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黄文泉：寻找智者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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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黄文泉：寻找智者的岁月

Original 黄文泉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原题

寻找智者的岁月

作者：黄文泉

高考成绩公布后，一时有了底气。我的成绩虽然跟期望有距离，但在省里文科排名前15，不算失败。又对各重点高校在贵州的招生名额一再斟酌计算，我填报了志愿。然后，就一天天等录取通知。

有一天，正在某高中同学家玩，听他姐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是四川大学的。他姐是某中学老师，临时抽调到市招生办帮忙，她的消息来源当然是可信的。我听了这个消息，不仅不激动，心里还掠过几丝失落。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只是第三志愿。

次日，终于拿到那份录取通知书，信封上果然确凿地是四川大学的字样。打开信封，里面的录取通知书如同一盆冷水向我浇来，录取的专业是我没有填报的哲学。失望归失望，但也不是特别的太失望，四川大学当时到底还是重点大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985高校。而且，信封里还有一封欢迎信。开头两句就很温馨：锦江的晨风向你问好，望江楼的夕照把你盼望。

1980年高考日程

再过几天，就去体检，接下来，去派出所办迁移户口。在两个地方，都投来了陌生人羡慕的目光，让我很有些志得意满。再然后，父亲把我送到火车站，托运了一箱行李，我就一个人离开了那个山城。到了省城，要转车去成都，下午四点发车。还有几个小时，我就去看银行学校的老同学，他们请我在饭馆里吃了饭，为我饯行，还去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合影。

火车虽然是快车，从贵阳到成都也得要将近24个小时。白天，看看窗外渐次甩到后面的人、房舍和田野；夜里，听听铁轨传来的规则的声响。到得成都火车北站，已经是次日晚上。火车站的大广场设有各大学的新生接待站，没有费什么功夫，就找到了四川大学的。等了一会儿，有解放牌的大卡车开来，我们就上了车。

车到川大中心的大礼堂前，下了车，找到哲学系的招待点。接待的同学听我的口音，就问是不是贵州来的，我答是的。再一答问，我们不仅是同一个城市，而且还是同一个中学出来的。在一千里外的地方，老乡相遇，不用说有多么喜出望外。

按照老乡的指点，我在桌子上的登记表上签到，在身份一栏里，我写的是干部。一个接着在登记表上签到的同学，看了我的身份，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有点惊讶地问：你是干部？可不是吗！我当年是中专毕业生，行政二十五级国家干部，一个月工资45元。

从时间逻辑上而论，我虽然有读77、78或者79级的资格，但阴差阳错，因为恢复高考前半年读了中专，毕业后又按照政府规定，等了两年，才得以参加高考，进入川大哲学系80级。

80级是个特别的年级，现在提起恢复高考这个话题，一般都在77、78和79所谓“新三届”上浓墨重彩，仿佛只有他们是栋梁之才，而之后的大学生却只是边角余料了；或者说，只有他们是精英的集合，而后来的大学生都只是平平之辈。再打个不太合适的比方，“新三届”的就如同元帅，从80级开始，就只是将军、校官到尉官级别的了。如果这个比喻成立，那么80级就如同大将之首，荣耀姑且也算荣耀，却有几分尴尬。

其实，能在1980年读上大学，而且，这个大学当年冠为重点大学，如今贵为985高校，不仅今天回忆起来，自豪感犹存；再而且，从恢复高考后的历年报考和录取数据看，80级的难度系数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跟新三届同处一个系列，即录取率都是一位数的百分比。

恢复高考后历年高考录取率

当然，也不是说80级的都是一等一的学霸。毕竟是文科，考上了，有一些小机灵或者说小确幸。同学里就有好多是考了理科落选，然后，改换路径，换成文科，而一举中第。还有的如同当初的马云一样，屡败屡战，连考几年，都落败。跟马云不一样的是，他们最后却落脚在985高校。

不管如何进入川大的，经历了四年的修炼之后，到底还是有些功夫手段的。走出校门之后，同学之中，除了中规中矩搞教学、研究和搞出版的，各种奇葩盛开，有做了富商巨贾的，有位高权重的，有摄影圈里名震神州的大腕，有在演艺娱乐圈招摇过市、扬名立万的……

那天晚上，在新生接待站登记了，就按照宿舍分配名单，由高年级学生送到宿舍去。我们去的新三舍外面还搭着脚手架。因为校园里的学生一下爆满，学校加紧建宿舍楼。饶是如此，新生进校了，新宿舍虽然竣工，但是扫尾工程依然还在进行中。我们从外面一路摸索着，在破碎的砖块间前行，又在昏黄的楼道里爬了三层，才进入到我们的寝室。

寝室里已经先来了一个同学，跟他打了招呼，彼此介绍了，才知道他是青海来的，叫洪琦。待同寝室同学陆陆续续来齐后，才知道我们这个寝室是全年级最特别的。其它寝室大都是四川人，只有我们这个寝室来自五湖四海。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了目的地，已经以为川大离家好远。想不到，同一寝室的其他成员来得甚至更遥远——他们跨越了巍巍秦岭、茫茫戈壁；他们穿过了淼淼洞庭湖、滔滔黄河水；我的寝室里共有八人，分别来自湖南、广西、陕西、青海、贵州、四川和宁夏。这在中国如果不是绝无仅有，只怕也是很罕见的吧。那段日子已经很有些斑驳，但是又仿佛就在眼前。

第一个寝室全体

湖南来的那位个头矮，操着浓重的乡音，直到大学毕业了，乡音还是难改。吃猪肉，会说成吃巨肉；走路要说成走楼。问他在湖南哪里，他说跟韶山相邻。他是湘乡人。这样我就想起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当初到北大图书馆当小职员的日子，感触深的好像不是北大的各种主义，而是人家不耐烦听他浓重的乡音。他当时求知欲正强，在尼采、蒲鲁东、马克思等等主义面前激动不已，可以想见他在北大急欲跟人切磋，却又经常因乡音而遭嘲笑的苦恼。

这个湖南来的弟弟有一个脂粉气十足的名字“艳芬”，我们班里好多同样有双名的女同学的名字中间总要含有一个中性的，比如“炼、理、玉、卓、云”等等，但这个弟弟的双名字字香艳。害得我们喊他“艳芬”的时候，都感到很肉麻，仿佛对一个女生过分亲昵一样。他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接待的高年级同学吃了一惊，按事先根据花名册作的安排，他该到女生宿舍，但眼前的他却分明是一个男生。

他的冤案当然马上就得到了拨乱反正，不过大学的四年间乃至毕业以后的数十年间，他的芳名却成了一个常开不败的玩笑。为了免除日后更多的困扰，他在毕业前夕改了大名，不过，到了分配单位，因为派遣证和毕业证名字不符，又经受一番盘诘，所幸那是最后一次困扰。

艳芬被传为美谈的另一个事迹跟欣赏音乐有关。音乐学院就在本校附近。有段时间，音乐学院为音乐会的上座率所苦，就到各个高校去卖票。同学中有一个是扬琴高手，就找了艳芬陪伴去听音乐会。那天晚上，艳芬听完回来，喜形于色，高谈大小斯特劳斯和《彼得与狼》，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小斯特劳斯和《彼得与狼》成了他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同学们见了他，也投其所好，不等他开口，就先大小斯特劳斯和《彼得与狼》了。

毕业后，艳芬回到家乡，在出版社做编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读了一篇康德的传记，才发现枯燥的康德原来还是很有趣的，一念之下，就写了一篇《作为一个人的康德》。文章写好之后，颇为自鸣得意，就寄给艳芬，托他帮忙发表。不久，接到来信，那篇文字会在《生活方式》杂志上发表，那几天幸福得像泡在蜂蜜里一样。不久，汇款单也接踵而至。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56元人民币，而这笔稿费竟然有30元。邀集三五好友下馆子，也可以进出三次了。

其他省份来的同学都是一男一女，只有陕西来的是两个男的，并且都住在我们寝室。也许正是这个性比例上的单一性，导致了后来出现的不幸故事。这两个陕西同学一个来自矿区，另一个来自农村。来自农村的这位高高大大，英气逼人。陕西有句民谚是这样说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他大约就来自绥德。除了外貌上的优势，这个同学还有一个雅名：“涯人”。意为天涯旅人。可惜他还没有走遍天涯，就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之地。

哲学不是他的首选，中文才是他的最爱。就为了这个包办婚姻，他到了学校后就浑浑噩噩，打不起精神作哲学的玄思。他崇尚的是魏晋风度，不梳洗更不修边幅。他的名言是：“只要灵魂是干净的，又何必洗澡。”这话听起来很哲学，不过哲学系的课程没有读完一个学期，他就打定了主意要退学。校方劝阻了半天，辅导员好说歹说，他就是老牛不回头。校方念他来自农村，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不易，就为他办了休学，让他想通了再来。

一年以后，他果然想通了，回校后，插入低年级继续学业。前不久，才知道他成了北方某著名高校的博导。可见，犹如包办婚姻不一定就没有美满的家庭一样，包办的专业选择也可以成就学业有专攻的达人。

涯人的老乡虽然也不爱哲学，但倒底实在得多。他也逃课，上午前两节课，他始终是不上的，躲在寝室里睡大觉。还好，那时候，很少有老师要点名的。点名发言，偶尔点到了他，没有人应声，老师也不过多追问。他叫“长欣”，常常高兴的意思吧。刚开始睡懒觉，也许只是为了逃课。后来就放任自流，每天都赖床晚起。一次问他：“你每天睡十个小时，头不痛？”他苦着脸道：“哎，其实我一直睡不着的，不过是躺在床上而已。”

长欣本来是武术高手，耍得一手五节鞭。不过他当众表演只有一次。那是到农场劳动结束的时候，年级里开了一个文艺晚会，他有心要露一手，就自告奋勇报了名。起势，精神饱满，前几套动作也一气呵成，舞得水泼不进，不到一分钟，就见他迟缓下来。勉强收了势的时候，他已经面如白纸。他告诉我：“后来都想吐了。”想必这都是因为他久卧不起，把元气都睡散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阴错阳差，他分到了西安一个空军院校。很多同学为他着急，别的都不怕，就怕他到了那里忍受不了部队出早操的苦。我倒是为他高兴。他到部队简直是天作之合，行伍生活只会让他获得新生。

青海人并非在青海土生土长，其祖籍乃丹东，就是与朝鲜隔着一条鸭绿江的那个丹东。我在寝室里跟他认识后，与他一见如故，从此居然就形影不离。上课同坐一桌，周末一起出游，都喜欢写点散文，又都是长跑好手。有段时间跟他生了隙，后来他夸张道那像是他的“第一次失恋”。小伙子长得英俊，嗓音又富有磁性，于是学校广播站便征募了他。大家一边在路上走着，一边端着饭碗吃京酱肉丝的时候，空气中就激荡着他高扬的声音。在校园里，这样的男生当然是女生心仪的对象，她们或明火执仗迎面追求，或以泪洗面写诗暗恋。

来自宁夏的小云也不是宁夏土著，他父母是从江南水乡支边到了贺兰山麓的。小云戴着秀郎架眼镜，眼神犀利，嘴唇薄。看去精明过人，本质上却老实无比。毕业的时候，他并不想回到宁夏，无奈宁夏有名额，他不去，谁又去呢？他只好沿着父辈的足迹又去支边。多年以后，他终于回到了嘉兴他的江南老家。

老广呢？他不善辞令，跟人争论从来就是有理也成了无理。他起居很理智，早起锻炼，饭后小睡，一切都按步就班。老广后来在学术上很有成就，成了逻辑学博士。毕业二十年聚会的时候，他居然自告奋勇上台去摇头晃脑唱了一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从当初的腼腆到如今的张扬，老广把这样的性格巨变演绎得如此流畅。

小寰来自山城重庆，据说数学考了90多分，应该读理科的，却也跟我们混在了一起。

至于我，在别人的笔下，可能会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吧，我自己却是不知从何说起的。

毕业以后，就没有跟我的室友们再见了。我们像是一个个为了某个使命聚义一处的的独行侠，完成了使命，又成了潜行江湖的独行侠。我们沾着长江、渭水、珠江、湟水和乌江的灵气而来，我们带着贺兰山、祁连山和八万大山的豪气而去。我们从广阔天地中一个个绮丽的角落啸聚于一室，又从这里再出发，高歌持剑闯荡更加宽阔的天地。

开学不几天，年级请了77级的学长来介绍经验，用心是让同学们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学长姓黄，戴了眼镜，看去儒雅，抄一口普通话，一开口就行云流水，先问我们知不知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下面当然一片静寂。谁知道啊！看着下面一双双无辜而空洞的眼睛，他顿时就来了激情，为我们解惑起来。末了，他以极富感召力的语气说道：学哲学好，学哲学让人心胸旷达。你们听说过哪个哲学家自杀的（其实，哲学家自杀的并不是没有，本雅明服用吗啡而亡，拉康注射吗啡而亡、德勒兹跳窗而亡难道不是自杀？不过当初无法考证而已。）。我们听了，很受鼓舞。

果然，几十年过去，川大哲学系80级不说没有自杀的，就是忧郁的都没有。微信群里，大家嬉笑怒骂，彼此开涮，每天除了喜乐，还是喜乐。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奉命于深秋上峨眉山寻找一个声称要上金顶自杀的本科小女生，就是靠了哲学圈的人不会自杀这个信念，我断言那个小女生也不会自杀。还没有爬到洗象池，系里就告知，原地折返，那小女生在温暖的广州逍遥着呢。搞哲学的很少自杀，但却免不了他杀。我们刚进校不久，一个噩耗就如晴天霹雳一样在外面头上炸响。两个系头也是闻名全国的学科带头人出差时，在广州白云机场因为飞机失火窒息而殇。

要说四年里从课堂里真学到了什么，却也值得商量。

在我看来，学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观点（opinion）和事实（fact）。哲学系在大学四年间所传授的大都是观点，而非事实。而其它文科系却大都是事实，而非观点，理科就更不用说了，更多是事实。事实可以永存，万古不枯，而观点也就是流行一时罢了。套用歌德的说法，那就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不要说万古，才大约四十年过去，我们当初生吞活剥铭刻在心的那些知识都早已枯萎。老师们当年传授的大抵是风行一时的教条罢了，焉能不枯！

关于哲学系学了什么，还可以换个思路来考量。哲学系学的大抵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或者说，哲学系学的是善，而不是真。无论如何考量，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价值判断和善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哲学系提供的所谓知识是流变的，而不是永恒的，甚至长久的，保鲜期非常短暂。

有人或者不以为然，说哲学系提供的是爱智慧，即是提供方法论或者说思辨能力。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着取决于讲台上有没有如苏格拉底一样的引领者。很遗憾的是，课堂里大多是照本宣科，很少有趣的机锋和思辨。用句不正式的形容，那就是讲授大都不那么Sexy。所以，王仲士老师的《哲学笔记》这门课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这门课是选修课，也是大课，唯一一门让七九级和八零级两个年级一起在阶梯教室上的。按说，选修课人数会少些，但王老师在系里的名声很响亮，早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起，听他上课是一场享受。他还没有走进教室，宽大的阶梯教室里就已经满座了。

要说，《哲学笔记》应该是很枯燥乏味的，但王老师略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却把我们的口味吊足。他不像易中天讲“水煮三国”，以俗取胜，而是居于雅和智的制高点上，把本来碎片化的理论间的逻辑脉理编织得丝丝入扣，大家引颈聆听，任督二脉都被打通，思辨潜力都被调动了起来。他的语气不急不缓，不故意弄得抑扬顿挫，却又能抓住我们的心。几节课下来，大家都被征服了。

很荣幸后来成为了他的开山弟子，做了他的研究生。

哲学系常有，苏格拉底不常有。在我的记忆之海上，关于这四年，印象鲜活的还有几缕花絮。

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论证“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这个言论为什么荒诞不经时，就提高沙哑的嗓门唱喏一般道：“腐都腐了嘛，哪有不朽的呢；垂都垂了嘛，哪有不死的呢。”说完，就哈哈大笑几声。有同学笔记记得精准，居然连这段话中的“嘛”也记下来的。

教现代西方哲学的欧阳老师讲了一学期的课，同学们不明就里一律在笔记本上记下“二场语言哲学”，欧阳老师平时眉头紧锁，看去就是一个深沉威严的哲学家，他在讲台上，就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的哲学气氛。他说过：存在主义，全国没有几个好好研究的；真正懂的，就更是凤毛麟角。说教材里范明生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那章就是胡写，所以，他干脆用现象学的方法，把现象学那章放在括号内，存而不讲了。人人对他敬畏，就不敢造次去澄清“二场语言哲学”这个费解。直到期末备考，大家方觉这个术语要是再存而不论，考试可要吃大亏。于是，就战战兢兢去去求教欧阳老师。这才知道“二场”其实是“日常”。教授是武汉人，武汉人的口中，“日常”发音是“二场”。

欧阳教授的口音误导不是唯一。据78级的学姐唐大潮披露，78级的同学在听中国哲学史时，曾经记下了“嫦娥的饼干”这个怪诞的术语。想必他们一定把这块饼干当成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来玩味了，其实湖南籍的张老师说的是“善恶的彼岸”。

讲授自然辩证法的老师喜欢举例，N多的例子中，“九眼桥的电冶厂”是头牌明星。以致她只要一举例，我们就知道接下来一定是“九眼桥的电冶厂”要出场了。

当然，课堂里光有苏格拉底独舞，也是枉然，学的一方还得有慧根，才能跟着苏格拉底起舞。哲学系的老师们其实已经很敬业，尽了授业解惑传道的本分，哲学毕竟是小众的圈子，那时的哲学系再算小系，学生还是太多了。我的同学兼妻子后来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有次接待美国的来访学者，指着一大堆人众，说他们都是学哲学的。对方大为诧异，十分不解，问：Do you need that many philosophers? 让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并不一定非要培养这么多的哲学从业人员。事实上，进了哲学系，再雕琢打磨，也许还是无法打造出哲学的气质。比如我，就是无法在哲学上成事，当初的成绩单上，成绩一直亮眼的还是体育。也许，我当初应该进体院？

我的成绩单

哲学系渐渐走向式微就成了必然。不过，那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当初，进了川大，也算是进了名牌大学了。就算不热爱哲学，也不能辜负在校园的大好时光吧。每天，除了不早退迟到旷课，晚上，匆匆吃了饭，还去教室或者图书馆上自习。教室资源和图书馆资源并不富余，寝室里又嘈杂，但凡想认真学习，那就得到教室和图书馆去。教室里的日光灯总不是一片通明，黑暗的地方，有的是日光灯老化或者干脆死了，还有的是因为没有启动器。一些男同学为了一己私利，把启动器偷了，从容吃了晚饭，来到教室里，再站到桌子上，安装回启动器，便立刻拥有了一处光明。其实，现在想起来，与其花了大块的大好时光去吸取那些后来被抛弃的观点和教条，还不如想干嘛，干嘛，挥霍一个个晚上。可是，那时候，除了学习，读教科书学术杂志，整理和复习笔记，还真不想干嘛。现在是追悔，那时是初心。

我们上课的一教楼以及前面的荷花池（网图）

对学业的在乎居然沉淀为一种深层的久远的焦虑，以至于到现在，我还在梦里为找不到一个晚自习的位子而不知所终，为屡屡缺席了某门课而惶恐不安，为上课前不知教室在哪里而张皇失措。

积淀在我心灵深处的另外一个焦虑是吃饭时找不到了饭碗，这个焦虑也经常出现在梦里来骚扰我。这个焦虑来源于刚进大学时的一次失窃。

前面说过，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们住在新竣工然而脚手架还没有拆去的三舍。三舍里每层都有厕所、淋浴间和洗漱间，这三个处所跟寝室分开，用天桥连接。一进大学，我的生活就很昂扬，跟青海高原来的洪琦相约，凌晨跑步不说，临睡前还出去跑步。有一晚，我们楼层停水，出去锻炼时，就把脸盆和洗漱用具一并带了下去，放在外面的洗衣台上，计划锻炼毕，洗漱了再上楼。锻炼毕，回来却不见了脸盆。我以为记错了，咚咚爬楼回到寝室里去，也没有看到脸盆。我又气急败坏跑下楼来，在洗衣台附近的地下又找了一通，也没有找到。

我就此断定脸盆是被偷了。那时没有摄像头，即使找到校方，校方大约也无法找到偷盗的人。想了一下，计上心来。

我用毛笔在白纸上写了如下布告：

今天早上我在这里丢了一个白色的脸盆，我知道是谁干的，请限今明两日内把我的脸盆放回原处。否则，我就上报校保卫科。

我把这份用来讹诈的布告贴在洗衣台附近的大树上，那棵大树的前方就是我脸盆被盗的洗衣台位置。作案的人应该可以容易看到。

看到贴在树上的布告，我不禁偷笑了一下，当然为了我的拙劣。我知道没有谁会那样幼稚，看到这个讹诈，就真的受了惊吓，乖乖交出赃物。贴了布告，我就到九眼桥那里，痛心再买下了一个白色的洗脸盆。

接下来两天的日子里，我还是心怀侥幸，每次从附近经过，总要往那个地方看一眼。可叹只看到那个布告，却没有看到脸盆的踪迹。第三天，那个布告干脆也消失了。不知是谁看不下去这个恫吓，觉得有点烦人，而撕下来了呢，还是风吹下来的。

自此以后，我就不敢大意了。总是空手去跑步，回来，再老老实实回到寝室里，拿了洗漱用具，端上脸盆去洗漱。人在盆在。

不过，我也从此留下了病根，姑且袭用弗洛伊德的释梦原理，从饭钵跟脸盆形状上的相似度可以推论，我睡梦里为了饭碗丢失而生出的焦虑大抵就来源于这个久远的失窃事件。

还好，除了书本学习，我还是干了点其它有意思的事。

第一是运动。每天早上，起床钟声在校园回荡的时候，我都已经在外面跑步了。在田径场上，围着400米的标准跑道跑三千米，这才大汗淋漓地回来，然后，到淋浴间洗冷水浴。夏天，洗冷水浴倒也为一件快事；冬季，就有了自虐的意味。锻炼了，洗了淋浴，一天就觉得精神勃发，幸福感爆棚。中午或者下午，也常常会去参加班级或者年级间的足球或者篮球比赛。跟球跑着，跳着，多巴胺就加速分泌，快乐无比。

校田径队训练

进大学不久，就逢全校越野跑比赛，在蝗虫一样的参赛者中，我得了第四名。校田径队教练于是就找到了我，让我参加他的队伍。那是荣誉，除了一身神气的运动服，一个月还有一包麦乳精，每天上澡堂也是免费的。不久以后的元旦全成都市12公里的小马拉松比赛中，我代表川大参赛，在浓重的雾霭中，我第四十五个跑完全程，位列本校所有参赛选手之第二。在系里每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上，我跑400米和1500米，无人能出其右。

a运动会的奖品是一本相册

哲学系是小系，在全校运动会上，我是系里指望的夺分选手之一。我创下的400米和1500米系记录保持了好些年，直到我离校都没有被打破。因为是系里的大牌，所以有些时候就不免会端些架子。有次不知什么事跟系里赌气，谎称有病，不参加校运动会。系头就亲临我的寝室，好说歹说，威逼利诱，我终于出赛，他老人家这才舒了一口气。

校田径队中长跑队员训练中的小憩

第二是很在意英语。锻炼完，淋浴了，就神清气爽，背了书包，去食堂。一边吃早餐，一边就到了教室。接下来，就到荷花池边，一边走，一边背英文单词。晚上上自习，也是先用书包占了位子，然后，就借着昔日余晖，一边走，一边读英文。就连中午也不放过，午休前，必得读几页英文。凭着这份投入，后来，还麻起胆子去参加了全校英语竞赛，并获得三等奖。考研究生时，也把那年无比艰难的英语考及格了。

荷花池畔晨读英文

听快班的同学说，跟他们一起参加期末考试，如果及格了，就可以进他们快班。快班学的是许国璋的教材，比我们学的教材深好多。我把许国璋的教材找了来，高强度学习了一下，居然通过了考试，于是得以进入英语快班，从此，获取了宝贵而稀缺的教育资源，不仅教材教学精良，而且还有外教。（记得外教上课的第一个夜晚，教室前门后门的窗户上都挤满了一个个人头，我还平生第一次得了Herold 的英文名。）

回到前面对文科的判断，学外语属于获得事实的学习，属于事实判断。外语不会是假的，也不会是错的。一旦学了，终身受用。直到今天，那时所学的外语还以积累的形态为我的日常生活服务。

文科80级英语快班哲学系同学和冯老师及其外教Dampsey

第三，就是玩乐。川大旁边是望江公园，望江公园是竹的公园，各色各样的竹子分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一千多年前，这里就是清雅之地，薛涛在这里度过了好多吟哦岁月。坐在薛涛井边，人也不由染上了几分风流。从川大到望江公园，不必走大门，从专供川大进出的小门，就可以进入。开始，不收门票；后来才象征性地收取了5分钱。但凡有一点闲暇，我们就会到望江公园里逍遥，公园里有露天茶园，坐在高背竹椅上，要一碗三花茶，再来一包怪味胡豆，一下午就妥妥地有了天上人间的味道了。

大校门口的滨江大道也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锦江日夜不息缓缓流过，带来了舒心的江风，也带来了远处雪山的清冽。在盛夏也好，在寒冬也罢，在江边漫步和坐坐，心里就平和了不少。

周末，时间多了些宽余，就会到九眼桥，坐上二路电车，到熙熙攘攘的春熙路，再以那里为圆心，四处闲逛，吃馆子，看画展，逛商店。成都是平原，富饶得可以容下大唐王朝。长街恢弘气派，通达宽敞，满眼看去，都是舒泰。即使是陋巷，领略的也是清爽的市民气息。成都的市民气息除了浓郁的烹调芳香，还有彻头彻尾的闲适。走在哪里，心里都是宽余。

读大四的时候，全年级都搬了家，重新按小组调整了寝室。因为多出一个寝室来，就从几个小组调出一两人来，组合到这个杂居寝室。

这里要解释一下，到了大二的时候，宿舍以班里的小组为单位，重新分配，于是，我们那个五湖四海的宿舍就解体了。新的室友中，有一个可是校园里少有的潮人，烫了爆炸头，留着大鬓角，戴上蛤蟆镜，穿着西装，里面是花衬衣，阔大的领子翻出来，盖到外面西装领子上，下面套的喇叭裤，可以在地面拖曳而行，有强大的扫地功能。

他还擅长跳高和排球，染上了严重的脚气，脚特别臭，还特别喜欢抠脚，不管动作是含蓄隐晦的，还是直接暴露的，浓烈的臭味顿时就会像瓦斯一样迅速扑过来，仿佛矿难前奏。好几次，我都在梦中了，活活被这股臭味刺激得惊醒过来。

他通常回来得晚，回来之后，他就忍不住先很享受地抠他的脚丫子。这个可以理解，荷尔蒙勃发的生长时期，他的脚丫子经历了一天奔走，自然难忍其痒。不过，他应该把顺序变一下，先到盥洗间去，把脚好好洗一洗，再可劲抠了，再回来睡，就不至于对我们这些室友造成伤害。

小组男女同学

毕业多年了，关于那个寝室的其它记忆都已经淡忘，唯独他的脚臭，锥心之扰（笑），不能忘怀。

毕业后，这位老同学在大学教了几年书，后来华丽转身，成为了美食家，不是玩票性质的那种，而是职业的，养家糊口发财进步实现自我的。他先是经营食品企业，卖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宫保鸡丁、盐煎肉片、回锅肉一类的真空包装食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工厂倒闭了。不过，他仍然不屈不挠，继续在烹饪这条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走下去。

他后来一度把餐馆开在了公寓里，兴盛的时候，还请了帮手，靠着同学们朋友们帮衬，把请客聚餐或者公务餐一类的活动都安排在他这个私家饭店里。同时，还借助微信，广邀吃客，外卖快寄可，来店里吃也可。在微信上，经常看到同学们在他那里大吃大喝的酣畅场景，同学们也对他的烹饪手艺赞誉有加。

而且，小组的这个寝室就在宿舍大门一侧，差不多是收发室的位置，非常嘈杂。我于是决定搬到新诞生的杂居寝室。

稍微经营一下，我就遂愿了。这个杂居寝室的门牌号是117。

读到大四，必修课大都修完了，只剩下一些无可无不可的选修课，比如社会调查方法、青年毛泽东、西方心理学史之类。考研究生的如我一样的同学大都把心思放在了考研上，暑假和寒假都没有回家，呆在学校里复习。没有考研究生的同学等着分配，学习的心早就散了，能到教室去点个卯，就已经很对得起天地良心了。

研究生考试定在大四的下学期之初，正是开春时节。考完试，考研的同学一直绷着的神经也终于松弛了，考上或者考不上，都不再是人力可及。我们也混入了消闲的大队伍之中。

说到消闲，其实主要就是吃喝。到了晚上，某人一倡议，大家凑了钱，然后就翻书，用页码的个位数来决定胜负，页码最小的两个就骑车到校外去买酒和卤菜。酒菜来了，大家围了桌子，猜拳罚酒吃肉，个个兴高采烈，跟巴西人过狂欢节一个样。有的时候，酒菜喝完了，大家又未尽兴，就再凑钱，再出发去买。买回酒菜，再荒唐。

我们这个寝室里，家境都还好，手里都有几个零花钱。就说我，进校时，把工作两年零存整取来的两百多人民币存入了川大的储蓄所，仗着这点基金，从无捉襟见肘之窘。夜夜喝酒吃肉，也还不在话下。一个一个纵情欢乐的夜晚就在最后一个学期循环下去。

到了11点，学校就熄灯了，不过这并不能终止我们的吃喝。点上蜡烛，欢乐在烛光里继续飘荡。

酒喝得高了，大家当然就要说些尺度大的话，平时在文明外衣掩盖下的那些关于本能的话题，这个时候就占据了主角。一个室友那时正处在幸福的热恋状态，我们就会趁了这个癫狂时刻，追问他某夜回来为何身上沾了草。有次，他说胸部有痣的女人温柔，我们就会盘问他结论如何得来，是不是亲自考证了。平时思维严谨的他张口结舌，无法方圆。看到他面红耳赤的样子，大家越发开心，就穷追不舍，继续审判。

酒一喝起来，大抵会喝到三更半夜。电灯早就熄了，我们点亮蜡烛，在昏黄的光晕里，我们如同占据山头的草寇一样，压低声音吼：“五魁首啊，大团圆啊，七匹马儿跑啊……”但压抑不久，就亢奋起来，划拳声划过静夜，飞檐走壁，在宿舍的一个个寝室里恣意穿行，惊醒了好多人的春梦。

白天里，状子就会递到了系里。一追查，不过片刻，就真相大白了。好在系当局并不把这当成治安事件，只是传话来，让我们小心，却并没有禁止我们的酒肉活动。于是，我们夜间的寻乐就在小心的掩护下，照旧进行。

酒喝到半夜，第二天不说早起锻炼废了，就是跟着其它寝室的节奏起床都难；即使能，到了课堂上，瞌睡虫却依然附体。上心理学的老先生是系里的镇山之宝，在波士顿和多伦多大学浸淫了六年，把西方心理学家的生活和理论数如家珍。他上课从来不带课本，也不按部就班，一二三次第讲来。而是如意识流大师一样，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听他讲课，必须从一而终，只要中间一走了神，就到了云里雾里。

有次，我带了夜来的酒意上课，头止不住仿佛鸡啄米一样打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一会，就点我的名，让我回答问题。我哪里能回答，就无比难堪地说不知道。他让我站了一会儿，说那样能帮助驱除睡意。我那天好狼狈，从来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啊，不想晚节不保，竟然背负如此奇耻大辱。

我们寝室的喝酒行令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大家就为我们奉送了一个名号“117酒家”。并不全是嘲讽，更多的还是羡慕嫉妒恨（笑）。

117酒家的酒客们并不都有海量。比如我，一喝酒，就意态迷离，神思恍惚，在觥筹交错中，甚是英雄豪迈，号称喝酒是“年级之最”。终于被室友小蓝搀扶着到盥洗间、不可收拾地吐了几次之后，那个“最”被大家会心一笑，修正成了“醉”。

都多少年过去了，在117密室里，笼罩在橘黄色烛光中猜拳喝酒吃肉的情景还是如此鲜活，那些如鬼魅一般张牙舞爪的影像还是依旧狂放，人生中有那么一段少有羁绊而纵情于欢乐的日子，原来是很美好的。

到大学的时候，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大好，肉类敞开供应了。四川又是天府之国，食品供应充分而便宜。只要有钱，每顿都可以吃肉。我最喜欢也最经常吃的是盐煎肉和京酱肉丝。盐煎肉才三角钱一份，京酱肉丝则要三角五。第四节课的时候，已经有点饥肠辘辘了，最后几分钟，老师再讲得精彩，说刻板的康德爱上了某女，说弗洛伊德曾经有一次神秘的出轨，说泰勒斯靠垄断橄榄榨油器发了财，我们也鄙视得很。下课铃响起，善解人意的老师戛然而止。不解风情的老师则还会要啰嗦几分钟，那个时候，就恨得牙痒也。

我们那时很讲效率，吃早餐时，背了书包拿上饭碗出门，打了稀饭和馒头，然后就边吃边走向课堂。途中在一个水管那里洗了碗。下了第四节课，大家以竞走的姿态，走向食堂。如果提前了几分钟，就不用排长队。反之，就只好在长蛇阵后面缓缓移动。

食堂偶尔会有饺子、鱼和青笋烧鸡。这种日子，就有了些过节的意味，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相随。

考研究生那个假期，我没有回家，就跟考研的同学坚守学校。高考阅卷是在大学进行的，伙食由学生食堂提供。阅卷那段时间，伙食出奇精致，就像吃小灶。就说那红辣椒炒肉，跟馆子里单锅小炒的一个样，价钱却又跟平常一样。往嘴里扒拉的时候，竟然生出几分不舍来，舍不得快快吃完，如弗洛伊德说的，尽量延长那个快感的过程。

最初大学的食堂有三个，一个文科食堂，一个理科食堂，一个教工食堂。后来又有了三食堂。说起来，学生食堂都由后勤处管理，品位应该差不多，可事实上，食堂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把一个食堂吃久了，就习惯了这个食堂的口味，要换个食堂就有点水土不服。整个本科期间，我几乎都是在文科食堂进膳的。一直到研究生第二年，我们搬到研究生宿舍，才就近到理科食堂吃饭。

我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系学生会生活委员。有段时间，也许因为学生跟食堂有摩擦，校方就主导成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由食堂和学生代表组成。我被选为文科食堂伙委会主席。黄主席上任伊始，很是热心，帮厨和定期出黑板报成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食堂一方其实并没有因为伙委会的存在而变得更好，依然故我，不为所动。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卖馒头，居然赤裸双手去抓。如果那双手是纤纤玉手，倒也罢了，可叹的是，那是双黑乎乎长指甲的手。我气得嘴都歪了，在窗口那里对她急瞪眼。气得大叫：“不要用手。”她诧异地看着我，回道：“不用手，用什么？！”

那时的川大在吃的内容上尽管不乏美味，但在形式上有点太过豪放和粗粝。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后来到了南京大学访问女友，才羞愧地认识到川大在吃上跟民工并无二致。

吃饭的时候，南大的校园里看不到且行且吃的人，大家都在沿墙立着的柜子里开了锁，把自己的餐具取出来。打了饭菜，然后都在饭厅里坐在长条桌边就餐。每人都有两个碗，一个装菜，另一个装饭。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就议论时政、谈着风月，文明层次很高，生活格调很雅。四川大学虽然居于诗书风气浓郁的锦城，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吃象。

我们一早出门，拿着唯一的饭碗去吃早餐，盛了稀饭，要了酸菜，拿着馒头，就一边走，一边吃到教室去。那时川大校园有一句尽人皆知的谜语：川大什么最大？谜底是：灰最大。川大的土木工程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可以想见在路上吃饭是个什么样的情景。路上吃完早餐，就在路旁工地的水管边洗了碗。然后，就径直进了教室。上完四节课，又大步流星去食堂排在人头攒动的人堆后面分别打饭打菜。菜饭都置在一个碗内，然后就挎着书包一边走回寝室，一边吃饭。饭厅当然是有的，但不置一物，空空如也。

到了南大，看到学校里原来还有这样吃饭的，当然心里震动很大。这样吃，不仅雅，而且也增进了交往。说不定男女间的一些佳话就是因为偶坐一处摩擦出来的吧。陌生的男女坐在一处，吃着吃着，可能就消除了彼此的坚冰，聊上了，并成为了朋友伉俪。像我们那种吃法，旷男怨女不可能走到一起。

一次，我刚花了巨资打了青笋炖鸡，兴冲冲穿出饭厅大门，不幸跟一个同样兴冲冲窜进来的女生相撞，我的一顿美食顿时被打翻在地。那小女生很内疚，红着脸尴尬地连声道歉。我当然没有让她赔，但也没有就此相识。这种灾难性事件造成了我跟一个陌生女生对话的契机，却不可能走到花前月下。

南大食堂吃的也很丰富，好几个窗口卖着不同的小吃副食，直到晚上还可以买到酸奶。这也让我感叹了好一阵。那些师傅都穿着制服，看起来很富有职业风采。川大的那些师傅却让我难以启齿。师傅们都不穿制服，就跟街头边摆麻辣烫摊子的似的。

不过南大也有文明层次低下的所在，那是澡堂。到澡堂去洗澡，居然有大池，池里如下饺子一般密集，沿岸还挤满了人体。后去的没有了空位，就用一个洗脸盆越过人头在塞满人体的池中舀上一盆水在外面的空地上小洗。天哪，那像是包身工的澡堂呢。我的眼前一黑。川大的澡堂都是淋浴，虽然总是很多人分享一个蓬莲头，却究竟没有卫生之虞，也不用脱了等待。

跟川大相比，南大的校园也很促狭，尽管局促，却还划分出南园北园，听起来仿佛很辽阔，其实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南大的校园里谈情说爱老是在建筑物间穿行，少了多少诗情画意！川大不然，虽然没有那样多的讲究，划分成东园西园的，却偌大一大片，海阔任鱼跃，园大任人欢了。

川大从校门一进去，就是气派非凡、深幽十足的大道，参天的法国梧桐把大道遮掩得严严实实。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跟其弟子一边论道，一边散步，史称逍遥学派。我们那时在那条林荫道上散步倒是有了些许逍遥学派的意思。还有方圆一里地的荷花池，相邻的望江公园和大门外川流不息的锦江都是清幽的所在，可以滋生情意，也可以激发灵感。

从正门进入，就是这条宽阔悠长的法国梧桐大道（网图）

南大居于城之腹，一走出去，就是闹市了。诱惑是不是也太多了？女生买衣物化妆品，都忒方便。如此一来，还有多少心思放在学习上。男生自是也逃脱不了诱惑。在哲学系研究生的寝室里呆了几天，他们的话题不是到南艺跳舞，就是上电视台露脸。那段时间，他们正在校园掀起一个惊天的波澜：面向全校主办了一个系列哲学讲座，又是萨特、又是弗洛伊德、又是法兰克福学派，把小女生搞得头晕目眩、崇拜不已。川大要安静许多，后门出去，是田园风光、农舍炊烟。我当年就是在那里参加越野跑的。当我们还在淳朴安谧的风气中安静读书的时候，南大已经动辄谈托福了。川大像是一个闭塞的古典书院，而南大则是一个沸腾的现代学府。

在南大也是可以寻得几分清幽的。到附近的鼓楼上坐坐，来一杯绿茶，坐下看天，挥霍一个朗照的午后，那倒是上好的享受。骑车走不远，就到了玄武湖。在湖上沉醉一天来得既奢侈，也容易。

坐火车从川大到南大很遥远，穿过秦岭，越过八百里秦川和辽阔的中原大地，一觉醒来，买了一只符离集烧鸡大啃的时候，江南湿润的风才迎头吹了过来。说是在望，其实盘桓了小半天，才看到了南京长江大桥和天际的白帆点点，“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也脱口而出。如此迢迢而来，差异本在料想之中，诧异却还是不期而出。

教工运动会开幕式上抬宣传画的哲学系80级高穷帅们

公元1984年，大学就要毕业了，茫茫大地，何去何从？回到家乡，无论走仕途，还是当师爷，都不是我想要的。那就还是图个深造的美名，继续读书吧。于是，就计划去读研究生。不过，当年读研究生谈何容易，不是说想读，就可以读的。当年考上研究生还是个极度拉风的事，之所以极度拉风，是因为招考名额极度稀少，而且对官员商人闲人的大门还紧锁着。

最后一年里，整个年级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报名要考研究生。先是决定考哪个方向，既要考虑兴趣，也要考虑获胜的可能性。当年研究生的招考资料统一放在一个房间里，我跟同学跑到那里，一本一本查看，那些专业和方向都很神圣，能读上任何一个，都觉得是件无比幸运的事。

我一向对现代西方哲学感兴趣，而且那门课的考试成绩很是耀眼，尤其是对海德格尔以“在在的在中思在者”开头的那段晦涩的话诠释得非常准确。于是，就自以为是现西哲的宠儿了。全国那些现西哲的名家寥若晨星，选择的最大考量是如何能取胜。现西哲里分支很多，有科学哲学，有结构主义、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克千当年是存在主义的专家，所以我把他当成了第一选择。辽宁大学有个教授也招，但是他不著名，而且辽宁大学不是重点大学。不管如何，我还是给这两个专业的导师写了信去问讯。

那时，也许导师们带的研究生不多，也许师德更高些，两个导师居然都给我回了信。王克千居然一笔一划给我写了三页纸，我几乎认为我笃定就是他的弟子了。他鼓励我报考，给了我很多指导。我很激动，马上开始紧张的准备了。

大约一个月后，王教授又来了一封信，我一看，心就凉了。他在信中说，因为住宿困难，上海社科院决定当年只招本地生。

我一时失去了主张。就在这个时候，本系新批下了一个硕士授予点。原来本系就有一个硕士授予点，是欧洲哲学史，而这个专业当年不招生。新的硕士授予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不过，这个专业可以包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跟我心仪的现西哲有点交叉关系。加上这是本系的专业，获胜可能性大。就这样半推半就地选了本校。

决定了，心并没有就安顿下来，照样乱糟糟的，就像拿不准媒婆对新娘的夸赞是否鬼话。但是，又觉得没有其它更好的路可走，就这样将就了下来。

考试在1984年春季举行，而考生则在1983年夏天就要把事情定夺下来。我那个夏天没有回家，就呆在学校里，一个中学同学从家乡来成都玩，我陪他上了娥眉山，还去看了乐山大佛，看了成都好多名胜古迹。除了陪同学度假，我几乎没有投身到正经的备考之中。

开学后，备考的气氛越发紧张起来。系里对考生特别优待，怕他们晚上找不到地方复习，专门在系里腾出一间教室，供他们专用。

我那年连寒假也没有回家，不光是我，好多同学都没有回。整个寒假期间唯一的享受，就是看了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我们之前，本校77到79三个年级每年都有考研究生的，每年考取的都很稀少，两个或者三个。谁考取了，大家都如数家珍，系里会传颂一时，大家会羡慕无比。到了我们这届，招考名额不见多，报考人数却似乎增加了不少。我们复习的那个教室里经常坐了二三十个人。

考试那几天，我睡得还好。那年考试，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的，其它则由报考的专业自己出题。现在都不记得考试的细节了，只记得那年英语的难度很高。很多人就栽在了英语上。还好，我以我心献英语，英语也没有亏待我，我英语及格了。参加完复试，再过几天，录取通知就发了下来。全年级一共考取了6个，三个到南开，一个到南大，另外两个入川大。

录取通知发了下来，毕业则还有两个月的光景。分配方案慢慢浮出水面。除了大都数四川名额，北京有四个名额，武汉两个，昆明两个，南京一个，同学当中并没有从这几个地方来的，所以，基本上是四川同学去这几个地方。其它省份来的同学，大都回到了原籍。贵州有三个名额，因为我的出列，却只有一个贵州同学可供分配，另外两个就靠了四川同学去填充。当年到贵州，有点到苦寒之地的意思，到这里去就算做了牺牲。

同学中川人居多，川人大都迷恋四川的成渝两地，把这两地当成首选，到京城都觉得亏了，到其它地方，即使是省会大都市，都如同被流放一样。当同学们为毕业而焦急奔走的时候，我们却是风轻云淡。那是快乐的两个月。

考上了研究生，我觉得就获得了自由，一种不受属地限制而选择的自由，无际的天空和无垠的大海都任我翱翔和腾跃。后来才知道，我并没有逃脱被强制分配回原籍的命运，那是三年之后。

四川大学哲学系80级毕业照

下面是关于大学时光的日记几则影印件：

黄文泉写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