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唐立鸣，1956年生，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退休前任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
原题
1978年到1982年，我在南大求学四年。其间有许多轶事趣闻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回味，散记于下，以助茶余饭后之兴。
我于1978年10月中旬从徐州乘火车来南京大学报到。报到完毕，因距开学还有几天时间，闲着无聊，即与一同前来南大读书的两位老乡——同班的杨亚非和物理系声学专业的肖敏，相约前往玄武湖游览。那天在玄武湖游览观光一圈后，略感疲劳，三人便在玄武湖菱州的饭店里点菜吃午饭。记得那是菱州岛上唯一的饭店，它坐北朝南，门口有几级很高的台阶。那是一家比较有档次的饭店，菜肴比较丰盛，厨师手艺也比较精，当然价格也相对较贵。在吃饭还需凭粮票购买的70年代末，能在那家饭店点菜吃饭，还是够面子的。我们点了一些荤素菜，其中包括一条很大的玄武湖自产的胖头鱼，交由厨房大师傅现场加工制作。饭店里当时还出售散装的生啤酒（俗称黑啤），5分钱一大海碗。我们三人每人买了两大海碗，三人随即大吃二喝起来。按理说我们三人都是刚入学报到的新生，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都是穷学生，不应该这样显摆，但为何如此呢？主要是经过残酷的竞争淘汰，能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而且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一方面感到骄傲，另一方面是竞争的激烈、拼搏的厉害、压抑得太久，使我们都有些情绪需要释放。资料显示：在停止高考10年后重新恢复高考的1977年和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分别是570万和610万，录取了27万和40.2万，录取率为5%和7%。而到了2019年，全国高考人数是1031万人，录取率是多少呢？88.3%！与当年我们的竞争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见当年我们的拼搏竞争之激烈。我们每人两大碗啤酒下肚后，还嫌不够，又添了些继续喝，直喝到头晕肚胀，三人才算是彻底放飞自我了，踩着略感晕乎的脚步，来到饭店外面的草坪上，躺下晒晒太阳吧。秋天的阳光不冷不热，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渐渐的，三人就美美地睡过去了。这一觉，太痛快了，不能说是南柯一梦，但确实是在感觉周身都发凉时才醒过来。环顾四周，但见夕阳西下，夜幕已临，周遭早已没有了游客的喧嚣。我们赶紧从草坪上爬起，匆匆返回学校去。这一觉究竟睡了多久，我们未曾认真核实过。但人生能有这样一次放下一切、彻底忘我、神游槐安国的经历，也实在值得记一辈子。何时，还能再来一次这样的醉眠呢？大学四年，102这个数字让我印象最深。那时通讯落后，没有手机，连家用电话都很少，与家里或外人联络，主要靠写信沟通。我所在的南大历史系78级的班级邮箱，在学校被编号为102信箱，所以对此数字特别敏感，记忆很深。加之，在我初入南大后，所居住的第一间宿舍，即是南大南苑2舍的102房间。所以102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就更为特别了。南苑2舍距汉口路大门不远，楼后面是校医院，是一座黑灰色的旧的四层楼。当时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和气象系的男生住在该幢宿舍。我所住的102宿舍是从2舍单元门进来后朝右一拐的楼下第一间。我们宿舍当时靠墙共摆放了6张上下铺床，一边三张，共住9人，另一张半床的三个铺面摆放大家的行李。中间是一排桌子。报到当天宿舍还闹出了一个笑话。以研究生身份到系里报到的姚大力，不知什么原因，误闯进了我们宿舍，在我们宿舍睡了一宿，到第二天才发现错了，原来研究生有研究生单独的居住地方，条件比本科生好。他这才又搬了出去。姚大力在南大历史系读完研究生并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南大历史系担任了几年的系主任，于1990年代中期调往复旦大学，担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并在清华国学研究中心兼任教授，可谓不是一般人。当然这是后话，而如今没人知道，想当年，姚大力教授曾误入“白虎堂”，放着好好的研究生宿舍不去住，钻到我们这帮本科生的宿舍，与我们做了一夜的室友，这也应当算是一段佳话吧。102宿舍的9个人，分别进入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9人中，江苏本省的有5人，其余4人分别来自湖南、河北、北京和安徽。巧合的是：江苏的5位同学学的都是历史专业，而外省的4位同学全是考古专业。因到校便吃住一起，所以在毕业工作后的几十年里，相对于班上其他同学，原102宿舍的同学来往较多。去年我与夫人去美国、加拿大旅行了50天，其原始动议即是原室友张正涛提出，2019年上半年，魏鸣、李科威和我各带家眷前往加拿大渥太华张宅中欢聚。可惜由于我的因私护照办理起来比较复杂，拖了很长的时间，而他们三家也各有各的事情，竟使这一动议终未成行。而我们四家人关系之密切，却于此可见一斑了。102宿舍的9个人个性都很鲜明，虽然大家相处中也时有矛盾，但大家从不放在心中，讲开就没事了。我们团结的很好，曾相约一同外出到栖霞山看枫叶，攀爬千佛岩；曾一起去渡江纪念碑、南京长江大桥游览；也在宿舍里就学习问题相互讨教切磋。当然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晚上躺在床上也难免会讨论一些男女之间的问题。比如大家晚上在床上就哲学系77级女生、也就是陈亦工同学时常挂嘴边的所谓“大表姐”，花落谁家的问题，就议论过很长一段时间。花落谁家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吗？可类似于这样的“探讨”时常就成了宿舍熄灯后的常见话题。年轻人嘛，都还没谈女友，议论点花边新闻也属正常吧。40多年过去了，102宿舍那段日子，温馨的时光，仍回味无穷，特别值得留恋。李科威是我102宿舍的室友之一，出生于1953年。他的成长过程很艰辛。他父亲是解放初从国外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高校任教。但在“反右”运动中受难，最后去世。随着父亲的过世，他家生活跌入低谷。为了生存，母亲将他与哥哥一起送到湖北沙市的孤儿院。在那儿待了好几年。后才又被他母亲接回长沙。进入南大学习时，在班上他年龄算中等偏上一些。他中等个头，很结实，讲着一口所谓长沙普通话。每天早上天没亮，他就离开宿舍去校园里锻炼，对于武术很在行，曾任南大武术队队长，刀枪剑戟棍鞭样样精通，拳坛内部的各种流派和套路也能比划一二。他精力充沛，似乎每天有使不完的劲。
李科威同学（后排左一）动作有点夸张
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因为什么琐事，我与科威发生口角，进而动手打斗起来。可怜我那脆弱的身体，哪里是他练拳习武的对手，仅三两下便被打趴下了，还导致我的蚊帐也被打斗中戳了一个大洞。为此我耿耿于怀了好些日子。好在彼此间的过节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倒不至于记仇。李科威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正如武侠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学四年级时全班组织去安徽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参观，途中遇到几个当地的小流氓企图欺负班里的女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走在队伍后面的科威迅速赶到现场。当几个小纰漏还要恃强时，科威与其他同学一起，很快将那几个泼皮打翻到沟里了。大学毕业后，科威被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那里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方，馆里藏有很多的珍贵文物。科威思想前卫，曾探索将计算机技术与考古结合起来，是国内较早将考古学推向数字化技术的探索者。遗憾的是，墨守成规的考古学界没有给他足够的发展空间，他的好些超前想法，被束之高阁，未能一展抱负。后来他干脆出了国，移民至美国盐湖城。在美国，他多年习练的中国武术功夫发挥了作用。他招徒练武，通过了美国医师考试资格，拿到行医证书，建立了一个华人针灸推拿诊所，而且雇佣了当地人，成了洋人的老板。大概是1990年代的某一年，科威回国办事去我当时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家看我，一个白人小伙儿站在他的身后，像保镖一样。一问才知那是他的美国徒弟。徒弟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行医，科威又努力想在中医领域有所作为。后来他把小诊所转给了他人，自己回到国内，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自费系统学习，最后竟取得了博士学位。当年他的博士学位答辩会是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的，内容仍是用计算机结合中医诊断。因为答辩导师的构成需要有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所以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在南京请一位在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参加答辩。我后来请到我的一位朋友、时任东南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的徐宝文教授，参加科威博士论文的答辩。记得答辩那个晚上，科威和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在房间内进行答辩，我和杨亚非、陈红民等就在房间外等候。时值仲秋，天气不好，风高夜黑，冷风啸然，我们冻得瑟瑟发抖。而两三个小时后，近十点了，科威走出房间，兴奋地告诉我们：答辩通过了。当时他很激动，以致忘了请我们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几个同学去吃夜宵。这笔账我一直记到了今天。李科威现在生活工作在广东深圳。他搞了将计算机应用于中医诊疗方面的开创性的工作。他发明的诊疗系统的核心软件致使他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他将变卖美国诊所的钱和他哥哥在深圳开企业赚到的钱都投入进去了，但十几年过去，现在还未收回本钱。即便如此，他不改初心，仍在坚守和奋斗，朝着他追求的目标前进。他的执着精神令我十分敬佩，我相信他会成功的。
与室友在苏州
陈亦工也是我最早102宿舍的舍友，在宿舍9人中年龄较小，但不是最小，而他的思维方法和日常行为却显得最小。亦工虽然在盐城出生长大，却从不认为自已是盐城人，这个不涉及地域歧视，而有深层原因，此处不赘述。亦工有一个远方长辈住在南京马台街附近，每逢星期天他就可能去长辈家里蹭好吃的，比我们几个多了一个去处。另外他还有一个上海籍的在77级哲学系上学的“大表姐”，前文已提及，因她常来看望他，也便一度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背后对人家品头论足，大约是因为人家长得比较可人、举止比较大方吧。我们在校时的信箱代号是102，信箱的钥匙保管员就是亦工同学。信箱钥匙保管员在班里虽然不算是哪级干部，但我觉得比班委会成员还吃香。一方面，全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真正品尝了“家书抵万金”的滋味，盼望家书的到来；另外有一部分年龄大的甚至结过婚的同学，平时就靠通信与女朋友沟通、恋爱或了解家庭和子女情况。亦工掌握了信箱钥匙，等于掌握了大家的信息通道，每天他来给大家送信，遂成为极受大家欢迎的信使。应当说，四年里他是非常尽职尽责的，从未出现过丢信拆信之类事情，把各宿舍的报纸和大家的书信物件及时送达，占用了不少个人的时间，而他从无怨言。当然，用南京话说，他有时也“故意拿桥”，即故意吊同学胃口，以让别人有求于他。我们当时同住102宿舍，午休时经常被其他宿舍的同学前来要报纸信件所打扰。这就是他惹的“祸”。说起来有意思，我们全班只有五位女同学，因而被称作“五朵金花”，班里明显地男女比例失调。亦工因传递信函必然与五位女同学往来更多，此外，平常与她们相处也极融洽，据说每回放假，女生回家或返校，亦工总是迎来送往，可谓关心备至。所以几位女生也不把他当外人，与他相处十分亲近。女生均比他大，自然而然都成为他的姐姐。有男生后来回忆说，“姐姐们对他可好了，也不设防；而对别的男生就可能会有戒心，怕别的男生另有所图。”这种状况，难免让一些男生要拿亦工开涮，说他对姐姐们特别优待，唯命是从，常跟在她们后面，于是就给起了个外号，叫“小六子”，意为五位女生之后的第六个“小女生”。大家这么叫着，叫惯了，他也就习以为常了，哈哈一乐，并不会因此而对叫的人吹胡子瞪眼睛。
亦工（前排左1）与大家非常融洽
德国留学生瑞江是我大学三、四年级的上下铺同学。他的德国本名是ULi REiS，取了中国名字“瑞江”。他是当时西德波鸿市人，出生于1959年11月15日。他是一个有着正宗日耳曼血统的人，皮肤白皙，眼睛碧蓝，金黄色的头发微卷。他是作为中国和西德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受益者，而到中国留学的。我曾问他留学中国的原因，他告诉我，他父亲是西德的一名冶金工程师，母亲在波鸿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姐夫是波鸿市议会议员。瑞江学习中文并到中国来留学纯属偶然。他本来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不熟悉，也不懂中文。那时，我国刚实行对外开放，从国外引进的重大项目中，有一项是在武汉市建立一米七轧机。而他父亲作为冶金工程师被派往中国参与援建。因此这引发了瑞江对中国的关注，在大学攻读生物学的他改学中文。据他说，德国人出国留学手续很简单，递交一个申请报告并陈述到该国留学的愿望即行了。而且德教育部规定，到任何一个国家，如到美国或到中国，德国政府给予学生的资助经费都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所学国家的生活费用高，就多给一些，生活费用低就少给一些。当时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比美国要低的多，这笔钱到美国留学肯定不够，自己要贴不少钱，而到中国留学不仅不贴还有结余。所以瑞江到中国来留学，不旦没有花钱，反而赚了一笔钱。与其他国籍的外国留学生相比，瑞江身体更强壮，而且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当时，瑞江在宿舍每晚向我们学习一个成语，每周学习一首古诗词。一天他突然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先贤都以“子”字称呼，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和墨子……“子”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告诉他，被称为“子”的人，都是中国古代有学问的思想家。瑞江的反应真快，意想不到地反问：那蝇子、蚊子，难道也是有学问的思想家吗？这么一反问，倒让中国学生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复了。大四时由于功课压力减少，大家得以有时间去南京附近的著名景点旅游。当时大家去了滁州琅玡山醉翁亭，镇江的金山、焦山和安徽马鞍山的采石矶等。记得我们去采石矶参观，是一个星期天。瑞江听说后，也嚷着要去。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如果离开南京这个长住地，必须向公安机关和学校申报事由并得到批准才能成行。我将此事向瑞江说明并希望他去履行有关手续，记不清他是否去办了。到那个星期天早上，他真与我们一起乘公交车到中华门车站，购买到安徽马鞍山的火车票，结果他没能买到。原因是马鞍山市当时不属于对外国人开放的旅行地。那时全国除了几个主要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以外，很多中小城市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就连南京市的中华门以外，都不允许外国人踏足。当时瑞江悻悻返校，想必是十分不高兴的。而我们去采石矶游玩的同学在游玩时心里边也感到有种缺憾，为他没能来而生出少了点什么一样的感觉。瑞江在南大读书时，我曾带他到南艺、南师两校的美术系作为模特儿供美术生写生画画。当时我有几个中学同学分别在南艺南师美术系读书。当他们听说我的上下铺是一个纯种的白人时，非常感兴趣，希望能把他约出来作为模特儿进行写生。当时这些美术生所画的模特全是中国人，他们对外国人的皮肤颜色和身材轮廓都没有画过。当我将此事告诉瑞江时，他非常理解并答应了。我带着瑞江去了南艺和南师美术系，把他介绍给了我的中学同学。后面他去了多少次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和我的那些同学也成了朋友。瑞江后来所用的名字印章，就是我的南艺同学帮他刻制的。德国留学生瑞江
毕业以后我就与瑞江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后来又去了美国留学。40多年过去了，我与瑞江上下铺相处的情景，他那睿智、俊朗的面孔仍时时萦绕在我的面前。在此，我祝愿瑞江生活美好如意。77级和78级大都是从工厂、农村考上来的大龄青年，在校读书时很多人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但由于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加之学校开始时规定，不准学生谈恋爱、结婚，所以很多大龄同学便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到大四时，功课压力减轻，外部环境放宽，许多大龄同学都与相恋多年的爱人结婚，趁毕业前将关系固定下来。魏鸣是我刚进大学时的室友，虽不是一个专业，但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后不久，我从张正涛处得到魏鸣将要结婚的消息，于是与张正涛和耿曙生商量要送件物品表示祝贺。送什么呢？最后张正涛说，买架座钟吧，让他们更便于掌握时间。于是我们三人到了商场花了几十元，买了一架木制座钟，兴冲冲地送到了魏鸣在南京市北京西路2号新村的新房里。魏鸣和夫人王卫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表示感谢。但当我回去后将此事讲给我当时的女友即现在的夫人听时，她当即说别人结婚送什么不好，怎么能送钟呢？“送钟”与“送终”是谐音，是非常忌讳的。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会很不高兴的。我听她这一说，像兜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心里立刻懊恼的不行。这事，张正涛回去与女友一说，女友是南京人，也是这么说的。大约南京人都知道这方面的禁忌，而我们几个外地来的，对此却茫然不知。当然，关键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不多了解些中国世俗中的禁忌，不惹出麻烦来才怪呢。所幸，魏鸣与王卫平当年也不懂这么些规矩，他们一边感谢，一边笑纳了座钟。后来魏鸣说：“那个座钟，一直放在我们的卧室里，陪伴着我们好多年，直到我们出国。”谢天谢地，真挚的友情，没有被我们那样的“神”操作而被玷污。
三个挚友魏鸣、唐立鸣、张正涛
以上是我在南大学习生活中的一些轶事趣闻，是当时大学生活中的花絮。当然还有很多，我仅择其有趣、记忆很深的几件写出来，供大家看后一乐吧。40多年过去了，回想那青春岁月的日子，万分留恋，而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长留在了心间。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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