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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沈建钢：我是村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
沈建钢，1958年生。1982年夏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年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常州市委党校副校长、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文史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市政协文史馆馆长。
难忘的高考经历
我是1976年的高中毕业生。小学是在常州市五星小学（现名平岗小学）读的，初中和高中在常州市第十中学学习。虽说是高中毕业，但实际上没有真正读多少书。当时初、高中的课程除了正常在教室上课以外，每个学期都要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也就是所谓“开门办学”。学工就是到工厂学习，我记得到过常州日用塑料厂、常州航海仪器厂、常州矿山机械工厂等企业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每次约两周（15天左右）。学农，就是每逢秋收时节，到农村去帮助秋收秋种。我们高中时全班曾到我家所在的村帮助收稻子、拾稻穗。学军，就是在学校学习队列操练，走出学校开展野营拉练。那时的拉练，南边到过西太湖丫河，东边到过横山桥镇大林寺等地。
受“文革”学制改革影响，我们小学只上五年，初中是两年半，高中也是两年半。另外，作为农家孩子，上学不意味着就“放飞”了，我们上学的“行头”不仅有书包，还时常带上篮子和镰刀，放学回家时，在路上割草，以供于喂兔、喂羊或喂猪。模仿旧时“亦兵亦农”的说法，我们也可说是“亦学亦农”吧？
当时基础课程开设得也不全面，主要有语文、数学、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等，课本极薄，且多夹杂阶级斗争内容，甚至数学习题，会要求计算小明爷爷家里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食，要给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贷，过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等等。历史、地理则基本上没学过。因而我们那一批同学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
高中毕业后，我因为来自农村，不可能到城里安排工作，只能回到户口所在的生产队。别看我中学学习基础薄弱，却是乡下有文化的人了，被称“回乡知青”；加之我干活能吃苦耐劳，且掌握农活技术又快，于是很快就成了生产队里较突出的“可以造就”的人。农忙时节，我担任生产队劳动小组组长，领导着一帮人冲锋在前。那时开挖村西边的河，由村里11位年轻人组成了青年突击队，我就担任队长，在红旗飘飘、口号声声的挖河工地，我们激情满怀，充分展示着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
不久，我因村民的信任，荣幸地被推选为全村记账员——相当于村会计助理。这可不是谁都有资格担任的角色。按这个发展势头，说不定，今后我在村里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呢！
1977年，高考制度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吹醒了从1966年至1976年知识青年的大学梦。我通过家里的有线广播（当时是村村通广播）听到了青年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信息。未能免俗，我顿时“这山望到那山高”，兴奋，向往，凭着自认为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还可以这点自信，我跟随时代步伐，加入了报名队伍。实际上自己掌握的数、理、化知识很有限，我自忖还是报考文科把握更大，于是报考文科，参加1977年高考。
由于高考停了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仅有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十余年的考生挤在一起参加考试，人数太多。江苏省实行了预考制，即在报名人员中先考一次。初试是当年11月27日开考的，目的是把成绩差的考生先淘汰掉一批，通过初试的考生方可参加高考。
受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制，我作为考生，初考结束后，心中一片朦胧，有五个不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考试；不知道自己的预考成绩；不知道预考通过分数线是多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可以参加正式考试；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预考。而后来我接到了通知，很幸运，顺利通过了预考，可以参加正式考试了。我心中小小地激动了一下，且满怀希望地做了点“正考”也会考上的美梦。
正式考试是在12月23日至24日，这回真正的考验来临了：由于所学的基础知识薄弱，预考后又没有多少时间复习，历史、地理也没有教材参考，仓促上阵，懵懂参加考试。一通折腾，铩羽而归，也不知自己考了多少分，也不知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也不知我们市有多少人考上了，反正我是名落孙山。后来才知道，全国参加1977年冬季高考的统考人数有570万人，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以我当时那点文化底子，落在那4.7%的比率以外，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这次的高考体验，更唤起了我的自信心。首先，坚定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和信念。一是自己能够顺利通过预试而进入复试，说明在大部分考生中自己的成绩还说得过去，二是通过77级考生的录取，成绩好的学生已经考上大学了，第二年再考，自己是不是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了？（这一点似乎有点盲目乐观。）
其次，知道了怎样弥补自己的不足去应对考试。作为文科考生，我觉得历史、地理、政治三门课，通过恶补和突击，是可以提高成绩的。给我半年的复习时间，我不信我考不上大学！一时自我感觉良好，仿佛看到大学的门已经向我敞开。那时我暗暗鼓励自己：只要努力复习，冲刺一下，一定能实现上大学的人生梦想！
1977年高考与1978年高考只相差半年多（1978年高考在当年夏季），我于是下定决心好好利用这半年，抓紧复习。我到自己的中学母校去请教初中班主任金玉章老师，他专门为我找来一套《中国历史》（古代、近现代）1～4册，一套《中国地理》《世界地理》1～4册，在当时没有上过历史课、地理课、又没有复习资料的情况下，这可是雪中送炭，成为我的考试命宝。
进入复习备考阶段，虽然没有古人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境界，但自己还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备考。
田间地头复习，就是利用生产队劳动休息时间复习。生产队的劳动主要在地里，1978年春天的农活主要是在麦田清除杂草等农活。在整天的劳动中一般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集体休息，乡亲们利用这段时间从地头走回家，喝口水，上个厕所，吃点点心，然后再回田间干活。我就把书本带在身上，当乡亲们回家时，我就坐在田埂上，认真看书，直至休息结束。当时老乡们对我这般刻苦学习的劲头很理解，很支持，有人还主动带点心和开水给我。
晚上则挑灯夜战，可以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复习。当时正值春夏之交，随着天气日益炎热，蚊虫也就多了起来。为了躲避蚊虫，我只好钻进蚊帐里读书。蚊帐是纱布做的， 棉线纵横排列密集，不便于透气透光。一来看书的光线不好，二来只要坐在里面十分钟，就开始出汗，坚持半小时下来，一定是大汗淋漓。那时还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实在难以忍受，就只好再从蚊帐中出来看书。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蚊子叮不到脚的办法，就是把双脚伸进陶瓮里，在膝盖上再盖上衣服，封住瓮头口，蚊虫就叮咬不到了。好在腿是不怕热的，就让它闷在瓮中。就这样，每天晚上坚持如此，通常熬到深夜十二点。
1978年高考临考前一个月，我的中学母校传来好消息：专门为参加高考的本校毕业生开办复习班，金玉章老师还托人带口信来叫我参加，令我十分高兴。复习班分文理两科。学校安排了最好的师资，给考生上课。我参加的文科复习班，各科的授课老师：政治是洪儿顺校长，历史是张中理老师，地理是冯老师，数学是陈德隆老师，语文不记得了。
学校给复习班提供教室和复习资料，不收复习费用，不提供食宿。临近村里的考生就回家吃饭，到上课再来。路远的考生就自带干粮。有的考生就直接睡在教室里，把几张桌子拼成一张床，捡些学校内的法国梧桐树皮堆在一起，点燃冒烟驱赶蚊虫。
一个月的复习很快就要结束了，记得有一次历史模拟考试，我考了80分，张中理老师很高兴，对我另眼相看。他悄悄对我说：“这次考试的难度我是按高考历史卷难度出的，你能考80分，说明你历史已经过关了。”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真是托张老师吉言，我后来高考时的历史考试，100分卷面，我考了85分。
1978年的高考考场，我被安排在常州市第二中学。这是一座在千年学府的原址上创办的学校。唐朝常州刺史李西筠就在此处办常州府学，明代著名文学家、抗倭英雄唐荆川、清代文学家、诗人赵翼都曾在这里读书，后来都考上了进士。常州历史上共出了2200多名进士，有近一半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是一块传承了常州文脉的福地和宝地。虽然风水之说有些玄虚，但能在这块府学宝地考试，我心中还是由衷地感到幸福而难忘的。
不过，二中离我家约有十里路，为了节省路上的行走时间，我就来到西仓桥宣家弄旁边的亲戚杨小康家吃住。这样路程就缩短了一半。小康的姐姐杨亚庆也在二中参加考试，可以结伴而行。当时没有父母送考，不像现在，考生被隆重送入考场，他们的母亲说不定还穿上旗袍相送，表示旗开得胜。但没有父母送考的我，考试结果照样为父母争了光。
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还有外语作为附加科目，成绩不计入总分，只作参考。每半天考一门，连考三天。当时感觉三天的考试过得飞快。一考完，我顿觉一身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重包袱。心里是平和的，继续回家种地，静候考试成绩的通知。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考试成绩通知单，历史85分，政治81分，数学78分，地理70多分，语文60多分，总分381.9分。虽然还不知录取分数线，但经过与周边考生的分数对比，凭这个分数，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不过是上重点大学还是一般大学，尚不得而知。
我心里踏实了，填写大学志愿，文科生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均有限，我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其次是南京师范和江苏师范。结果以第一志愿录取。那年，参加高考人数为610万人，录取了（包括后来扩招）40.2万人，录取率为6.6%。这回我进入了这个6.6%比率中，心中自然是窃喜，不再有叹息，不再有遗憾。半年前下定的决心，做过的梦想，此时如愿实现了！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院子的大缸里踏着红萝卜叶子（把叶子撒些盐后踏紧，不留空隙，压上石头，用于冬季的喂猪饲料），同村的沈祥英一路小跑，前来报喜：“郊区革委会带来口信，说你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区里，叫你明天去拿。”
喜事，当然是喜事！但由于之前已有了一定的预期，结果在预期真实现的这一时刻，我心里虽然高兴，表面却没有显出像范进中举时的那般狂喜，依然平静地把缸里的红萝卜叶踏紧，踏平，捂紧，盖盖，压石，大有谢安之态——与人下棋听到前方大胜的战报而不动声色，只是淡然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生没有大惊喜，没有久久压抑后的忽然大喜过望，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憾事呢？
紧接着的贺喜、羡慕、赞誉，如期而至，则让我和家人感受到了村里的热情。乡亲们给予了我、也给予了我父母最真挚的祝贺。我在乡下继续劳动了一个月，期间抽空到五星公社（现在为五星乡、五星街道）办理迁户口和粮油关系等手续。从村里到公社，已到处在传扬我中榜的“大事”。我是村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人。（1977年高考，村上的花正妹、沈兰珍分别考取了常州师范和南京电力学校，当时属于中专。）村民们也为本村出了个大学生而由衷地高兴。当时情形，简直可与古代一个地方出了个状元有一拼。
乡亲们见面都在道喜，让我父母脸上也十分有光彩。沈玉娟、金玉琳等还给我送来了笔记本，有的村民送了钢笔。当年，这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记得村里沈仁苟是第一位入伍当兵的人，村民们就曾兴奋过一阵，当作村里大喜事，大家纷纷赠送毛巾之类礼物，还有不尽的夸赞与鼓励的话语。浓浓乡情，总令人感怀不已。我这回算是第二次出现的村级喜事了，“我们村建钢考上了大学”，居然也成为那时村民对邻村人闲聊时的骄傲。如果将来有人要修村史，这一笔应当是“浓墨重彩”的吧？
而事情并不止于我考上的这一年，在那以后的若干年，村上人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都是举一样的例子、用一样的口吻：“你要像村上建钢那样，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我成为村民们教育孩子的标杆。我不敢说自己考上大学在村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过，现在我村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科班村”，子弟考上大学本科已不稀奇，考上博士、硕士的人也为数不少。作为这个群体里的头一名，我在村里多少还是起了一点带动作用的。
去南大报到的那天，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被子和网袋，网袋中装了脸盆、热水瓶等生活用品；另一头是箱子，这是专门为我上大学买了一个帆布箱），姐姐妹妹也一起陪着，一直把我送到常州火车站。当时金玉章老师、张中理老师也前来送行，亲人对我的关爱，师长对学生的赏识，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二位老师先到车站，张老师还专门送给了我一个大笔记本，上面写下了鼓励我继续努力的临别赠言。
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滚滚车轮一路向西，向着我的大学所在地南京进发。
难忘的高考经历，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勤奋成为我的底色；踏实是我的作风；努力向上则是我的精神追求。我的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受到这样的心灵滋养。我想，这就是我留给孩子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