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魏鸣，1955年生。中学毕业后当过六年工人。1978—1988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硕士并留系工作。1988—2018年，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考古系学习、工作。定居澳大利亚。
作者 ：魏鸣
1978年，我是从大学考进大学的。——当然不是从大学生到大学生，而是从“大学工人”到大学生。参加高考时，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当工人；两个多月后，我成了南京大学的大学生。1972年，我高中毕业。说是高中毕业，其实总共上了10年学，而“文革”期间的六年有近一半时间不是停课，就是去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或去山区建造“战备分校”，学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运气还不错，除少数人被安排下乡插队外，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那时，我的同班好友田子约我一起报名去华北油田，我当然乐意，离家闯荡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华北油田总部设在河北任丘，当时正在筹备油田的开发建设，是招工大户，不少同学去了那里。田子也去了，而我没有去成。不是我改主意了不打算去，而是我的家庭出身不符合政审条件，人家不允许我去，油田属于半军工单位，必须根红苗正。学校政教处张老师告诉我，他们努力向油田招工的人推荐我、夸赞我，但还是没用。政教处的周老师也安慰我，说别着急，耐心等等，我们一定给你安排一个好一点儿的工作。一个多月后，我被分到河北师范大学，原本说是在教材科刻写油印教材，实际是去了学校印刷厂。我家在河北医学院，离河北师大很近，往来方便，而且在大学工作还有寒暑假，是个不错的地方，政教处的老师们确实说到做到，为我考虑得很周到。这也是因为中学几年，我一直勤勤恳恳地为学校办校园黑板报、刷大标语，深得老师们的赞扬，此时学校便给予了我较大的关照。告别学校，我从学生变成工人，而没有改变的是，我依然走在过去上学的路上。从家里出来，先到我上了六年学的师大附小，再到我上了四年学的师大附中，左拐不过二三百米，就是师大的北门。那时，我以为这就是我未来的一生了，我会一直走在这条路上，直走到老。那时也似乎心安理得，并没有什么另谋高就的奇思异想。我去印刷厂报到时，已经有其他学校的10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那儿入职，工作了几个星期，我是当年的最后一个。印刷厂规模不大，两排平房，不足40人，有铸字、排字、印刷、装订四个车间，还有油印室和办公室，我被安排在装订车间。在校园里，印刷厂常被称作铅印厂，即铅字印刷厂，很是恰如其分，当时我们还停留在老祖宗的活字印刷术水平上，印在纸上的文字是由一个个铅字排列组成的，和如今在电脑上敲击键盘打出文字不可同日而语。在装订车间，操作切纸机是我的职责之一，当时这是一个有点儿危险的活。那是一台老式的机械切纸机，除了刀片是电动的，其他全是手动，并且没有任何防护装置。刀片约一米长，十几厘米宽，切几百张纸就像切豆腐。开始工作不久，有一天我和同事小张正在往刀下放书，不知怎么回事儿，机器突然失灵，刀片唰地一下就切了下来，幸亏我们俩反应快，及时抽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吓出一身冷汗，俩人面面相觑。后来，小张申请调去铸字车间了，我则一直在那儿工作到上大学离开。机器失灵的事（我师傅称之为“溜刀”），在我工作的那几年又发生过两三次，不过都没有我第一次经历时那么惊险，大概是我“躲刀”的警觉性提高了。我曾经在省美术印刷厂见过一位操作切纸机的老师傅，已十指不全，我工作几年毫发无损，真要感谢上苍。当时，学校武装部安排青年职工基干民兵实弹射击训练，印刷厂的十个青工同事都被通知参加，唯有我被排除在外。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但可以断定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被这种公然的歧视深深地刺痛了，觉得受到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憋着一股气去找印刷厂的书记和厂长抱怨，最终不知是哪一级的领导批准，我终于摆脱了另类待遇，也被允许拿着“真家伙”参加训练，实弹打靶。后来又有第二次打靶，我也顺利参加，再无周折，只可惜没有第一次打得准了。其实，打不打靶不重要，我要的是平等。家庭成份不好，但政策不也有重在个人表现的规定嘛！那几年，我一心一意做个好工人，在工作中积极表现，连年被评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还被指定为厂里的“工人理论辅导员”。我曾经在学校团委的安排下，面对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学员们，讲述自己如何改造世界观的体会。现在想来，有点儿滑稽，但当时大家都是认真的。作为“工人理论辅导员”，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学校安排我参加了省里举办的一个学习班，在省招待所住了10天。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位市法院的副院长，两位省党校的老师，两位市轻工业局的宣传干事，还有河北师大的一位炊事员和我。那位炊事员是退伍军人，原来是8341部队的，在毛家湾给林副统帅一家站岗。那10天过得很愉快，小组讨论时往往不是听法院副院长讲怎么审犯人，就是听党校的老师（他们是“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讲他们上学时的趣事。学习期间，忘了是谁安排我们小组去市郊参观“运5”飞机组装厂，法院副院长为此调来一辆囚车送我们往返。囚车的车厢没有窗户，座椅面对面地设在车厢两侧，人不能面朝运行方向坐。在黑暗狭小的空间里不辨方向地转来转去，我晕车得一塌糊涂，也算品尝了坐囚车的滋味。学习班很快结束了，我竟生出不舍之情，回到厂里一个多星期才渐渐平复了心情，回归现实。印刷厂在学校里的隶属关系有点儿特殊，不属于后勤，而是和教务处、学报编辑部、图书馆、政治教研室、体育教研室在一起，组成一个总支。开会时，印刷厂的工人阶级每每被知识分子所包围。那几年，我认识的“老师”比“师傅”多。工间休息时，我常去图书馆借书，图书馆的老师们总是热情地鼓励我阅读，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厂里开会时总要我做记录，我一时兴起，去图书馆翻了半天卡片，找到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关于速记的书。图书馆的张老师对我说，你看这个干什么，没用。我借回去仔细看了看，果然没用，速记用的是一套符号系统，若不是经常练习和使用，根本记不住。我那时也是有劲没处使，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开会，犯得着动脑筋“速记”吗，“慢记”足矣。“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时，学报编辑部的封老师找到我，要我写一篇小文章登在学报上，并注明作者是工人。我拼凑了一篇，封老师说要加上几句控诉旧社会的话，最好是“我爷爷”那时如何受苦。我为难地告诉他，我没有那样的爷爷，于是改成“我师傅”。其实，“我师傅”并不是我师傅，而是厂里的办公室主任，我师傅家没有她家苦。和工矿企业相比，师大印刷厂就像个小作坊，静静地藏在大学校园里。平时按部就班，不紧不慢；到了盛夏严冬，该放假时放假，只是比教师们少几天。我的工人经历里，没有机器轰鸣，没有钢花飞溅，没有大干快上，没有热火朝天。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工人当得不正宗。日子像水一样流淌，我渐渐习惯了随遇而安。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我并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兴奋，也没有报名参加考试。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虽然说不上多么心满意足，但似乎也没有更高的追求。如果有可能改变现状，我当时的兴趣不是上大学，而是去电影院当美工，画那种巨幅电影广告。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生活在大学校园里，高中毕业又分配到大学当工人，每天在两所大学之间往返，算是一个离大学最近的人。正是由于我对大学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反而变得麻木，多了迟钝和局限，少了想象和向往，感受不到上大学的吸引力。我尤其对在师范大学上学没兴趣，觉得若是毕业分到县里当老师还不如我在大学里当工人。当时，厂里的年轻人，包括和我同年进厂的10位同事以及后来进厂的青工，没有一个人参加高考，大家都满足于身为大学职工的境况，没有进取的动力和愿望，我便也心安理得地随大流。父母倒是一直督促我考大学，但我固执地不为所动。就这样，我甚至没有为要不要参加高考而有一丝纠结，心如止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那次本该珍惜的机会。很快，我就懊悔了。1978年2月下旬，77级学生入学。我先是听说有两位和我不同班的中学同学考进了大学，一位在吉林大学外语系，一位在兰州大学物理系，我闻之心有所动。开学后，师大开全校大会，我又在会场碰见一位中学同班女同学，她考进了师大的地理系，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没有参加高考真是太愚钝了。不久，市里分派给师大一段民防工程，就是建防空洞，师大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施工队伍，我也被派去。和我们一起劳动的学生，是师大艺术系美术专业77级新生，在这些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面前，我不免自惭形秽，打心底羡慕他们，这是我以往不曾有过的感受。回到厂里，已经是3月底，我决定振作起来，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厂里报考的，只有我一人。随后的三个多月，我心无旁骛，白天上班，晚上备考，日子过得飞快。我搜集了能找到的各种资料，独自学习。因为要上班，没有时间参加辅导班，只是听过一晚上师大政教系老师的政治辅导讲座。备考的具体过程已经淡忘了，只记得用时最多的是历史和地理这两门在学校没学过的科目，其次是政治和语文，而数学几乎没时间准备，英语（当年可考可不考，不计入总成绩）则在考试前翻了几页中学课本。虽然时间紧迫，但以复习为由请假是不妥当的（那时没有无薪假），所以我一直坚持工作。记得当时厂里已经安装了一台土造磨刀机，我不用再去大印刷厂借用人家的设备磨刀了。磨刀机在一间新建的简陋小平房里，磨刀的几十分钟我就守在旁边看复习资料，这是我唯一能利用工作时间复习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一个词立马蹦了出来：“磨刀霍霍”，虽然不好听，倒是契合我那时的备考状态。不过，切纸刀不用经常磨，备考期间我只“霍霍”了一次。
考试前一天下午，我按照通知，请假去认考场。到了那所中学的校园里，迎面看见几个手拿活页夹的小伙子在那儿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信心满满。想到要和他们竞争，我心里没底。考场的每间教室安排25个考生，我所在教室的监考老师对我们说，河北的高校不多，外省市的高校在河北招生的名额也有限，而文科的名额又比理工科少很多，平均下来，每两间教室的文科考生只有一个人能考上，包括各类学校。闻听此言，我不禁更加紧张，心里直打鼓，不知我这样仓促上阵会是什么结果。第二天早晨，我在骑车去考场的路上给自己鼓气：“我一定要考好，我一定能够考好！”三天考试，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得知自己的成绩能进全国重点大学，自是非常高兴。但是，选择什么专业，一时拿不定主意。师大图书馆的夏老师对我说，国内的考古专业在世界上还是数得着的，而我那时喜欢画画，对博物馆展览的东西也有兴趣。于是，我填报志愿时，重点大学填了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全报的是考古专业。不久，我收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我的第一志愿。1978年10月，我离开工作了六年的河北师范大学，踏进南京大学的校园，以23岁的“高龄”开始读本科。我和河北师大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工龄满五年的人上大学由原单位继续发工资，河北师大因此给我发工资直到我大学毕业，月薪39.50元，二级工。这使得我与同班许多不带工资的同学相比，手头宽裕了许多。我考进大学读书，不能算是梦想成真，因为之前我并没有清晰的大学梦；也不算是水到渠成，我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并为此做充分准备的人。坦率地说，我只是在1978年的那个春天，幸运地从昏睡中醒来，经过一番努力，把自己的生命之书翻到了下一页。我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感谢那个使人振奋的年代。1978年的那次变化，我不仅从大学里的工人变成大学里的学生，还从北方到了南方。在南京大学读书、工作近10年后，我再次经历了从大学到大学的变化，还是向南，这次更远，远到了南半球。此后，再无变化。
我最后一次踏进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园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南大任教已经一年，受学校委派到河北招生。河北省招生办那年的办公地点设在河北师大招待所，我带着南大介绍信前往接洽。正值暑假，又是星期天，师大校园静悄悄的，阳光耀眼，树影婆娑。办完事我离开招待所，路上巧遇一位相识的师大仪器厂的师傅。1976年，仪器厂曾排演话剧《风华正茂》，她和我的同学小穆领衔主演。聊了几句，挥手道别。我骑车缓缓穿过熟悉的校园，耳畔知了的吟唱犹如从前。我心情平静，也一如当年。郑会欣：人大政审“放鸽子”，
高分考生险些落榜
刘云舟：我和南京大学的偶然“约会”
高鸣：我就是吃到天鹅肉的那个“蛤蟆”
陆华：数学考了99分的文科生
陆华：常跑资料室，我险些传花边新闻
周连春：走进1978年的南京大学
张正涛：“扎根派”知青，
北大放弃我，南大截留我
王为崧：高考有"贵人"相助"小人"使绊
唐立鸣：吃了降压药参加高考体检
杨亚非：高考结束之夜我梦见一条鱼
李晓华：毕业前叩开匡亚明校长家门
高华，历史守夜人
杨冬权：厕所捡三分把我送进南大
孙鸿：阴差阳错成了高华同班同学
徐瑞清：蜜月里，新娘送我上大学
王虎华：五兄弟见证高等教育史
刘金田：错过“工兵”误了中专跨入南大
陈益民：一个“新三届”班级的40年
陈益民：等待命运判决的日子
陈益民：考古实习在夏都“挖人祖坟”
陈益民：南大女生翻大门不让须眉
吕效平：钱诗贵霸凌方方是南京耻辱
计秋枫：消失在学人治学黄金时期
计秋枫："大笑三声，送我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