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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萧象:中学毕业,为了告别的三人晚会

萧象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大学时代的作者


萧象,湖南永州人,1977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原题

毕业之夜
为了告别的三人晚会




作者:萧象



现在回想,中学毕业的最后一幕,是合拍毕业照,在电影院斜对面,人民照相馆。当时各门考试已全部结束,同学们卸下了所有负担,全无牵挂,一身轻松。随着摄影师按下快门,同学们丰富各异的表情瞬间定格为永恒,其后涌出照相馆,分头散开,从这一刻起,永州一中(时称零陵县工农中学)高十四班,这个存续了两年的班集体从物理形态即宣告自动终结,不复存在。这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不仅意味着同学之间的相互告别,也是对中学校园的告别,对整个学生时代的告别。告别校园,“走向生活”——毕业照上的题词写得明白。


这一天,作为聚合集体记忆的纪念性日子,清晰地显影在毕业照上——1974年元月14日。这时离春节很近了。


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会有各种不同的告别。或告别父母,或告别家乡,或告别校园,或告别战友,或告别单位,或告别团队。每一次告别,意味着人生的一次转变或转场,是原有熟悉生活的结束,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人生就此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在所有这些告别中,告别校园,无疑是人生最初的一次重要性告别,代表着,一个人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基本教育,开始走向社会,从此独立成人,处世谋生。


当初也许并没有这么清晰明确的认识,但下意识地觉得中学毕业,就此风流云散,简单分手,似乎意有不足,兴犹未尽,还需要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有所表示才是。不单是我,谭衡鸣和任玉民,也心有戚戚,抱有同感。


于是,这天晚上,我们会聚车辆鉴定所二楼谭衡鸣家,围着一盆烧红的炭火,带着毕业之夜固有的兴奋心情,进行了一次三人的晚会夜话,以此来填补我们自以为毕业告别仪式的不足,和对中学时代结束的一次回顾性告别纪念。


邓拓、吴晗、廖沫沙,文革前在报上辟一专栏,名燕山夜话,但那是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有趣文章。而我们三人的晚会夜话,是真正的锵锵三人行,内容五花八门,形式海阔天空,从课堂教学到同学关系,从校园轶事到社会见闻,但凡那些有趣有味有意义的青春行状,陈年往事,伴随着炭火的温暖,从三人的唇齿之间不经意地滑溜蹦出,在亦庄亦谐的谈笑中复活重现。


下面记述的未必全部都出现在晚会夜话之中,但它们今天还存活于我的脑海,勾起我的回忆,以当年之鲜活之趣味,构成夜话谈资,十有八九。


进入高二,我们从进校门第一栋青砖教学楼二楼,搬到了后面红砖实验楼的阶梯教室。班主任换成汤仕优老师,其他各任课老师也都面目一新,唯英语老师龚顺林青山依旧,继续留任。在最受欢迎的老师名列,龚老师讲课可谓别具一格。


犹记高一开学第一课,龚老师走进教室,立于讲台,穿一身流行的草绿色军服,戴一顶同颜色的军帽,乍一看去,好像一军转干部。他双眼扫视一遍教室,然后摘下帽子,露出一颗光溜的圆脑袋,显得十分滑稽有趣,台下忍不住一阵窃笑,自我介绍之后,开始讲课。先是一番高谈阔论,大谈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再到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离不开英语翻译,处处需要英语人才。然后进入正题,拿起课本,翻到第一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高声念道第一句:Where does man's correct idea comefrom? 只见他抬头向上,手指天空,自问:Does it come frome sky?头一摇,自答:No, it dosn't。接着又指向自己的脑袋:Is it born in the brain? 头又一摇:No,it isn't。最后手臂一挥,目光向前,坚定地说道:Man's correct idea can only comefrom practice。


尽管无人听懂,也不知所云,但仅其抑扬顿挫的语调,近乎表演的动作,和不无夸张的表情,已将同学们的好奇之心一网打尽,收入囊中。龚老师引人入胜的课堂教学,不觉间把大家领入一个陌生而新奇的英语世界,激起一大批同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遗憾的是,不久龚老师调离一中,去了他校。


这时我家也从北门一宿舍迁至北门外的渠道管理局,左邻车辆鉴定所,右舍运输公司。上学放学,和谭衡鸣、刘庆国、任玉民、李湘生等,常常相互吆喝,结伴而行。


刚开学不久,班上闹出动静,造成事端。某男生出言不逊,惹怒一女生,两人由言争发展为武斗,在黑板前打成一团,惊动学校。本班向为模范,出此事故,何以了得,学校一声令下,改组班委会,将男生迁往他班,确保平息事端。隔日,由我把他送到楼上高十一班。过了半个学期,事情淡化之后,他提出申请,下楼归队,重新回到了本班。


本班所以视为模范,除去学风比较浓厚,班纪比较严明,成绩一直居于年级之首。曾有幸代表学校参加县里组织的一次全县摸底考试,只可惜,这一文革期间仅有的一次对教学质量的重视,不久就因张铁生事件影响,视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的表现,被叫停而夭折。刘庆国、谭衡鸣,以及笔者,形为考场三驾马车,平时测试小考,语数外理化,各擅胜场,互领风骚;毕业大考,各科总成绩,相互之间,只隔0.5分,并驾齐驱,难分伯仲。


话说智力相当的同学间,有竞争,也有斗气。这不,刘庆国在家说闽南语,和同学在一起则说零陵话,间或语言切换不甚畅通,尤其是情急之下,出现卡壳,有点口吃,谭衡鸣人小(当时)鬼大,足智多谋,笑谓“三秒”,一时流传开来,让刘庆国颇感受伤和委屈。向我诉说。正好不久前我读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故事,田中少时也曾患有口吃,却含石苦念,校正发音,持之以恒,终于摆脱暗疾,成为一代名相。活学活用,学以致用,我充当一回二道贩子,转手兜售田中故事,以为励志加油。


43年过后,同学们毕业后首次聚首,刘庆国主持晚会,字正腔圆,挥洒自如,间以花腔滑调,插科打诨,既庄亦谑,与当年青涩羞怯且与人争辩时的“三秒”判若二人。不仅如此,立于当年讲台,自曝当年诨号,赢得阵阵笑语和掌声。是哪位大人说的,一个能自我调侃、敢于自我嘲笑的人,乃是一个真正内心强大而自信的人。诚哉斯言。


窗外寒天冻地,北风呼啸,窗内炭火通红,谈意兴浓。白居易回忆与朋友寒夜饮谈,写下一首温馨短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情境与我等何其相似乃尔!唯不同者,我们没有酒饮,喝的茶水。谭衡鸣独享单间,其母钟阿姨和蔼可亲,除偶尔进来给我们续水,一任我们海阔天空,鱼跃鸟飞。


任玉民是长沙人,说一口长沙话,高二又转入董迎红和龚争鸣,也来自长沙。在满堂本土口音中,省府长沙话,别具一格,不仅显得好听,从语言文化上也注入一种外来语的生机与活力。一次数学课,抢答问题,我冷不丁冒出一句蹩脚的“格边”,全班始而惊愕,继而大笑哄堂。心理学说,这是一种羡情与慕意的下意识流露。


任玉民喜欢医学,尤其是中医,家里摆放着好几本医学书,时不时在我们面前搬弄一些医学名词。一次上学途中,走到耐火材料厂时,不知怎么扯到中医治病,任玉民一本正经,俨然教师爷,突然问道,你们说,看病治本还是治标?大家怔住,我有点迟疑,说,治本。其实,我当时固然知“本”,却不懂“标”意,何谓“治标”,二选一,百分之五十的胜率。任玉民的意思,可能想说中医治本,西医治标。可后来他学的专业却是西医。


出管理局右拐,进运输公司后门,是一片偌大的停车场,一度为我们练习车技的活动场地。当时放映的纪录片常有杂技团令人炫目的车技表演,让我等看得口瞪目呆,心向往之。高难的学不到,就摹仿最简单的。飞身追车和侧身拾物,是两个易于摹仿的初级动作。前者要求将单车往前用力一推,双手松开,当车自动前行时,紧随其后,纵身一跃,跳上车座,双手把柄,摆正身姿。后者动作,乃是骑行中右手把柄,将车向内倾斜,然后侧身弯腰,伸出左手,探地拾物。对身手敏捷、反应灵活的中学生,雕虫小技,不在话下,来回三五遍,功夫学到手,动作练到家。


然后嘛,到了学校,逮着机会,大操场上秀上一把,在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的惊羡目光中获得片刻的虚荣满足。再然后呢,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等待着下一个可以炫技显摆的项目机会到来。


天气逐渐转冷,任玉民提出晨跑,说了一大堆晨跑的好处,把谭衡鸣和我说得怦然心动,跃跃欲试。凌晨不到六点,天还是一团漆黑,他就从运输公司跑到粮运大队前面,站在公路上,对着我们所在家院大声呼喊:谭——衡——鸣,李——小——平(笔者本名),如是者三,呼声有如起床军号,飘荡在寂静空旷的夜空,显得格外的嘹亮。我在睡梦中被唤醒,赶紧穿衣着鞋,出得机关侧门,小跑到公路上,谭衡鸣比我近,先我已到。三人沿着通向冷水滩的湘桂公路开始晨跑。


粮运大队往北是一节很长的陡坡,名字有点意思,叫神仙岭,据说是何仙姑在此遇见吕洞宾,从而修炼成仙的地方,还挺有来历的。跑上神仙岭,我们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差不多也快成仙了;接着一长溜的下坡,转弯,越过一两家村庄,接近七里店,打转往回。这来回一路,不见人车,除了我们的喘息与脚步声,一片寂静与麻黑,跑回家时,天才发亮。


晨跑健身,的确好,但持之以恒,需要毅力和意志力,可当时缺乏的就是毅力和意志力。另有一点,洗澡麻烦。冬日跑出一身汗,回家固然可以毛巾擦洗,但连续几日非得洗澡。却条件限制,洗一热水澡并不易得。由于这两种原因,谭衡鸣和我先后退出,三人的晨跑也就不了了之。


不知不觉夜已深沉,我们三人却毫无倦意。以毕业之夜顾念与憧憬特有的情结,继续着围炉夜话,从对学生时代的回顾转向对未来生活的展望。生活有如灯光斑斓的街市夜景,对即将踏入社会的中学生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又如广阔深邃的茂密森林,令人急切地想进入其中,探一究竟。尽管我们无法设计、预料未来生活的模样,甚至对生活也无法做出选择,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同当时所有年青人一样,对即将投入的社会,就要开始的生活抱着美好的期盼,天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处于一个伟大而火热的年代,需要也应该积极热情地做出努力,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以不辜负所处时代的伟大。


《火红的年代》,拍于1973年,是文革以来第一批拍摄的国产故事片之一,未正式放映之前,谭衡鸣和我,在元旦之夜到电影公司有幸先睹为快,耳目为之一新。影片所表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工厂生活,工人们积极向上的主人翁精神和冲天干劲,让我们激动、振奋而向往,虽说在当时中学毕业后绝大多数的第一面向,也是唯一面向,是下放农村而不是进入工厂。“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教导,我们兴致勃勃,展望、想象并谈论起陌生的农村生活的可能模样,直至盆中炭火逐渐减弱,时间夜半更深,这场持续4、5个小时的三人夜话晚会方落下帷幕。 


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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