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正涛，1957年生。曾在北京大兴插队务农，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8年，然后赴日本东京成城大学攻读东洋美术史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任东京都北区文化财考古调查队调查员。1998年移居加拿大。
原题
对于1950年代出生在北京的孩子们，有好事的文人做过一个总结：北京孩子多没大出息，散淡——缺乏进取精神；随意——不经折腾，以至于琢不成大器。我年轻时算是有些小小的冲劲，在人生旅途中也曾做过一番努力，但活到花甲退休之年，回眸往事，才发现真可谓平淡无奇，还是回到北京孩子“没大出息”的论断上。即便如此，人一路走来，再平淡的人生，也多少会有些涟漪吧！因而即使此生微不足道，自己还是有了回忆往事的意感和把它们记述下来的冲动。1978年5月4日，这个每年在全国各地必有纪念活动的青年节，在北京大兴县照例也举行了纪念活动。会后，县知青办的魏主任把我单独叫进他的办公室，关切地询问我最近的情况和将来的打算。我既感动也困惑，向他汇报了我在队里的近况，还习惯性地表示了自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算是回答了魏主任提出的问题。没想到，魏主任沉吟了片刻，似乎并不因为我那一套闪耀着“理想光辉”的话语而兴奋，相反却带有几分感慨。他非常婉转地给我交底，说形势将会有变化，为了我们这些被知青办树为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的知青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程，他倒是希望我能参加今年的高考，同时也说，若不想考，知青办在年底招工时也会考虑你们这批人的情况而给予适当照顾。魏主任这突如其来的“透底”之言让我备感困惑。我一时不明所以，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说我回村后会认真考虑主任的建议。从县知青办出来，我心中一阵茫然和彷徨：难道知青下乡的大潮将会转向？抑或嘎然中止? 摆在眼前的人生岔道我将如何抉择？是参加高考还是招工？是回城还是继续像现在这样留乡？“TO BE OR NOT TO BE”，莎士比亚剧作中让哈姆雷特翻来覆去思考的问题，此时也让我煞费思量。我去了县邮电局，给我在城里工作的哥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告知连知青办都持那样的态度了，看来“上山下乡”真要走到尽头了？哥哥听了却很兴奋，鼓励我参加高考，没考取也要争取年底招工，总之是尽早回城，别再唱什么“扎根”的高调了。放下电话，我心里有了打算：参加高考！而蹬车骑行在回村的乡间小路上，我却又感慨万千，回首三年多的插队生活，面临的要走的新的道路，我一时竟然并没有特别的兴奋。我是北京第六十三中学74届高中毕业生，算是“文革”中北京试办高中第二期按15%比例考试选升高中的毕业生。据说1973年初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全面抓生产，搞整顿。在教育战线上曾提出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必须增加“文化考试”内容；另外大学也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当中通过考试招收一部分学生。这一指示无疑对我们在校高中生是一种激励。一时从学校、班级到学生本人学习风气蔚然，学校小考、区里会考不断。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1973年7月，辽宁出了交“白卷”的张铁生；到了这年年底，北京又出了“黄帅事件”。一时问责邓小平的“教育整顿”、批判“文化考试”和“师道尊严”的风潮甚嚣尘上。很快北京各中、小学校又卷入类似“文革”初期批判老师的运动当中，这种大批判式的运动风潮把刚刚恢复的读书学习风气一扫而空。学校不再有作业，不再有考试，更多的是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的所谓开门办学实践活动。偶然发生的“张铁生、黄帅事件”把我们直接考大学的梦想，甚至毕业直接参加工作的机会都给冲击没了。取而代之的政策是“一刀切”式的上山下乡。当然，和1968、1969年北京成千上万的老三届到外地插队落户、到兵团垦荒戍边相比，我们还算是“幸运儿”。按当时北京市的规定，所有初、高中毕业生一律到北京14个郊区、县插队落户二年（有慢性病的和独生子女等则可留城直接分配工作。还有少数人参军入伍），根据本人在农村的表现，再招工回城。1975年3月我高中毕业，4月9日按照城区学校和郊区县对口的规定（宣武区对大兴县），我们同班二男三女五人来到大兴县芦城公社（现大兴区芦城镇）大洼大队插队落户。大洼大队是个只有40多户、300多人口的自然村。当年知青点新老知青共有22人，一排平房8间宿舍，其中一间大屋住5人，其余7间小屋二三人一间。知青有自己的食堂，有社员一人当大厨做饭，一名女知青为管理员，负责采购、帮厨和打饭。我们新知青的户口都落在公社，转为农村户口。为了不给当地农民增加负担，知青第一年不分男女，每人一个月发45斤粮票，半斤食油，两块钱的菜金以及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副食供应标准，如芝麻酱、粉丝等凭证供应的副食品。但这些“福利”落不到个人手里，而是全部归公，由知青食堂统一管理，新老知青共享。知青到第二年则参加所在大队的年终分配，待遇就和本地社员一样了。所以，每年只有下放新知青才会给知青食堂带来改善伙食的契机。我们5人那一年来到大洼，5比17，老知青占了多数，我们带给食堂的实惠并不多，故伙食比较差。知青宿舍前有自来水管，不远处有一个用砖围砌、男女分开的露天厕所。冬天各屋还有取暖的煤炉，煤粉是按知青人头定量供应 ，每年入冬前由队里出钱雇人摇成煤球。知青的基本生产工具也由公社知青办统一拨款购买。总之，沾在京城脚下插队之光，安置我们的外在“硬设施”比起到外地农村插队的知青来讲应该没太多可抱怨的。真正考验我们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其艰苦程度完全超出我们这些十七八岁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生的想象力 。如果说每一个插过队的知青都有一个“难忘的开始”的话，这个难忘的开始对于我来讲则是第一次劳动。记得到大洼的第三天我们新知青就开始下地干活：用三齿耙薅冬小麦，说白了就是除草松土。一个人管几陇地，边锄边退着走。翻看当年我的日记，当中写道：“4月11日：第一天劳动腰酸腿痛，脚趾还抽了筋，真是一个‘文弱书生’……劳动使我的手打了十二个泡，以后手一定会变粗糙了！在学校时，每个学期都有一个月左右的学农经历，那时候的那种劳动，只是一种作为农村生活的体验，和真正的农民劳作不可比拟。当欢送的锣鼓和人群退去，我们的身份就由学生转换成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下地劳动则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我必须尽快地适应。”
我插队所在的芦城公社位于大兴县北部，紧邻北京城区南郊。大洼村有地500多亩，水稻是主要农作物，1975年平均亩产千斤左右。印象中所产的大米颗粒饱满，质地坚硬，色泽清白透明；饭粒油亮，香味浓郁，即便是空口吃白饭也香得很，可与东北的“五常大米”媲美。据说芦城大米供国宴使用。每年队里还要套种200来亩的冬小麦，平均亩产300多斤。我在大田仅干了一周的农活，队里就把我调到养猪场喂猪起圈积肥。同年7月队里让我接手养猪场场长的工作，与此同时经过短期培训我又兼职“兽医”，给队里和社员家的家畜家禽防疫治病。养猪属于“后勤”，不需要到大田干活，但我那时年轻，又想着积极进步，所以除了做好养猪场的本职工作外，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到大田和社员及知青们一起干活：起陇、育秧、插秧、薅稗草、施肥、割稻割麦、脱粒扬场等等。一年下来，我就把大田里的农活大体都过了一遍，虽然谈不上种田“能手”，但和社员们相比我并不逊色，这也为我后来当上主管生产的队长打下了体力和知晓种田程序的基础。在下乡第一年年终评比工分时，我是知青当中唯一和一级劳力男社员同工同酬挣10分的人。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然条件如此好的京城郊区农村，农民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根据我保存的《社员予分手册》（俗称“记工本”）记载，从1975年到1978年四年期间，大洼村一个工分一直在六分钱上下徘徊，一个整劳力一天挣六角钱，而这在整个芦城公社18个大队（村）中已算是中等偏上水准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贮，年复一年，到了1978年的5月，我已是插队近四年的老知青了。每年年底都有老知青招工返城，同期来的同班同学都已先后离开了大洼，而我则选择了坚守农村。虽然坚守的理由有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压力，但我自己主观上也认为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既没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也没有参军入伍的可能，在农村靠自己的努力能得到信任和重视，也算是一种不错的人生选择。现在想来不过是年轻时的幼稚和虚荣罢了。“大哥从城里来看我，并带来一个内部消息：院里孩子私底下都在传要恢复考试上大学。”
到了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由新华社正式对外公布。而且对年龄、职业和家庭出身的限定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父母得知消息后也连续从石家庄发来几封信希望我参加高考。我哥哥也再一次来村里告诉我许多“五院”子弟都已开始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劝说我请假回城复习。而我居然非常犹豫，因为我那时正忙着呢：作为“先进知青典型”正到处开会、宣讲和参观呢！想想一年前（1976年）我和公社13名知青共同写给全县知青《树立远大理想，铁心务农一辈子》的倡议书；想想这几年在历次公社和县、市先进知青代表表彰大会上，自己要“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的“豪言壮语”，现在让我请假回城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村，这不是自我打脸吗？实在难以启口。况且当时我作为大兴县扎根农村先进知青典型之一，9月上旬刚刚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知青团到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又到各公社巡回宣讲，推动知青参加普及建设大寨县的运动。宣讲时的豪情尚在，现在又岂能半途而退？最终，1977年我没按家人的要求去参加高考，完全将高考置之度外。然而对于队里其他知青和本村回乡青年来讲，恢复高考无疑掀起了他们思想上巨大的波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队里好几个知青请假回城复习，本村也有几名回乡青年报名参加高考。他们在仓促中参加了12月10日的北京1977年高考，最终我队有一名知青榜上题名，其余落榜的知青和回乡青年则不甘初考失利，加紧复习，准备次年再战。而我却在人家热火朝天的复习迎考中，带领队里20多名男社员和知青参加公社组织的“农田河网化”会战，把零散不规整、队与队弯曲交界的土地平整成四四方方按一定亩数划分的大面积农田，以利于将来农业机械化大面积播种和收割。1977年高考没有触动我坚守农村务农的决心，当时以为自己很清醒，后来才明白其实非常懵懂幼稚，对于一年以后即将到来的社会巨变绝对是后知后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开始，裹挟了整个1950年代出生的人们，它的疯狂，它的复杂以及被裹挟其中的人们的悲欢离合，无人能说清道明。然而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到了1978年，这场历经十年之久的运动似乎将要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当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和就业问题。前面提到的1978年5月4日县知青办魏主任和我的谈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它这才使我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历史转折。我本人必须做出自己人生路上的一次选择，即以何种方式离开农村。我权衡再三，为了拓展自己选择的机会，决定参加1978年7月的高考。而主观上决心易下，客观上行动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我和其他准备参加高考早已回城复习的知青们的情况不同，当时我是主管生产的队长，进入5月后就到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三夏”（夏收、夏种和夏管）季节，如果我离开，队里势必要在人事上做调整，找人来替代我的工作。当我提出要回城复习参加高考时，大队书记表示不解和为难，不同意。我因不能透露从县知青办得到的内情，所以无法说服书记。情急之下，我只好写信叫来远在石家庄的父亲帮我说服书记。北京地方文化中，不仅有胡同四合院文化，打1949年以后还有一种“大院文化”。与前者相比，“大院文化”没什么文化底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有别于老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生活方式而已。这些相对封闭的围墙大院犹如独立运转的小社会：分办公区和家属区，有食堂、礼堂、澡堂、理发店、锅炉房、汽车队、幼儿园、医院和副食小百货商店，规模大的甚至还建有小学和中学，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类大院文化在王朔的小说和一些影视作品中多有描述。我生长的大院官称“五院”，院里的孩子们则戏称“五五大院”，想必出自于它对外使用的邮箱“北京五十五号信箱”，即当时“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研究院”的保密代号。1969年中苏关系因边境的几次武装冲突而急剧恶化，百万苏军压境之后又私下向美国试探欲对中国核设施以及北京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当年的10月18日，副统帅签署了军委发布的“1号号令”，北京乃至全国开始了紧急战备动员，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军工生产研发单位向三线城市疏散。为此，全五院工作人员连同家属们被要求在12月底以前分别疏散到山西太谷（一大队）、河南南阳（二大队）、甘肃兰州（三大队）和湖南长沙（四大队）四个三线城市，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四川成都（五大队）。我随父母所在的三大队（坦克和枪炮专业）于1970年的元旦前夕到了兰州，并在那里完成了初中和高中一年的课程。由于五院是“临时战备疏散”，所以工作人员和家属们的北京户口并没有迁出注销。因此，一届又一届上学的孩子们到了一定的阶段，五个大队的领导就要安排他们返回北京或参加工作或继续上学。这些从五个疏散点回到北京的孩子们会由五院在原来的院址各楼区统一安排宿舍。我是1973年9月回到北京，在第六十三中学插班，完成高中学业再毕业下乡。1975年五机部决定将老五院一分为二，以火炸药等专业的设计规划人员在北京原五院院址组建新的第五设计院；以枪炮、子弹、引蕊、光学、坦克车辆和发动机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河北石家庄组建第六设计院，这样将多年分散在五个三线城市的相关专业的设计研发人员连同家属们全部集中搬至石家庄。因此，1978年时我父母是在石家庄第六设计研究院工作。言归正传，我父亲从石家庄赶来做“说客”，他和书记长谈了一番。也许是父亲的诚心所至，书记最后应允我的愿望，同意我参加7月的考试。但书记希望我干到5月底，6月放我回城复习，直到7月考完试。照此约定，5月31日在完成了最后一天的插秧和工作接交后，借着月光，我骑车狂奔40公里，返回到城里五院我的宿舍，开始了我紧张的复习生活。对于每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人来讲，第一要决定的事情是报考文科还是理科。也许是受父母工作性质的影响，当时五院子弟都是报考理科，我最初也是这样的打算，毕竟中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还是不错的。但看了1977年北京数理化的高考试卷之后，不得不感慨四年的插队生活已经让我对这些知识很陌生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如果报考理科，数理化三门科目都要从头复习，时间上根本不允许。但如果考文科，虽然没有学过历史地理，但我感觉它们都属于靠我自己死记硬背就能够掌握的知识，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很自信的；语文政治有在农村写日记、工作总结等历练，笔头还不算生涩，自认写个时事评论和小作文还是有把握的，不需要花费时间复习，这样我就可以省下时间去啃数学这块硬骨头。在审视了自己长短板和现实条件之后，我决定选择报考文科。考试的方向定了，接下来就是“头悬梁，锥刺股”般的发奋复习了，这样说虽然夸张，但看当时周围准备参加高考的五院子弟们那份废寝忘食读书复习的氛围，你想松懈偷懒都不好意思。1977年的高考，五院子弟已有二三十人考上了大学，在他们的榜样激励下，到了1978年，院里考大学热更是高涨，有更多的院里子弟挤上高考这座独木桥。他们当中有1977年的落榜者、有应届毕业生，更多的则是像我这样的“社会人”：插队知青、工人、军人、医院护士、商店售货员、公交司机等等。年龄跨度从年届三十的老三届到十五六岁的应届生。我在五院的宿舍是一套三居室，原来住了九个人，与我同室的人1977年考上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所以我这一室只有我和我哥哥两个人，门一关倒也清静，很适合看书复习。另外两室住的是我哥哥的同学，70届初中毕业分在工厂当工人，他们当中也有人准备参加高考，只是他们都报考的是理科。另外，由于我多年在乡下劳作，很少回城休假，五院更是极少回来，住在院里宿舍的孩子们早已换了一拨又一拨，大多数人我已不认识了，也就不可能和他们有考试复习方面的交流。这时我感觉自己进行的是孤军备考。没有复习大纲，没有辅导老师，没有复习资料，至少在历史地理这两门科目上我完全是单打独斗，与其他人没有交集。尘封多年的数学也要从头学起。我就是在这种紧张而茫然的情绪中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考试迫在眉睫，时间仅剩一个多月，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合理取舍抉择，分配复习时间。首先是数学，对于我来讲是最难的一门，所有繁复公式定理的记忆早已被多年的农村艰辛劳作淡化了。好在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要考它，这样我和同宿舍的前辈在数学上就有了交集，可以借他人之力，抄写复习资料，答疑解惑，相互交流。由于前辈是工人，白天他都要上班，复习多在晚上。所以晚上是我复习数学的时间。从有理数开始，然后是四则运算、初等代数、几何和三角函数……背公式，做习题，恶补早已忘掉的数学知识。这期间，我父亲正好来北京五院出差，有空晚上也过来辅导我。他没有教书的经验，不能像老师那样有条理、循序渐进地讲解，只是简单的告诉我记住公式，遇题往上套，并且告诉我答题的“小窍门”：遇到不会解的题，不要留空白，要写上“因为”“所以”“解”，最好能列上相应的公式，这样也能得一二分。后来考数学时，我还真按父亲教的方法去做，事实证明它也许真的“灵验”，据说1978年的高考文科数学试卷最难，而我却能难中险胜，也许和我当时会者尽答，不会的也不留空白的小技巧有关。总之，我在复习数学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天道酬勤，随着考试日子渐近，我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有了一定的积累，自信心在一点点地增长。其次是历史和地理的复习。“文革”时期，教育方面一个突出的的变化就是缩短学制。中小学从十二年改成十年制，有些地区还改成了九年制。如前文所述，我在1969年12月刚刚上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从北京战备疏散到了甘肃兰州段家滩，而兰州当时就是九年学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那里不但学制压缩了，就连入学的季节也改了，由北京的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我“有幸”小学五年级只上了两个月到了兰州就“毕业”升入了初中。我所上的段家滩学校是一所农村“戴帽子”学校，即小学办初中班，既没有开设历史课也没有地理课。后来在兰州第七中学和北京第六十三中学上高中时也没有学过这两门科目。但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开设政治课，政治课中的中国革命史，加上语文课中的农民起义和“文革”时期“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评《水浒》批投降派”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得我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是这些历史知识对我来讲都是支离破碎的，离高考应试要求相差甚远。而地理知识对于我来说则近乎零。由于我是一个人复习这两门科目，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好在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既有图书馆又有博物馆，在时间紧迫和复习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我觉得借助它们或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每天早饭后我都骑车到西城区文津街7号的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图书管理员的推荐和与其它中国通史书籍的比较，我选择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来系统地补充自己的历史知识。复习时，我只按照书中的历史线索记时间、地点、人物和历史上各个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至于先生在书中对人物及事件的评论或褒贬分析一概忽略不计。对于世界史的复习，我参考了1977年北京高考历史试卷，感觉有关世界史试题所占的比例很小，只有一道关于十月革命的问答题。所以我决定不在世界史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只找来《辞海·世界史》单行本，通过分析和猜测抄录了十条世界近代史方面的大事件词条去记。其余古代希腊罗马史、中世纪史和各个国家简史通通放弃，就“押”试题不超过这十个近代史词条的范围。复习中我感觉书本上所写的历史都是平面化的，不利于记忆和掌握，如果找出一个方法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立体式的体系，便能有助于快速高效地掌握它们。我想到了北京丰富的博物馆资源。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与《党史陈列》，不就是串联起这些历史知识的纲与目吗？它们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加上辅助说明的众多文物展品，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复习期间我前后三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第一次看《中国通史陈列》展览，它从远古时期截至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次参观了《中国近代史和党史陈列》展览，它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三次是临考前再把上述两个展览匆匆过了一遍，算是临阵磨枪，最后一次强制性记忆。机缘巧合，最后一次去时恰巧新开放了一个《周恩来同志生平事迹》的临时展览，我也认真看了一遍。没想到1978年高考历史试卷中一道分数最多的问答题竟是《扼要举出周恩来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18分），由于我刚刚看过这个展览，对展出内容记忆犹新，很轻松地完成了这道大题。有趣的是当时在参观博物馆时我绝对想不到四年之后，大学毕业，命运之神又把我安排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部工作，并与它结下了八年的不解之缘。
我曾在博物馆复习历史（此为后来在博物馆外留影）
在北京图书馆复习历史的同时，我也复习地理。也是图书管理员向我推荐了一本月刊杂志《地理知识》（现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其内容是有关中国和世界地理常识，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小学生和业余地理爱好者。该杂志通俗易懂，知识性和趣味性极强，在没有复习资料的窘况下，它就是我的“救星”，帮我快速地补习了最基本的地理知识。与此同时我还买了一个地球仪，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对着地球仪把白天看过的有关地理知识过一遍，记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经纬度、国际日期变更线、南北半球的季节变化等等。假设了从中国某港口出发，到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三条航行线路的走法和沿途经过的国家与港口，把这些国名地名编成相声段子式的顺口溜去强记。一本杂志，一个地球仪，是我复习地理科目的利器，凭借着它们，地理知识一片空白的我快速学到了应付高考的基本地理知识，在后来的考试中取得了和历史科目同等分数的成绩。由于1978年高考外语考试不计入总成绩，所以我放弃了复习。语文复习我将重点放在写命题作文上，前后试写了三篇不同体载的小作文。其余像古汉语、填词造句等语文基础知识，自认为在初中时就能囫囵吞枣般的把中国古代“四大名著”（那时还没有这类叫法）看下来，感觉差强人意，就不花时间复习了。对于政治，我在农村这几年，读过几本马列原著，县知青办也曾号召知青开展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的活动，我们大队知青队正而八经地还搞过“通读‘毛选’五卷的誓师大会”。别人是否真正通读完了我不太清楚，我却是真的通读过一遍，并且还做了读书笔记。加上当时的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政治运动，政治口号和概念不断地出现，人们都耳熟能详了，所以我认为政治不用复习也可以对付过去。唯一我做的就是及时了解近半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以在北图复习史地时，我每天都会翻看一下《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以便了解时事变化。以上就是我1978年备考的大致经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复习，而是几乎所有知识都是现学一遍。一个半月的时间倏忽而过，许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涉及，而考试的日子便如期而至，我也只能仓促上阵了。1978年是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按照我准考证上标注的“考试科目和时间”：7月20日上午政治；下午文科历史。7月21日上午数学；下午文科地理。7月22日上午语文；下午外语。按规定考生要提前确认考场，值得庆幸的是，我所在的考场是黄村（大兴县城）一中。大洼村紧临黄村，只有几公里的距离，骑车十来分钟，是村里知青回城探亲的必经之地。所以我19日提前回队途经黄村时，顺便到一中想看看考场，只是学校大门紧闭，没能如愿。考试的第一天，我借了同室知青的手表，以方便考试时把控时间。早饭后，骑车一溜烟儿，7点不到就赶到了黄村一中。那时刚刚恢复高考，除了考生以外，在社会上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所以来一中的多是考生本人，不像后来恨不得父母及亲朋好友都守在考场前为考生加油鼓劲。放眼望去满操场的考生，我的心不禁又紧张起来：我能从这么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准考证上的报名号我找到了自己的考试教室。黄村一中是当时大兴县条件最好的中学之一，但也没有楼房，而是几排平房，大概有20多间教室。我所在的教室估摸能容纳40名考生，如此推算，仅一中一个考场就约有800左右的考生。我在教室坐定，紧张的心情还未平静下来，7点20分，三名监考老师就步入教室，刹那间刚刚还在交头接耳的考生们都静声坐好，聆听监考老师宣读考场纪律。那时的人们都很老实，不会想到作弊。7点30分一到，翻开试卷，填好姓名和准考证上的报名号后，开始审题答卷。还好政治试题出的中规中矩，没有太偏冷，以我当时的认知都能扯上一些。唯一遗憾的是，政治复习我只花时间天天看报纸，但政治试卷却没有出一道时事新闻类的考题。考完政治，骑车回村，吃完中饭稍事休息，下午再骑车到一中考场参加历史考试。拿到试卷审题后，心中窃喜，一是前面说过的有关《周恩来》的问答题，等于是给我“送分”；二是世界史只出了两题：一道是关于二战的问答题，一道是名词解释“巴黎和会”，二者都在我“押题”的十个词条范围之中。第一天的考试感觉尚可，自信心倍增。但第二天上午的数学考试又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1978年高考数学试卷文理科合用一卷，只是文科考生不用做最后一题。拿到试卷一看，第一题不会，再看第二题还是不会，一下我就懵圈了，脑门上直冒冷汗。深呼一口长气，定了定神，慢慢地静下心来，我的脑瓜子开始转动起来。先把看明白的题做完，再一点点的抠不会的题。终于在糊里糊涂地状态下“熬”到了考试结束的铃声。数学考试是我最晕乎、最没把握的一场考试，纸面上我也写满了，但对不对，我自己心里实在没底，只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了。考完出了教室，许多考生都面色沉重，少有第一天考完试的那种轻松欢快的表情，更有脆弱的女生失声哭了出来。事后得知，1978年的数学考卷无论是对文科还是对理科都是“最难”的，尤其是对文科，数学分拖了许多考生总分的后腿。第三天上午语文考试，我感觉偏出了我准备的范围，最后的作文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缩写，这样我备考时准备的小作文就没能派上用场。当然缩写由繁入简，省事省时，不用构思主题，不用遣词造句凑字数，也算是上天对我没有复习语文的眷顾。下午是外文，我还是按时进了考场，一天也没复习英文，拿到考卷只能是连蒙带猜，熬到时间走人。我之所以参加外文考试，主要是想考完试到黄村浴池泡泡澡，舒缓一下一个半月以来复习考试带来的紧张情绪和恢复一下疲惫的体力。如果说高考复习时因所涉内容太多太杂而感觉时间如白驹过隙的话，那么得到录取结果后的感觉却是心神不安了。高考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如约归队。虽然和以往一样每天带领社员和知青下稻田薅萆草施胺肥，但内心当中却多了一份焦虑和期盼。到8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公社知青办（当时公社一级的高考事宜都由公社知青办负责）的电话，让我去公社取队里参加高考的考生们的成绩单（有文章说：北京市1978年高考成绩是在8月16日向下公布的），并告知我本人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五门科目总分394分。当拿到成绩单看到各科成绩时，我对自己付出所得到的结果还是很满意的。虽然当时尚不知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从公社知青办主任透露的消息中得知，我的考分在全公社考生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概率来说我有学上了，至此悬了许久的心总算放下了。我五门科目的成绩：历史地理都是92.5分，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政治76分，语文70分，这两门科目我没有什么付出，自然不会有高分回报的奢求，公平合理；数学63分，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居然及格了。看过有人写的回忆文章说，“1978年高考文科的数学成绩普遍偏低，能得60分以上就是学霸了”。别的省市的情况我不清楚，我知道那一年北京文科考生的总成绩差距就在于数学分数的高低。当然我这个勉强及格的成绩和入学后同班同宿舍的陆华同学的99分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在真正的学霸面前，让人不得不感慨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最后不计入总成绩的英文只得了5分。8月底，北京市公布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五门科目总分文科（含外语类）340分；理工医农350分。1978年芦城公社有500多名知青和当地回乡青年参加了高考，全公社过此录取分数线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是六十三中学毕业的学弟。他考理科，后来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想必分数不低。我们是到公社知青办填报学校志愿时，才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有幸入围。后来到了10月份，林乎加调至北京当市委书记，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他提出扩大招生的建议，那就是推动创办大学分校的工作。短短几个月北京市一共筹建起了36所分校，并且当年招生。这样不分文理科，但凡1978年高考五门科目总分达到300分的考生都可以被录取进大学。（本科走读生，必须是北京户口）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市符合上述条件的有16800多名考生，他们终于都能如愿以偿的进入大学学习。因为这次扩招，芦城公社就又有30多人被大学录取，我们大洼知青队也又有两名知青圆了大学梦，无疑，他们都经历了一次失落后的大喜时光。据资料统计，1978年高考全国报考人数为610万，最后录取40.3万（包含后来扩大招生的部分），录取率为6.6%。按北京市招生办规定，每一个过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七个重点院校，三个普通院校，最后还有一栏：是否服从分配。我们俩既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是否达到了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也不清楚各个重点大学本身的录取标准为何。只能是盲目填写。我考文科，北京重点综合大学只有三个可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其余四个志愿就要填报外地院校。而那位考理科的学弟可选择的范围就大了，很快他就填满十个志愿，都没出北京市。看我翻着学校名册难以取舍的样子，他建议我东北和西北不用考虑，沿京沪线向南顺着填。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我只能采纳他的建议，填写了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但内心却在祈祷千万千万北京这三个学校录取我，别把我“赶”到外地去。学校填报完，接着就是填报专业，每个学校志愿中，又可以填报两个专业。乍看起来考生的选择余地很多，其实不然。我记得文科专业的选择范围就很小，可填报的不外乎中文、历史、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这几个专业。当时具体哪个学校填报了什么专业我现在已记不清了。最后我们都郑重其事的在表格的最下一栏写上；服从组织分配。填报完学校志愿表没几天就接到体检通知，按预约时间到黄村县人民医院进行体检。我除了近视眼以外没任何毛病，也算是这几年在农村劳动锻炼得到的收获吧。至此该我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接下来又是在繁忙的劳动中耐心等待。不过与考完试那种忐忑不安的等待不同，这一次是充满希望的等待。9月中旬的某天，终于接到公社知青办的电话通知，我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并且让我到公社来拿录取通知书。当年装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还留存着，但通知书已不见，想必是入学报到时交还给学校了。信封的地址写着“本市大兴县招生办转芦城公社大洼大队”。收信人是我的名字后缀有“同学收”一个非常亲切而又久违的称呼，预示着我的身份将由知青转变成大学生。最下边的寄信单位一行是统一红色铅印的“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缄”，这应该是当年南大权力机构的名称。这个信封没贴邮票，也没封口，知青办的同志解释，信是公社书记到县委开会时带回来的，省了八分邮资。后来听南大到北京招生的历史系熊生宝老师告诉我，1978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办公室就设在大兴县县委招待所，我估计是招生办直接把我们公社的录取通知书让公社书记带回的。由此看来我应该是北京市最早一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幸运儿。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不必再等待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招工。“忧”的是我好不容易从兰州回到北京，这次我又要离开而且是迁出户口的离开，真的有点遗憾。另外，让我有点困惑的是，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我虽然已记不清我都填报了哪些专业，但应该没有填报这个第一次才听说的专业。以我当时的孤陋寡闻和资讯闭塞，实在不知道这个偏冷专业是干什么的。所以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直接从公社骑车回城，先到王府井大街北京最大的新华书店，假装买书，向售货员要来了《辞海·考古分册》，看了对考古定义的词条，才知这是个通过田野发掘探究古代历史的专业。我感觉这应当是个有趣、可学的专业。然后又到西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准备给父母发个升学报喜的电报。为了既能说清事情又能省钱，斟酌再三，我发出“上南京大学历史”七字电报。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本意是报喜的电报，到了六院却陷我父母于尴尬之境。去南大报到前的国庆期间，我抽空回了一趟石家庄和父母道别。我母亲告诉我那封电报不应该写“历史”二字，因为电报内容被人看到并在院里传播，是不是当时的电报不封口，外人也能看到？结果传扬开来的大意是：“老张家的孩子考了个文科，笑死人了，”“我家孩子宁可不上大学，也不考文科”，等等。闲话传到我父母那里，虽然他们从心里为我能考上大学而高兴，但面对院里其他人的闲言碎语，面子上多少也有点挂不住。毕竟在院里频传考上大学的众多佳音中，我的电报可能是唯一另类的“杂音”。所以对我母亲的“抱怨”，我也能够理解。我也知趣，在家待了几天，没有去拜访熟悉的叔叔阿姨，而是“悄悄地进庄，悄悄地出庄”。事后想来，也不能全怪院里这些传闲话的大人，毕竟院里我父母这一辈人绝大多数都是理工科背景；加之那时“文革”刚过，对政治的恐惧，对影射史学的厌恶，让人们对学文科尤其学历史，有一种避之惟恐不及的心理。当时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学文科将来能干什么，更不能苛求别人能理解。那时候社会大环境就是重理轻文，当时的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没听谁说过“学好文科走天下”。那年高考，五院、六院的子弟据说有四五十人考上大学，多是像我这样的大龄社会青年。院里大人哪里能体会到我们为考上大学所做的玩命似的拼搏？无论是考文还是考理，备考的艰辛和考上大学的喜悦只有我们本人才能深刻体会。这种体会刻骨铭心。如今42年过去了，曾经的起落依然恍如昨日。像我这种文科生在院里遭遇的“尴尬”，仅仅过了一年就翻篇了。1979年高考，有了年龄限制，对许多1978年高考落榜的社会人来讲，再一次考试就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院里子弟有许多人弃理改文。再后来，中学开始文理分班，院里子弟考文理的比例近乎一半对一半。文科生终于也可以昂首挺胸、扬眉吐气，让院里人羡慕嫉妒“恨”了，这是后话。我发完电报，骑车回到五院，碰到认识的人就告诉他们我考上南京大学了。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早，院里其他众多考生便开始了紧张而不安的等待。一些发小向我祝贺，特别是同宿舍和我一起参加备考的那位前辈，在向我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流露出担心的情绪。我安慰他一定也能考上，再耐心等待几天。后来他接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安慰他的同时我也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南京的失落情绪。他劝慰我说他出差到过南京，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绿化特别好，街道两旁都是梧桐树，还有中山陵等众多古迹；吃的也好，花样多，没棒子面（玉米面）窝头；另外南京姑娘也漂亮。用现代网络语言总结就是：美景、美食加美女。（冥冥之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后来还真娶了位南京姑娘。）他鼓励我说，北京有什么好，春天风沙大，整天吃棒子面窝头（三分之一的粗粮），去，一定要去。他对南京的一番美好描述淡化了我将要离开北京的惆怅，也对南京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有了些许的期盼和向往。我当时除了对考古专业还存有疑惑外，也对我为何直接被第六志愿的南京大学录取有些不解，为什么前五所学校都没有录取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谜底得以解开。10月15日我到南大报到后，系里熊生宝老师找到我，跟我说专业的事，大概意思是，考古专业减了名额，系里做了调整，把我转到历史专业了，问我有没有意见。我因为对专业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偏好，所以对学什么专业也就没有那么执着，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接着闲聊中，熊老师告诉我，是他到北京代表南大招生的，住在我插队的大兴县委招待所。隔壁房间住的是北大招生的老师，和他们的关系搞得不错。他翻看了北大老师要退档的一批材料，看到我历史成绩很好，就把我的档案“截留”下来。否则走程序，退档到招生办，再投放第二志愿，直到我第五志愿的山东大学退档以后才能轮到南大挑选。听了熊老师的解释，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跳过了五个志愿被南大录取了。后来的变化是，秦浩老师告诉我考古专业增加了名额，问我愿不愿去。我原来就是被消减名额转了专业，现在可以再转回去，何乐而不为？当场同意转回考古专业。
上大学后学的是考古专业
谈到熊老师不得不说他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他把我从北京招到南大，最后他又把我送回北京。在毕业分配的最初方案中，考古专业没有北京名额，我最初被预定分到山东省博物馆。熊老师找到我宽慰我说：“是我把你从北京招来的，我尽可能再把你送回去。”他让我再耐心等待。最后我等来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名额。在外转了四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又能回到北京了。另外，上学后第一个寒假，我们全家春节在石家庄团聚期间，我哥哥告诉了我被北大退档的“谜底”。我哥哥说，某天他参加他们北京二商局文艺宣传队部分成员的家庭聚会，主人把我哥哥介绍给她的哥哥。两人寒暄互通姓名之后，那人一愣问道：“张正涛是你什么人？”（我和我哥哥的名字仅中间一字不同）答：“是我弟弟。”那人解释道，他是北大法律系老师，这次负责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工作，曾看到你弟弟的投档，成绩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但查阅档案，发现你家出身成份比较高，家族中有历史复杂的亲属。因为你弟弟报的是法律系，而法律系毕业生将来分配去向都是公检法系统，对政审要求较严。经和系里商量最后还是觉得你弟弟不符合法律系录取的政审标准，所以北大放弃而退档了。他还向我哥哥表示了遗憾和歉意。我哥哥回他说没事，说弟弟去南京大学了。此事和熊老师讲的相印证，算是解了我心中的疑惑。当年，“出身不好”的标签如附骨之疽，每遇升学、参军或分配工作这种人生的关键时刻它就会发作，这是时代的悲剧和社会的不公。不幸中的万幸，这次虽然“出身不好”的标签又一次在我身上作祟，但最终我还是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为此我感谢熊老师的“截胡”，感谢南京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并为自己是一名南京大学毕业生而骄傲。
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回到大洼一边继续劳动、交接工作，一边向四年的知青生活道别：向几年来关心和培养我的县、公社知青办的各位领导道别；向支持和帮助我工作的大队班子各位成员道别；向一起同甘共苦生活和劳动过的知青同伴们道别；向待我如自家孩子的大洼村各位父老乡亲们道别。9月30日队里派了一挂马车，拉上我简单的行李和自行车把我送到右安门。国庆节后我从石家庄回来，把伴我上学读书和下乡插队五年之久的自行车送到委托商店（当铺）办了绝当手续，所得六十元钱款作为我南下求学的盘缠。10月14日，在北京站告别了前来送行的哥哥和五院发小们，我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南京，我来了！2020年7月15日于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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