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胡道轨：八妹到菜场卖豆腐，家庭地位提高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七零年代副食品票

和豆制品的回忆

作者：胡道轨

1950年代初，我国的物资匮乏，粮食供应不充裕，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让分配比较均衡，釆用了发粮票的办法。这是在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措施。后来又推出了油票，布票、糖票，副食品票、肥皂票，记得上海还有糕点票……发票子，虽然是一项不得已的措施，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一项非常有必要的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物资不断充裕，这些票券完成了历史使命，得以取消。这些票券的影响和由此而发生的故事，已经渐渐远去。回忆回忆往事，虽然有些苦涩，也不乏趣味。

1970年代的八妹

一.  不想卖豆腐

我的兄弟姐妹共九人，以排序为小名。如阿大、阿三……最后两个是龙凤双胞胎：称八妹、九弟。阿二早逝，实际是兄弟姐妹八人。三、五、九是男孩，其余都是女孩。由于大姐1958年支内去了河南开封，五弟1965年去了新疆建设兵团，我在1966年进了工厂，六妹七妹1968年、1969年一片红，去了农村插队。按照当时毕业生工作分配政策。八妹和九弟可以进“上海工矿”。

1972年，九弟分配进了工厂。八妹被分配到菜市场，当营业员。她接到通知，一万个不愿意，甚至不想去报到。

不像现在，毕业生可以自己挑选工作，还可以自由跳槽。那个年代，只有政府分配这一条路。不服从分配，只能待在家里，当一个“社会青年”。要想再分配工作，那是难上加难。母亲知道其中的要害，拖着八妹去菜市场报到。

其实，八妹是我们家的小精灵，什么都知道。她只是发泄一下对工作分配的不滿而已。

菜市场在裕德路上，二层楼房，规模不小。离开我家不远，走路五分钟就到。到了二楼办公室，领导分配给八妹的工作岗位是卖豆制品。因为单位已经从档案中了解了八妹个子不高，属于照顾性质的分配。一个大妈模样的行政人员，把母亲和八妹领到一楼卖豆制品的部门。

豆制品部门的位置相当于商店的门面，对着马路营业。足见它在当时的地位。部门的大组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上海大叔，大嗓门，滿口本地口音。他看出了八妹唬着脸，不高兴的样子，大着嗓子说：“小妹妹，別不高兴，做了这行工作就知道了，到时候，赶你，你也不想走了……”

经张师傅一开导，八妹心理有点点变化。脸也舒展了一些。张师傅对着母女俩说：“由于工作需要，要上两头班。中间休息。”又对八妹说：“今天早点回去，明天六点来上班。”俩人告別了张师傅，回家去。

豆制品有老豆腐、嫩豆腐、臭豆腐；豆腐干分香干和厚豆腐干；另外还有素鸡、百叶、黄豆芽、绿豆芽、发芽豆，喔……差点忘了，还有油面筋和素肠，品种繁多。都是按政府分发的副食品票子，定量供应的。票子每人每旬一张。

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人们的心理却容易得到滿足。八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跟着师傅没几天，就学会了一套“挑光卖光”的生意经。做到让顾客乘兴而来，滿意而归。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想买豆腐干，因豆腐干按块计价。她就说：“我帮你挑厚一点的。”素鸡是称份量的，她就会说：“我给你份量称‘鲜’一点。”这样，每个顾客都认为八妹是向着自己的，对自己最好。

因此八妹的人缘相当好。几个月下来，周围的居民都知道“八妹”这个响亮的名字，在这一带出了名。至于她的真实姓名，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二.  每旬一张副食品券

八妹上班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个老婆婆到她这里，从来只买豆腐，不买其他制品。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有时买完豆腐，还会在柜台边站一会，一付欲言又止的样子。

平时，生意忙，八妹对她无暇端量。这一天，老婆婆来得晚，买好豆腐，照样未走。这时，摊位上已无他人。八妹仔细看看她：中等个子，背有点点驼。头发斑白，脸庞显得白净，但布满皱纹，估计有七十岁。脸颊下部，已显瘪凹，那是掉了很多牙的痕迹。八妹见老婆婆迟迟不想离开，就问她说：“阿婆有事吗？”老婆婆说：“没事，没事。看到你，想起了我的女儿。”她接着说：“女儿和你有几分像。比你高一点，已经四十多岁了。”看来，老婆婆是位心理高手，她这一席套近乎的话，获得了八妹的好感。摊位上没有其他顾客，两个人就聊上了。

那个老婆婆告诉八妹：“女儿跟着女婿住，不常回来。平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自己七十岁了，牙齿掉了一大半。粮食是够吃了，就是小菜难弄，一般的蔬菜嚼不烂。吃豆腐最来山（灵光或好的意思）。”老婆婆没有直说心里话，八妹听出了她的话音，是希望能多卖给她一点豆腐。但是，卖豆制品是有规定的，进多少豆制品，要回收多少张副食品票子。虽然可以有一定的报损，也是要说明原因的。所以八妹没有这个胆量，多卖给老婆婆豆腐。心里同情老婆婆，但是爱莫能助。

这样，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越是交往，八妹越是多了一份怜悯之心。有一天，八妹想：“老婆婆一个人，一张票子，无法调剂。我们家人多（当时父母，我和夫人，八妹、九弟，都在一个锅子里吃饭）少了一张票子，扯得过来。”

自从八妹进了菜场，买菜十分方便，成了家里的采购员。多一张票子，少一张票子是不会有人过问的。于是她萌生了一个念头：每个月送给老婆婆一张副食品票子。过了两天，老婆婆又来买豆腐。她拿出一张票子，八妹给了她两份豆腐。老婆婆很诧异，问：“小姑娘，今天怎么给我这么多？”

八妹是个直爽的人，对老婆婆说：“我们家人多，票子多，每月省一张给你。”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大张票子（那时候，发给一个人的各种票子是印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撕下来，是自己来做的），在上面撕下一张副食品券，放进收票箱里。

这样的做法，是在向老婆婆和其他人显示：多给老婆婆一份豆腐的票子是自己拿出来的。老婆婆感到很过意不去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八妹执意要这样做，老婆婆觉得她很诚恳，也就千谢万谢收下了。

这件事情，八妹紧持了好长一段时间。老婆婆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事后，她送八妹一些肥皂票等，作为回馈。

1970年代作者和八妹和九弟

三.  多舀了一调羮豆腐汤

我突然想起一句关于双胞胎的话，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至少我们家的一对龙凤胎，八妹、九弟就是这样。

八妹是姐姐，她一直呵护九弟，九弟也心领神会，经常帮着八妹。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别好。我们家里人多，下班时间前后不一，因此吃饭也要分两批。有一天吃晚饭，父亲、我、八妹、九弟先吃。家里每餐一般总有三个菜。其它是什么菜印象没有了，唯有一个菜：一大碗豆腐鸭血汤，记得最牢。不过在日常记忆里，炒咸菜、炒青菜是经常吃的。

要说现在的上海人吃饭，一般以吃菜为主，菜多吃，饭少吃。那个时候可不一样。最主要的是菜贵，大家不舍得多吃或者说没钱多吃。另外，菜品供应不足，豆制品鸡鸭鱼肉都凭票，定量供应，这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再说，饭和菜怎么搭配好，没有现在讲究。上海和浙江的一些地方，把小菜称作“下饭”，意思是小菜的用处是：帮助饭能下到肚子里去。可知饭是主角，菜是配角。

回到饭桌上，我们四个人吃得津津有味。九弟喜欢吃汤。汤里的豆腐和鸭血沉在碗底，不是很多。他先是一口饭，一口汤。慢慢的吃得兴起，一口饭，舀了两调羹豆腐汤。这对于正在发育的九弟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第一次，父亲朝九弟看看，没说什么。九弟根本没有觉察到父亲的表情。第二次，父亲开口了：“汤少舀一调羹，后面还有人吃饭。”九弟赶忙改为一口饭一调羹汤。

八妹见了解围说：“阿爸，汤还有一大碗。”意思是让九弟吃吧。她对九弟说“想吃就吃吧！”因为八妹心直口快，又因为为家忙里忙外很辛苦，她卖豆制品的工作，又给家里带来了很多便利，所以人人让她三分。其实，九弟最小，父母很是宝贝他的，父亲叫九弟少舀一调羹，也是因为豆腐汤不多的无奈之举。

说到八妹对九弟的关心，那是真心实意的。她常说：“我和九弟是从娘肚子里一起出来的。”意思是他俩的关系和其他的哥哥姐姐不一样。

只许舀一调羹豆腐汤，正是我们家当时生活水平的一个缩影。

在那个时候，豆制品算得上是佳肴，大多数人都喜欢吃。但是，有的豆制品，也只有过年能吃得尽兴。因为，过年了，副食品票多发了，供应量也上去了。家里买的品种也多了。我们家特别喜欢发芽豆烧咸菜、百叶节烤肉、红烧烤麸。各会烧上滿滿的一钵子，那几天，我和九弟才能尽兴的吃上几顿。

四.  喜欢上了卖豆腐

1972年前后，菜场没有冰箱、冷柜。天气热一点，要是豆腐干、百叶、烤麸等豆制品当天卖不完，到了傍晚，菜市场就会派人把它们放在大锅沸水里烧一下，俗称回锅品，第二天再卖。那时候，对“保质期”没有非常严格的概念。只要保证不影响顾客食用和健康就好。回锅品要是第二天再卖不掉，就会进行内部处理。钱还是要收的，打点折，副食品票就不收了。为什么要在内部处理呢？因为流出去，后果难料，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处理不是营业员说了算，要经过大组审核。处理的量，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所谓内部处理，就是在菜市场的范围内进行处理。这样做的好处是，各部门的处理品可以互通有无。得益于这个约定俗成，我们也受益过。记得有一次，八妹下班，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她带回一大包撑脚蟹。所谓撑脚蟹，就是快要死的蟹，爬是爬不动了，但是还有一口气。

我夫人见了，赶紧接过蟹来清洗。母亲也来帮忙。洗完了就在煤饼炉上蒸煮。蒸了十几分钟，揭开锅盖，滿锅烧红了的蟹，滿房间蟹的香味，诱得我直想流口水。夫人把蟹装在洗净的脸盆里，有整整半脸盆，放到桌子上。母亲切碎了一块生姜，放在一碟醋中。一家人围着桌子，剝着蟹，沾点醋吃。你还别说，撑脚蟹的味道还是蛮鲜的。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八妹卖豆制品，认识了不少顾客，大家关系又好，给家里带来了不少便利。

1973年6月，我的儿子诞生。江西插队的七妹请了假，回上海，带了很长时间的姪子，但是她总得回插队的地方去。于是我就犯难了：想当年，为了方便女职工喂养小孩，有条件的企业，都自己办托儿所，也只收自己职工的小孩。我和夫人是同一个厂，在大连西路，离开家（裕德路）非常远。上班路上要乘三辆公交车，单程一个半小时，再说，儿子太小，带去上班非常不便。于是想在家的附近，找一个帮忙带儿子的人。

八妹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不久，就有一家顾客找上门来，丈夫是企业的工程师，妻子刚刚退休，精力还很旺盛。最主要的是他们一家人都十分喜欢小孩。于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儿子寄放在他们家里。这样，解决了燃眉之急。

等儿子大了一点，我们就把他带到厂里的托儿所。

以上这样的例子不少。正因为这个原因，八妹在家里的地位是很高的。

由于种种因素，慢慢的，八妹从不愿意到习惯，再由习惯到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当然，这和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工作岗位的单调，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工农业生产的能力，极大地丰富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那种需要凭票购买豆制品的日子，那种物质供应短缺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成了人们的记忆。

1990年代，八妹所在的菜市场改制了，营业员成了个体户、小老板，八妹干得红红火火。现在（2021年）她早该退休了，但还是放不下菜市场的这份工作，继续在那里辛勤地耕耘着。

后记

母亲看中了本小区的一个青年，亲自促成了八妹的婚事。九弟也在姐姐的介绍下，娶了心仪的妻子。现在，他们都在和下一代的共同努力下，买了新房，买了车，过上了惬意的生活。

1970年代九弟和作者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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