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尧，生于1946年，196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从事编辑、记者、文学创作24年，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起开始文学翻译，迄今为止，翻译英美、澳大利亚文学、历史、文化著作60部。其中长篇小说《浪子》《红线》《卡彭塔里亚湾》获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文学翻译奖。2008年，因其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翻译领域的成绩，获得澳中理事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章”。2018年获得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终身成就奖。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资深翻译家。
原题
跟着母亲读书
作者：李 尧
人就像天上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飞到哪里，拴风筝的线还是与家乡的土地紧紧相连。我的这条线则是牵在母亲的手里。我是当老师的，母亲在世的时候，不管寒冬酷暑，头天放假，第二天总会出现在母亲面前。八年前，母亲去世，但牵在母亲手里的那条线没有断，我还会一年数次，出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西山陵园，跪拜在父母亲的坟前。那一刻，风筝落地，我在那里找到心灵的安宁。母亲1936年毕业于绥远女子师范学校，一直以教书为生。解放后，经过短期培训，重操旧业。五十年代初有一个风靡一时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说的是一个名叫瓦尔瓦拉的平凡的乡村女教师经历了大半生的时间最终桃李满天下，展现出不平凡的奋斗精神。作为苏联的经典电影，该片曾经感动过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在当年建设祖国的火红年代里，中国一代又一代师范毕业生都深受该片的影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的广阔天地。似乎在后来的集宁三中、当年的集宁县高小操场上，母亲带我看过这个露天电影。那时候我虽然很小，但也感觉到她被瓦尔瓦拉的精神深深感动。从“师训班”毕业后，已经三十六七岁的母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两个姐姐交给父亲，把弟弟、妹妹分别留给姥姥、姥爷和一个大嫂，带着只有六七岁的我到集宁郊区玻璃图村当了“乡村女教师”。那是玻璃图历史上第一个小学，母亲是“全科教师”——那时候集宁人叫“独人班儿”，语文、算术、音乐、体育都是她一个人带。教室设在一个叫贾大雨（音）的地主家的南房里。我和妈妈就住在贾大雨家的堂屋。教室没有桌子、板凳，放眼望去，都是用泥土做的高低不等的台子。教室只有一扇窗户。五十年代的集宁天气特别冷，一个只冒烟没有火的臭碳炉子，散发出些许微温。寒风将窗纸吹破，母亲就在呼啸的北风中讲课。孩子们手脚冻得猫咬一般，实在扛不住了，母亲就让大家一起跺脚，黄尘四起，书声不绝。那是怎样一种“惨烈”！因为玻璃图及周围的李花沟、耿家村从来没有过学校，孩子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母亲只能“复式教学”。我年龄最小，但和另外四个年纪大一点的同学读三年级，还有二十多个同学读一年级。一年级年纪最大的女生已经十八九岁，那个年代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历来热心肠，还给一个一年级姓胡的女生介绍了市里一个姓薛的小学教师成家立业。那时候，农民都没有文化，来念书的孩子们的“大名”都是我母亲给取的。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开学几天之后，有一个孩子突然找到母亲，说是要改名。原来母亲给他取的名字是他爷爷叫过的名字。他父亲当时浑然不知，后来经人提醒，才恍然大悟。母亲只好苦笑着重新给他取了个名字。母亲是一个心里充满阳光、非常敬业的人。她经常带着我走好几里崎岖的山路，到耿家村和别的几个村子做家庭访问。太晚了，回不去贾大雨那间狭小的堂屋，就住在老乡家里。母亲是一个群众关系极好的人。她在她一手创建的玻璃图小学工作三年，和那里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只要谁家杀了猪一定要请母亲和我去吃一顿“杀猪菜”。谁家吃油炸糕，也一定要送一碗给母亲和我。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也自得其乐。然而，母亲毕竟是个纤弱的女子，她一天到晚为几十个学生操劳，身怀六甲还得领学生上体育课，又跑又跳，过度劳累，结果胎死腹中。因为是在农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大出血差点没了性命。但刚过半个多月，不等身体完全恢复，她又站在讲台上，开始她的“复式教学”。因为她不能眼看着那一群农村孩子荒废学业。1954年，在村民委员会的带领下，当地农民自己动手，在村中央盖了三间土房（旁边一间是我和母亲的住房），玻璃图小学才从贾大雨的小南房搬出来。六十二年后的2016年，为了撰写我的家族历史，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教授参观访问了玻璃图村。贾大雨那间小南房和我与母亲借住过的堂屋居然还奇迹般地立在那里。那几间土屋虽然早已破败不堪，但留下许多或美好、或酸楚的记忆。1954年末，母亲调到集宁市黄家梁小学当老师。玻璃图的乡亲和学生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后来，许多年，母亲都和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保持着联系。跟随母亲上学的几年是我终身难忘的岁月。那时候我虽然年纪很小，但从母亲身上学到许多优秀的品质。她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不怕吃亏、敢于吃苦，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都影响了我的一生。母亲的人生观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常告诫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她说：“无事不要找事，有事不要怕事。”她说：“世界上最亲的是生你的，你生的” ……无论格言警句还是民间俗语，都在我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母亲对我更是寄予无限的希望，她希望我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希望我能为父母争光，为家族添彩。而我从懂事以来，特别是步入社会、走上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道路之后，几乎就是为了母亲的希望而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许多年来，我写书，译书，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就是为了让母亲高兴，就是为了让母亲因我而骄傲。母亲年事已高之后，我心里总有一种紧迫感，想让母亲活着的时候多看我一本书。发稿之后，我总是催促出版社的朋友，尽快出版。拿到样书后，更是立刻寄给母亲。母亲收到后，也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不管那书于她而言多么深奥难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成功属于母亲》。在那篇文章里，我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看过我全部作品的就是我的母亲。而这“全部作品”到她去世的2012年11月13日是四十多本。她竟无一遗漏，部部细读，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心！1999年我翻译的《绘画的故事》出版，母亲手捧这本新书，满脸微笑，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2000年《守望者》出版，这是寄给母亲的书
母亲去世后，我再也无法寄书给她，心中留下很多遗憾。而最大的遗憾是她没能够看到2014年4月4日，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大会堂获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场景。也没有看到2019年9月18日，西悉尼大学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的情景。因为我知道，教了一辈子书的母亲，非常看重学位，也非常羡慕谁家有个得了博士学位的儿子。可惜她没有活到那一天，没有看到她的儿子虽然不才，也终于登上澳大利亚最高学术殿堂。2014年4月4日悉尼大学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19年9月18日西悉尼大学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隐隐的痛。但我总觉得，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像以往一样，在为儿子的成功微笑。澳大利亚墨尔本中国城有一座漂亮的牌楼，上面写着“月恒”二字。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冥冥之中，我总觉得那是母亲在祝福我。所以每次到墨尔本，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这座牌楼，仿佛是母亲在那里等我。站在牌楼下，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生命的线还是牵在母亲手里……2017年7月到墨尔本，在牌楼下留影，母亲的恩泽照耀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