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张爱冰：少年阅读史，那个年代的读书生活和精神世界

作者简历

1978年10月入学时

张爱冰，1978—1982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学博士。现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考古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有《群舒文化研究》《枞阳商周青铜器》等论著。

原题

我的特别收藏

作者：张爱冰

说起藏书，人们总是对线装古书、近世稀见版本津津乐道，或者对古往今来某一类成体系、成规模的藏书，能展示一个人收藏的宏富和文化的底蕴，而赞赏有加。而本文所记，不过是我个人书房一隅不足二百册的以1970年代为主的旧书，论规模和底蕴，都不值一提。然而它们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有特别的意义。它们购买于我的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历经一次次搬迁，跟随我40多年，我一直不能决绝地舍弃。这些尘封的旧籍，构成了一部少年阅读简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少年在那激荡的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在我的藏书中，它们地位独特，成为了我的“特别收藏”。

01

我出生于上一个辛丑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我的祖籍是桐城县罗岭镇，而我出生在枞阳县凤仪乡的外婆家。我祖父是家族中的一个传说人物，日占时期仍在安庆城开了几个盐庄，后客居异乡，留给家里几亩地，我的家庭成分遂被甄别为“小土地出租”。这个看上去有点奇特的身份标签，一直跟随我上大学后才不再在各种表格中出现。我父亲先是从解放军部队转业到一公安派出所供职，1950年代跟随上海某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靠着一点耳濡目染，改行留在枞阳县血防站做了一名医生，并认识了还在卫校读书的母亲。

父母实际工作的地点在枞阳县沿江地区几个乡镇血防站或医院间不断流动，我也就跟着辗转，1968年我入读老洲区中心小学。当年的老洲头因码头而兴起，是普济圩劳改农场对外交通口岸之一，该农场1970年改称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大量接纳下乡知青，如此一来，小镇日渐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了。生逢其时，我的小学时代就整日在这繁盛之地消磨，幸福而快乐。

2014年3月我重返老洲小学旧址（现已拆除合并进了老洲中学校园）

我的母亲学习成绩优秀，也许是受母亲基因的影响多一些吧，快乐之余，我也喜欢读书，况且，我有一个和蔼可亲的班主任，给我的期末评语是“戒掉骄、娇二气”。为了不使她失望，我只好更加努力。我不记得那时的学生放学后还有没有作业，应该是基本没有，我开始阅读父母单位订的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参考消息》，家里的医生手册之类也拿来通读一遍。但这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我开始用零花钱买书。那时，家里还有奶奶、姐姐和妹妹，父母两人工资合起来约70元，养六口之家，算不上宽裕。而我从书店或供销社看上的书，最终都买上了。

书架上留存最早的几本书是1972年买的，那年我读五年级。想来当时真的已有了阅读“饥渴”吧，一个小学生，已读了好几部中长篇小说了。

高玉宝的《高玉宝》，再版，内有《半夜鸡叫》。

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再版，海岛女民兵粉碎美蒋匪特、渔霸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海霞》。

郑直的《激战无名川》，长篇小说，抗美援朝时期铁道兵抢修无名川大桥的故事，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情节与2020年的电影《金刚川》相近。

《列车飞奔》，安徽短篇小说集，“文革”题材。

《战地新歌》，“文革”时期歌曲集。

还有一份《“571”工程纪要》（影印件），印象中这应当是后来收藏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读四年级，当年好像也见到过这份文件，上面的一些手写内容曾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并因这事而使我这刚满十岁的毛孩子竟然开始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大事，产生了朦胧而强烈的忧患感觉。

“九一三”事件是重大事件，十年“文革”由此而进入第二阶段。

02

1972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我随父母工作调动，转学至枞阳县长凤公社长沙中心小学。那年底，长凤中学在全公社组织了一场小学升初中考试，据说这在“文革”期间是唯一的一次，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长凤公社由两个江心洲构成，一是长沙洲，公社所在地；一是凤仪洲。此地四面环水，有孤岛之困，但与池州专区所在地贵池县城仅一江之隔，借舟楫之利，与外界的联系还是方便的。况且，池州港又是能停靠武汉至上海间大型客轮的码头，比老洲头的小轮码头高一个级别。但于我而言，池州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有一个更大的新华书店，以及一个可以零售期刊杂志的邮政局，我买书也就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了。

目前留存最多的书，购于1973—1976年，正是我的中学时期，可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鲁迅著作及相关作品 

有个说法，称鲁迅如果活到“反右”年代，他要么闭嘴，要么就在监狱。然而，在“文革”焚了好多书、禁了好多书的年代，鲁迅作品却一直是被推崇的，这让我能从中读到迥异于“文革”书籍斗志昂扬之外的民国文风，并且那思想的深刻性与行文的简洁性，也一直令我叹服。我收藏与阅读的与鲁迅相关的作品主要有：

“青年自学丛书”4本——《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及《鲁迅杂文选》上、下两册。该丛书品种繁多，影响极大，我买过的当不止这几本。正是从这些书中，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最喜欢的，是其中的“社戏”“故乡”“祝福”等篇章描写的发生在S城的故事，以及记父亲的病、论“费厄泼赖”等文章的犀利与尖刻。

白皮的鲁迅著作单行本11种——《热风》《且介亭杂文》《二集》《末编》《华盖集》《二心集》《集外集》《花边文学》《呐喊》《彷徨》《汉文学史纲要》，据说这套书出了24本。鲁迅的书，直到1990年代初，我才有能力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去年又从网上买了一套2005年新版收藏。对于鲁迅文章的喜好，40多年来一直没有降低。

与鲁迅相关的书4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鲁迅艰苦奋斗生活片段》（学习鲁迅小丛书）、《鲁迅传（上）》（学习与批判丛书），其中部分章节曾发表于“朝霞丛刊”；余秋雨等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小册子，同名文章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石一歌是当年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笔名，余秋雨应在其中，他们都是那时候鲁迅的权威解读者。

学校所在地红光大队团总支藏书《且介亭杂文二集》

古典名著

那个年代，古典文学多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东西，市面上很难买到相关作品。然而，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有意无意间却给我带来了零星的古代典籍。如评法批儒，可以让人读到一些“法家”的著作选译；农村版《十种反动启蒙读物选批》，可了解当时并不好找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曹操诗文选读》，56页小册子，让我读到了文言诗文。而当年先后兴起的读点《红楼梦》、评《水浒》热潮，则更让我有机会沉浸于古典长篇小说的精彩境界中。

《红楼梦》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横排版，卷首有李希凡写的“前言”。我从那时起开始读《红楼梦》，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我也曾下决心读过这个数，但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得实现。也许受当年一些思想的影响，我看《红楼梦》，看到的总是一部贾府衰亡史。

《水浒传》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横排版。《水浒传》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读过，书是借的，竖排，第一次学习揣摩了繁体字。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直到今天，四大名著中，我继续作枕边书的，《红楼梦》以外，就是《水浒传》了。

朝霞丛刊与月刊

“文革”中是从1972年以后，解禁了一批过去的书，以救人民群众无书可读之急。而1973年以后，一批新创作的文艺作品开始面世，虽然作品均带着时代特色，充满阶级斗争色彩，但毕竟能让人读到描写现实的作品了，无论那种描写是否脱离实际，而对于读者来说，总算有书可读了。于我而言，《朝霞》丛刊与月刊，便是我当时喜欢的“主角”之一。

“上海文艺丛刊”创刊于1973年，当年出版了4种——《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朝霞》收有段瑞夏的《特别观众》，李良杰、俞云泉的《较量》和石一歌的《鲁迅在广州》等。《朝霞》书名取自史汉富的同名小说，2011年在书肆上看到史汉富新出《痴人笔记》，我还买了一本，如见故人。《金钟长鸣》收有林正义的《孟新英》、石一歌的《鲁迅传》等，林正义是才华青年，拒绝过林豆豆的爱情，在《朝霞》做过编辑。《钢铁洪流》刊有《第二个春天》《渡江侦察记》《赤脚医生》等电影文学剧本。《珍泉》刊有陆天明的话剧《扬帆万里》等。

“上海文艺丛刊”于1974年更名为“朝霞丛刊”，当年出版了2种——《青春颂》《碧空万里》。《青春颂》收有陆天明的话剧《樟树泉》、华彤的电影文学剧本《延安的种子》，华彤是林正义的笔名。《碧空万里》收有古华的小说《仰天湖传奇》。1975年出版了4种——《战地春秋》《序曲》《不灭的篝火》《闪光的工号》。《战地春秋》书名取自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同名小说，《朝霞》月刊1975年第3期发表任犊的《走出“彼得堡”》，就是由胡万春的一封信开篇的。《序曲》是一部已发表作品的选集。《不灭的篝火》书名取自黄山茶林场创作组的同名小说，该茶林场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谭家桥，当年上海从安徽购买的一块飞地，用于接纳上海知青。《闪光的工号》刊有电影文学剧本《金色的阿夏河》。1976年出版了2种——《千秋业》《火，通红的火》。《千秋业》收有《矿山的春天》等电影文学剧本，《火，通红的火》收有陆天明的同名话剧。这是我买的最后两本“朝霞丛刊”，后来了解到还出有《铁肩谱》《无产者》，但没见过书。

《朝霞》月刊创刊于1974年，我先是从一位小学老师那儿看到这份刊物的，不好意思开口，就让我的母亲出面帮助借阅，第二年自己订了一份，又想办法把1974年各期集齐了。至1976年9月，《朝霞》共出版了33期。

纵观《朝霞》丛刊和月刊，有些作者“文革”后继续活跃于文坛，如路遥、贾平凹、余秋雨、陆天明等。前些年，我从网上看到陈冀德的回忆录，才对该杂志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些了解，陈是《朝霞》事实上的主编，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我曾在香港的书店搜求纸本书，竟未如愿。

我的特别收藏

《学习与批判》月刊与丛刊

既学习，又批判，一看系列书刊的名称，便能体会到当年的政治氛围。我很倾心于这样的系列刊物，它不是高大上的哲理论辩，而是有不少可读的从生活中学哲学的小文章，给人以启发。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有思想观念的引导意义的。 

《学习与批判》月刊创刊于1973年，我先是从邮局的零售柜台接触到这本杂志的，很快就想办法收集齐了这年出版的全部4期，并于1974年开始从邮局订阅。至1976年10月，《学习与批判》共出版了38期。当时的环境，“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人物传记”“社会调查”“杂文”等栏目及刊登的文章，如徐缉熙评《红楼梦》、金冲及谈《天演论》、秋雨谈鲁迅和胡适、刘大杰读《红与黑》等，还是很新颖的。

“学习与批判丛书” 创刊于1975年，当年只出版了1种——《论儒法斗争》，收有石一歌、金冲及等的文章。1976年出版了5种——《灵璧夜谈及其他》《鲁迅传（上）》《〈水浒〉评论集》《历史人物集》《走出“彼得堡”》，此后未再出版。“学习与批判丛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曾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月刊，如《灵璧夜谈及其他》中的《灵璧夜谈》是一篇关于安置上海知青的安徽灵璧县五七农场的长篇通讯，曾刊登在《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3期，用了15个整版，影响很大。

《朝霞》《学习与批判》的停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小说诗歌散文集

“文革”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总体上带着很强的政治气息，假大空的文字也有不少。但是，不少作品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仍深深地打动着我年轻的心。我在这方面的收藏主要有三类：

再版或重印“文革”前的有5种——贺敬之的《放歌集》，其中的《回延安》《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曾传诵一时；柳青的《铜墙铁壁》，解放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浩然的《艳阳天》1—3卷，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苏联小说《毁灭》，鲁迅译，有关西伯利亚一带游击队的故事；《铁流》，曹靖华译，有关顿河、高加索一带红军的故事。

“文革”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5种——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革命题材小说，后改编为电影；克非的《春潮急》上、下册，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周肖的《霞岛》，南海岛屿军民粉碎蒋匪帮武装窜犯的故事，与《海岛女民兵》题材相近；周嘉俊的《山风》，知青题材长篇小说；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的《大海铺路》，典型的“文革”小说。

“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集14种——浩然的《大地的翅膀》《西沙儿女》（正气篇），徐刚的《潮满大江》，章德益、龙彼德的《大汗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以及《延安的种子》《育秧时节》《新课堂》《金翅鸟》《迎着朝阳》《灯岛》《新穗集》《战鼓咚咚》《在昔阳大地上》《激浪滚滚》等。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收藏：“文革”歌曲《战地新歌》第2—5集；农村版《知识青年地图册》（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世界、中国地图合一，非常实用，我使用了很多年；《写作漫谈》，“青年自学丛书”之一；《金色的葵花》，安徽省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的中学生作文选；《方志敏》，“中国现代史丛书”之一；《李白与杜甫》，据说是郭沫若的封笔之作，我第一次知道中亚有个碎叶城；《人贵有自知之明》，58页小册子，3.9万字，今天是难得一见这么薄的书了。

《张铁生试卷影印件》，这应该是“四人帮”垮台后的解密文档了。张铁生因在1973年高考中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称为“白卷英雄”，这不仅给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影响到我这个小人物的人生轨迹。

还有特别让我看重的，是《诗刊》《人民文学》复刊号（均1976年第1期），上面首发了毛泽东诗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等独特诗句，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后据《朝霞》编辑施燕平的访谈录，他曾被借调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复刊工作，此刊成为后来1980—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

03

“文革”末期，受“白卷事件”等影响，学校上课不太正常。我的父亲深谋远虑，考虑到今后招工或升学需要一个知青身份，当时安徽的高中学制还是两年，父亲要我高二就不要读了，去离家不远的我的一位长辈亲戚在做大队书记的地方插队。

当别人对于不得不上山下乡而愁眉苦脸之际，1976年底，我却高高兴兴地离开家，开始了到乡村独自谋生的新征程。事实上也得益于那位亲戚的庇护，知青点没住几天，我就去大队办的小学做了一名代课教师。

巧合的是，学校的校长当年曾教过我的母亲，母亲的小学毕业证书上还有他的签名，有了这一层的缘分，校长对我也就多了一份关爱，他是一位真正的乡村教育家。

学校的老师都住在附近的生产队，放学后就我一个人住在学校，晚饭是必须自己解决的。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只偶尔传来远处村庄的吠声，无数个夜晚，唯有灯下阅读让我忘却孤独和胆怯。

1978年9月，我在新学期的课堂上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的插队生涯不到两年时间就匆匆结束，这期间，因忙于生活转型和高考复习，买的书也就很少。

我母亲小学毕业证书上有刘校长的签名

再版重印的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秦牧的《艺海拾贝》以及《契柯夫小说选》《瓦普察洛夫诗选》，后者是一位保加利亚革命诗人的诗集。新出的有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郭沫若题写的书名，作者参加过长征，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有交往，并同为创造社成员。还有一份非正式出版物，《四人帮罪证资料》1、2、3。

《朝霞》停刊一年后，《上海文艺》月刊于1977年10月创刊，这一年共出版了三期，其中有对《朝霞》的批判，如《评“四人帮”的帮刊〈朝霞〉》《居心叵测的篡改——斥〈朝霞〉的黑诗〈把炉火烧得通红〉》。《上海文艺》1978年我还有订阅，1979年改称《上海文学》后就没有续订了。

04

以上藏书，粗略统计有92种，185册，归纳一下，有以下特点：时间上，以1973—1976这四年最多，当时“文革”已进入后期，图书出版逐渐增多；地点上，大部分是在上海出版的，可见当时上海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当然，也有安徽离上海较近，接纳上海知青较多而易于买到的原因吧，后来看到一份材料，整个上山下乡期间，安徽接纳了15万上海知青。类型上，文学作品较多，这多与当年的思想政治运动有关，如评法批儒、读点鲁迅、读点《红楼梦》、评《水浒》等，从先秦典籍到明清小说，再到鲁迅的白话文、毛泽东的旧体诗词等，堪称一部删节版的“中国文学史”；此外，社科普及类刊物发行量极大，动辄几十万册，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杂志》，后者我从一位物理老师那儿借阅过几期，文章标题朴实，语言活泼，可读性强；月刊、丛刊同时出版，有同一篇文章在月刊、丛刊同时发表的情况；注重业余作者队伍的培养，包括文学与社科，有专门的培训班；杂志多篇幅不大，一般在80页左右，骑缝装订，易翻阅，校对精良，很少有错别字，封面设计、插图、题字也很讲究，很多出自名家之手，如费新我、陈逸飞等。

当年买书的渠道，主要有四个：新华书店，这是主渠道，县城以上基本都有一个大点的新华书店；供销社，乡镇级供销社大多有几节图书柜台；邮局，乡镇邮局只可订阅，县级以上邮局有报刊零售；邮购，北京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就设有邮购部，我是从一位安庆知青那儿知道的，通过邮局汇款买过不少次。

买书以外，当然也有借阅，比如《中国通史简编》《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漂亮朋友》《一生》等，有些是“文革”前出版的，有些是1977年后重印的世界文学名著，一时洛阳纸贵，我没有买到的。在学校阅览室还可以看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其中一些副刊如“风雷激”“看今朝”，政治说教少一点，形式活泼一些，且常有大家之作。

上大学前，我将以上图书全部装箱封存，让家人妥为保管。1988年运到我的工作地点合肥，有一部分虫蛀污损严重，忍痛割爱，舍弃了；2008年，为免散失，又编制了一份目录。也可谓弊帚自珍吧。

面对这“特别收藏”，我在想，一个人少年时期的阅读，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他能读到什么，为什么读，以及如何读，都不是由他自己所能决定的；但是，少年时期的阅读，会影响一个人心智的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的方面甚或会影响他的一生。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接受了太多的革命史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接受了太多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影响，也接受了太多的对古典名著的政治解读，这建立了我们的教育基础，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图景，也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但是，历史长河奔腾向前，大浪淘沙，不舍昼夜，“特别收藏”伴随了我的成长，我别无选择，我仍要对它心怀感激，仍在这书房一隅为之留出一席安身之地。

谨以此，纪念我的少年时光，纪念“南大78’历史”的难忘岁月——国家恢复高考时，在千帆竞发中我考上了大学，还是应当算上那些伴我度青春的藏书一份功劳吧。

2021年2月24日

于合肥留澜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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