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韩贤强：那七年，我生活在一群山民中间

作者简历

韩贤强，高三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在安徽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

原题

我就是他们那样的人

作者：韩贤强

1968一1975年，我20一27岁，生活在汀溪大山里的一群山民中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的观念和情感，苦难和挣扎，梦想和追求，他们的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我，陪伴着我的青春，最终，我也成为了他们那样的人。 

 作者1968一1975年在泾县汀溪马家岭插队，因为开展科学实验获省上山下乡先进个人称号，此为进行茶树栽培科学实验时留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杭州）记者所摄，曾刊载于《人民画报》

从1968年冬到1975年春，我在号称“江淮大地仅存，中亚热带东北部最后一块绿色净土”的安徽泾县汀溪马家岭插队。我在马家岭呆了七年。

到马家岭的那一晚，是一个很黑很黑的夜晚，除了迎面扑过来的黑糊糊的山影，就是满耳淙淙的水声。

早上起来，看清楚了。不能用一般的“村子”来想象马家岭：马家岭山大沟深，出门“一脚平”，这一脚，就是跨门坎，第二脚不是上山，就是下山了。步子跨得大一点，鼻子会碰到山岩。一天中，见到阳光的时间不多，蔬菜难以生长，主要靠山坡上、荒地里种的萝卜、南瓜，再就是野生的蘑菇、木耳。山溪水流潺潺，蜿蜒而下，汇成一条河。山民的房子，大都坐落在水边。站在自家门口，顶多只能看到两三户人家，其它人家，都被山遮挡住了。好一点的人家，在水边砌一个一两人高的石坝，石头夹着从山坡上扒下来的土，夯成屋基地盖房，一般的房子，也就建在地势高一点的水边。遇到暴雨，水涨得快，家家户户就只能隔水相望，甚至会听到哪家哪家的房子，夜里给水冲走了这样惊人的消息。能够引以为豪的，是家家户户的自来水，在屋后山上的某一处，用破开的竹子，把山水引下来，经过七八十几根竹子，就能将清爽带甜的山水，直接引到自家厨房的水缸里。一个方圆好几百里的大山中，有一个狭长的大山谷，房靠着水，水靠着山，散落着20来户人家，这就是马家岭生产队。

在山高、沟深、林密、天窄的环境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人！

大山里土地少，山坳里的零星土地，难得晒到太阳，蔬菜长不旺。山里最缺蔬菜。知青住在生产队队屋里。早上打开队屋的门，常常会看到门前放着的白菜、青椒，不知是谁放的，总归是马家岭的人！马家岭人，让马家岭的山水，都带上了情感的温度。马家岭的山水塑造了马家岭的人，没有马家岭的人，马家岭的山水就失去了灵性。

朱泰山：一怒之下，瓦壶被摔出门去

队长朱泰山，浑身骨骼尤其是一双手的关节，十分夸张地突出，一米八九的大个子，力气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透出来。紫铜色的脸上皮肤很厚，皱纹不多，但刻得很深。笑起来，朗朗的，富有感染力，不带半点猥琐，透出豪放和憨厚。朱泰山力气大，脾气也大，晚上从大队部开会回家，打水洗脚，一拎，瓦壶空的，一怒之下，顺手就将瓦壶摔出门去，砸得粉碎！两个儿子忘了给他烧水了。

朱泰山早年丧妻，既当爹、又当娘，带着两个儿子再没续弦。他愁的不是自己，愁的是两个儿子，都老大不小了，娶不上媳妇。老大为人忠厚老实，干活肯卖力气，却娶不到媳妇；小儿子是参军复员回来的，一表人才，也娶不到媳妇。朱泰山家住在马家岭的最里面。大山下、深沟边，看得见一幢三排立的大瓦房，隐藏在树荫丛中。那里，可不是一般的僻静，除了上山做事，偶尔有人路过，此外，看不到一个人影，终年与门前小溪里的水声相伴。单调的溪水声，使大山更显空灵，更显幽静，空灵和幽静得让人不寒而颤。

最终，朱家还是放弃了那处“仙境”，到“村子里”重新盖了房，才算是解决了儿子的婚事。

这么个充满活力的单身中年男人，有无，都要给他制造点风流韵事，不然，生活就太单调了。流言蜚语说他与本村汤寡妇有一腿，可能也是因为朱队长看汤寡妇生活不易，平时对她有些照顾，我不相信还会真有其它的事情发生，朱泰山，不是那样的人。那些嚼舌头的，当面不敢说，只是背后无中生有地取乐。

朱队长随母亲要饭到山里，解放战争时期，汀溪街是国共两军的拉锯区，斗争尤其残酷，双方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当地一个裁缝，他曾在山上帮新四军做衣服，后来下了山，不干了。说到当年旳事，我问他：“为什么不干？”答：“杀人太多，看不下去！整天有乌鸦叼着人肠子，在天上盘旋。”逮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如果证明不了他是个好人，就拉出去“剃了头”。朱泰山的母亲是个要饭的，被新四军误以为是探子而被杀害。新四军曾遭到过一次伏击，前一天朱泰山的母亲去过汀溪街，遭到怀疑。朱泰山识大体，不记私仇，若干年后，他加入了共产党，是马家岭生产队唯一的党员。

朱泰山为人和蔼，处事公道。生产上的事，他说了算，生产外的事，他也管，管到每家每户的吃喝日用安排。春天里，他会说：“到季节了，不要光顾着采现成的蘑菇、木耳，到山上找块地，种点辣椒、茄子、南瓜，收多收少，总归有一点，家菜要比野菜强”。生产队发钱了，他会说：“上街不要净买些饮料，那个甜水有什么喝头？要买点牙膏、肥皂”“睡觉不要一觉呼到天亮，枕头垫高点，上半夜想想自家的事，下半夜想想队里的事”是他常讲的话。……朱泰山像个大家长，管着“生产队”这个大家。在马家岭，朱泰山有着撼不动的威望。

老崔：顺手就将别人吃剩的菜端过来，说：“吃！”

马家岭的住户，一户也就两到四口，两代人，老崔家却是一大家子六口三代人。老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共两个半劳动力，妻子做家务，小儿子和老娘吃闲饭，但日子过得很滋润。老崔是个精明人，朱队长说，他的头发，根根都是空心的，睡觉只闭一只眼，睡着了，比别人醒着还精明。日子好坏，一靠干，二靠算。怎么个算法，去他家转转，你会有些体会。

房子盖在朝阳的高处，门前砌有一人多高的石坝，门前夯出一块不大的平地，十几只鸡在奔跑逐食。可不像其它人家，房子就建在山脚的缓坡上，甚至干河滩里。紧靠着厨房有一个猪圈，用石头砌成，猪圈门用铁条焊成，足以防备山里的野兽。大多数马家岭人吃猪肉都要到汀溪街上去买，养猪的人家不多，主要是人手少，忙不过来。老崔的爱人刚好是个闲人，碎玉米粒子、剩饭剩菜、泔水也有了一个好去处，猪草漫山遍野都是，一年至少一头大肥猪。堂前、屋外的墙上，常年悬挂着红红的腊肉和黄黄的咸鱼。

屋前屋后、寸土寸金，随季节不同，总会有不同的蔬菜，一家人够吃。别人家屋前屋后都是碎石子，他家怎么会有土呢？都是老崔从山头上茶地里搬过来的，日积月累，积少成多。靠山边，挖了几个坑，腐烂的杂草、鸡屎猪粪、垃圾都往里面倒，倒满了，填上土，再沤上两年，那就是他家的南瓜坑、冬瓜坑，南瓜、冬瓜藤子往山上爬，往树上爬，草丛中，藏着十几斤的大冬瓜，给人意外惊喜，树枝上，吊着十几斤的大冬瓜，压弯了枝梢。

老崔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厕所建在柴房内，粪便一滴都不会浪费。不像其他人家，厕所都是露天的，有的就在山上埋个缸，有的就是一只粪桶，晚上将粪桶拎进屋，白天再拎出去。

老崔家屋内装修得很整齐，地面的土，夯得结结实实、光光滑滑。火房里，四面墙加天花板、地板，六面都是杉木板，中间一个砖头砌的火坑，是马家岭最好的暖房。

再去看看他家厨房的灶，灶上挖了一个坑，里面埋了个金属罐子，罐子里始终有热水，灶炉门前吊着一只铜水壶，灶堂里飘出来的火苗，刚好再给铜水壶里的水加一次热。

老崔的治家之道，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也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技巧，也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的无言之教。

夏日炎炎，他敞开褂子，露出大圆肚子和乳房，芭蕉叶扇子慢慢地摇，坐在树荫下冲瞌睡，很享受的样子；腊月寒冬，他提着个手炉火。手炉火篾壳铁胆，里面放炭火，用来烤手取暖。手炉火上烤个玉米饼子，闻着香味冲瞌睡，很享受的样子。好汉不赚六腊钱，该享受时得享受。按照老崔这么干下去，如果是旧社会，我确信，他一定是个地主。

老崔取予从不苟且，不占別人便宜，也不会被人轻易占到他的便宜，吃亏讨巧，都放在明处。就这一点而言，老崔很有点泾县人的精明。什么是泾县人的精明呢？左手姆指、食指、中指，三指捏一个小酒壶，一个小酒杯就是壶盖，无名指和小指夹一块五香干子。空着右手，指手划脚和你张家长、李家短。想喝酒了，拿下小酒壶盖，也就是小酒杯，倒上一盅，酒往嘴里一倒，只听喉咙里咕咚一声响，接着嘴里发出吱吱啦啦的声响，再咬一口五香干子。酒、下酒菜就全在左手上了。你闻得到浓郁的酒香，但是，吃不到。

然而，他也不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一次我与老崔同去汀溪街上办事，中午，他请我去饭馆吃饭。坐定，买了两碗白米饭。老崔从包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来，两大块蒸熟的咸肉，一块放在我碗里，一块放在他自己碗里，又在饭馆里买了一碗海带西红柿汤，既实惠，又体面。

我们两个人点了一个菜，同桌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一人却点了两个菜。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吃完饭，还剩小半碗豆腐烧肉，起身刚走，老崔顺手就将那半碗剩菜端过来，说：“大韩，吃！”他自己夹了块肥肉皮，很利索地放进嘴里。我没说不吃，只是他敏捷的动作、坦然的态度，让我有点吃惊。

肖代表：一刻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

我们的导师——贫下中农代表，肖姓，人称“肖代表”，住在马家岭脚下，进村第一家。他家门前石坝的缝隙里，看得见碗口粗的檀皮树根，还长满了青苔，应该是马家岭早期住户之一。

他正派，人好，但身体不好，多年的肺病使他的胸脯烂了一个大空洞，胸前常年贴着块标志性的大纱布，像挂在胸前的一枚大勋章，还有说有笑，让人惊叹生命力之顽强！山里的重活，像烧炭、装窑、出窑，干不了，百十斤的担子还是担起来就走，没有问题。喜欢披着件夹衣，和蔼而不谄媚，不失尊严，不依势压人，应该是个让人尊敬的人。和一个老母亲同住。

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他的乐观自信，让别人根本看不出他会有什么困难。“你若没有私心，家里怎么会那么有钱？”一个富裕的家庭，政治上还很坚定，鬼都不相信，这就是“越穷越光荣”的逻辑。他清楚他的身份，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谁，政治和经济，不是一码子事。政治上坚定，经济上就不要太较真了，他很是安贫乐道。

他不忘记自己的职责：代表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再教育。

他不快不慢地说：“社会还是要不断发展进步的，八百年才会有一个轮回，现在离轮回还早着呢。要到什么时候才轮回呢？”他用手，指指对面山崖上一块石头上方的一小块土，接着说：“要等到连那个地方都要栽上一棵玉米的时候。我说‘还早’，说得不错吧？”他清清嗓子，话语变成了怪异的普通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好好努力，奔你们的前程吧！”我们望着大石头上的那一小块土，点点头。那是一个“他们制造谎言，我们假装相信”的年代。

何书记：香烟粘在上嘴唇上，挂着烟灰，直到落下

大队书记姓何，是个转业军人，一年四季都戴着的旧军帽和身上洗得发白的旧军上装，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人瘦弱，身高还行，一米七左右，也因此就更加显得瘦弱，估计干不了山里的重体力活，只能当书记。

何书记嘴巴能长时间地叼着一根香烟，说话时，香烟粘在上嘴唇上，不影响说话，香烟可以就这么叼着，也不吸，任凭挂着多长的烟灰，直到烟灰自动落下。何书记不是个干练的人，你和他讲话，他鼻子里哼哼，眼珠子不转，也不大有神，看不出表情上的变化，不知道他是听清还是没听清，听懂还是没听懂。只见得他嘴上叼着的香烟的灰，往下落，显出一点动静来。

何书记是个老好人，乐于助人，你找他办个事，从来不会遭到拒绝，但真正办成功的事却极少。你埋怨他，既便是咒骂他，他都极能忍耐。从他不动声色的脸上，你会怀疑，究竟这是涵养高，还是耳朵背？何书记思想觉悟高，公私分得清。他是马家岭人，还有一个弟弟在马家岭参加生产劳动，这个弟弟从来不占哥哥的光，哥哥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照顾一下这个弟弟。

何书记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有一个雄心：在各生产队抽调劳动力，成立一个茶叶专业队，在大队部大路边上，开荒山，建茶园，将专业队的茶园，建设成毛泽东视察过的舒城“九一六茶园”那样，成为大坑大队，乃至汀溪公社的样板。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途中，路经安徽舒城，视察了舒茶人民公社。1968年舒城人民为纪念毛主席视察10周年，举行誓师大会，向毛主席指点并发出“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号召的青岗岭进军。人们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赤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炸石垒坝，建成了“九一六”茶园。

实际上，汀溪的情况与舒城是完全不一样的，汀溪大山里自然生茶园比比皆是，自然环境是舒城无法比拟的，为什么还要学舒城，耗时耗力，在贫瘠的山岗上砌坝造地，来种植茶树呢？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这也是不少地方“农业学大寨”所走的路。

黄大队长：搞起女人来，“谁也跑不了”

大队长老黄，大坑生产队人，是山里干活的一把好手，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粗手大脚、精力过人，有使不完的力气。

他是个农民，又有干部的模样，具有农村基层干部的一般特质。他和所有的生产队长，以及生产队里有头有脸的人，通过酒，都有交情。人缘好，使他即使常犯小错误，也从来不会倒台。他知道自己有权，也知道权力是能办成很多事的不可或缺的好东西。职位产生的权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有损耗，只要不倒台，权力就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有无眼前直接的回报，他都乐于助人，尤其是对妇女，有求必应。

他的风流韵事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芜湖机床厂来的工宣队调查他的这些事时，安排我去做过记录。他面无愧色，甚至还有些得意，眉飞色舞，夸夸其谈，讲到得意之处，工宣队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工宣队想想不对头，将脸重新拉下来，提醒他：“严肃点！”

他的对象都是中年妇女，数量之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谁也跑不了”。他可不是那种看见女人就垂涎三尺地盯着看，女人都走过去了，还转过身来痴迷迷地盯着看的那种好色之徒，他只是顺着自然之手指引的方向，按本能行事罢了，严格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从来不害人家小姑娘，因此，还不能说他就是道德败坏。

一个笑话说：大队抽了一批妇女到专业队挖秋棵。黄大队长对一个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说：“今晚怎么样？”妇女队长心领神会，很爽快，说：“行啊！”当晚，这位妇女队长原先睡在靠大门边的一张床上，借口肚子痛，不能睡在风口为由，与任大队长的妹妹调换了一张床。是夜，黄大队长如约而至，钻上床，放下帐子，黑灯瞎火，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啊！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中国农村进行调查时，曾经说过，男女关系“是中国农村唯一的娱乐”。娱乐娱乐，如此而已。

工宣队队长，一个可爱又可笑的“傻逼”

大家对工宣队很客气，也仅仅限于客气，知道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犯不着和他们较真，只要彼此和和气气，大家相安无事，就好。他们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不懂农业。

一次大队开会，批判一个随意砍了一根毛竹的人。工宣队队长，一脸严肃，大嗓门像个小喇叭，说：“你想想看，竹子要从这么细”，他伸出一根小手指比划着，“长到这么粗”，他又用两只手比划成一个圆，“要长多少年？”工宣队环顾全场，大家都低着头，鸦雀无声。工宣队队长以为是他的权威起了作用，又提高嗓门，说：“你怎么不出声？说呀！”会场因为气氛太严肃，没人敢出声，没人敢笑。山民心里想：“人五人六的，你晓得个屁！”碗口粗的毛竹，出土就这么粗吧，手指粗的小竹子，长十年，也还是手指粗吧。根本就不是一样的竹子，这是哪跟哪啊？搭得上吗？工宣队队长就是经常闹这种让人想笑又不敢笑的笑话。山民心里到底怎么想，鬼才知道！

大毛子、小毛子是平坑生产队一对九岁大的双胞胎，一个大雪天的傍晚，天初晴，兄弟俩一前一后在雪地的小路上走。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小毛子用根小竹杆在雪地上边走边划：“打倒大毛子”。人走了，字还在！恰巧被路过的工宣队发现，这下不得了，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定要抓住这个现行反革命！大会开了不知多少会，提供线索，检举揭发。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报私仇，结果，整倒了两个倒霉蛋。在公社关了一星期。喊冤不行，雪地上的字总是真的吧？审来审去也审不出个名堂来，查查历史吧，都是三代贫农，根红苗正，只能不了了之，被宽大释放回家。

那是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将你“抓”起来，你还敢说“不灵”吗？“打倒大毛子”事件，从“莫须有”开始，经过“稳、准、狠”地穷追猛打，取得了辉煌成果。这也多少体现了当年农村阶级斗争的起因和运行的一般模式和规律。

陈大妈：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因此穷

陈家老大有妻儿，一女一男两孩子，丫头六七岁，儿子二三岁。小儿子一年有大半年不穿衣服，浑身脏兮兮的，但却很少生病。陈老二是个寡汉条子，和兄长一起过日子。陈家住在一个土墙加竹片竹叶盖的大房子里，墙上挂满一串串干蘑菇，门口的大木盆里，泡着刚捡回来的木耳。

陈老二刚满三十，力气大，打着赤脚，挑起两百多斤重的担子，在满是荆棘的崎岖山道上行走，如履平地。陈老二常常是赤膊穿棉袄，一年四季，山里早晚都很凉，除了三伏天，棉袄总还是能够穿得住的，干活一热起来，脱了棉袄就光膀子了。这时，他会自嘲一句：“穷人脾气大，脱了棉袄打赤膊”。

论陈家和崔家的劳动力状况，陈家两个强劳力，加一个半劳力，比崔家的三个劳动力还要强；论陈家和崔家的家庭负担，两家都有两个吃闲饭的，相差不大。但是，两家的生活水平却相差很大。

陈大妈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对知青尤其热情。陈大妈将野菜烧得有滋有味，咸肉炖野蘑菇，香气扑鼻，更是一绝。家里有了好吃的，会想到送给我们，一送就是一大钵子。她玉米饼子做得好，烤得两面金黄，送给我们，一送就是十几个。有人说，她手太松，不聚财，所以穷。

一天下午，陈家两兄弟上山做事去了，陈大妈在门前溪水里洗衣服，两个小孩子没人管，在家里玩火，引燃了房子的竹片墙体，熊熊烈火、腾空而起。陈大妈闻到糊味赶回来，晚了！陈大妈一屁股坐在地上，被抢出来的碗柜和堆在地上的两床被子堆在河滩里，捶胸跺脚，嚎啕大哭。

生产队在家的人不多，都是老人、小孩，人围观，无人救火，因为根本救不了。竹片竹叶腾起好看的火焰，烧得变成黑色的竹叶，在红色火焰的背景下，在微风中飘舞。很快，房子化为灰烬，只剩下四堵烧焦的土墙。当晚，朱队长安排，让陈家四口住在他家堂屋里，陈老二，暂住邻居家。

一个星期之后，大家帮忙，房子又盖起来了。

老赵：讲话咬文嚼字，撇着京腔，有些怪

老赵夫妻俩是马家岭来历不明的一户人家。

赵家在干河滩里盖了个两小间：饭厅和卧室，收拾得像他们的衣着一样，干净利落。有吃有睡，啥都不缺。因为房子就建在干河滩上，一涨大水，他们要把东西搬到地势高的山上去。暴雨的夜里，房子常常被大水冲走。有经历的人，财物都看得轻，像老赵这一家，不看轻财物，也不行，大水无情啊。

老赵上衣口袋里，常插一支钢笔，讲话咬文嚼字，话多，还常常撇着京腔，显得做作而虚伪。嘴唇包不住两个突起的大门牙，笑起来，眼边的皱纹显现出来，一脸的虔诚，甚至有点巴结人的味道。对人有礼貌，从不得罪人。老赵见多识广，肚子里有不少大道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大形势，芜湖好派、屁派武斗的小消息，无所不知。手伸出来，不是那种大骨节、粗糙皮肤的款式，而是白晰细长的手指，显然曾经是个文化人。

老赵的妻子，我们喊赵妈，见人熟，说的话让人听着心里舒服。她总觉得她与我们的关系，要比山里人与我们的关系更近一层，是否暗示她也是城里人呢？

她给我们生活上很多指点：西瓜皮不要轻易丢掉，切成丝，用盐腌一下，加红辣椒丝、蒜籽，香油爆炒，色香味都有了，还有清凉、利尿、败毒的作用。莴苣叶子不要轻易丢掉，过一下水，就没有涩味了，切细，少许盐，拌均，倒点麻油，很好吃。鱼鳞不要轻易丢掉，积少成多，用清水洗一洗，加生姜、蒜籽、料酒，用少量水煮，十分钟后，将鱼鳞捞出来，原来滑滑的鱼鳞，变得糙手，室温下，鱼鳞水就会凝结，倒在盘子里，用刀切成小块，撒上葱花，倒点酱油，闻闻什么味，再尝一尝，谁也猜不出这是一道什么菜。这些，都不是山里人吃的菜。

她还教我们洗衣：外套洗外面，要翻过来晒，晒里面；内衣，要洗里面，翻过来晒，晒外面。尤其是女孩子，衬裤不能乱晒，防止让虫子爬。哟—，生活这东西，能讲究得尽吗？这位赵大妈，你讲究的是时候吗？你是个什么人啊？

老赵家这一对，细想起来，还是有点让人感到心酸，求生不易啊！他们很可能是逃到山里来躲避政治迫害的。好在马家岭人都是厚道人，没人会无事生非，没人会落井下石。

汤寡妇：马家岭的摩尔·弗兰德斯

别人称汤寡妇的，我应当叫她汤大妈。四十刚出头的人，虽是满脸沧桑却遮不住她年轻时的美貌，尤其是嘴角的右下方，还有一颗圆圆的美人痣，笑起来，眯缝着眼，睫毛显得长，浅浅的两个小酒窝，更是凭添了几分妩媚，依旧十分楚楚动人。她一儿一女。儿子与我同年，可能是营养不良，个头比我矮一截，汤大妈对我也像对儿子一样，她女儿也跟着喊我哥哥。女儿十六七岁，相貌随娘，一个小美人坯子。

汤大妈早年丧夫，再没嫁人，一心一意要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没少吃辛苦。寡妇门前是非多，但她终究是个受害者。一些欺善怕恶的人，常拿她取乐。一则，欺辱人总能让人得到一丝满足，二则，欺辱她尽管放心，没顾忌，她有还手之力吗？作为弱者，汤大妈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她用什么去巴结人呢？她有资本吗？有权有势的人，她得罪不起，小地痞、小流氓，就得罪得起了吗？她处在食物链的最低端。

一个大个子四川佬，有力气，也肯干，逢人笑，露出一口大黄牙。初步印象，挺和善。为了在马家岭能立住脚，经人介绍到汤家倒插门，成了汤大妈的丈夫，两个孩子的晚父。汤大妈也确实需要有人帮她一把，汤家也太需要这样一个人了。

但是，这个晚父可不安分，砍了竹子又挖笋子，一年不到就和女儿有了不正当关系，因为打胎才被发现。公安局来人了，马家岭被纷纷的议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案情在通奸和强奷之间摇摆。办案中，查出这个四川佬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那必须就是强奷了。给出的理由是：用一根麻绳去穿绣花针，绣花针能同意吗？麻绳和国民党的兵，有关系吗？反正，四川佬被带走了。杨家又回到原来的三口之家，回到了原来的平静，原来的困难，原来的不易。不过，汤大妈又多了一个茶余饭后供人议论的话题。

写过《鲁宾逊漂流记》的笛福，还有一部也十分为世人关注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讲述一个纯朴清白的姑娘，在充满各种陷阱的社会中沉浮，当了五任妻子，做了十二年的妓女兼小偷，流放美洲八年，晚年发了点财，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临终前成为一个虔诚的忏悔者。《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对该书的评价：摩尔·弗兰德斯的经历“是艰辛的，但仍然是向上的”，笛福塑造了一个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以柔克刚、随遇而安、积极向上的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汤大妈就是马家岭的摩尔·弗兰德斯。

如今，汤大妈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已经发达；女儿嫁到山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彩，这些，当年的汤大妈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张大妈：一个极其善良的醋劲十足的婆娘

山里潮湿，初来乍到，水土不服，腿上生疮。上山做事要穿山袜，山袜用很硬的粗布制成，像个靴子，膝盖下面用绳子扎牢，脚上再穿一个用葛藤打的草鞋，这种草鞋结实，能穿半月到月余。回到家，疮口和山袜粗糙的帆布贴在一起，山袜脱不下来！牙一咬，一用力，撕下一块皮肉来。腿上的伤，好好坏坏，长时间好不了，就这么烂着。腿部感染常常引起发炎，大腿沟里的淋巴，鼓起一个核。

一次炎症引起发烧，数日卧床。一天夜里，我正在昏睡，朦朦胧胧中看见张大妈端着一碗热汤站在床前。这不该是做梦吧？摇摇昏胀的头，睁大眼睛仔细看：一张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一张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此慈祥的脸，眯起的双眼，成了一条缝，带着爱怜的笑意。张大妈一口桐城口音，声音小，却十分亲切，说：“大韩！醒醒，快喝！快喝！这个时候，心是张开的，鸡汤喝下去，病就好了。”我相信她的话，将一碗热鸡汤一饮而尽。马家岭人都说我是张大妈的儿子，张大妈就是将我当儿子待的，我认这个娘！

张家是个三口之家，桐城人。张大伯，从来不想沾别人的便宜，做事不耍奷，是个忠厚、老实、诚恳的马家岭人。他常给我们讲方苞、戴名世一些桐城派名人的故事，以及桐城的乡风民俗，语气里有之乎者也的韵味，还带点淡淡的幽默。“桐城人为什么最敬重姐姐？”张大伯说：“一次灾荒，桐城人只剩下姐弟俩，弟弟还在襁褓之中，姐姐用自己的奶，喂活了小弟弟。”桐城人经历过苦难，懂得同情和助人。

张大妈在家做了好吃的，比方炖了鸡或是烧了肉，总要邀上我。张大妈自己不上桌，两只手在系着的围腰上搓着，微笑着看我们吃，很满足的样子。我和张大伯对坐，他吃起来自顾自，吃相凶猛，从来不客气。吃了一会，他会停一下，将筷子一放，一本正经地说：“大韩，这一桌菜呢，你吃，是我们俩吃的，你不吃，也是我们俩吃的。” 说完，张大伯继续，剩下的，何去何从，就是我的事了。

张大妈是个好人，对了路子，心掏出来给你都行，心直，没有弯弯绕，有时情绪变化也太快，好像有点幼稚。张大妈什么都好，就是嫉妒心太强，醋劲太大。她离不开汤大伯，又莫须有地说张大伯与马家岭汤寡妇有染，嘴太碎，经常唠叨这事。家庭难免因此常起波澜，都以张大妈被暴打一顿而暂告平息，打过后，也就一切如常。打得越凶狠，越没事，因嫉妒、醋劲而引起的打架，都是这样的特征。张大妈心里想，汤大伯打得狠，说明心里有气，心里有气是因为被冤枉，那就说明没这事，所以，打架也并不影响感情。

终于有一次，张大伯心生闷气，正借酒消愁，张大妈又犯病了，又生醋意，唠叨起来。张大伯两股气并一股，实在是气急了，把张大妈拖到门前的溪水边，把她的头捂在水里。这一捂，捂出了天大的事！张大妈被水呛得喘不过气，从此卧床不起，高烧不退，数日之后，不治而亡！

唉！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她）的命运。这个张大妈呀！丝毫不懂得体谅别人的心情，居然因为这个小小的疏忽而活活地搭上了一条命。人性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罪恶的人的灵魂深处有美好的一刹那，善良的人的性格中也可能会有胡涂的一刻。

奇怪的是，这种惊人的消息，却并没有使平静的山村掀起任何波澜。不是因为山里人见多识广，而是因为他们的厚道，他们的宽容大度，使他们具备了息事宁人的品质。山里人喜欢安静的生活，不喜欢生活被节外生枝。人们不喜欢背后议论这样的事，从不将别人家的不幸，当作自家茶余饭后的乐子。岁月，使这件事逐渐走出了人们的生活。

专业队朱队长：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专业队朱队长，矮矮的个子，大大的头，头上毛发不多，有点秃，聪明，不识几个大字，上衣口袋总要插支钢笔赶时髦或称跟得上形势，因此，多少也有点不切实际。夫妻俩都是老共产党员，对集体，对国家，绝对忠诚，绝无二心。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朱队长跑到公社里毛泽东像前嚎啕大哭，两次哭晕过去。

何书记、朱队长信任我、支持我、关心我，调我到大队茶叶专业队，对我在专业队搞科学实验，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支持。何书记、朱队长为我竖起了一根杆，我就顺着这根杆，爬上去了。

我们制作的5406菌肥和920生长激素含量高，均达到优等。听说920生长激素水制剂还有利于促进毛发生长，朱队长头发稀疏，在自己头上做试验，说有效。他还将920生长激素水制剂当作酒，喝了一杯，说有奇效，浑身发热，为了证明此话不假，大冷天，穿着件裤头子到处跑，有人说，朱队长“疯掉了”。他老婆也跟着喝，结果，也“疯掉了”。农村生癞癣的秃子头小学生不少，上学、放学都到专业队排着队，往头上抹920生长激素水制剂。媒体也来凑热闹，赶过来报道，将虚假变成事实，或将事实进一步扩大。那是个想象真的能变成现实的年代。

我的科学实验成果刊登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业杂志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派代表团来考察了，安徽农学院茶业系的教授也来考察了……最高兴的是何书记、朱队长，朱队长逢人便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我作为上山下乡省先进个人，到省里参加了表彰大会。

张大爷：周到的关心，从不溢于言表

茶叶专业队有个食堂，主要为专业队的人烧饭，也为各生产队来干活的人烧饭，烧饭为主，隔两天炒一大缽子咸菜。张大爷是专职炊事员。一天中午，专业队来了许多人干活，张会计的媳妇来帮着烧饭。我吃完我的那一份饭，靠在墙拐里冲瞌睡。都吃过了，锅底还剩有一大块锅巴饭，张会计的媳妇问我“要不要？”我睁开眼，赶紧说：“要！要！”盛出来，还有一大碗呢。菜都不要，一刻功夫，三扒两口就吃下肚了。张会计的媳妇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爱怜地说：“大韩，你没吃饱？你平时都吃不饱吗？”说着，说着，两行眼泪就流出来了。唉！吃不饱有什么了不起？值得流泪吗？

平常的日子，中午，专业队的十几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晚上，其他人都回家了，专业队就是我的家，张大爷还得管我一个人的晚饭。收工时，迎面会碰见回家的张大爷。暮色中，他两只手，操在袖筒里，弯着腰，低着头，不看我，轻声说：“饭在灶头上，菜在锅膛里，自己吃。”

灶头上的饭，是一大钵子中午剩的锅巴饭；锅膛里，火钳上整齐地排列着十几个大青椒，是张大爷从家里带来的，大青椒被烤得皮都皱起来了，火候刚好。把大青椒上的炉灰吹吹掉，放在一只碗里，从灶头上盐罐子里抓点盐，放在大青椒上，用锅铲柄将盐和大青椒捣捣碎，捣成泥，大青椒和盐混在一起，一股清香，扑鼻而来，食欲大增。

就坐在灶门口一块厚板子上，用膳，独自一个人享用。张大爷想得周到，灶门口的灰堆里，还焐着一大瓦壶热茶，锅巴饭吃掉一半，再倒上热茶，又是一大钵子，这叫做“走完旱路走水路”，呼呼啦啦又吃起来，实在是很受用，一会，钵子就见了底。食饱伤神，血液流进胃里，大脑贫血，睡意立即涌上来。将破棉袄裹裹紧，靠在灶口的墙壁上，带着张大爷周到的关心，很快，就昏睡过去。灶头上，摇曳着的橘黄色烛光，忽闪忽闪，映照在我那张无限满足，泛着潮红的脸上。

2019.6.25 初稿

2020.6.11 改定

韩贤强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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