体的“扫四旧”、“抓党内走资派”、“文革大串联”等运动，曲终人散，知识青年下乡开始了。

虽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这种说法，居委会的主任大妈们都是不相信的。

你听她们来我家做动员工作时是怎么说的：“张太婆，国家现在有困难，没办法给伢们安排工作。您的三个孙子个个人长树大的，又壮实，到农村去还怕没饭吃？支持一下吧，等国家缓过气来，还是要他们回来的。”

我祖母也毫不含糊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心里有数，让主任们费心了。我的三个孙子都会下农村去锻炼的。这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也让孙子们知道锅是铁做的，我们决不拖后腿。”

看来，祖母和居委会主任大妈们对知青下乡的本意，心里都像明镜似的，清楚得很。

“哈哈！太好了，谢谢支持。张太婆就是嘹亮！”说完，居委会的主任大妈们就离开我家到邻居家去了。

“嘹亮？”能不嘹亮吗？抄家那会儿，祖母一句“你们讲不讲道理啊？连吃饭的碗和盘子都拿走？”结果80岁的她被暴徒们按住，将头发剪没了。从那以后祖母的左耳就完全聋了。

再说，已有一家，因小孩是独子，母亲又病卧在床，儿子暂时不能下乡。结果大字报都贴到他家蚊帐上面了，广播还不停地对着他家喊话。这种做法，哪家受得了？也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因父亲当时一直在学校受到管制回不了家，第二天上午，祖母与母亲要我们兄弟三人并排站在一起，听她们训话。母亲说：“你们到农村安顿下来后要写平安信回来，莫让我担心。要勤快做事，不能偷懒；不许打架闹事，要跟农民搞好关系；一不赌力，二不赌吃；好好锻炼，等国家召唤你们回来。”

祖母说：“三十年前（1938年），日本人轰炸武汉时，我送你们的爸爸和二姑妈去湖南完成学业；送你们的大姑妈和三姑妈去重庆战地救护，抢救伤员和受伤的老百姓；三十年后，我又送你们兄弟三个下农村锻炼。我嘱咐你们：一定要安份守纪，好好锻炼。须知，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时有余。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好生生地想一下，今天做了些什么事，如果做了错事就要改正；做了好事，就要坚持做下去。

这几年，国家在文化上荒废了。等运动过后，国家是需要人才的。你们在农村闲下来的时候，看看读过的书，温习一下学习的知识，等待国家的挑选。”

祖母、母亲、居委会的主任大妈们在我们还没下乡前，都说国家今后需要我们，要招我们回城的，这说明她们那时就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判断得非常准确。后来，国家果然顺应民心，扭转乾坤，招我们回城参加工作；又恢复高考，选拔人才。祖母和母亲都活到了90岁；居委会的主任大妈们也大多都活到80多岁到90岁。她们真是神仙般的人物啊！

当时，我们三人听了祖母和母亲的教导和嘱咐，大部分话是明白的，但有些话听了还是懵懵懂懂的，如招工回城等，不太相信。祖母和母亲对我们的训话结束后，她们就开始为我们三人准备行装；我们三人就去派出所注销武汉城市户口。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注销武汉市城市户口的那一瞬间，意味着我们今后回武汉只能是探亲，并且还是居委会严密注视的“倒流人口”，回来的时间长了，是要被逼着早点离开的……

一刹那间的身份主客易位，如疾雷轰顶，身不由己，目瞪口呆，眼泪夺眶而出，我们三人失声痛哭。

我是最先离开武汉赴洪湖新滩口区所辖的获障公社插队落户的。登上武汉去洪湖新滩口的轮船后，汽笛一声长鸣，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武汉关钟楼，想起临别时满脸都是泪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祖母和母亲；想起我们三人走后，家中已卧床不起的89岁的外祖母，82岁的祖母，11岁还在上学的妹妹就只能靠50多岁的母亲一人照料了，心中满是凄凉和惶恐不安。

船到了洪湖新滩口区后，我边吃午饭边等其他知青的到来。

凶狠的领导 热情的农民

13名知青（7名男生，6名女生）都到齐后，由大队的接待人员带领我们先乘车，后渡河，再步行来到了大队会议室。

大队长姓孙，孙家是本地的大姓之一，掌握着实权。一见面，他就对我们说：“你们在武汉犯了错误，毛主席把你们贬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要好好劳动，改造自己，接受教育。”

我们一听，这话不对呀？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啊？于是选了个代表说：“你们误会了，我们在武汉没犯错误。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你们这里来插队落户的。我们一定会跟你们搞好关系的……

谁知一个姓杨的小队长大怒，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刚来就要搞个瓜吃？太不像话了！” 我们听了一惊，这是哪跟哪啊？这误会可就大了。“搞好关系”，被他听成了“搞个瓜吃”，还真说不清楚了。看来，我们没来前，就被公社的领导把我们丑化了。

由于大小领导先后给我们下马威，我们初来乍到也不愿意发火闹僵，于是大家不欢而散。6个女生分到了二小队；7个男生分到三小队。女生被二小队队长领走后，我们也被刚才发威的杨队长引到我们的住处，随后他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甩手走了。

先看一下住处吧。我们7人住进了一个危房。房内无床，只有铺了稻草的地铺。7个人挤在一起，靠门的那一边睡3人；门对面的那一边睡4人。我们7个人的个子都不小，1米8的有两人，其他的5人都是1米7以上的个子。由于块头都大，谁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听到“哎哟”声。

再谈谈炊事吧。由于我们下乡，上面是按人头拨了款到每个队里的，所以队里送来了柴米油盐，青菜腌菜。我们也分了工，准备做晚饭。我被分到河边挑水，一个来回约15分钟。我好不容易从河里用桶舀了两桶水，挑上了肩，才发现有个桶是漏水的。于是边走边漏，挑回来只剩一桶半水。倒进缸里一看，水全是浑的，要待一会儿泥沙沉底后才能清亮。

待我把水缸挑满后，只见满屋烟雾腾腾。一问才知道，队里送来的柴是湿的，烧了好长时间才烧着。由于不会做烧灶的饭，时不时揭锅盖看饭熟了没有，敞了气。最后饭菜成了生熟糊烂，个个脸上鼻黑嘴乌。混了一餐后，大家胡乱地洗了一下，就昏昏入睡了。危房地铺，漏桶湿柴，这难道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再教育吗？

第二天上午，队里的老农、学生、妇女、儿童，先后来看我们了。几个妇女听说我们昨晚吃了个生熟糊烂，笑得弯了腰，马上教我们如何做烧灶的饭；几个学生帮我们从队里换了挑水的桶；拿了几捆队里的干柴给我们用。因为就我一个人是戴眼镜的，几个小孩问了我的姓名后就一起拍手喊道：“张传广，会撒网！”我一听笑道：果然是洪湖鱼米乡啊，我一来就会撒网捕鱼了，大家哄堂大笑。

接着几个小孩从我脸上摘掉眼镜，抢着、闹着戴在自己的脸上，结果把眼镜的脚弄断了一根，我用胶布把它缠好，把眼镜戴上，也没责怪他们。小孩嘛，调皮很正常，也很可爱。

特别是队里的老农对我们说：“富亲戚比不上穷菜园。你们想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一定要有个菜园。我去队里说一下，把你们屋后的一大块地拨给你们种菜。先牵头牛来耕一下，然后你们再把土块打碎，施肥，开春后就可种菜了。我们听后很感动，连声称谢。

老农、学生、妇女、儿童的到来既帮助了我们，也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队里领导特意安排的。对我们既是考察，也是恩威并用。不过队领导与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而已。果然过了几天，菜地也耕好了，我们也整好了地，施了肥，只等开春种菜了。

转眼一九六九年元旦过去了一周。因为是农闲，队里接到了通知：队里主要劳力和知青去挑土筑堤。没想到一场严峻的，从未经历过的考验在等着我们。

到达指定地点 开始安营扎寨

196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午后，我们7人加上投亲靠友的两位知青共9人，拿着平口铁锹，每人用扁担背着两个竹筐，随队里的主要劳力步行约15里路，去离江堤不远的，指定的地方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开始挑土筑堤。

队里的主要劳力们，28到30多岁左右，个子都不高，约1米65左右，也不很壮实。跟我们这些1米7以上、1米8左右的身材不能比。但他们却精神抖擞，仿佛浑身都是劲。一路上，他们沿途告诉我们经过的是哪个公社，哪个队的地盘；哪个集镇，哪个商店可以买些什么；哪里是医院，哪里是武装部，哪里是农机修理站，哪里是粮店，哪里是酒铺、油铺等等。

但问得最多的是，我们有几个小孩？犯了什么事被充军到这里来的？我们一听就烦了，说：“我们没犯什么事，充什么军？”“那为什么到这里来改造呢？”“什么改造？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还不是一回事？好，好，好，不谈这事吧，那你们有几个小孩呢？”我们回答道：“连女朋友都没有。”他们惊奇地问：“你们从小没有发生辰八字与女孩订婚？”我们都摇头。他们无限惋惜地对我们说：“耽搁了啊！耽搁了几多儿子啊！”我们听了后哭笑不得。

就这样一路胡扯地到了江堤不远的指定地方。队里的主要劳力搭起了睡觉的两个工棚（我们与队里主要劳力分开住）和厨房。早晚的饭由队里做，中午的饭由江堤指挥部供给。从出发到现在，带队的杨队长始络没有理我们，我们更不想理他。

三天的肩膀 四天的脚板

第二天清晨，寒冷的重霜冻醒了我们。我们披着棉衣出来小便时，连打了几个寒颤，再也睡不着了。附近的公鸡正在啼鸣；袅袅的炊烟已经升起；农舍在薄雾中时隐时现；火红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徘徊；农民说，又是一个大晴天啊！

过了一会儿，杨队长喊道：“开饭了，大家吃饱了好干活啊！”

我们拿着搪瓷碗，随着农民添完饭后，围着几个圈蹲在地上吃饭。菜就只一种，一大盆辣萝卜。不一会儿农民吃完了饭，又去添了一堆碗饭慢慢吃了起来。而我们只吃了一满碗饭就吃不下了。杨队长对我们冷笑道：“吃不得是没做得！看你们等会怎么有劲挑土？”对他的冷嘲热讽，我们已司空见惯，日子还长得很，谁怕谁还不一定呢？不着急。

一声哨子吹响，挑堤开始了。队里安排了三个劳力拿着平口锹住筐中上土，其他的人排队挑土。轮到我时一看，我的天，这哪里是土啊？是乌黑的塘泥，重得很。每筐两大块塘泥，一担就四大块塘泥。一上肩就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不走不行啊，后面还有人等着挑泥啊。

我于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挑着走。队里的劳力看着我们个个不怀好意地笑。见此情景，我想，一定要争口气，即使摔倒了，也要把塘泥挑到堤上去。但想归想，挑上去就很不容易了，尤其是挑上坡。因为坡是由塘泥堆上去的。虽然太阳晒了个把星期，但冬天的太阳光是哄人的，力度不够，泥土还是软的。肩上的担子重，地上脚不得力，上坡时又不能歇。只能咬着牙，低着头，一步一步往上登。终于挑上去了，卸塘泥时，才发现一层软软的塘泥巴满了竹筐，敲都敲不下来。只好赶快挑着竹筐下坡再去排队挑，因为筐内有剩余的塘泥，势必下一担还要重。再看看队里的劳力们，他们轻快地挑着塘泥上坡不当一回事。这就是差距啊！我们还是很服气的。

挑了两个小时后，又是一声哨子响。农民说，歇活了，休息15分钟。我们几个知青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肩膀疼，脚板痛，口好渴，肚好饿。我这才体会到祖母说的锅是铁做的，实际说的是，饭不是那好吃到口的，真是有道理啊！

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队里的劳力都围过来了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没摔倒，没有哭，没有罢工，还真是不错的！毕竟是身大力不亏啊！挑堤有个过程，叫做“‘三天的肩膀，四天的脚板。’你们连续挑四天后，肩膀和脚板就不痛了。再一个就是要学会换肩，换肩不是把担子放下来，再用另一个肩膀去挑。而是挑的过程中换。”说完他们还演示了一番。我们也照着做了几次。（后来，我为队里挑170斤粮食走15里路到区里去，只换肩不休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学的。）

他们又说：“早上吃饭，你们吃少了。吃少了就没力气干活。等会中午吃饭时，你们先添一平碗，快点吃；吃完后，再添一堆碗，慢慢吃，这样就可以吃饱了。先添多了，等你吃完，饭就没有了，被人添光了。”我们一听，恍然大悟，连忙递烟感谢他们。

他们又坏笑地说：“你们过不了多久，就比我们强。一是你们个子大，身大力不亏。二是你们都是童子伢，比我们这些放了水的人不知要强多少！”真是一群邪货啊！

果然，过了四天后，肩膀、脚板都不痛了，肚子也不中途饿了。我们知青与队里的劳力一样，挑得轻快，而且干得越来越欢。把队长与队里的劳力都惊呆了。连声说，你们是队里的好劳力啊！

在后来几天的挑堤歇活时，我们还把那些经常嘲笑我们是童子伢，耽搁了好多儿子的劳力们，开玩笑地三下五去二摔在地上，并笑兮兮地把他们拉起来，显示了一下我们的实力，从此队里的劳力们和我们的关系更好了。杨队长在一旁看到也目瞪口呆，再也不敢公开刺激我们了。

说真心话，我们都喜欢挑堤。因为挑堤收工后可以吃现成的。不用去河边挑水，也不用摘菜洗菜、烧灶做饭；也不用吃完了后刷锅洗碗。尤其是农忙时累得精疲力竭回来时，更不想动。所以，后来只好每天安排一个人值日做好后勤工作，虽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但眼前也只能这样了。

时间过得真快，待我队的土方任务完成后，已过去了半个月了。明天我们将返回队里。

大雪将至，队长率劳力悄然离去

暴雪肆虐，知青战风雪力竭归队

一夜北风紧，清晨寒气逼人。天上布满了厚厚的铅色云。转眼去看队里劳力住的工棚，竟空空如也，不见一人。再揭开锅盖，发现里面的饭菜是温热的，因为灶里尚有余火。

问守堤的人，他说：“你们队里的劳力在队长的带领下吃完饭，已走了接近一个小时了。你们赶快吃饭，赶快走。人黄有病，天黄有雪，马上要下大雪了。我们朝天上一看，果然原来铅色的云层变成黄红色的了。我们谢过了守堤人的提醒。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饭后，背上行李，拿着工具，离开工棚，紧急上路。但还是来不及了！一阵阵狂风呼啸着，裹着雪籽和冰粒席卷而来，扑打在我们脸上和身上，我们赶紧将棉帽的耳朵放下来遮住了脸，逆风而行。大朵大朵的雪花瞬间铺盖了大地，已是”江山一笼统”了。

幸亏来时途中，队里劳力沿途跟我们讲了些学校、商店、集镇、机械修理站等等位置。让我们能在归途中找到参照物，继续前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么，不幸的是什么呢？是下冻雨了。路上太滑，我们不知跌了多少跤。尤其是上坡的路，如果不想办法，那根本上不去。我们只好轮流用铁锹凿一些“坎”能够立足后，继续往上凿坎再立足，后面的人跟着一步一步上“坎”并用扁担把前面的人顶着以免滑下来。这样反复好多次才克服了沿途上坡的困难。

汗水湿透了内衣，冰凉冰凉的。而棉袄上全是冰凌，硬梆梆地绑在衣服上，棉袄更沉重了。风停了，但雪还在下。归途中的集镇、学校、商店、居家统统关门闭户，我们不可能得到救助。但我们坚定的信念是：不管归途有多难多险，我们一定要回到队里，不能冻死在外面。

本来1个多小时的路，我们竟走了8个多小时，才精疲力竭地回到队里。那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天黑了下来。

危房倒塌  无人过问

露天烤火  天明回汉

本想回到队里后，能够烧水洗涤，做饭充饥，谁知一到住处，发现危房在狂风暴雪的肆虐下已轰然倒塌。队里的领导们没有一人敢前来过问，因为是他们安排我们住危房的，队里的农民见队领导都不来过问，他们更不敢前来过问。

我们又冷又饿。无奈之下，只有将倒塌房屋的木料从瓦砾中拖了出来，在露天中烧着了烤火；用吃饭的碗舀了些干净的雪烧水喝。熊熊的大火，烘干了我们的衣服，但却没有温暖我们寒了的心。

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队里的领导明知要下大雪，却不提前告诉我们，更不唤醒我们饭后一起走，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与他们近日无仇，往日无冤。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呢？分析来，分析去，应该是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才会这样做吧？但究竟有什么利益冲突呢？我们到农村来国家是按人头拨了款给队里的呀？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干脆就不想了。

大家经过商量，共同作出了决定：我们既然现在已无房可住，那么明早就集体回武汉过春节，待元霄节过后，正月二十集体回队里与队里领导们谈判解决问题，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了。

就这样大家在冰天雪地里饿着肚子，烤着火，朦朦胧胧地靠在断壁残垣上睡着直到天明。

雪天易晴。第二天清晨，一尘烟云蒸日出，我们放下了挑土的工具，向养育我们的武汉归去。

张传广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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