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缅怀我川维技校的老师
老师姓俞名春树。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那位著名的作家，而我的老师却不是什么名人。他不是高等院校教授，也不是科研机构专家，他所任教的学校——川维厂技工学校名不见经传，连国家正规的中专学校都算不上，这所学校还在2000年招收最后一批学生之后，停办了，成了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个闪烁的光斑。俞老师是我在四川维尼纶厂技工学校仪表班学习时的班主任，教授我们电工学原理和晶体管线路——仪表班的主修课程。
1974年5月，我终于跃出农门，被招生到川维厂技工学校。川维厂破土动工的时间是1974年8月，川维技校招生的时间却在1973年底。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这座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大型工厂对工人的文化知识素养是有较高要求的，工厂尚未破土动工，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就开展起来了。
1973年底，川维技校到苍溪县招生，指明要招1973年参加过文化考试的落榜生。那个时候，落榜的多属未能通过政治审查的知青考生，技校偏偏要在落榜生中挑选学生，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技校的领导可能更加看重学生学习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以及今后在工厂里掌握先进设备的工作能力，而不是无法选择的家庭政治背景。
出席南充地区团代会，作者后排左一
1973年，我因张铁生的横空出世而落榜。川维技校来招生的时候，我们公社再次推荐了我。被公社再次推荐，我并没有欢天喜地心花怒放，反倒是内心惶惶不安，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数次被推荐而不能通过政治审查，占用了公社有限的名额，引起了其他知青的强烈不满。但公社领导对我说，你只管放心，工作我们来做。
当时，被推荐的知青都不会呆在生产队傻等。谁都知道，推荐不过是跨越农门迈开的第一步，这个“推荐名额”说不定在哪个环节就会被秒抢，因此，获取情报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有情报才能有对策。知青们一旦被推荐，不管活动能力强弱，也不管人脉关系多少，至少到县城打探消息是不可缺失的一环。下乡几年后，知青们都想方设法在县城里建立了一些关系，即便招工招生时“关系”帮不上忙，能提供一下食宿方便也不错。我通过父母的学生认识了在县机关文教部门工作的一位普通女干部。这位我称着老师的女干部在招工招生问题上没能直接帮什么忙，但她家带孩子的小保姆却为我们当了一回“窃取情报的间谍”。
来到县城，我很快就认识了同样被推荐到川维技校、同样来县城打探消息的周午丁，有了可以互通情报的朋友。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县里有一定职位的干部，无法了解县革委对这批被推荐知青的审查情况。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无比重要的消息：县里将于X日召开会议，会议中县知青办的相关人员要和前来招生的人员一起讨论（审查）被推荐的知青。周午丁头脑比我灵活，她说，何不叫那位老师家的小保姆去县机关办公楼会议室门口偷听一下，小保姆人小，农村人没啥文化，抱个孩子去会议室附近转转也不会引人怀疑。
出席北碚区妇女代表大会（下乡到各地的知青代表，作者后排中）
小保姆很仗义，只是，她没能在会议室门口呆多久就回来了，而且不是被人发现赶走的。她告知，姐姐，我听不懂里面说什么，好像有人说“贫下中农不招……，招啥地主、台湾的……”。小保姆一脸抱歉地望着我们。这么一星半点的信息，对我却是重磅炸弹，我完全懂了。当即和县教育局那位老师以及周午丁道别，说我回去了。
从县城到我落户的浙水公社，沿着河边走纤路有60里路程，走在空旷寂寥的河坝里，我内心翻腾的是岩浆。思考一路，我下了决心，准备先去公社给领导们表个态：我再也不离开农村，再不要占据推荐名额，让别的知青走。我想，我在农村好好劳动表现，说不定今后可以慢慢成为一个脱产的农村干部，对于一个知青，也算跃出农门的一条路吧。
快到公社的时候，我碰到了极力举荐我的武装部长韩玉锦。我把县城里了解到的情况和我希望不再被推荐的想法告知了他。韩部长很坚定地告诉我，你回生产队好好出工（出勤劳动），别的事你都不要管，我们想办法。后来听说区里主管知青工作的韩光德书记亲自出差去了一趟西南师院。
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步骤我不知道，但大致知晓第二次县里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们区和公社的领导都参加了，他们表态：蒋蓉是我们公社和区里的知青先进典型，出席过南充地区共青团代表大会、以北碚区下乡知识青年身份出席过北碚区妇女代表大会、出席过苍溪县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和苍溪县劳模大会，即使她的家庭出身不好，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先进典型。我们公社还有好些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知青，如果我们推荐她县里不同意，今后我们不好开展工作。
当年川维技校教学大楼
在韩书记、韩部长的鼎力相助下，我被川维技校录取了，接到通知的那夜，我翻烙饼直到天明。离开的时候，生产队派了五个人送我，我在南充参加团代会时认识的知青朋友梁伟红也来到县城。踏上公共汽车那一瞬，我哭成了泪人，听见周围看热闹的人问，哪个走，哪个走？有人回复，上车的这个。问的人就非常不解：那她哭个啥？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哭啥，百感交集吧，但其中终于跃出了农门的感慨似乎不多了，更多的是不舍和永远铭记于心的感激。
川维技校校址设在长寿县梓桐镇数里地以外，背靠西山面对大片的农田，校舍是以前重庆市29中的战备学校。自从毛泽东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之后，重庆市好些中学都在远离市区的长寿县设立了战备分校，不久又废弃抛荒，不知道算不算劳民伤财。29中这所战备分校也早被废弃，我们进入技校的时候，杂草丛生满目荒芜。学校简陋到至极，靠山边有三栋干打垒（石头砌的）楼房，一栋男生宿舍，一栋男女生混用宿舍，一栋教师宿舍，隔着一片农田，孤零零耸立着一栋青砖教学楼。
第一期技校招生总共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很幸运，被分配在最好的仪表专业。仪表班的班主任是俞老师。
俞老师和技校多数老师一样，并非专业教师，他们是这个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大型化工厂从各地招聘来的技术人员，文革前或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俞老师大约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福建人，具有南国渔民那样黝黑的肤色、深凹的眼睛，宽面阔额棱角分明，一口福建腔普通话“人”“能”不分，严肃得有些冷峻的面孔常常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少了一种表情基因。第一次见到俞老师，便生出满心的敬畏，因为他的不苟言笑。
当年的男生宿舍
我们入校的时候已经是5月份，到7月初放暑假不过两个月左右。当时教室里还没有课桌，也没正式开课，每个学生发一张小竹凳，需要集中的时候——比如政治学习，开班会搞集体活动或听报告，就自带小凳子到教室或兼作礼堂的饭堂。更多的时候是参加建校劳动。所谓建校，其实就是打扫卫生，除杂草，平整操场和经常往返的道路啥的，和农村那些艰苦的劳动相比，就是小儿科了。虽然不曾上课，期末，老师还是按正常程序给每个学生写了评语。俞老师给我的评语有些与众不同：“注意改造世界观”。
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我们家的子女翅膀还没长成就折断了，因为在台湾任高官而我们从未谋面的外祖父，因为众多海外陌生的舅舅姨姨，我们几乎从一出生就被打入了另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情。当我来到大巴山区成为了一个知识青年，当城市的大门终于再次对“被下乡”的城市青年开启的时候，原本不知道的那些问题一一浮出水面。一次又一次推荐，一次又一次政审，审一次，我身上就多一层墨黑，到最后，只要听到出身成分社会关系这些词汇，都会心惊肉跳了。
刚刚离开农村的我，在调动回城问题上经历了“台属”和复杂的海外社会关系“死去活来”折磨的我，神经已经变得格外敏感高度紧张，脆弱到几乎病态，我甚至常常在梦中被遣送回了农村，醒来依然惊魂难定……。看看其他红五类出身同学的评语，“注意改造世界观”这句话就显得格外突兀，好像是在宣称：整整五年的再教育，整整五年的艰辛“改造”，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依然入不了无产阶级的“正册”；“注意改造世界观”一下子变成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把我挡在了另一个“阶级”的队伍之中。
泪水止不住地翻涌，我飞身冲出教室……
心有不甘的我鼓足勇气敲开了俞老师的家门（严格说是宿舍，只有一间房），我要询问，是不是老师觉得我在建校劳动中跟工农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才给了我一个“注意改造世界观”的评语？殊不知话未出口，委屈的眼泪率先冲出了界。老师先是一惊，弄明白后，乐了：怎么那么认真啊，你！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嘛。放心放心，老师对你绝无半点偏见。这时我才发现俞老师不但会笑，而且笑起来十分和蔼可亲并且真挚善良。我为自己的冲动感到不好意思了。
第二学期学校正式开课，我对老师的敬畏渐渐转化为崇敬仰慕。在我们这些仅具初中文化，甚至初中学历都不完整的学生面前，他就是一座高高耸立的知识之山。学生底子差和那个年代对知识的普遍不重视甚至蔑视，是老师面临的最大难题。俞老师和当时技校所有老师一样，对这样的一批学生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他站在讲台上，严肃认真且非常规范地传授知识给我们这几十名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各方面发展参差不齐的学生。也许，从专业教师的角度审视，俞老师的教学效果不算很好，尽管他授课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却有些枯燥乏味，还不能深入浅出，因此没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对学习这门课程兴趣盎然。
那个年代，没有诸如提交教学日历和教学大纲，完成课时和科研成果，学生评定等等绩效考核，以及扣奖金降职称之类管理约束乃至惩罚教师的规范，对待我们这样的授课对象，偷点工减点料或许大家都相对轻松些，俞老师似乎有些“一根筋”，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丝毫懈怠更不敷衍学生。他教授的电工学原理和晶体管线路，对于我们就好比是空中建楼阁，老师一边讲授专业课一边给我们补习一些最基本的相关物理学知识。授课之余若有学生提出问题，他常常乐得如同捡到了金元宝，他的很多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添工加料辅助学生进一步提高之上，耐心答疑之余，还时不时语重心长地加一句：你们这代人已经被耽误了，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机会，不能再错过啊。
那次风波的起因、过程和结束，在我的记忆中都比较模糊，我能叙述的只能是个大致轮廓。仿佛记得是因为坐在后排的某同学上课的时候修剪指甲（或做别的事情）？不认真听课，被老师看见了，老师发了脾气，不客气地斥责那位同学，不愿意听课，可以出去。
1973年12月12日，因《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破除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风起云涌，教师对学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和“复辟”、“回潮”，很多地方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黄帅的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反复以各种形式复制，大波小澜在全国各地连绵不断。有了这样的底色，俞老师发脾气的后果可想而知。第二天大字报蜂拥而至，教学大楼几乎糊了个“水泄不通”。我没去看大字报，听同学议论，不外乎是“师道尊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赶工农兵学员出课堂”那些并无创意的套路。据说，还发生了一些诸如围攻老师之类的事件。
俞老师和男同学合影 前排左1是俞老师
我一直置身事件之外。
我是仿佛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得到了进入这个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大型工厂所属技校学习的机会的。能够进入这个工厂的技校已经是个意外，还能进入技校最好的仪表专业，我好像一下子跌入了一个五彩斑驳的梦景，强烈的感官冲击令我有些头晕目眩。还好，我并没有沉浸在兴奋里找不着北。从入校到毕业，说起来是两年，除开建校劳动和毕业前的实习，留给我们学习理论知识的时间算足了不过一年，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用尽了洪荒之力，那一年，上课吃饭睡觉之外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教室自习，看书、做习题。
那天课堂上老师发脾气的时候，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笔记，老师突然说了几句与课程完全不相干的话，我才知道出问题了。虽然亲历了“张铁生事件”，也清楚“黄帅事件”，我却没把这些事件作为一个大背景，并且把眼前发生的事情放入这个大背景之中。当时，尽管老师语词严厉，却没有过多纠缠，批评两句后很快恢复平静继续讲课，大家都以为事情过去了。俞老师态度并不粗暴，言辞也没有丝毫的侮辱性，只不过是履行了一名教师正常范围的职责，没想到会发酵膨胀成如此“声势浩大”的对老师的批判乃至围攻。
在没有学校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停课了。
知识青年下乡后，很多和我们之前所接受的革命教育格格不入的东西开始流传，比如“禁书”。我所接触到的“禁书”当然比不上出身于“高大上”家庭的那些知青，属于市民阶层的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红楼梦》《西游记》，郭沫若的戏剧集，秦瘦鸥的《秋海棠》，德国古典短篇小说选，高尔基的三部曲，一些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小说、描写二战期间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纪实文学等等杂书，还有《小城春秋》这类被封杀的革命小说。
虽然没有什么世界名著，但对于我，那些浪漫的悲情的凄美的爱情、亲情和友情，那些对人性善良的褒扬和对人性丑恶的鞭挞，那些书中展现出来与正统教育告知我们的不一样的世界图景，让我泪流满面，还让我潜意识里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像经过了一冬凛冽的光秃秃的树枝，先是探头探脑地冒出一些嫩黄的新芽，在春风徐徐暖暖的抚摩下，不经意间就浓成了一片绿荫。小资情调（更准确地说是复苏的人性）成了我与那个年代革命氛围格格不入的常态。因此，几年的农村生活，确实没有把我锤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利剑钢枪，对待“敌人”严冬一般残酷无情，时时冲锋陷阵在“阶级斗争”前沿阵地。我“脑洞紧闭”不假思索就选择了站在老师一边。
停课当天，午饭后我去看望老师。走进他的宿舍，不大的房间里零乱不堪，显得有几分苍凉。老师的妻子陈老师有事去厂里了，他坐在矮饭桌边默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烟灰缸里按着好些烟头。他幼小的女儿特别懂事，一声不响独自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大饭碗在吃饭，头发散乱着。此情此景令我心酸，眼泪似乎快要失控，我无语，也不知道该跟老师说些什么。事实上，那一刻任何语言都多余，都苍白。我默默地为老师的小女儿梳了头，默默地陪老师坐了一阵，告辞出来。
技校仪表班毕业留影 前排左5是俞老师
风波很快平息下来，具体处理过程我不知晓。老师照样认真地上课，照样像蜡烛一样无怨无悔地燃烧自己照亮我们，谁也没再提发生过的事，直到我们毕业离开学校成为川维厂的正式技术工人……
1978年秋天那个金灿灿的收获季节，我考上了大学。带着艰苦奋斗后的疲惫和成功的喜悦离开了川维厂，兴奋之中，我甚至没有想起来应该去跟老师告个别，确切地说，技校毕业之后我和老师就再没有任何的联系。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才常常感到遗憾。假如没有川维技校，没有俞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辛勤培养以及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不会有决心和信心去考大学。虽然我考的是文科，老师教的是电工学、晶体管线路，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肯定的是，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进取、坚持和执着。
很多年之后才听说老师早已去了，他走的时候正当英年，依然是癌症这个天字第一号杀手夺取了老师的生命。没能最后见上老师一面，至少向他表明我从未忘记过那份感激，心中的内疚很沉很重。川维技校建校20周年之际，留在厂里的技校同学告知，学校准备开展庆典活动和征集回忆文稿。在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夜晚，我悉心梳理了昨天的故事，撰写此文，籍以寄托对老师深深的久远的——怀念。
附俞老师的大学同窗，礼庆贵先生在2013年写的一首悼念诗：
悼念俞春树同学
春树球场一壮夫，
球场依旧傍平湖。
只今愁见春天树，
名似同窗人却无。
诚挚感谢我的技校同窗戚晓华，不辞辛苦通过网络帮我收集了不少俞老师的相关信息。
建设中的川维厂
此文撰写于1994年，修改于2018年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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