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萧 象：零陵古城的三个“偷书小贼娃”

作者档案作者高中时期

萧象，湖南永州人，1978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88年入读湖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研究生，文学硕士；曾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

原题

那年夏天，年少青涩

作者：萧象 

那年夏天，我读高一，15岁，半大不小，正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青涩阶段，具有这一阶段一般同龄人所有的普遍特征——爱学习也贪玩耍，好读书却不求甚解；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偶有不合时宜的想法，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在温顺听话的下面跳动着一颗带有叛逆因素的不羁之心。

夏天是最适合青少年的季节，不仅天空永远晴朗，到处阳光灿烂，更有漫长的假期，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几天功夫就可搞掂，随后便是自由自在的欢天喜地——父母上班，无人管教，没有束缚，可以上山捉鸟，可以下河洗澡，随心所欲，任尔逍遥。因而，可以说，夏天在我等少年心目中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五月初夏，我学会了骑车。那时的单车，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今天的轿车，虽说仅是一种简单的交通工具，在一般人们心中，尤其在小县城，却是财富的象征。“单车、手表、缝纫机”视为富裕家庭的三大件，即便到了1980年代初期仍是如此。单车价值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人的诱惑也不言而喻。

学车初会，如鸦片初尝，有一种瘾性难以自禁。家中无车，心痒难耐。于是，那一段期间，每于夜幕垂落之后，就与一位同学，溜进附近的运输公司，偷骑那没上锁的公家单车。运输公司大门的右前方有一简易的车棚，夜间总停放着一大堆横七竖八的车。看着无人时，我们就走近车前，试着搬弄车锁，遇上虚锁的，用手稍微往上一抬，锁便打开了，运气好时，直接碰上没锁的。带着兴奋与忐忑，我们将单车推出车棚，出得大门，左脚踏板，右脚向后用力一蹬，踩车向前溜去。

运输公司对直往南，经汽车站再到一小，是一条数百米长的斜坡路，也是全城最宽的一条柏油大马路。入夜以后，这里行人稀少，车辆罕见，路灯高照，非常适合练车。从北往南为下坡，只需踩上几十米，便顺势而下，一路溜行，车轮转得飞快，你只管双手握住车把和刹车，两眼望着前方，不费一点力劲；到达一小前面，路势平缓，再掉转头来，爬坡返回，用力蹬踏，踩到坡顶，气踹嘘嘘，满头大汗。这样数度来回，过足车瘾，心满意足，将车完璧归赵，放回原处，然后走回家去，上床酣然入睡。隔日，前度刘郎，再作冯妇。如此，一周下来，车技基本熟练。

但真正骑车上街，在此一月之后。一日中午，家中做菜没了酱油，从所住北门“一宿舍”到大旅社斜对面的副食品商店，走路来回要二十来分钟。我借邓庆民的单车，只花了七八分钟的时间，就打回了酱油。那时一般家庭有单车，已算稀罕，他家不仅有，且是一辆簇新的带后刹的车，车铃子还是那种转动的，轻轻一摇便发出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骑在街市穿行，一路铃声不断，很是招摇。一年后和汪云星代表班团支部到郊区搞外调，路途不近，我也借骑的这辆车。

这年夏天“双抢”，在接履桥公社，我们自带铺盖，度过一段与农民打成一片，参加“抢割早稻抢种晚稻”的劳动日子。这是遵循“五七指示”开展学工学农实践活动的部分内容。那些烈日炎炎辛苦繁重的劳作场面早被时间的滤镜稀释淡忘，唯一细微生活情景留下印象，记忆至今。在公社中学教室我们睡地铺一字连排，晚上暑气不消，一时难以入眠。突然感到蚊帐轻轻晃动，耳边吹来一丝微风，翻身一看，却是右邻邰利达枕边一台微型电风扇在转动。我掀开蚊帐，探过头去，好奇地拿起瞧了瞧，电风扇掌中宝大小，由一个马达、三根叶片、一节电池构成，为邰利达自制，虽风力不及扇子，因为自动，省却人力，于炎热的晚夜也不失为聊可消歇暑热的智力方法。

另有一次学农，是在学校基地富家桥“五七干校”。一个雨后天晴的午后，一群同学来到河边，对面就是有名的油山岭，其如天外飞山，兀然峙立于潇水河畔。有人提议去爬油山岭，于是五名习水男同学，褪去外衣，交由女同学看守，仅穿裤衩，游过河去，然后爬上了山顶。站在山顶，放眼望去，田野、村庄、河流，乃至远处的县城，尽收眼底，一览无余。那种居高临下俯瞰人间的视觉冲击，有如今天无人机高空航拍的风光片，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高瞻远瞩而“小天下”的壮观和壮美。这次登山，除我之外，其他四位同学，记得是王坚、王凤江、王小明、李湘生。

期末，考试完毕，等待放假。晚上无聊，和L同学出门闲逛，突然起心到学校看分数。进学校（永州市一中，文革前为零陵县一中，文革中也就是我读书时改名为零陵县工农中学）大门，左侧是一栋两层的青砖工字型教学楼，每层东、西头各两间教室对开，走廊中间一间教室和一间老师用房。我班高十五（本届高一5个班，分别为高11、12、13、14、15，高二时并为4个班，我班变为高14班；年级部分学习困难的同学并入高15班，重读高一），在楼上东头北边教室，L同学是高十四，在我们对面教室。楼上老师用房住的是我的班主任李志岳，他同时兼教高十五、高十四两班的语文。

李志岳老师毕业于湖南师院（今湖南师大），文革前进的大学，分来学校没几年，30来岁，说普通话，一头黑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颇显俊逸潇洒。其房间也很讲究，布置整洁大方，干净利落，台桌上一对蓝色玻璃花瓶插放着散发清香的白玉兰，尤引人注目，整个房间由此衬托得十分雅致而有情调。在强调艰苦朴素，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年代，这种格调明显与众不同，也因此让不少同学感到亲切和喜欢。

李老师讲课颇受欢迎。课堂上他常常旁征博引，让人感到生动有趣。一次讲到“推敲”一词，他引用贾岛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创作故事，解释这一词语的来历，告诉同学们作文讲究“炼字”的重要性。另一次，作文课，他讲给大家一个故事，说宋朝时全国的画家来到京城参加考试，主考官以“踏花归来马蹄香”命题，让画家按此句内容表现出来。李老师转问同学，如果是你们，当用怎样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大家吱吱喳喳，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尽不得要领。最后，李老师说出答案：在所有画家画出的作品中，唯有一位画家独具匠心，获得考官称许，他画的画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时分，一位游人骑着马儿从城外归来，但见马儿疾驰，马蹄高举，几只蝴蝶追逐着马蹄蹁跹飞舞……借用这一故事来说明作文需要想象力。

夜晚的校园一片幽静，唯老师的窗户透出亮光。我们循梯上楼，敲门进屋，李老师在灯下正批阅试卷，一见我们，明白来意，便把我们引到堆着试卷的书桌前。我班卷子已阅毕，他看的是邻班试卷。这次考试，语文试卷有一道高分题，分析课文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的最后一段话。我哗哗啦啦地写下一大段自以为是的答案，写完，试卷摊在桌面，李老师巡考，到我面前，我抬头望他，他看完我的答题，笑而不语。考完回家，复盘过程，仔细回想，感觉应该问题不大。果然，我的试卷得到90多分，那道分析题拿到满分。L同学，语文不是其强项，所得分数虽不突出，也能令其安然。这时，又来了两位高十四班的女生，其中一位与我初中同班，成绩也不错，也是来看分数的。李老师当面批阅了她俩的试卷，指出失分所在及原因。离开老师宿舍，时间已晚，我们没再去别的老师处，直接回家。

教学楼南面是操场，两棵百年大樟树矗立其间，枝叶繁茂，宛如巨伞，遮荫避日。课间或体育课时，一帮男同学爱在树下扎堆，闲聊、打闹、说笑话，偶尔也会对着远处的漂亮女生评头品足。M同学来自省城，父亲文革受压被贬到我们边远地区，任地区公司领导。其言行举止既流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又带有些许不屑一顾的玩世不恭意味。他的家庭背景使他知道的比一般人要多。有名的《南京知青之歌》，记得好像最初就是从他那里听到的。

一次在大樟树下，M同学对我说了一句“麦子炸”，嘴角朝着几米外的一位女生努了努，那是一位很秀气的女孩。我不解其意，追问，才知道是长沙俚语，意谓女孩漂亮。此语在男生中悄然传开，上学或放学的路上遇见charming女生，一帮男同学，就会一人带头喊道：“麦子炸不炸？”他人则齐声回答：“麦子炸！”接着一阵开心大笑。一位明眸皓齿的长辫女生引人注目，几度获得众人的喝彩。

显然，这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性意识萌动，对男女情事好奇而又懵懂的一种典型表现。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没弄清楚，为什么要用“麦子炸”来比喻女孩好看，如果说“麦子”与“妹子”谐音，还好理解，那么“炸”又代表什么呢？网上搜索也查不到有关这一俚语的解释，毕竟这是40多年前的地方俚语，何况还带有某种轻佻意味。

鲁迅作品《孔乙己》中有一句话，叫“读书人窃书不算偷”。这句话在文革时期流行一时，尤其是在爱读书的青少年中间颇有影响。因是出自鲁迅作品，不仅为嗜书却苦于无书可读因而不惜铤而走险的偷书行为，提供了可为辩解的理论依据，很大程度上也减轻了偷书的道德压力。不少人读书人为此而铤而走险。这年暑假，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走险经历。

王坚和我同住“一宿舍”，两家当门对户。他私下分享我一个从其朋友得来的秘密信息，四中的图书存放地目前看管不严，有机可乘，问我意下如何。我正苦于无书可读，一听能够弄得书到，马上表示，可以一试。第二天上午，王坚、我，加上隔壁一个平日耍得好的低年级H同学，三人定下一个“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的偷书计划，决定先期探路踩点，熟悉环境。

四中位于东门，与四小一墙之隔，整个小学我都在四小读的，四中对我再熟悉不过。为避免引人注意，我们从四中后墙翻入校园，文革数年，四中也受到很大冲击，校园凌乱，围墙四处被破坏，多有残缺，我们选一低矮处，稍微一蹭，就翻过了围墙。墙内是很大的一片桃林，树上挂满了桃子，正是成熟时节，可惜全是毛桃，吃起来很涩，没能激起我们多大的兴趣。穿过桃林往北不远，就是图书存放地——一个院子里面的一间大木房子。院子坐北朝南，有飞檐和琉璃瓦，大木房前面还有一雕栏玉砌的护坡，上面刻有浮龙。小学时，我经常来此玩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大院乃是本地鼎鼎有名的文庙，而存放图书的房子叫作大成殿。

我们在文庙像似游玩的样子巡走了一遭。透过大成殿的木窗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架，摆放着凌乱的书籍；大成殿锁着门，窗户好几处被破坏而重新订上了横木，得到加固。显而易见，这里已不止一次地被人光顾过。门槛下面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如狗洞大小的凹地，这是我们将要“出入”其间的唯一途径。整个文庙除了西厢靠边住着一位上年纪的老师，其他都空无一人。探明虚实，我们原路返回。

晚饭后，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溜出了家门，一身常见的夏天着装——一双凉鞋、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唯不同的，每人斜挎一个黄书包，看似上晚自习的样子，实际却是在开启一场不无刺激的冒险之旅。

当时的零陵县城并不大，虽说这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城建史的古城，也是零陵地委和行署所在地。有人形容一根烟的功夫就可以从北门走到南门，未免夸张，但全城没有一处十字路口，却是真的，可见地盘的确狭小。从“一宿舍”到四中，穿越了大半个县城，我们一路慢悠悠的，不想走得太快，看着天色，算计着时间。走到四中，天基本擦黑，于是，轻车熟路，沿上午路径逾墙而入。这时整个周边已完全是一片夜色，满天繁星，一片蛙声，萤火虫四处飞舞。每人掏出一个事先准备的空火柴盒，捉满了一盒子萤火虫（这是来自王坚朋友的经验传授），随后，像夜猫一样地溜进文庙。

夜幕下的文庙黑黝黝的，只有西厢老师房间发出昏暗的灯光。我们屏着气息，蹑着手脚走到大成殿门前，匍匐在地，依次缩着瘦小的身子从狭窄的门洞里爬了进去。亏得三人都个子小，身子薄，要是稍胖一点的大个子，怕要“卡壳”，只能望而兴叹，莫可奈何了。

学生偷书，是文革期间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我见过一些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回忆文章，看到的偷书手段堪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撬锁的，有破门的，有砸窗的，还有直接在墙壁上开洞的；韩少功在《七十年代》有篇文章，说到他的经历更绝，他是搭梯爬上屋檐，顶着天花板，踩着横梁，从天而降至堆满书籍的书库。如此，加上我们的经历，学生偷书真可谓“上天入地”，五花八门，无所不及。

大成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打开装着萤火虫的盒子，凭借微弱的萤光，分散到不同的书架，各自寻找所需的书籍（其后，看到“囊萤”一词，就会想起当年的文庙“盒萤”）。书没有分类，摆放凌乱，各种书籍混合在一起，加上萤光微弱，辨识困难，要从一排积满灰尘的乱书丛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相当费劲，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找到一本。这时，突然嘎吱一声，从老师屋传来开门的声音，我们赶紧蹲下，捂住萤火盒，屏住气息，接着，听到走廊的脚步声，我们缩紧身子，一动不动，大气不敢出一口，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是巡夜？还是发觉了我们？啪——的一阵泼水声，旋即，脚步又折了回去，门嘎吱又关上了。三人如释重负，出了一口大气。虚惊一场！但毕竟胆小，怕夜长梦多，不敢久留，于是，各自又匆匆找了几本，塞进书包，再次爬过门洞，赶紧撤离现场。

我那时阅读视野狭窄，口味单一，偏重文学，尤其是小说。所以大成殿里专挑文学书，而萤光下只能凭封面书名判断是否文学类而无法顾及具体内容。及回到家中，翻出一看，一下懵了。所得三本书，文学倒是文学，却全是“高深”文学，一本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集，一本是当代文学评论集，还有一本是别林斯基文集，没有一本小说，我那看得懂！我不免大失所望，很是懊恼，费了这么大的劲，又冒着风险，好不容易才弄到的书，却非如所愿，颇有宝山空回的失落与悔恨。

倒是在H同学所得书中，有一本书名仿佛是《姊妹易嫁》，相当好看的俄罗斯剧本，让我知道了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外，还有一位19世纪的俄国（伟大的——后来得知）剧作家也叫奥斯特洛夫斯基，算是我这次行动的一点即时收获。

当然，没书读时我偶尔也翻翻这些“高深”的文学，它们不像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偶尔也能让人存贮一些“冷知识”。如别林斯基文集，让我较早地结识了这位俄国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又如那本当代文学评论集，开篇是一篇批评文章，作者是谁没有印象，被批评的对象倒给记住了，那是萧也牧及其小说《我们夫妻之间》。前些年，网上讨论这篇建国初期的小说，勾起当年记忆，心想，嗨，这可是40年前就知道了的呀！循着讨论，在爱思想网终于读到这篇识名已久的小说。

文庙又称夫子庙，全国各地都有的，它既是当地纪念孔子的神圣祀庙，也是文化传承与教育传授的重要场所。文革期间，文化教育受到冲击，学校将图书转移存放到文庙，可谓适得其所。但这些图书出版于文革前，属于封资修，成为禁书。殊不料，禁果弥甜，反而引来学子走险犯禁。如此，文庙窃书具有了某种荒诞、反讽的“黑色幽默”况味：在庄严神圣的殿堂，行偷偷摸摸的勾当；通过少不正经的行为，达到读书求知的目的。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背影。

多年后，我报考俄苏文学研究生，主考科目为：俄苏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我在文庙大成殿所得三本书的指涉方向竟高度重合。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难道冥冥之中有某种命运的安排？

当然，可以认为这仅是一种巧合。但换从另一角度，如果我们把命运看作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一个人看到某一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认同相信这一趋势，言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迎合附和这一趋势，并不断地朝着这一趋势的方向努力，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是这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

转眼又是一个夏天，再过一个学期我们就要毕业（文革学制，冬季毕业）。一天刘庆国兴冲冲地跑来拉我和他一道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所谓有意义的事，乃是帮杨纪平老师把两张藤椅托运寄给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原来教过我们英语的杨纪平老师是福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这位教授的学生；而刘庆国是半个福建人，在异乡工作的杨老师遂与刘庆国就成了老乡。杨老师感念师恩，买了本地特产两张藤椅拟寄给他北大的老师，寄大件物品需要通过转运站，刘父正好在转运站工作，这托运任务杨老师就托付给了刘庆国完成。刘庆国拉上了我。

当时虽然大学已停办，知识分子被视为低人一等的“臭老九”，但在我等眼中，大学仍是令人向往的神圣殿堂，何况北大教授，更是让人闻而肃然起敬。所以一听给北京大学的老师寄东西，便满口答应，欣欣然一付与有荣焉的样子，虽然不过一伴儿，仅是陪着走一遭。这位教授是谁？当年没有记住名字，前年刘庆国告诉我，他是冯友兰。

转运站在冷水滩火车站，距零陵几十公里，我们搭车到冷水滩，完成托运任务，住了一宿。当晚走出寄宿的客房，漫步走到车站后面，站在天桥上观赏夜景。南来北往的列车，带着巨大的轰鸣从天桥下穿过，火车站一片灿烂灯火，红黄蓝绿各种信号灯闪烁不定，悠扬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在满天繁星的夜幕下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色，让我们着迷，让我们激动，同时也让我们有些许迷惘：我们不久将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不知道自己将来有怎样的前程，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我们期盼、希望自己的将来能像脚下奔驰的列车一样驶向远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光顾”文庙大成殿的三少年和刘庆国分别于1977、1978年考上大学；杨纪平老师也考上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2019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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