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作者中专证件照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原题
四合院里的银行家摇篮
跟区委书记的侄儿火并后，都没有成为工农兵学员而走进农学院的大门，然后，我就读了贵州省银行学校。我们那届新生是1976年秋季被录取的，但迟至1977年春季才入校。那时候，对金融没有什么理性的认识，只是从生活中一些当会计和出纳的社会地位和人物形象去感受。那些做了会计和出纳的人之所以选择了他们的行当，似乎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谋生的考虑。他们似乎都不意气风发，不说不会诗书琴棋画，而且也少有什么职业之外的爱好和擅长，只是木讷本分地做着自己的事。金融的内涵和外延其实更丰富和深奥，但那时的我被有限的感知和愚昧的臆想所蒙蔽，连金融的皮毛都不甚了然，所以，对银行学校有偏见也就成了一个逻辑后果。
贵州银行学校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背景是教学楼
坐上绿皮火车，从安顺到省城贵阳，摇摇晃晃了两个多小时。从火车站下来，坐了公共汽车，沿着火车站前面的大道遵义路，一直往前走，到了邮电大楼，再沿着贵阳的长安街——中华南路往北走两三个街区，就到了银行学校的位置。说是到了，其实还得穿街过巷。面对大街的是省人民银行分行，银行学校就在省分行后面，但又不能借道省分行过去。要到达银行学校，必须从省分行前后的都市路或者市府路拐进去，再转进银行学校所在的那条小巷里，才能找到银行学校的大门。小巷叫小河巷，听起来很诗情画意，但却是一条陋巷。巷子里有很多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里面的住户也许多年前被遣送农村，后来回到城市来，找不到了落脚处，就在街边用预制板水泥瓦牛毛毡之类搭建了一些丑陋的栖身之处。后来，我们每次进出校园，都要从那些矮小破陋的建筑前经过。夏天的时候，大妈们穿了松松垮垮的短褂，坐在门口的竹凳子上，拿了一把芭蕉扇，从早扇到晚，有时在跟左近的邻人们聊天，有时则打量路过的行人。吵架不时发生，粗话可以让斯文人崩溃。那条街虽然在大城市的中心，却没有染上文明气息，仿佛只是一条藏污纳垢的下水道。银行学校的大门也很朴实，但在陋巷里算是显赫的了。银行学校以前是分行的一个组分部分，因为组建银行学校，才劈为校园的。整个校园其实就是一个四合院，不过大一点而已。西边和东边算厢房，西边这栋是平房，中间一间就是我将要住进的寝室。紧挨平房的角落里，还有一小栋二层楼，那是分行的招待所。东边这栋是食堂和阅览室。南边是刚刚竣工的教学楼，有三层楼。北边是办公楼，也有三层。办公楼里除了有办公室，我们寝室之外的所有学生寝室也都在里面。中间留下来的空间说小，也不算小，居然建起了一个标准的篮球场。这个篮球场日后为整个银行学校提供了活力，这种活力乃是一个校园之为校园的必要条件。到了银行学校，报了到，立刻就免费领到了饭菜票，拿了行李，到了寝室。床位预先指定了的，不能选择，我就在靠门边的下铺安顿下来。寝室里好多同学都已经先到，大家彼此介绍了，才知道除了两个贵阳同学，其他同学都来自不同的县市。我们寝室的这种地理结构也是我们这届学生的地理结构。虽然都来自贵州，但口音各异，倒是有点五湖四海的意思，这颇让我有些见世面的感觉，以前从小学读到高中，同学大都来自本地，讲的也是一口安顺话。后来，渐渐知道，银行学校的生源中至少有30%是银行子弟。那时，顶替父母、行业照顾子弟都是师出有名，可以正儿八经上红头文件的，所以，银行学校招生向银行子弟倾斜，也不让人意外。银行学校在“文革”后新建，为了建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组织人马在庐山开了六天的会，到上海银行学校取经。师资、场地、建筑、管理等等资源都由银行系统提供，要内招子弟，也在情理之中。跟我同年离开农村的知青中，那些来自地区卫生系统的很多读了护士学校，护校就是卫生系统为了照顾子弟专门设立的，首届学生中差不多都来自本系统子弟。这时，方才觉得原来进入银行学校，还是很幸运的。床位跟我相邻的同学名王宗华，一口山东口音，一问，才知道是第七砂轮厂的子弟。那时候，第七砂轮厂是三线建设大厂，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报纸头版头条上，经常有关于该厂的各种报道。我跟他立刻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步调一致，一起上教室上课，一起到食堂打饭，一起出门逛街，一起聊天，一起观赏篮球比赛。我们很快就发现彼此不仅是朋友，也是对手，在校的一年半里，你追我赶，争夺总分第一。到了毕业，我还是以两分之差，落在他后面。校园只有一个院子的规模，要散步，就得逛街。晚餐后或者周末，看到隔壁的张师母和张老师开始在院里背着手缓缓散步，我们也心动了。每次，我一建议出门散步，宗华就会爽快地手一推，做一个往外走的手势，表示完全赞成，于是，我们就或者往北逛到大十字，再往东走，走到小十字附近的邮政局；或者往南逛到邮电大楼。闹市区的商铺一家接一家，但我们都过而不入，目的地都是报栏。我们会在报栏前驻足，读一下报栏里的报纸。记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一发表，我们就在报栏里读到了，感觉文章传达出来的信息非常不同寻常，并为之热烈讨论了好一阵。后来，我到成都读书，假期路过贵阳，总要在宗华这里刹一脚。有一次，我又去找宗华，他没有在，我等了好久，还是没有等到他，就有点怪他，留了一张纸条，有些责备他重色轻友的意思。不想，次日，他就老远跑到安顺来见我，满脸都是负疚。要留他多在安顺逗留数日，陪他看看安顺名胜，他却说当天的回程票已经买好了，这趟安顺之旅是专程来道歉的。这倒轮到我不好意思了。人家在热恋期间，以女友为圆心决定活动半径，也在情理之中，我咋就不能多一点理解呢？我上铺的是望谟人，布依族。望谟就跟我下乡的紫云相邻。去坐长途公共汽车，经常就会坐到终点站是望谟的这一班。已经觉得紫云很遥远很偏僻，而到了紫云，还得往前走，于是，就觉得望谟也很贫困和偏僻。不过，在上铺老兄的口里，提起望谟，都是自豪。大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气概。他说，布依族的标准口音就以他住的那条街为准。老兄也姓王，名祝华。老王是见过世面的人，曾经走出家乡，在京城当过几年兵。见过世面，当然不凡，校方倚重他，马上就把他任命为班长了。老王以左撇子打乒乓球和打篮球，是校园里一等一的高手。班长毕业时，留在了省分行，但后来又毅然决然回到了他的望谟，成为了威震一方的诸侯。詹安平在我斜对面，来自普安，眼眉颇有几分欧罗巴人的风味。他也擅长篮球，也喜欢打羽毛球，还下围棋。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跟他在篮球场里打羽毛球，有时也加入打篮球的圈子，跟他是一队。他会一边叫我大个，一边把我当中锋，给我喂球，让我投篮。可惜，我不是打篮球的料，总是辜负他。说起打篮球，我们寝室高手实在太多，加上李才碧和谌小俊，就为校篮球队贡献了4个。李才碧来自安龙，谌小俊来自贵阳。吴农历不是篮球选手，却也活跃在篮球场上，他是金哨子裁判，每有外校球队来本校PK， 总是他出场做裁判，而本校也总是赢。最后两个室友是杨家将，一个叫杨中权，另一个叫杨思华。杨中权来自普定，杨思华来自晴隆。前者写的一手毛笔字，自己有信心，人家也夸奖；后者嘴厉害，争辩的时候常常机锋四射。两个班的同窗大都有些社会阅历，不是当过兵，就是下过乡。不过，跟戴海琪同学比起来，我们那点下乡经历就是幼儿园的经历，他是上海知青，下乡七八年，相当于有下乡经历的同学中的老红军。海琪从繁华的大上海到了贵州贫困的山沟里，经年累月受苦受难，却没有苦难感，性情平和，谈笑自如。每次，他回上海探亲，总有同学托他买这买那，他也不怕麻烦，一一应承下来。在同学之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同学，稚气十足，被当成了中学生。校园就是一个院子，一个年级两个班的男女同学在如此大的天地里，天天几乎都会见面，但似乎都是擦肩而过，风花雪月的故事并没有上演。也许，密度越高，越难有男欢女爱。直到毕业以后，有成双成对成了家的，大家这才明白人家当初没有闲着，早就暗通款曲了。说到密度，我们进校第二年，新生又进校了，人口顿时就增加了一倍，校园每天都是集市，人声鼎沸，到哪里都熙熙攘攘。为了安排如此多的学生，校方只得进行了资源整合。我们从小寝室搬了出来。我被塞到了一个跟教室大小的寝室，两道门进出，里面至少住了三十来人。好在室友们都还彼此尊重对方的存在，超级大寝室里海晏河清，风平浪静。那时又还年轻，晚上居然天天入酣梦。正式上课之前，当然是校领导亮相。首先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校长和教导主任。校长是大家尊称，但据说他只是临时负责，就像遵义会议后的张闻天一样。校长是景同仁，个子不算高，说话慢条斯理。除了站在我们面前有板有眼训过几次话，他还很关心学生的生活小事，经常在锅炉房出没。锅炉房很小，里面难容多人转圜。去打热水的时候，看到过他似乎在那里调试水温，观察锅炉是否运作正常，像一个忠于职守的锅炉工一样。我到安顺人行中心支行计划科工作后，顶头上司叫景同明，跟景同仁是堂兄弟。虽然是堂兄弟，但两人似乎来往不多。我提起景校长，景同明也不怎么接话。教导主任姓陈，名海修，中年人，个子修长，在我们面前训话的时候，不光一脸的严肃，言辞也严肃，字字铿锵，口吻常常是警告和批评般的。所以，我们都有些怕他。怕归怕，倒也没有见谁挨过他的批评。学校还有好些行政人员，院子不大，看他们进进出出，就对他们的面目很熟，却对他们的角色不甚了了。有个主管办公室一应事务的女老师，有次找到我，要我为她用毛笔抄写一篇文章。好久没有写毛笔字了，我很愉快地就接受了她的委托，挥洒了一下午，过了一把写大字的瘾。很快，就开始上课了。每一门课都有课本，这倒是难得。“文革”刚刚结束，我们又是银行学校的首届，也不知课本是怎么找来的。王崇宁老师教的那门课是货币银行学。中专的培养方向是实用型人才，为此开设的很多课也都是实用型的。而货币银行学这门课却理论色彩浓烈，很对我的胃口。王老师气质特别，不怒而威，让学生很是敬畏。她跟宋美龄的长相有几分相似，举手投足，尤其是叼着烟的时候，会隐隐露出些民国范。据说王老师其实并没有受过多少可以用文凭标价的教育，但她的理论功底又极其深厚。她讲起课来，既充满了激情，也贯穿了逻辑。在她的课堂里，我的大脑会一直兴奋着，在她讲授的起承转合中，享受着求知的快乐。布雷顿森林会议在金融史上影响深远，王老师讲起这一个历史事件来，仿佛亲身经历了一样，论述得透彻明了，把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来龙去脉一一厘清，直到今天，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认知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她的人文修养也很深厚，谈吐间，会放射出直击人心的魅力。有次，他把几页纸给宗华和我看。那几页纸有关《红楼梦》里的人物评价。然后，她跟我们分享她的看法，说起史湘云和林黛玉对的那两句诗：“寒塘渡鹤影”和“冷月葬诗魂”，说她最喜欢史湘云。有同学说，宗华兄和我是王老师的左膀右臂。这话倒也不算子虚乌有。我们到她的办公室比较勤，她会格外关注我们的学业，过问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交流思想。放暑假的时候，她把一个苏联人编的两卷本货币银行学给我，要我好好读了，并写出读书笔记。于是，那个假期，我就认真通读了全书，并认真地写了读书笔记。不过，继承王老师衣钵的是宗华，他毕业后，留校做了教师，主讲的就是货币银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执意要回安顺，她婉转劝了一下，也不勉强。临走那天，她告诉我，她在我的毕业鉴定上多加了一句：“有很强的文字综合能力”。也许因为如此，我被分配到了行里主司参谋职能的计划科，起草过好多文件，还给老行长写过发言稿。教银行会计这门课的是张达夫老师。听说张老师当年是从总行下来的。他讲一口东北话，个子伟岸，儒雅可亲。银行会计讲的都是会计分录之类等等操作层面的，张老师会非常仔细地讲授，还生怕漏了什么，课后，遇到我们，总会再问有什么问题。工商信贷学是另一门着重应用的科目。老先生是江南人，名胡肄奇，慈眉善目得如弥勒佛，又闪现出几分旧上海滩银行家的精明。他的讲授会时常透露出睿智的光芒，关于贷款的流程尤其是三查制度，他讲得非常透彻，以至于贷款的那些原则制度如此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相比之下，吴江浦老师教的财务管理要让我们头痛一些。这门课处处都是陷阱，在他的课上，就平白多了好些紧张。考试时，就格外忐忑，直到成绩出来，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教珠算的是康文林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就把珠算口诀背下来，然后，就噼噼啪啪打个不停，不久，就把珠算技能掌握了。学了珠算，终身受用。后来，参加阅卷，我看人家用笔统计，速度太慢，就借了一把算盘来，一阵热烈的噼啪之声后，结果就弄出来了。众人都惊讶我有这个本事，我告诉他们，当年这点武功其实就是基本功，稀松平常得很。康老师也爱打乒乓球。下一届学生还没有进校，房间还宽余的时候，学校腾出一间来做乒乓球室，还破天荒地举办了一次乒乓球赛。就在乒乓球运动蓬蓬勃勃展开来的当儿，康老师有次跟我比赛，为了救球，在水泥地上滑了一跤，把脚折了。经过半年的中西医治疗，又才见他来上班。学校设置的人文基础课似乎对将来的工作没有直接影响，但却提升了我们的素质。沙蓉老师娇小玲珑，阳光灿烂。她讲的语文课是应用语文。我在中学时非常喜欢语文课，从课堂上学到的多是名篇，关于这些名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语言特色之类。沙老师的课则着重抠句法语法，主谓宾定状补就是在她的课堂里学到的，后来，参加高考，这些知识派上了大用场。她跟王老师在同一个办公室，我们会经常去她们办公室闲聊。记得那时正值又一批简化字方案出台，她说草坪变成了草平，怕是诗人们会有意见的。俞建也是年轻老师，给我们讲授哲学。有次做作业，一时兴起，就有很多热昏的发挥，超出了课本和她讲授的内容。俞老师倒也没有对我的作业简单否定。她后来专门就这次作业找我谈话，说了她的想法，还说怕拿不定主意，把我的作业给她的同学也看了。后来，我读大学，阴差阳错学的正是哲学，想不到银行学校学这门基础课居然会拓宽成我人生中的一长段路，影响了我后来的的整个人生走向。穆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学。其中关于货币的职能跟王老师讲授的货币银行学有重叠。也许，王老师跟穆老师做了沟通，使得两门课在涉及到这个重要部分时不过度重复，更不相悖。因为有穆老师讲的政治经济学垫底，后来考大学，进了大学门再学政治经济学，就有了格外的底气，不再觉得政治经济学陌生，而多少有了复习的意味。金老师教的数学课虽然并不高深，所涉内容并不宽泛，但却富有挑战性。要在其它科目拿高分，死记硬背是一个要素。我们备考的时候，都是把书本和笔记按问题整理出厚厚一叠提纲，如同开中药铺，甲乙丙丁ABCD列在某一个问题下面，然后昼夜反复背。记得这个时候，王班长就会做出一脸的苦相，苦归苦，他还是跳上他的上铺去，靠在叠好的被子上，闭目又背起来。谁又不苦呢？大家都哭丧着脸，没日没夜地背。苦固然是苦，但就像种庄稼一样，只要勤劳，土地大抵不会让人失望。应对这类考试，死心塌地的记忆看起来笨和苦，但多半不会挂科。数学就不一样了，记忆只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即使把公式背下来，不会把一段文字题中的各项应用到公式中，也只能看卷生叹。而且，即使懂得应用公式，演算还得格外小心，不然就功亏一篑。金老师也许比她的学生更期望考试过关，学生考试不及格，她也不会好受。因此，她课上课下就格外辛苦。教体育的江老师在我们刚进校的一段时间，因为文革清算，进过一段时间学习班。在院子里不时看到他，他总是拖着疲沓的步子，挂着一脸的愁容。好在这段日子不长，不久，他就又给我们上课了。江老师上起体育课来，轻松是轻松，但并不敷衍。在教室里跳木马，觉得木马好高，生怕跳不过去，还把自己弄伤了。江老师就一遍一遍示范，最后，大家还居然都跳过去了。江老师还是一个有趣的人。他说他喜欢掏耳朵，即使耳朵受伤了，也要在蒙着的纱布上穿一个洞，把棉签戳进去掏。有次篮球比赛，江老师也上阵了，对方一个高大的队员凶猛地运球冲过来，他堵在前面，阻止对方插入上篮。眼看对方不管不顾，横冲直闯，他自知正面对抗不行，就背转身躯，紧闭双眼，蹬开马步，这招果然破了对方的冲锋。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银行学校的校园再是弹丸之地，也不例外。银行学校还有医务室和广播站。有次，我重感冒，头重脚轻，久治不愈，我怕是得了什么脑膜炎之类的重症，就到医务室去。医务室的女医生问了问病情，就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给了我几片药，要我按时服用。听说是上呼吸道感染，心下始安，再过几日，居然就痊愈了。广播站似乎沉寂的时候比较多，后来，才知道那里其实不沉寂，上演了好些才子佳人的段子。读银行学校的时候，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不过，在食堂体现得还不是很明显。吃肉的日子并不多，似乎一星期只能吃一顿肉。肉少，豆腐就显得金贵，每每到了吃豆腐的时候，家境好的同学就可能打两份。那时搭杂粮，早上大抵都是窝窝头。说是窝窝头，其实不是太准确。食材也是玉米面，但形状却是一块厚实的小圆饼，硬得可以垫桌子脚，用来打狗，兴许也可以把狗打死的。后来，食堂开发粗粮细作成功，做出了松软的发糕，于是，我们早餐时候，就不再眉头紧锁。如果吃白面馒头，家境好的同学大抵也是一下买上两个。食堂里的供应总是重复，白菜成了最常见的菜。如果某种蔬菜在某个季节大量上市，那这种蔬菜也会成为食堂天天上演的菜。有段时间，上顿蒜薹，下顿蒜薹，次日还是蒜薹，院子里便就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蒜薹味，从食堂到厕所概莫能外。蒜薹本来很金贵，是上酒席的菜，但架不住如此顿顿吃，生生把我们吃伤了。那时身体还在往上窜，食欲大如牛，每个月的定量33斤一点剩不下来。有个学期，学校为了省事，让学生按小组吃饭。这样食堂可以用大盘把菜饭打出去，放在桌子上，不用在窗口那里一个一个打。学生却不方便，到了饭厅后，得等齐了全组同学，才能下筷子。后来，大家不再等齐了才吃饭。谁先来了，就自个在菜饭的大盘里盛上一份，然后走人。先来的，自然占尽便宜，后来的不仅可能没有菜，而且连饭也没有。有次去吃早餐，我是倒数第二个去，正把那个下底少于上底的长方形饭块费力分均匀，最后一个同学来了。那时，全校正准备汇演，她是《长征组歌》的领唱。看到我分得费力，就慷慨地说，你全部要吧，我走了。那一刻，她就像爬雪山、过草地时把炒面让给伤病员的女战士。我并没有因为占了便宜而高兴，直到今天，内疚仍然刻在心里。那段日子，因为吃的食品中，缺乏高脂肪，就经常有饿的感觉。好在学校就在市中心，出了校门，到了大街上，就有面馆。每每到了晚上九点，自习完了，肚子也饿了，会有同学吆三喝四，成群结队到了街边的面馆，打了一碗面，一路吃回来。那时伙食好不好的标准就是是否有油大。食堂里的菜自然是没有太大的油水的，汤里只有几滴屈指可数的油花花。像七砂这样的三线建设大厂食品供应充分，比地方好了太多。宗华会从家里带一大瓶猪油来，里面还有油渣。到了食堂，我俩把饭打回来，就从他的猪油瓶里舀一大勺，埋在饭碗底，那顿饭就会格外香。父亲来省城开会，总会把我叫去，跟一大桌子的人一起吃会议伙食，这种时候就真是开了荤。我只是带了嘴和耳朵去，只管埋头吃饭和竖耳聆听，从不开口说话。有次，席间，他的一个同事笑道：“我们这吃的都是精饲料啊。”举座皆笑，我差点笑得把饭喷出来。银行学校的校园虽然就是一个大院子，但到底是校园，文体生活还是可圈可点的。篮球比赛如同美国的NBA赛事一样，获得师生上下最高的关注度。银行学校男篮在省城的中专学校里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劲旅，但凡打主场，总把挑战者打得满地找牙。有球赛的日子，球讯早早就传扬开来，球赛一开打，楼房寝室办公室的窗户都是人头，球场周围也是围观的人，整个校园的热点就集中到了球赛上。常常，我们就把凳子从寝室里抬出来，走两步，就坐在台阶上看球赛。学校的篮球队阵容精良，两大台柱就是两个班的班长，都是复员退伍军人。一班的班长是张翔，高大魁梧，立在那里，就是一堵墙；冲锋起来，就是一辆坦克。他突破上篮，如入无人之境，对手都惧他三分。我们班的班长是王祝华，在场上总是进退有据，起跳，左手轻轻一抬一推，球离开手掌，在空中划过一段飘忽的曲线，就进了篮筐。随着这两大核心鏖战搏杀的其它球员，也在自己的位置上大放异彩。这种时候，我们就格外多了份骄傲，球场上拉风的球员大都是我们的室友啊！球队打客场的时候，我们不能随同前往观赛鼓劲，就只有在家里为他们祈祷，等待佳音。没有球赛的时候，篮球场就成了综合活动场所，功能就扩展开来。篮球场比足球场小多了，但居然也有人在这里踢球。兴义来的徐涛足球踢得好，无奈校园没有绿茵场，就不能一展身手。不过，这难不倒他。省分行一个年轻人也是足球爱好者。两人会经常在篮球场两端你来我往，把球向对方踢去，过把足球瘾。球有时踢高了或者踢偏了，就会制造出惊险时分，有次，球就直接飞进我们寝室里来了。我在大球上逞不了什么能，在小球上倒也自信满满。中学时代进过业余少体校打乒乓球，童子功一旦附体，一身都会受用。后来，学校居然辟出了乒乓球室，一时那里就成了一个小热点，会打的不会打的都云集那里。首届锦标赛在康文林老师的倡议下，也出台了。参赛者众多，一天居然都没有打完比赛。过了几天，王班长和我进入决赛PK。经过一番白热化的拼杀，我险胜夺冠。羽毛球跟乒乓球相通，很多招式都有共同点。挥起羽毛球来，倒也自如。詹安平和我会经常约球，在篮球场一角你来我往，把羽毛球打得如惊飞的小鸟，又总是归不了窝。篮球场跟教学楼之间还有一块平地，平地上立有单杠。我开始就在那里来几个引体向上，后来，觉得太平常，也想学点新鲜的招式。张老师就住在我们隔壁，他的小公子转业回家了，经常在单杠上玩，花样很多，难度系数很大。我们看多了，就去模仿。这才发现，每一个招式都难如上青天，打乒乓球的技巧根本应用不上。詹安平先学会了一个招式，在单杠上荡来荡去，然后，把双脚往上一勾，再猛然往下一甩，借助惯性，双手一使力，半个身子就窜上去，双手撑在了单杠上。他学会了，跟我反复讲要领，经过好多个夜晚的练习，我也学会了。文艺汇演也开场了。我参加的节目是合唱，合唱的歌曲是《长征组歌》。排练的时候，我就像南郭先生一样混在人群中装模作样，忘记了歌词，就做做嘴型。经过多次排练，大家的协调终于有了些浑然天成的效果。正式开场那天，王崇宁老师还给我们化了妆，大家看去都容光焕发。跟着众人上场的时候，心里涌出的都是肃穆庄重。在雄浑的旋律中，我仿佛一下透过历史的烟尘，看到了跋涉的红军队伍，我甚至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爬上了高渺的雪山，踏入了苍茫的草地。“雪皑皑，野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大家这样悲壮地唱着的时候，我感动得心潮澎湃，热血贲张。转眼两个学期就过去了，该学的居然也都全部学完。中专的培养目标只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研究。要说起来，学制真的可以缩短，却也可以把该教的都教了，按计划培养出人才。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首期的学制也才半年，但黄埔一期的学生却都是国共两党的栋梁。两个学期过去，我们把工商信贷学、银行会计学、财务管理、货币银行学之类专业课都学了个透，还外加了语文、数学、珠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没有觉得哪门课是多余的，每门课都各得其所。最后一个学期，差不多全是参观与实习。到贵州轮胎厂参观过，到银行办事处上柜实习过，之后，就带上行李坐卡车到遵义去实习。轮胎是黑色的，制造轮胎的地方也到处是黑色的。我们到轮胎厂去，到每一个车间去，差不多都是黑色的，厂方有个干部来跟我们介绍。他笑容可掬，讲一口软软的上海普通话，狠狠地把我们夸了一通，夸我们年轻，夸我们条件好，又说我们以后会前途无量…… 我们被分派到各个办事处去实习。我分到了云岩办事处，每天都上柜台坐在工作人员的旁边，看人家做事。每天结束的时候，账必须平，常常为了一分一厘的平衡，忙得焦头烂额。也是在那里，认识了小李会计，彼此聊得很是投机。她那时正复习，准备高考，于是又多了好些话题。后来，她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对我后来考大学也算一个激励。到遵义去实习，充满了好多期盼。遵义是全国的历史名城，遵义会议几乎是中国人都知道，但以前也只是听说而已。终于就要到遵义了，激动了好一阵子。到了遵义，学校组织去参观了遵义会议原址，还怕我们不过瘾，又把我们拉到娄山关去。“雄关漫道真如铁”不再只是一句诗，而成了眼前实实在在的景象。虽然从小就居住在贵州，对占贵州2/3面积的山早就熟悉得不得了，但在娄山关前还是被震撼了。从娄山关往四周看去，的确“苍山如海”。娄山关如此凶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还是被红军拿下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娄山关各个显要位置意气风发留影数张，仿佛自己就成了一个奇迹的永恒见证者。在遵义逗留数日，就以组为单位分派各地。我们小组分到了某个信用社。信用社在一个小镇上，到达当天，我们就在小镇唯一的一条街上好奇地逛。街上很清冷，没有多少行人，也许只有赶场天，街上才会热闹吧。街上大都是住户，没有多少店铺，只有一家餐馆，进去一看，卖的主要是米粉，店铺看去脏兮兮的，米粉虽然撒了一层辣椒，但看去还是没有色相，我们就悻悻退了出来。心想，看来在这里实行期间，是无法打上牙祭的了。不料，半夜里，我们就喜出望外地大饱了一场口福。当天我们就开始了实习。我正在信用社的柜台上记着账，先听到外面一个人说：“门关上了。”然后就听到纷乱的声响，仿佛在追逐什么。又听到另一个人叫：“快从那边堵住。”然后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最后是狗叫，喑哑而哀婉。狗叫终于平息下来之后，我听到了一阵欢呼。一个人进来得意地报告：“打死了。”信用社的老主任在一旁“嘿嘿”笑了两声，问道：“好大？”那人回答道：“至少五十斤吧。是黄狗，很肥很壮。”老主任对我们几个学生诡秘地笑道：“等会儿为你们接风，半夜起来吃狗肉。”他的牙齿又大又黄，本来很仁慈的脸，张着嘴说“吃狗肉”的时候，竟然就有了“张牙舞爪”的味道。这样想着，我拨拉算盘珠子的手就乱了起来，已经计算的五十几个数据只好白费，我又从头打起。同学甲对我唱歌似地说道：“呵，呵，今晚吃狗肉了。”说着就狠狠咂了咂嘴唇，害得我的口水也跟着涌了上来。同学乙跟同学丙一旁默契地对了一下眼神，没有说什么，却掩饰不了她们的喜气。那晚，我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敲门声是一阵急促的“笃…笃…笃”。就像警察敲门查户口一样。“快起来吃狗肉了。”我们赶紧开了灯，穿衣穿鞋。“快起来吃狗肉了”的声音也在隔壁响起，隔壁住着女同学，她们也唏唏簌簌摸索着爬起来。厨房里的地上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都是一快一快的狗肉，上面漂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碧绿的葱段和蒜叶也隐约可见。我的唾沫加速分泌着，大吃一场的冲动汹涌澎湃。大家都很快围着大铁锅蹲了一圈。老主任说：“吃狗肉要半夜吃才补，冬至来了，正是吃狗肉的时候。嘿嘿，下筷，下筷。”他的筷子率先伸入了锅中，发出了冲锋的进军令。众人们也纷纷把筷子伸进铁锅中。一时间那口大铁锅就筷子如林。一块块狗肉从锅中划着一条条急促的曲线，随着筷子进到一个个食欲难抑的嘴巴中。有好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只有放肆的咀嚼声在周围划一地回响，统治了这个深秋的夜晚。过了好久，老主任才说：“好久都没有吃到这样的美味了。上次打的那条是灰狗吧，没有这条黄的好吃。”有人附和道：“是没有这条过瘾。”老主任又发话道：“上次是上个月吧？”“对，对对。”另一个人接话道。老主任就说：“我们是一月一条狗啊。这日子好。”我全身发着热，看其他人的脸红扑扑的，显然他们跟我一样也全身发着热。我敢说，这顿吃在我的生命中有着空前绝后的意义。我以前没有尝到过这样的美味。至此以后，也没有再享受过。信用社这帮人都在锅里放了什么，光是狗肉不会有这样香的，除了姜、葱、蒜、花椒和辣椒，难道还放了罂粟？！第二天，半夜里有人来敲门，是同组的女同学，焦急地对我们说L生病了。我们大家就当即滚下床来，去找医生。终于，找来一个医生。医生背了一个药箱，进到女生寝室。L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珠，坐在床沿上。医生就仔细地问她的病情，问到生理期是否正常，围着的男同学就面面相觑起来，觉得很是难为情，就退了出来。L倒是没有什么大碍，也许前一夜吃得太过放纵，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医生给了几颗消食片，嘱咐如何服用，L第二天就活蹦乱跳上班了。回校后，开始分配动员。动员会在分行的小礼堂里举行，校领导自然先是宏大叙事，然后才开始谈具体的分配事宜，哪个地区有多少名额都在动员会上公布了。因为我们是首届，省分行都给了好多名额。贵阳同学自然是期望分配到贵阳的，其它地方来的同学也一定有不少希望留在贵阳。贵阳比起其它大都市来，虽然算不上繁华，但在贵州却是繁华之都。既然是全省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那就是贵州各族人民仰慕的地方。我倒是从心底里不留恋贵阳，不仅不留恋，是恨不得快点回到家乡安顺。三个原因使然。其一，我在插队时，一次收获季节，因为是拿十分的全劳力，就跟农民比拼，沿着窄窄的田坎路，背了130多斤的谷子到晒坝上去，把腰闪了。多次治愈，多次复发。到读银行学校的时候，腰痛一直折磨着我，很多时候，痛会如同放电般一样从腰放射到大腿，居然会涌出生不如死的念头。为了治愈，我还买过一本《中医正骨》的书，从阴阳五行读起，一直读到扶正祛邪的具体治疗手段。打了热水来，用毛巾浸了，扭干，敷在腰间成为了一件日常。我母亲这边是中医世家，外公当年就是跟了曾外公从江西一路悬壶济世，到了贵州的。幺舅是地方上有名的中医。我一心就想回家乡，好仰仗外公和幺舅的医术把我的腰疾治好。其二，我要参加高考。要高考，就得有一个好的复习环境，还得一门心思扑在复习上。回到安顺家中，不用再住集体宿舍，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从而不受干扰地复习。既然要参加高考，其它的职业考虑和区域考虑都被排除在我的人生规划之外。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返乡。其三，我对省城贵阳的种种人们称道的诱人之处没有感觉。这也许跟我在省城贵阳的坐标点小河巷有关，从这个视角去感受贵阳，我无法亲近它。不过，我可以理解那些住在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的人对贵阳的热爱和享受。而且，那时的贵阳空气里污染严重，穿了的确良白衬衫在街头走一下，回来，领圈就黑了。吃的也显得比较匮乏。我的中学同学林晓东那时正在贵阳读大学，他有一个流传在同学间夸张的描述：“贵阳充满了饥饿的恐慌”。横行街头的小混混也很多，让整个城市显得不文明不说，还匪气弥漫。我有两个熟人曾经在街头被抢，一个成重伤，一个死于非命。近些年，几次造访贵阳，才发现今天的贵阳跟当初的贵阳根本就是两重天。今天的贵阳既美丽也气派，既富足还平安。一门心思回家乡的决定确立之后，我在分配登记表上毫不犹豫地把安顺作为分配意向填了，然后，就开始轻松地把等待分配的日子当成假期来过。除了跟宗华提高了逛街的频率，还经常跟詹安平躲到教室后面一处僻静的走廊下围棋。那时，分配还算公正，除了以成绩作为分配最重要的指标，还基本上尊重学生的志愿。既然贵阳是毕业生最向往的分配地，而我又巴巴地要放弃，那岂不是为分配贡献了资源，分回安顺就成了双方乐见的结果。只是，到了安顺地区人事局报到的时候，人事局里的人以正经的口吻，说要把我分回我插队的紫云去，把我着实吓了一跳。我分辨了一下，对方却并不改口。我慌了，心想，如果分到紫云，那之前的所有谋划岂不都白费了。回到家里，我忧心忡忡地给父亲说了，他一去问，原来人家是开玩笑呢。银行学校说是学制两年，但其实就读了三个学期。不过，这三个学期的学习却让我们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说是中专学历，并无一点浮夸。每当某个官员落马，就会顺便看看其履历，履历中多半会有在任职期间拿到硕士甚或博士的记载。这时，就会感慨万端。这种硕士博士虽然不是假造的，但从获得的途径、代价和获取的知识与能力来评估，其实并不比我们当初拿的中专文凭更有含金量。从落马官员的学位引申开来，后来很多官员、商人以及闲人拿的在职博士也都一样，只是一个充满了炫目光环而无知识内涵的头衔。当年是因为各地银行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员工，才建立银行学校的。银行学校的同窗们毕业以后，也不辜负期望，大都成为了贵州金融界的精英，成为了贵州各级银行的中坚。为他们骄傲！银行学校也在本世纪掀开帷幕的时候，渐渐淡出喧嚣的江湖，个中原因应该与后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校有关。贵州银行学校没有升格为高校，也没有并入其它高校与有荣焉。贵州银行学校是在编制上消失了，但却长存于史册。
作者注：我的老同学王宗华为本文提出了很多勘正意见，还辗转求取于旧日老师张裕宾和同学戴海琪，获取了关于贵州银行学校的历史讯息：“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文，行属院校移交地方政府部门管理。2004年2月26日贵州省教育厅宣布正式成立贵州省教师继续教育学校。由省教育厅原下属部门贵州省中等函授广播学校与贵州银行学校联合成立贵州省继续教育学校。2006年贵州省编委认为继续冠名不妥。又改名为贵州省教师教育学校，至2020年度又更名为贵州教师发展中心。”特此鸣谢！
黄文泉专列
贵州安顺，曾经的幸福和温暖
阳光少年，带着弹弓上学堂
黄文泉：寻找“嫦娥的饼干”
也喜欢盐煎肉和京酱肉丝
给老编续杯绿茶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谢新茂：初中毕业上中师，
教育之大幸与个人之不幸
卫林：技校岁月，
一纸烟盒荡起的涟漪
蒋蓉：缅怀我川维技校的老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