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郑晶星：我曾是一名小孔乙己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晶星，1958年生于贵阳市，中学毕业后在水电安装队做临时工，1977年进入贵州轮胎厂当炼胶工，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到贵州省国防工办工作，1993年到国有企业从事管理工作。2019年退休。

原题

偷 书

作者：郑晶星

我的家原来住在贵阳市三民东路。“文革”时贵阳虽然有许多“封资修”的街道被“破四旧”的名义更名，如今天的省府路曾被改为人民路，博爱路改为反帝路，普陀路改为东风路。可能是由于没有完全否定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因此三民东路没有受到红卫兵小将的冲击而改名换姓，生出一条“四海路”来。我也就在“三民主义”的街上，在动荡不休的岁月里一天天成长起来，直到它的消失与湮灭。

三民东路已于公元一九七八年拆迁，建成了当时贵阳最漂亮的延安东路，而三民东路的少年生活中，即使在那动荡的年代也有不少快乐和难忘的记忆，而最为难忘的是我偷书的一段经历。

在我家旁边是贵阳市三民东路派出所与办事处，那是一个三进两院的前后院子，纵横有着六七栋小楼，前面院子是派出所，后面院子是办事处。

办事处是负责辖区居民管理的，他们对人的态度比派出所的警察要好一些。“文革”开始后，办事处也瘫痪了，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多无所事事，工作很不正常。因为里面院子有一个乒乓球桌，我们这些孩子因为学校停课，无所事事，在父母上班后四处流浪，或是成天就在那儿打乒乓球，有时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打，11个球，3战2胜，谁负谁下。

有一天，李老大跑过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我在办事处里发现好东西了，”说完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我在办事处一个房间发现的，有不少。”一看到书，我眼睛亮了起来，“在哪儿？”“我带你去看。”

趁着夜色，我和他跑到办事处，他从外面打开一间房的窗子，翻了进去，再从里面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这是一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破桌子、灯笼、红旗、锣鼓等东西，在角落的一个柜子里放着一些书。“怎么样？”“拿！”

我和他两人每人在两边的腋下夹着几本书，用外衣遮掩着，再把门窗关好，悄悄地穿过派出所走回了家。

到家一看，都是原来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诸如《不怕鬼的故事》《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儿童画报》等等，都是字书，没有我们喜爱的小人书。李老大运气比我好，居然拿到了两本《10万个为什么》。

原来在三民东路上除了那个私人摆的小人书摊外，还有一个居委会办的儿童阅览室，“文革”开始后，这些书都被收到办事处，但又不属于“四旧”，因此才没有被烧掉。

“文革”中，许多居民上交和抄家来的图书、古董、字画都在办事处的院子里被付诸一炬。我曾在灰烬中找到一本残缺的线装书，因为看不懂，但却一直保存着，大了才知是《诗经》，让我记住了不少的国风的诗句。

这些柜子里的书因是公家买的，又难以定性，因此才逃过一劫，没有投进熊熊的火海。

偷东西是有瘾的，得到了这十多本书后，心里还惦记着柜子里的那些书，尤其是我们都想把《10万个为什么》拿全，于是，我们又铤而走险了。和李老大商量了一下，觉得晚上去真的像做贼，不如白天趁办事处工作人员中午休息的时候去。

于是，中午下班前，我俩在办事处打乒乓球，看到工作人员都走后，我们才开始行动，而且李老二还在外面给我们望风，不几天柜子里的书就被我们搬空了。

书拿回家怕大人问是从哪儿来的，而且那年月书是不祥之物，只有偷偷地把书藏在家里二楼的天花板上，每天幸福地翻着这一堆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和他们家两兄弟交换着看，但《十万个为什么》好像只拿到了5本，我只有一本，而且他们家是两兄弟拿，我则是单打独斗，他们的书比我的多得多，心中不免有些忿忿。

一天中午我单独翻进去，打开其它柜子寻找，但都是一些杂物，只在另一个角落的地上找到几本残破的书。正当自己要悻悻而归时，门被从外面打开了，原来是我翻东西的声音惊动了办事处一个留下来的同志，而且这次我是一个人，没人放哨，于是就成了瓮中之鳖。

抓住我的是一个50来岁的办事处工作人员，现在已记不清他姓什么了，但他认识我，知道我住哪儿，父母是谁。平常他很和蔼，那天却十分严峻。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看到门没锁，就进来了。”当他看到我手里拿的是几本书时，严峻的面色已和缓了一些，“把书放下，把你家大人叫来。”

那时父亲在马王庙上班，中午只有母亲在家。母亲疑惑地跟着我来到办事处，听说了原委之后，立刻一左一右地给了我重重的两巴掌。那人一看连忙拉住，说，“吴阿姨，孩子还小，不懂事，别打他了。”母亲不听，又给了我一巴掌，并问道：“X同志，我回去还要好好地打他。”那同志说：“让他向毛主席承认错误。”

于是，两人拉着我到毛主席像下承认错误。我至今仍清晰清晰地记得那天办事处会议室里的那个毛主席，下面是红油漆写的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中间是一颗红色的心，心当中是镂空的忠字，最上面毛主席的标准像。

承认错误的话是他在前面说我在后面跟着学的，好像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今天犯了错误，对不起您老人家，我向您认错，保证一定改正，今后不再犯错误，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低头认错后，我抬起头来，看见毛主席慈祥地对着我笑，似乎是原谅了我的错误。一颗砰砰乱跳的心慢慢地平缓下来。

那人说：“你已经向毛主席保证了，今后不准再犯错误了哈。”又对我妈说：“把孩子领回去吧。”母亲连声向那人道谢后领着我回了家，在路上问：“刚才打疼了没有？”我知道母亲打我是做给那人看的，虽两耳光打得不轻，但我不感觉痛，因为当时害怕极了，现在平安无事反倒觉得感觉到火辣辣的痛了。

后来想起，那天是运气好，命真大，抓住我的那个同志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在中午没人时就把这事给处理了，没有让别人知道，也让我的母亲放下心来。

那可是一个小题皆可大作的岁月，人人都老老实实地犹如惊弓之鸟，我们却敢去做下这偷书之事，而且偷的又是查禁的书，这岂不是犯了天条。一旦查根源、找后台，极可能会把火引到父母身上。幸好，遇上的是那个老同志，像是一个读书人，对那年代小孩子偷书有一种宽厚的原谅和理解，要是遇到别人，特别是那些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的工宣队或老广兵，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幸好，有那些偷来的书，在那一个个灰暗的日子里反复咀嚼，给我的心中带来一线光，陪我度过那无聊的时光，增长了一些知识，培养了阅读的兴趣，塑造了最初的品性，指引了童年的道路。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不后悔，甚而庆幸当时的偷书行为。

后来进中学后，在学到语文课中鲁迅的《孔乙己》一文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篇课文我印象最深的除了茴香豆的四种写法外，就是孔乙己:“读书人窃书不为偷”这句话了。

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小孔乙己。

本文作者近影

郑晶星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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