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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刘云舟:喜欢中文的历史系学生修炼成电影导演

刘云舟 新三届 2021-01-0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刘云舟,1960年生,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留学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巴黎第一大学,为电影艺术博士。福建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原题

我与南大的偶然“约会”






作者:刘云舟



摘要一个历史系本科生,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读硕、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读博,最终成了电影导演。

刘云舟

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阴差阳错,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而不是考上我心目中真正想上的大学、想学的专业。

我是南京人,入读南京大学不是顺理成章吗?为什么说是阴差阳错呢?

我出生在南京市立第一医院,就读于中华路小学,“文革”期间先是跟随父母下放溧水县新桥公社,中学毕业后自己作为知青二次下放溧水县白马茶场,我是从茶场考上南京大学的。

1978年,我有幸上了那年的高考录取榜。那时考生众多,学校住宿紧张,学校遂推出了“走读制”,家住南京的考生录取后不住校,不占用学校有限的住宿资源。那时父母已调回南京原单位,于是我就成了一名历史系的走读生。

我在农村读的中学,那时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上了大学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太一般了:第二次参加高考才考上,语文考分平平,我本来是向往中文系的,这下不得不另选了个我并不了解的历史系。当然对于中文系我也不甚了了,如果真上了中文系,也未必就一定能学得多好。

对于历史,我当时是真没有特别的兴趣,即使上学后,努力试图培养和提升自己这方面的兴趣,却终究还是成了个“编外”的走读生——多门课程的考试,只是得到“良好”,有一次中国现代史考试,凄凄惨惨得了一个“中”;还写过几篇文章试着去投稿,也石沉大海,从未见发表……

这些经历,让我的自信心备受打击。如果说我没有崩溃,那是因为当时我其实还一直处在一种懵懂状态中,很长一段时间,我连本科与大专有什么区别都分不清。上大学、读历史专业,乃至后来获得博士头衔,一路走过来,所学的也都不完全是我所爱。而人就是这样,糊涂一点,或许倒更容易超脱于众人共同追求的一些东西之外。

其实,在南大历史系,我是一个异类,成绩平平且不说,还一向无声无息,没有人知道我另有志向。我历史学习成绩不行,不意味着我是个混日子、毫无追求的人。我的兴趣不是历史,更不是哲学、经济,那是什么呢?

就是电影!唯有电影,会令我眼睛发亮,让我心潮澎湃。

其中缘由,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1969年12月,我跟随父母下放,那时我差两个月满10岁。10岁以前的记忆是朦胧的、片断的,10岁以后的记忆则是清晰的、连贯的。下放前去过什么电影院看过什么影片,已说不太清楚,只模糊记得有《小铃铛》《无名岛》等影片吧。而下放后看过的影片,我却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读研看过的影片,我还作了文字记录。可以说,我的人生故事,注定就是与电影紧紧相联的。

那时在农村看的电影是巡回露天放映,村集体买单,大家随意看。我家下放在大队所在地,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包括几个生产小队,每几个星期或者说一两个月,总有一场电影放映。开始是“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列宁在十月》这样的旧片和样板戏电影。1973年恢复摄制国产故事片,因为溧水县离南京不远,所以大多数国产新片都能看到。

每当得知夜晚有电影,我都要激动小半天,一心盼望尽快天黑,并提前带上小板凳去村中心场地,占据好的位置,安静地坐着等待银幕的亮起。记忆最深的是夏天下雨、冬天下雪,放映员撑起一把伞保护放映机。而我呢,只要放映机不停止,只要银幕影像不消失,就决不会离开现场。如果是邻村放映电影,还缠着让父母带我去看。

上中学后我家搬到公社所在地,父母不再管我,夜晚只要听到旷野隐约传来电影的声音,不管远近,无论新片旧片、看过多少遍,即使我已经睡下了,也会爬起来赶过去。有时去晚了,赶到那儿时,电影却散场了,只有悻悻而归。那时的我,绝对是超级追影一族。

考上南大,从农村回到城市,我的学习和生活改变了,而从未改变的是我对电影的痴迷。此时的电影对我而言,已不仅是娱乐,不仅是艺术,不仅是想象中未来的职业,更是蕴含了生命的意义。四年大学期间,我将所有课余时间都花费在电影上。

回南京后我家住在夫子庙,街对面就是解放电影院,附近有大光明电影院和秦淮剧场,太平南路还有红星电影院。而我去过的远不止这四家,可以不吹牛地说,南京市区所有电影院,我几乎全部光顾过。而玄武湖、莫愁湖、白鹭洲的夏季露天电影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当然,看得多了,迷恋得久了,我已不满足于看电影故事情节,而是想知道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那时这方面的图书很少,著名纪实作家叶永烈当年写过科普读物《电影的秘密》,这成为我的第一本电影知识启蒙书。

有一年成荫导演到南京“总统府”拍摄《西安事变》,我意识到这是了解电影拍摄的绝好机会,当天一大早,我就跑去现场。然而我被一条隔离绳挡住,人家不让看热闹的人凑近。我只能远远地眺望“总统府”大门口的拍摄,结果看不清细节,当时写了一篇现场亲历记之类的短文投给《大众电影》,也因为缺少细节描写而没有发表。

刘云舟当年在班里很不起眼(后排右二)

而投身电影工作,成了我更为强烈的愿望。

那个年代要闯入电影界,除演员外,一般人或来自电影世家,或毕业于电影学院。我一个学历史的,怎么可能进入到电影圈中去?于是在上本科的时候,我已暗下决心,毕业时要报考电影专业的研究生。

我查阅了77级考研情况,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中国电影史专业,我就确定了这个方向做准备,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跟踪《电影艺术》开展的电影热点问题的讨论。没想到78级考研目录出来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年不招生,只有北京电影学院招收研究生,而且是出国研究生,专业只有该校文学系的“世界电影史”与我在南大的历史专业相接近。情急之下我匆忙调整备考计划。

本校图书馆缺少世界电影的文献资料,我一有时间就去南京市图书馆查阅有关文献。那时人们学习热情很高,图书馆开馆时间有限,读者座位不多,经常要提前排队才能抢到座位号,由此使我的阅读和做笔记的时间受到很大限制。而作为学生读者,我又没有资格外借馆藏图书。在此紧要关头,幸亏我的姑父帮了我。他在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具备从南图外借图书的资格。

我用姑父的借书证,终于外借到四本参考书:法国学者萨杜尔的一卷本《世界电影史》和单行本《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人利萨尼的《意大利电影》、苏联学者多宾的《电影艺术诗学》。每本书读三遍,第一遍通读,第二遍做笔记,第三遍重点阅读。那么多内容,以前从未接触过,而我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竟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

我自己都感慨,在自己学校学习历史的本科班里,我的成绩乏善可陈,而涉足到电影领域,我的潜能却一下彻底迸发出来。后来参加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时,我的“超强”记忆力给考官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时的北京电影学院位于北京市郊的朱辛庄,乘车回城要一个小时。考试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城里,住到我哥那里,他正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第二天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然后从王府井步行到西单。我的心情很好,看北京的街巷,看北京的人流。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街上年轻女子多用纱巾遮面挡沙,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风景,令我十分好奇。如今这样的景致已难得一见了,倒说明北京周边的植树防沙还是很有成效的。

那是我第一次到京城,父母让我多待几天,好好游玩,因为没人认为我能考取,就当是一次旅游吧。而我自己对考研结果盲目自信,我没去长城,没去故宫、北海,第三天就登上返回南京的火车,我相信我一定会重回北京。

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需经过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双重审核,所以通知寄出很晚,临到毕业前我才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在那杳无音信的日子里,我却十分淡定,心里从未怀疑自己不能成功。最终,确如我愿。唯一使我耿耿于怀的,是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我的名字写错了,“舟”写成“丹”,完全变了味。

考完研,回南京后我才去见史全生老师,在他的指导下确定了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和框架,并在非常仓促之中完成了毕业论文。我心已飞翔,那毕业论文有应付之憾,我自己后来也深为此而惭愧,而最后我却得了个“优秀”,无疑那是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对我执着精神的肯定,令我感喟不已。

无独有偶,我后来的博士论文也是在匆忙之中写就的。1980年代中期我留学法国,同时读两所大学,一是按照预定计划攻读巴黎第一大学电影艺术博士学位,二是自己考上巴黎高等电影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导演的学校,这时的我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成为导演拍自己的电影,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我觉得文字难以表达我的所思所想。

完成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业后,我才动笔写博士论文,原本四五年的写作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年了。感谢索尔兰教授对我的宽容和无私教诲,他当时对我几乎有求必应。我也要感激答辩委员会给予论文的“优秀”评语,我将这个评语视为对我的又一次鼓励。六年前,我出版了《电影叙事学研究》一书,书中收录了我那篇经过较大改写的博士论文。

回过头来说,我与南大,简直像经历了一次偶然的约会。我一个历史系本科生,忽然接到了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让不少同学感到惊讶。可是,我的同学们在那以前并不知道,我已在电影领域暗中驰骋了多少年。南大历史系是我迈向电影行当的第一个台阶,我庆幸我与南大有这样一场“约会”,从而开启了我此后全新的人生历程,实现了我所期望的人生规划。至今我还是要深情地说:

南大啊,我的四年美丽之约!

电影哟,我的一生应许之地,是梦,也是现实!
 

写于2020年8月4日


刘云舟(后排左一)毕业后干电影行当令本班同学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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