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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卜幼凡：1978，北大不过是我的第二志愿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卜幼凡，1961年生，江苏人。1982年起在中共安徽省委从事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级巡视员。
作者：卜幼凡
新三届群体中，高考经历千奇百态，让如今的年轻人看来很不可思议。我是新三届群体中的小字辈，与许多“老三届”“50后”们跌宕起伏的高考经历相比，我当年的高考就显得平淡得多，本不值一提。可是同班同学要编纂一本入学前后回忆录，催促我动笔，赶鸭子上架，不得已，我也就说说自己当年高考前经历的一些事情吧。
1977年７月，我毕业于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公社新东大队的新东学校。它坐落于苏北平原、黄海之滨，设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共四个班级——一个乡村的中学，场地窄小，设施简陋，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年级。不能指望它有多高的教学水平，能让周边乡村的青少年在那个时代念点中学的书，也就是烧高香的大好事了。——学校生源来自周边的五六个大队，我家所在的安南大队也是其中之一。
射阳是盐城市（过去叫地区）下属的一个县，是我童年、少年生活的地方，但我却很难把它与“故乡”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如今自己年届花甲，竟然心地恍惚，似乎说不清楚：何处是我故乡？
父亲是苏州吴江人，参加革命后经过华东财政干部学校培训，被分配在江苏省财政厅工作。如果按正常的轨迹发展，我的故乡应该算是南京吧？因为曾经的家在南京，我母亲也是南京人。然而，50年代后期，因父亲和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个人成分比较“高”，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觉悟也比较“高”，就一起“支援”苏北，下放来到盐城，我就出生在了盐城。因此，我历来填写的履历表中，籍贯一栏是吴江，出生地是盐城，在盐城下面的乡村长大，于是故乡就算盐城了？我心里对此却总觉得怪怪的。
在那特殊的年代，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情商也不算高的父母亲，生活很艰难。他们的工作单位一路下行，从地区建设银行，到淮北盐务管理局射阳盐场，然后在1969年冬季，又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全家下放到了这里的安南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好在那时的农村民风还较纯朴，对我们这个外来户，并没有表现出排斥和歧视。不过孩子上学却大受影响，因为农村的教学水平实在低得让人无话可说。
安南大队下属有10个生产队，从南往北呈狭长型分布。为了兼顾学生上学方便，在南边的２队和北边的９队分别设了一个１—３年级的教学点，配有１到２名老师。４年级和五年级则集中到中间的大队部上课，称中心小学。
我家下放在第６生产队，于是1970年上半年我插班在９队的教学点上完三年级（我在射阳盐场职工子弟学校已经上了一年的三年级，好像是学制改革的原因，又多上了一个学期）。暑假后就要到中心小学，继续读四年级。
正是在这个暑期，家中突遭变故，母亲因病去世。战争年代，她在部队时从事的是文化工作，没上前线，而长期的风里来雨里去，却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27军入朝参战时，母亲体检被发现有病，遂到淮安康复医院疗养并工作，1957年转业。这病在城里生活还不成问题，但到了缺医少药的农村，就一步步加重了，最终导致不治。那一年，我９岁。失去母亲的时候，年幼的兄妹三人悲伤不已，从此失去了那个在穷困日子中能对我们百般照顾的最亲爱的人。
本来在中心小学的学习，也没有多少值得记述的事情。只是有一件两个班（或者说两个年级）共处一个教室学习的状况，也算是一道奇景，倒可一述。
按照原有教学布局，离大队部近的几个生产队的孩子，前三年要分别到周边的小学教学点去上学。有些贫下中农家长有意见，要求在大队部也设教学点，这样，他们的孩子上学就可以少跑路了。这一貌似有理的建议被“从善如流”的大队领导接受了，于是大队部也设了个上课的教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在一间教室里，同时坐着一年级、四年级两个班级的学生，一半学生听课，另一半学生就做作业，交替进行……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了一年。
读完四年级，教室里又有新的低年级班级入学，升入五年级的我们这一帮哥哥、姐姐们就得腾出位置，不能再与他们挤一间屋了。那么，移到哪儿去上课呢？当然有地方——牛棚！这可是真正的牛棚，与关押走资派的“牛棚”概念有区别。我们在那里又学习了一年，牛棚里的特殊气味，深植于我的嗅觉记忆中，至今挥之不去。
小学毕业后，我先后在隔壁大队的卢洼学校和新东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初中阶段，虽是“黄帅”事迹和“白卷”事迹广泛宣传之时，倒也没影响多少学习。高中阶段，“学工”“学农”占用了不少时间，记得高一时我们与高二两个班100名同学，曾花了近一个学期，挖了一条河，“革命”业绩还真不算少……只是学业也同样耽误了不少。
当年的农村教育环境、教育资源如此简陋和贫乏，学习效果也可想而知。
卜幼凡所在高中班毕业照
高中毕业，我面临选择。是作为插队知青继续在农村干下去，还是想办法进一个工厂去挣工资？当然，谁都愿意选择后者。可是，要实现它却不是那么简单，那得有指标，有门路，有机遇。像我家这种路子越走越窄的状况，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只有一条路：先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干下去。
那时，对于前途和未来，真是两眼一摸黑，不知将是一种什么结局。而时代正在起变化，历史来到了大转折期，我也在眼前一片茫然中，忽然看到了新的希望。
1977年10月下旬，我的一位姓王的高中好友（曾做班里学习委员）来家里找我，告诉我一个重大消息：今年参加大学考试不用靠推荐，可以随意报考。我不以为然，说：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推荐轮不到我们；考试，我们又怎么考得过城里人？王同学听我一说，也像泄了气的皮球，顿时兴致全无。他与我聊了些其他事情，就告辞离去了。
又过了半个月左右，他再次来我家，说许多同学都准备参加高考，学校还举办了补习班，连班上成绩很差的同学都报名了，我们在班里的成绩还算是尖子呢，为何不试试呢？我对此还有点不信，就专门与他跑回学校去看，结果发现同学们那种热火朝天认真复习的样子，真令我们不安起来。报名，还是不报名？这是一个问题。
禁不住王同学的一再劝说，我勉强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当然，以这样的心态，仓促的准备，在11月份头一轮的初试中就被淘汰出局。应验了我当初的想法：在乡下落后的课堂学了那么点东西，要考出好成绩来才怪呢！
我连公社中学都没有上过，在三个大队的学校分别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了些基本常识而已，其中仅语文、数学课一直学着，初中时增加了物理和化学课，老师只是照本宣科，没有任何实验；高中时则基本上学的不是正经的数理化，倒是学起了什么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而英语则只学了简单的几个句子，至于历史、地理什么的课，则压根没听说过。总之，接受的是不完整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尤其是理科知识特别薄弱，因而也没有任何兴趣。
真正点燃我大学梦的，是一次偶然到同学家的串门。
1977年的高考，江苏有30多万人报名。本来恢复高考就很匆忙，这么多的考生一起上阵，有关方面压力似乎很大。于是江苏实行了二轮考试的方法，以地区为单位，组织考语文、数学两科，一下子淘汰了20多万人，像我这样根本没准备、理科又差的当然也入了淘汰之列。但是我有二位高一届的同学却参加了省考，虽然最终没有入围，但也算是经历了两度考试。我去到其中一位同学家遛遛。
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串门，却让我看到了那次正式考试的题目。而我却认为，考题非常简单。如此简单？我有些不敢相信。全部浏览一遍后，心里盘算，除了数学难一些，其他几科考的都是不太难的常识啊！这顿时让我有了自信心，心里琢磨，也许上大学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必须去尝试一下才对啊！说不定就像撞大运，一下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呢？由此我对于再度高考就来了精神。
长年生活在农村，见识虽短浅，但父母毕竟还算是文化人，父亲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过音乐，母亲也是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家中日常的知识教育自然要比农村孩子更多些。特别是我的母亲记忆力很好，讲起历史故事来娓娓动听，我的基本历史架构就是在故事中慢慢形成的。而且，父母爱读书，也影响了我们兄妹三人，读书成为我们的习惯。
那时可读的书并不多，而且母亲去世后，家中的经济条件下降，父亲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没有余钱再去买书。于是县城的新华书店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一分钱一天的租金，可以看分拆开来的一本书（押金是每本书一元，一本书如果是定价３角钱，至少被拆成５本，才不会发生租了不还的情况），一元钱大约可以看近20本书。
这其中大多是小说，古典“四大名著”，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看完的。当然主要是浏览大概的情节，囫囵吞枣，并非精读。好在年少记性好，那时所看书中的大部分情节，至今还能记得。
除此之外，更多的知识来源于报纸。父亲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我从认字后几乎每天送到家中的报纸都看，而且是反复阅读。大队部还有《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我也经常去翻阅，哪怕已经过期许久，我都要认真地看完从第一版的国家要闻，到最后一版的文艺副刊，都要翻阅一过。可以这么说，凡是书刊印刷品，无论什么内容，只要碰上了，我都要拿来翻阅。记得自己曾经把一本捡到的中药手册背了个遍……这些平时积累，就是我自信的源泉。
既然有了想法，那就要抓紧去实现。我把自己的知识结构与高考内容进行对比，发现有二个突出问题：一是数学仍是弱项，需要强化；二是历史、地理、政治没系统学过，需要梳理。于是我东找西借，总算弄来了“文革”前的历史、地理课本，通读了一遍，算是在头脑中建立起了基本的概念。语文和政治凭的是基础，可以放于次要地位。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数学的强化上，基本上把初中到高中的作业重新做了一遍。这样，到高考前夕，该看的书都看过了，而且没花一分钱去买书和复习资料。
待我真的坐到高考的教室里时，心情竟然是出奇的平静。当时天气很热，考试过程中，许多同学汗流浃背、烦躁不安，闷热对我来说则没感觉。我心无旁骛，埋头书写，真是成竹在胸，居然自我感觉没有遇上难关，每科的考试，我都在一小时内就完成。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做完的事情上翻来覆去重做、重新检验的人，我的特点是会做的立刻就写，迅速将它解决；不会做的我相信真的是没掌握，干脆放弃，再琢磨它也没用，因而我也不会对那些没做出来的题胡写乱猜。
看着满教室考生或忙得不亦乐乎，自始至终埋头做题；或明显是不会做而坐在那儿发呆、东张西望，我不免生出几分自满来，于是就趴在桌子上休息起来，因为当时没到交卷时间是不允许出去的。几科的监考老师都对我做题做得快表示惊讶，还当堂表扬了我心态好，不紧张，让别人向我学习云云。其实，每人有每人特点，别人的特点我未必学得来，而我的特点也未必是他人所愿实践的。
几科考完，自我感觉不错，只是数学考完后才发现犯了大错，审题失误，把“文科做１-４题”看成了“文科做１题和４题”，漏做了中间的2、3二道大题！结果这科只得了48分，真是大意失荆州，重点强化的数学仍然成了短板。也算是冥冥之中对我做完题不检查的毛病的惩罚吧。
尽管如此，我此后还是对当年的高考出卷者一直耿耿于怀：你们图省事，居然把文科和理科的数学试卷合在一起，搞得我一时糊涂，以为漏掉的那二道大题是给理科生做的，白白丢掉了两大题的分！你们干的好事！当然，人家可能也会一口怼回来，说：试卷上写得明明白白，你就是看不明白，你这还考大学？还赖别人？
一切都成了过去，不计较了！
后来总分公布，我得了377.5分，在江苏全省文科考生中得分不算高，我后来入学后与同班同学横向比较起来总分也偏低，可是，当年在我们那小县城，我却成了名列前茅的文科考生。而且老师还鼓励说，你有年龄优势啊，一定有好学校会愿意录取你！
这又让我信心倍增，于是我第一志愿填报了母亲生长之地的大学——南京大学，并因了长留在记忆中的历史故事，而选择了历史系。然后把北京的北大列在第二志愿，上海的复旦列为第三志愿，“学大汉武立国”列在第四……从中不难看出自己当年也属于无知者无畏，内心膨胀，不知道自己的考分其实并不太高，而当时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刚填完志愿，却另有一个“喜讯”传来。我接到了县劳动局的招工通知，让我去县五金厂报到。你这喜讯也来得太晚了！早一两年到来，我会欢天喜地去五金厂报到上班的。可现在才给我捷报，晚啦！我将招工通知当废纸，弃之纸篓。
我开始期待大学录取通知喜讯的到来。后来，所报第一志愿的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毛笔竖写信函，落款是：“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这，才是我最需要的喜讯！
自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改变。
卜幼凡的大学录取通知函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瞎琢磨，如果当年我提前被招工，成了县五金厂的一名工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将会有怎样的结局？也许我拼搏、奋斗，成为了企业的骨干，乃至领导，能以一个企业家的风范在商海里呼风唤雨，好一派人生得意的风光啊！可是，另有可能，我还没有很好地发展呢，企业就早早倒闭了，我下岗了，或许街头巷尾贩夫走卒者流，也有我的身影在其中。人生大戏，真是无法再重新演绎。而其中的人生感慨，则是可以直击人的心灵的。
站在历史的苍穹下回溯，正是邓公拨乱反正的决定，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庆幸当时城里的孩子学习也不过尔尔，才让我这类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能脱颖而出，也能如愿以偿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走进心仪的大学校园。
那年10月中旬的某天傍晚，我向送行的父亲和弟弟、妹妹道别。父亲多少年来的困苦刻在脸上的皱纹，此时都因内心的喜悦而舒展开来。当时父亲刚被调到射阳县冷冻厂从事财务工作，厂里有前往南京送货的卡车，经父亲联系，我便坐上了那辆顺风车。车开动，亲人站在那儿向我挥手，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暮色里，而我心里荡漾着一波又一波的感动，父母亲、弟弟妹妹，久久呈现在我的脑海中……
汽车披星戴月南行，次日早晨到达南京。我在鼓楼公园附近下车，提着简单的行李小包，沿着天津路幽静的小巷，拐上汉口路。阳光灿烂，校门口新生接待处，迎新的学长向我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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