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黄文泉：我的家园，我的校园

作者简历作者青年时代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原题

我的家园，我的校园

作者 ：黄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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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弟合影  背景是实验小学郁郁葱葱的校园一角

我的少年时代都是在当初的安顺实验小学校园里度过的。那里既是我的家园，也是我的校园。我妈在这所学校任教，我在这里读书。

那里犹如一个童话世界，居于城东，坐落在一个凸起的山丘上。东面也是全城的制高点，所以校园是小城的屋脊，就像喜马拉雅是世界的屋脊一样。

学校的行政楼就在山丘的最顶端，跟它平行，往虹山那个方向，是教学大楼。行政楼和教学大楼的外表都是乳黄色，看去祥和而宁静。

校园里有很多古树，其中有两棵最富盛名。一棵是皂角树，粗得要三四人才能合抱。如果要去追溯岁月，这棵树怕该是唐宋时期的了。皂角树长得弯曲有致，把时间的沧桑表达得淋漓透彻。夏日里，周围方圆一百米的地带在其荫庇下，一派清凉。树冠深处有一处老鸦窝，经常会见到乌鸦出没。偶尔几声沙哑的鸦噪，平添了几分旷远。从主校门进来，是一栋呈丁字形的平房，颜色也是乳黄色，我是在那里发蒙的。丁字形平房的门在竖钩跟一横的结合部，门前有几级石阶，石阶旁边是另一棵名树。那棵树是桂花树。到了八月，桂花开了，细密的黄色小花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那香很有穿透力，形成的气场比那棵皂角树的荫庇要大了好几十倍。城里的老人们常常成群结队，走来这里，坐在桂花树下，扇着蒲扇，从容地打发光阴。

校园的东西各有两个桃园。早些年，到了桃子成熟的时候，除了老师可以分到一篮子，高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分到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之所以享受成果，当然是有代价的，他们要值班守护桃林。一次，有个叫长毛的少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来偷桃，被发现了，逃得仓皇，都逃出了校园，却不幸掉到外面农民的菜地间一个露天粪坑里，被活活淹死。几个桃子就断送了一条年幼的生命，大家都叹了好久的气。繁衍就如一条条细密的蛛网伸延分化，长毛的死就断了人类的一条繁衍之线。

在行政楼跟教学楼之间是一片整齐的松林。一种很小的鸟、我们叫青豆崽的、就最爱在这些松树间盘桓。青豆崽不爱鸣叫，只静悄悄地在密匝匝的树枝间跳来跳去，一边游乐，一边觅食。它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也许就要行将终结，有一个弹弓正在冷冷地对准它们。

不止这片松林，整个郁郁葱葱的校园都是鸟儿的乐园。那棵百年的皂角树上有好几个老鸦窝，枯枝会在深秋时分随着风雨倏然落下，乌鸦的蛋也可能会在某个春天的早春坠落。驭着温润的春风，大群的各类鸟儿就从八方飞到了这个青翠的所在。麻雀是校园的常驻居民，夕阳的金晖挥洒大地的时候，那两栋乳黄色的教学楼屋顶满是它们的叽叽喳喳。那个校园如此之美，我本来应该寻个桃树的枝桠坐着，在小鸟啁啾的背景中朗诵李杜的诗篇，但我没有。我拿起了武器，跟顽童们组成了一只屠鸟大军，上学的间隙就寻声打鸟。

武器是弹弓，从木制的到铁丝制的，从赤裸的到装饰了彩色胶带的，从橡胶到胶皮，制造弹弓的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弹药刚开始是随处拣来的小石子，后来，嫌那些小石子大小不一，就用黄泥搓成一般大小，然后在炉火上炙烤。但泥丸究竟很轻，弹出去容易脱靶，于是就到工厂里捡铸铁时绽出的铁砂子，那些铁砂子沉沉实实的，跟弹头一般无二。

作业往往在学校时就做好了，到了家，拿上弹弓就出门打鸟。那两片竹林和松林是鸟儿最集中的地方，我在那些地方一圈又一圈地转悠，听到鸟叫或者鸟的动静，就慑手慑脚摸到鸟儿的下面，瞄准射杀。当然不是弹不虚发，鸟儿惊飞了，就索性明火执仗赶去，直到鸟儿吓得高飞到远处的虹山。说是打鸟，铁砂子穿过去，就可能打到玻璃窗。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然后是哗啦啦的玻璃落地声，马上就抬腿溜之大吉，好几天都不敢到那一带活动。星期天来临的时候，我会疯狂地在校园里捕杀一天。顽童之间，遇到了，都要问“打了多少了？”爱显摆的，会用一根绳子把打的鸟儿拴在一串，挂在腰间。记得有一天，我打了十二只之多。打得我热血沸腾。

很多时候，鸟儿不是一弹致命的，这样就会倒扑下地，在地上乱窜，无目地逃命，这种时候，我们就紧追不舍，直到鸟儿精疲力竭，束手就擒。受伤的鸟儿可能会飞到高枝，这种时候，追杀的顽童就是一群。大家就在树下从不同的角度对鸟儿展开密集的射击。最后，谁打下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最后把那只打下的鸟儿抢到了手。

现在那个校园已经面目全非。桃林、竹林、皂角树、庄稼地早就消失了。校园被人肆无忌惮地蚕食，建筑物一栋一栋丑陋不堪地四处缠结。鸟儿在这个曾经树木参天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下脚的一寸之地。应该为鸟儿的悲惨命运负责的看来不仅仅是我，但我会为过去对它们的恶行而忏悔。如果鸟类某一天成了高智能的动物，就如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描述的那样，它们也许会成立一个法庭对人类进行审判，那么，我注定会定为甲级战犯的。我将选择认罪服法。

行政楼前面是两个冬青树围成的花园，中间是石板铺就的路，不进花园，只从那里走过去，就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花园里有各色各样的花，长得最繁茂的是鲜艳的洋花。那种洋花肯定有名的，但人们似乎都不明究里，就笼统地以洋谓之。艳丽的蝴蝶常常在花园里翩飞。我曾经闯入花园，脱下外衣，捕捉过几只花蝴蝶，并把她们夹在书页里，让她们不朽。花园里还有夜来香，花蕾黄而长，到了黄昏时分，就在我们的注视下神奇地绽放。

在行政楼旁边，还有一两片竹林。竹林看来有些年头了，粗的有若碗口，可以抱紧了，双腿夹紧，往上爬得很高。春天的时候，竹林里会冒出很多笋，前端尖尖的，浑身裹着一层浅褐色的新衣，就像小了一号的将要发射的火箭。

校园里还有很多梧桐，到了深秋，巴掌大的落叶都飘落下来，铺满了下面的土地。冬天来了，结冰下凌的日子渐渐多了起来。一半为了乐，一半为了取暖，我们把枯萎的梧桐叶团拢，生了火，把冻得通红的手伸到火苗上方。那个时候，校园里四处都飘荡着一缕缕青烟，孩子们的说说笑笑在四下里穿越开来，冰冷的冬日就多了好多的暖意。

除了那些挺拔的大树和惹人爱惜的果树，比如桃树、梨树、苹果树和山楂树，校园的各个角落里还有很多灌木。其中一种叫狗地芽。到了春夏两季，狗地芽长得繁茂起来，我们就像采茶一样，把尖嫩的芽采回家里。大人打了两个鸡蛋，跟狗地芽做成蛋花汤，放在餐桌上，晚餐就会生色不少，大人就会频频投来嘉许的目光。

没有树没有灌木的地方，是宽阔的田野。有的地方，开了荒，或者种玉米，或者种小麦。很多个夏夜，我们就匍匐在麦地或者玉米地里，玩打仗的游戏。收获的季节来临的时候，老师们跟公社农民一样，结了队，去收割。我们跟在后面，把那些看去滋润的玉米秸砍了，用牙熟练地把表皮叼了剥去，一口一口把芯咬断，咀嚼着，其滋味跟甘蔗并不相上下。

草地到处都是，人们放任自流，灰灰菜、蛤蟆兜（即车前草）、喝妈（一种长满了小刺的叶状植物，手摸了，会烧痒疼痛，那时就止不住叫“妈也”，故叫喝妈）。每家养的鸡每天都在那些草地间自由啄食。我家养了十数只，大都是芦花鸡。

有时，会听到鸡惊惶地鸣叫，四下里扑腾。原来，一只盘旋了很久的老鹰，看准了目标，从空中凶狠地扑下，双爪叼了一只鸡崽，迅速地飞窜到附近的虹山。

袭击鸡群的，除了空中的飞鹰，还有地下的蟊贼。飞鹰的目标是没有长成的鸡，贼人要的是长成的鸡。他们背了马桶包，来到校园里，乘了无人的时候，就会飞快下手。贼们以几粒玉米为诱饵，把毫无城府的鸡诓近，出手一抓，鸡还来不及发出救命的呼喊，就被装入了黑洞洞的马桶包里。发现鸡被偷的时候，往往都不在现场。晚上去吆喝鸡回家，才发现那只最肥壮的鸡丢了。

校园的东面和西面各有一个操场，没有铺设，都是野草。西操场就像一个小草原，离我们住的地方近。我们很多时候就在那里玩乐。很多星夜，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天，各自说些不着边际的梦想。有人想当作家，有人想从军，还居然有人想入非非，要当航天员。

这个美丽的地方很早以前其实是个坟坡。有的坟就赫然立在那里，碑上的楷书或者隶书都写得遒劲，透着旧时代文化的刻板和严谨。有的地方黄土坍塌，棺材就露了出来。在我的眼里，黑森森的棺材是很可怖的。有的顽童却不怕，非要刨根问底，不知怎么把盖板橇开了，就会看到里面的白骨。那些白骨在我的眼里，跟鬼是一样的，是鬼的物质存在，是鬼存在的一个证明。

后来校园里的土木工程渐渐多了起来，发掘出来的棺材到处都是。我才发现，我的乐园原来是个鬼世界，我每晚枕着进入梦乡的原来就是那些棺材、白骨和四处飘散的阴气。

人死后，入土为安。那么，如果活人入侵了他们的冥界，把他们惊扰了，他们也许会愤懑的。

校园太过辽阔，开始引来无数觊觎。西操场的西北角，一栋二层楼先建起来，由花灯剧团和电影公司共享。我们倒也高兴，可以去看《收租院》的编排，可以在小房间里看画面如同连环画般大小的被禁电影。不久，地区医院门诊部也在操场的东南角建了起来。而东操场的东南角也划给了地区教育局。教育局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基建款，拿来建办公大楼和员工宿舍。

那些日子，我们教工子弟得到了打小工赚钱的机会，干的活是挖土方，采取计件制。教育局的宿舍要人挖地基，我们就包了下来。我们在那里挖出了好多的棺材，也许其中有很多可以算文物吧。

宿舍是平房，全砖，宽敞亮堂，教育局的员工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分房，不按官阶分。我家就搬迁到那里，得了四间房。家家都如翻身农奴一样喜气洋洋。

人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开始岁月静好，后来倒霉事就接踵而至。一家的二儿子因为跟家长赌气，在家里上吊了。一家的男人和另一家的女人英年早逝。一家的女主人摔了一跤，大腿骨就竟然折了……

那个校园早已经历了沧桑巨变。东西两处桃园早就消逝了。桃园里先是挖了战壕，准备打仗；后来干脆调来推土机和施工队，修了防空洞，准备打核大战。校园几经蚕食，周围的空旷地带早被拔地而起的建筑遮掩，中心地带也已经拥塞不堪，那棵皂角树不在了，那棵桂花树倒是还幸存，在八月里，依旧飘逸出异香。那片密匝匝的竹林也香消玉陨。那片伟岸的松林则犹如遭受了战火的重创。

不过，那处美丽的校园依然长存在我的记忆里，她过往的每一处风韵都在我的脑海里鲜活。她死了，她万岁。

今天的安顺市实验学校一角

~ 2 ~

在如此美丽的校园里，我们也不是时时刻刻只享受校园的美丽。

有一个开春时节，也不知为了什么，我跟几个伙伴开始养蚕了。

每一个人分到一批蚕卵。蚕卵就象跳蚤大小，呈黑色或褐色，表面光滑，成圆球状倒扣在纸上。再找来几个装针剂的小盒子，把里面的隔间拆了，做成大通铺，然后把蚕卵平放进去，我们就完成了养蚕的前期投资和准备。接着，就是苦苦的等待。每天都要激动地观察那些蚕卵无数遍，但都毫无动静。就在我以为那些蚕卵已经死了的时候，却发现其中一些的顶端开始破了头，小小的黑黑的虫子从里面探头，也没有什么顾忌，就爬了出来。爬出的虫子越来越多，不久，那批蚕卵都成了空壳。刚刚爬出的虫子有些瘦弱，也不是太有生气。等到慢慢吃了铺在一旁的桑叶，那些虫子开始一天天茁壮起来。不几天，就长得白白净净的，臃肿得跟蛆虫一般无二。但我们并不惧怕，欣喜的心情跟着蚕一起成长。

为蚕宝宝们准备食物开始并不是一件太艰巨的任务，摘了几片叶子，就可以够它们吃上一星期。到了后来，还把变质的剩菜剩饭都倒掉。等到蚕宝宝长成年了，饭量也大了，后勤保障工作就成了一件头痛的事。

桑叶分成两种，一种叶呈圆形，就叫圆桑；另一种有三瓣，象枫叶，不过稍微瘦长一些，我们叫马桑。圆桑最好，汁多，而且性也中和。马桑似乎含有某种毒素，太冲，虽然掐破了叶，也有白色的汁水流出来。除非万不得已，我们都不喂蚕马桑。圆桑并非遍地都是。附近地委大院有棵桑树，开始还可以采摘到桑叶，不久低处的都被摘光了，甚至连枝干都被折断了。只好用石头扔到树上去打。乱石之下，那叶子却顽强至极，很少有一片叶子整个掉下来。不久，听到一个叫龙家湾的寨子有圆桑，我们就结伙去掳掠了。那里的圆桑树低矮，而且叶子非常茂密肉实。我们采了好多，直到所有荷包都塞不下了，才鸣金收兵。回来的路上，虽然遇到大雨，把我们淋个透湿，但我们还是兴奋莫名。下次再去，刚刚把第一把桑叶放进荷包里，就听到了狗叫，狗叫由远而近，咆哮越来越凶，我们知道不好，赶快撒腿就跑。我有跑的天赋，现在算是用到了节骨眼上，一会儿，我人就在寨子外站定了，等同伙。同伙终于跑到的时候，脸惊惶得象遇到了厉鬼，裤腿那里撕破的布在随风招摇。看着他的狼狈，我忍不住大笑。他恼怒不已，责怪我不跟他同甘苦共命运。

蚕不久就身强力壮，一个个油光水滑，爬起来，一节一节耸动，猛一看，象是一条条蟒蛇。吃起叶子来，那叫个痛快。它们象剃头一样从叶子这头吃到那头，细细一看，它们嘴里好象有一把锋利的小刀，吃的速度飞快。细细一听，“沙、沙、沙”的声音还清晰可闻。那时不知道“蚕食”这个词汇，现在一回忆，“蚕食”的情形的确是很恐惧的。

再过一些时日，那些蚕的肚腹开始变青变得透明，动作也变得缓慢了，就象街头见到的孕妇。有经验的开始信心十足地预言，蚕就要吐丝了。这话说了不几天，就见一只最晶莹的蚕呆在盒子一个角落里，一动也不动，只是兀自从嘴里吐出一条一条的丝。随着嘴的摆动，那丝就成了一个银白色的帐幔。头天晚上，还可以隔着帐幔看到它的操作。第二天起来一看，人家已经把自己关在了厚厚的蚕茧里面。其他的蚕也忙着同样的工作，不到两天，蚕都不见了。大家都把自己藏在了白色的蚕茧里了。就是因了那个经历，当我说作茧自缚的时候，作茧自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具象的行为和过程。

再后来，我们是如何处置那些美丽的蚕茧的，却不记得了。

除了养蚕，我们还爱赌博。

那时真爱赌。说是赌，是不是小事情上用了大字眼？其实，我们赌博从来不沾钱的。

可以供我们赌博用的东西太多了。有空烟盒折叠的燕尾条，有32开书页折叠成的三尖角，有军棋、象棋、斗兽棋和弹子跳棋的棋子，有橡皮筋，有工厂里拣来的边角余料，有小河里拣来的贝壳…。

赌什么，怎麽赌好象一场一场运动，就是没有一个领袖。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内容和方式就变化了。好象跟天气有关。春风吹来的时候，可以在外面玩乐，我们就赌三尖角，赌棋子，赌烟盒。寒气渐近，外面不好玩了，就在室内设赌场，开赌贝壳和各种形状的边角余料。又好象跟资材有关，如果某段时间突然可以大批量地获得某种小玩意，那么大家可能就开赌那种小玩意了。橡皮筋好象就是这样风行起来的。

欢乐早在赌博之前就诞生了。为了搜寻那些输赢的什物，我们爱到郊外一个大型中央企业去，那是个生产轴承的工厂，工厂象一个肝胆俱全的小城市，车间厂房在一处山谷里伸延。我们有点象游击队，乘人不备，就混进厂区，在一处处角落的废旧物品处，翻拣各种几何图案的金属块：有长方性象拇指大小的，有巴掌大呈圆型中间有三个孔的…。盛夏来到的时候，水也暖了，我们就跑到很远的乡间小河边，赤脚踩在松软的河沙里，或者踩入流淌的河水中，拣那些黑色、褐色和白色的贝壳。相比之下，烟盒来之不易。人们也不可能为了腾空烟盒而多抽烟，所以拣烟盒总是不成规模。本地产的烟，如“乌江”、“清定桥”、“朝阳桥”、“蓝雁”、“向阳花”因为多，所以其烟盒身价不高。外地产的“牡丹”、“大前门”、“中华”和“恒大”因为来路远，价格也昂贵些，所以烟盒也金贵。有次，瞄到一个人抽取“恒大”出来吃时，烟盒已瘪，就跟了人家梢老半天，人家还以为我是小特务呢。质问我，我把原委说了，人家只好把烟盒里剩下的两根夹在两只耳朵上，把那个宝贵的烟盒施舍给了我。我为此快乐了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

我是赌博高手，因为我有准确的投掷能力，而赌博的方式大多是以投掷为手段的。我们可能一个人凑出若干数目的三尖角，把这些三尖角放入一个粉笔画的圈子里，然后，大家在十米或者十五米开外，用一块薄薄的石头扔去把三尖角打出那个圈子，打出多少就得多少。如果赌贝壳，就是两人PK，一人把贝壳放到地下，阳面朝天，另一人就用自己的贝壳站着瞄准倒伏在地的那枚，加力掷下去碰撞，碰撞准了，并且碰翻了，翻了的就成了你的。赌棋子，也是两人PK，把自己的棋子放在大拇指跟食指之间，弹出去，碰到对方的棋子，那枚棋子就是你的了。

后来，家里集满了赌博得来的战利品，赌博就渐渐不再能激励我。这时，小小银球乘虚而入，成了我的最爱。

~ 3 ~

实验小学不仅校园美丽和辽阔，而且资质也是城里顶尖的，可以排名小学之首。这也许跟学校的地理位置有关联。地委、行署和军分区都在附近，这些首脑机关的子弟当然也都在这里就读。如此一来，该校在财政等等资源上就会得到倾斜，而这些首脑机关的子弟的家境都不错，所以，子弟们的成长环境就会比城里普通百姓的优越一些。

我并不是从一年级读起的。我的一年级是在外地读的，父母工作调动，全家就搬到了这里。转学，当然，不是从一年级读起。到了实验小学，就升学到二年级。二年级有五个班，我进入五班。五班是个杂牌班，也许前四个班分定了，还多来了学生，就只好再组成一个新的班级。

也许因为是杂牌班，我们教室的位置也很特殊，先是在丁字型平房的那一竖里，后来，又迁移到另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本来没有教室，全部是教育局的库房。从这栋房子腾出来底楼一间，就做了我们的教室。

既然是杂牌班，班里熊孩子就很多，其中有两个最难收拾的。一个就住校门口，姓卢，因为生下来时就壮硕，足足有九斤，所以，他的小名就叫小九斤。另外一个姓张，住在东门坡。东门坡是个市井处所，三教九流都在这里。打架斗殴的少年们也大都出于这里。我们上街总会经过东门坡，但从来不会在那里流连。

卢虽然出生时壮硕，读小学的时候，却很瘦弱，不过，他打起架来，不要命，手边有砖头，就扔砖头；手边有刀，就抽刀。反正先把自己的一条命拴在腰杆上，然后，就不管不顾朝人家冲锋。因为是个小亡命徒，良家子弟怕他，自不必说，就连大小流氓都惧他三分。

张年纪小，但属于大流氓的级别。他个头高，而且还有几个兄长，都是背有偷鸡摸狗甚至打家劫舍的声名的。张在校园里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

卢和张平时井水不犯河水，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但有一次，两人不知为啥起了冲突，就打了起来。我们一干学生，自然是不会也不敢去拉架的，只是围着看热闹。张身躯高大，两拳就把卢打到了地上，但卢没有死。正当张叉着腰，以胜利者的姿态鄙夷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卢的时候，卢爬起来，双手提起一条凳，就冲上去，直接扣在了张的头上。张立即抱住了头，血从他的手指间冒了出来，像小溪一样从头上流下，覆盖了整个脸庞。

至此以后，张就不再往卢身前凑了。

我到这里上学后，就乘机改了名。以前小名叫小康，大名也叫小康。小伙伴们就常常拿我的名开涮，把我叫成“糠壳壳”。我深受其扰，甫一转学到新的学校，就在报名的时候，毅然决然改了名。江湖上从此倒也就忘了我曾经有过的诨号“糠壳壳”。

卢就住在校园门口，很快就知道了我的乳名“小康”，他倒也不拿“小康”做文章，却一直就叫我小康了。以乳名称呼我，倒也显得亲热，把我当小兄弟看。不过，卢终究不改顽皮的本性，不时会把我当成取乐的目标，比叫我“糠壳壳”还要命。

学生干部比如什么大队委、中队长、中队委和班长这类在卢这种刺头面前，从来没有什么权威可言。班长是个女的，姓郭。卢有次不知怎么把郭同学气哭了。郭同学双手垫在桌子上，头伏在双臂间，委屈地抽泣，卢不仅一点不因此收敛，反而大笑起来，还领着一帮调皮同学大呼小叫：“黄文泉的老婆哭起来了。”这下轮到我狼狈了，狼狈归狼狈，我却不知如何反击和化解。这样的恶性事件老是上演，成了我在实验小学读书期间的一个噩梦。

不过，跟发生在我们同班同学中的一个惨剧比起来，我这个所谓的噩梦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们那个城市里的街道都不宽敞，校门口的街道也不例外。如果只是供人行走，倒也罢了。如果有车通行，那就不仅拥挤，而且还危险。如果正好遇到放学的时候，那危险系数就骤然增加数倍。有一天，惨剧真发生了。一辆卡车撞死了三个学生。三个学生中，就有我们班的叶同学和顾同学。惨剧成了那几天小城里议论的焦点，但没有谁比我们离那个焦点更近。两个活鲜鲜的同学，头天还跟我们坐在一起上课的，次日，就跟随着那个噩耗消失了。这场惨剧留下的阴影在我们教室里盘桓，很久都没有散去。

后来，卢没有读高中，顶替其父先是在一个菜场卖菜。这种国营菜场在改革大潮中没有经历几次大浪就分崩离析了，他后来自己摆过小食摊，再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食品烟酒，日子倒也过得滋润。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也没有约束，他生了两个儿子，代价只是付了一点罚款。我从他的店前经过，总会进里面坐坐。讲起小时候他的种种恶作剧，他会尴尬地笑一笑。这时候的他倒是显得很绅士的。

郭同学后来也顶替家长进了一家烟酒糖小商店，商店就在体育场门口。有次，我去体育场，去她的店里买东西，问她还认识不认识我。她说不认识，我报了身份，她也很平静，只是淡淡笑了一下。

文革开始前，我们在教室里还是认真受了教育的。

记得读的课本里有一篇是关于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的。说他爬山，被一种锯齿形的草把手割伤了，于是，他得了灵感，制造了锯子，从此，木匠界的效率大大提高。

老师教生词，会站在讲台上，一笔一划在空中写，叫我们跟着学，是谓书空。这么书空了，还会布置作业，让我们回家一个字写几行，巩固记忆。

算术课来来回回会教四则混合运算。我倒不怕运算，是减法还是加法都由“-”号或者“+”号决定，但文字题里的“和”或者“差”却让我莫名其妙，只得乱猜。细想起来，算术或者数学里的好多概念都是文言文，比如“和”或者“差”。要是没有文言文，这些数学概念真还不能表达，但这些概念都很抽象。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路径，什么年纪，会有什么认知，都是一定的，难以逾越。那时的我，纠结在分辨“和”与“差”的困惑之中，也属正常。

科学家们在少年时代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自然对世界万物的浓烈兴趣，开始从事看起来幼稚却充满了可贵的探索精神的活动。比如，爱迪生很小的时候曾经自己孵蛋，看小鸡会不会出来。我当然是不能跟那些科学家比的，不过，也还是有些可圈可点（可能也很可笑）的科学活动。

家父原先是教化学的，所以家里除了挤满了化学教科书的书架，还有一些化学试剂和原料之类，其中的镁条最得我心。我会常常于月黑风高之夜，拿上一两尺镁条，再拿上火柴，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到了户外，把镁条点燃，神圣得象点燃奥运圣火。当镁条象太阳一样放出不能直视的光芒时，我感到了一种显摆的自豪。小朋友们看着我，一副崇拜的表情，我那时候不仅是黑暗中传播光明的使者，而且似乎也成了在蒙昧中传播真理的先知。直到有一天，家父的镁条被我偷光，我的光荣才永远成为了回忆。

除了课堂学习，我的父母还经常给我开小灶。

我妈只要给她外地的姐姐写信，就必然让我代笔。我总是不乐意，但再抱怨，也得写。以我当时的思维水准，当然是不能独自写信的，我代笔只是记录下我妈的口授而已。这一来二去，倒也学到了作文的皮毛。

我父亲经常会在午觉醒来之后，头发还凌乱着，就在校园里四处叫我的名字。我那时正跟小伙伴们玩得正酣，听到他的呼唤，就只有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到家，他指着桌子上摊开的作业本，以没有商量的口吻对我说：“小字一篇，大字两篇。我下班回来要检查。”他说下班回来要检查，不是说说而已，而真是说到做到的。写得好的字，他就会用红笔画个圈。

这样“小字一篇、大字两篇”写下来，不长时间，我的字果然就练出来了。于是，每个新学期开始，我妈就会让我给她的学生点名册抄写学生名字，给所有要分发给学生的作业本上写上学生的名字。我照例还是会抱怨，我妈就嘲讽道：“字写好了就傲起来了哈。”我当然就只能一笔一划地完成这个任务。

读到小学三年级，文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学校专门辟出一间教室里来，如同晾晒床单一样，在教室的两堵墙上拉起一根根绳索，一张张大字报悬挂在绳索上。大字报先是老师彼此批评那种，标题有“XX秀和XX秀，为什么你们两个秀彼此一团和气！”之类，后来，矛头开始指向领导，在校园的墙壁上出现了“火烧XXX”、“打倒XXX”的大字标语。批判三家村和刘邓陶及其一干人的大字报和漫画也出现了。

不久，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在校园里组建。同班同学万安生邀请我去报名参加红卫兵组织，于是我们就到了一个教室，参加了“五.一”红卫兵。这个组织由两个人缔造，我们参加前，该组织还没有发展壮大，还是只有两个缔造人，分别为司令付司令。一个姓高，另一个姓魏，好像都是林业局的子弟。

参加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油印红卫兵证件，缺少资源，四个人就去一间锁上门的教室偷。我个头最小，年龄也最小，被安排放哨。我恐惧地守着楼道，万同学被司令和副司令从门上风窗推进去，偷了一些油印用具和纸张出来。

后来一起上街去，司令做主，用学校里发的活动经费，在一个紧邻公共厕所的餐馆里买了四个米糖粑（北方叫香饽饽？），大家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吃，感觉日子好幸福。那时，红卫兵组织都有活动经费，有的还参加了革命大串联到了北京去看了毛主席呢。

吃了米糖粑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进行什么革命活动。不久，我就自动脱队了。

终于，有一天，复课闹革命了。我们就懵里懵懂毕了业，进入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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