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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 | 刘丰农：苦难中的母亲，生养我们兄妹八人
作者档案
刘丰农，笔名丰收，老三届初中生，冶金机械专科，工程师，曾在北京钢院进修液压传动专业，擅长机电液气一体化设计。
原题
我的母亲与家庭
作者：刘丰农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听我来讲过去的事情。
母亲出生于1927年7月24日的湖南省娄底市茶元乡新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户里，有许多姐姐和一个大哥，她最小，名叫郁香。
1944年，少女郁香17岁了，家里把她许配一个亲戚男求克，求克非常贫苦，因此而担任了贫协主任。因为重男轻女，母亲小时候只读了一年私塾，文化不高，不懂政治，找对象不会攀附当官的，只看中人品素质，她不喜欢求克，就开始了逃婚之旅。
母亲悉知邻村有女人在辰溪纱厂打工，就约了两个同乡姐妹，往辰溪纱厂跑，那时没有多少交通工具，又盘缠不多，主要靠走从娄底到怀化的辰溪有200多公里的山路。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听到日本鬼子来了，就跟着人群东躲西藏，或者跑到山上茂密的丛林里躲避。有个矮胖白净的同路姐妹叫徐清娥，被一伙日本兵强奸了，总算死里逃生拣了条命挺过来，一直与母亲有联系，解放后还辗转到涟钢看望过母亲。
奔命的途中，母亲她们也见到过美国兵对人非常客气友好。
总算到了辰溪纱厂。母亲一米六三的个子，脚大手长，亭亭玉立，清秀大方，做事麻利，纱厂只录取了母亲。母亲开始做粗纱工，后来细纱工、织布工都做。母亲很能干，一人要看很多台机子，经常得到厂长的表扬。
母亲在纱厂逐渐认识的人多了，1948年认识了同乡男，以后成为了她的丈夫。同乡男叫一凡，是邻村的石塘村枫树井人，结过一次婚，配偶病故了，凭自己专业能力在辰溪纱厂从事白领工作，干计划和统计之类的事。
母亲找了一个嗜酒如命的丈夫一凡，比她所有姐姐的丈夫强，因为一凡没有大男子主义，不但工作能力强，还起早贪黑做家务煮饭，困难年代还开荒种地补贴家用。
1949年中国解放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辰溪沙厂厂长主持了我母亲和父亲的结婚仪式。1950年6月初八，母亲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取名叫一农，一边工作一边抚育小孩，但到1952年二月初八，又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后，就辞去了工作，全心带三个男孩。老二叫二农，老三叫三农就是我。
1954年公私合营，不久父亲转为国家干部，可由国家任意调动，母亲带着小孩跟着父亲调动辗转各处。1954年底父亲调动到湘潭建湘潭纱厂。1955年正月17日，母亲在湘潭生下大女儿取名四艳。不久，父亲又调到郴县兴建磺矿厂，母亲拖儿带女同行。
郴县磺矿的家，是住在干打垒结构平房，属于磺矿的家属房子里。我们有四姊妹、父母6人住在一起。
母亲在家带孩子煮饭。父亲每天步行上班，下班时间还开荒种点菜。
大哥一农3至4岁时，我和二农2至3岁时，三兄弟同时出麻疹，都住在医院。母亲要照顾三个病孩。
有一天上午9点钟，出麻疹还未退烧的我在病房床上才睡醒时，没有看见妈妈，就大呼妈妈，喊了一阵仍不见，我就大喊，还不来，我就把棉鞋烧了，抓起一只棉鞋扔进木碳火盆里，护士急忙赶到，把着火的棉鞋抢出火盆说，你妈妈就来。只见妈妈来了，张开口中有血，是去治牙齿了，我立即安静下来了。
大哥不到6岁，要上小学了，报名要考试，临时抱佛脚。母亲教大哥数1到10的数字。大哥总是数不顺，还是被磺矿子弟小学一年级录取了。
二哥二农成天围着母亲脚边转，在厨房里看母亲做饭菜。妹妹四艳却还在摇篮里。
我喜欢在室外玩，起初去过父亲办公楼的花园里玩，后来喜欢到大哥学校的地坪里玩。他们上课，我一个人在地坪里，盼望下课有同学一起玩。老师对我说，要我看好花，不让别人摘。我点头答应了，就我一个人，没有别人来，其实是怕我摘。等到下课了，终于可以和一年级的同学玩跷跷板了。上课铃一响，坐对面的同学立刻起身离开跷跷板。我从空中落下地，屁股弄痛了，追那同学到教室里。同学们刚好都起立呼老师好时，我却拽着那同学不走找麻烦。老师好言相劝，还说下课同学陪你玩。我才悻悻走了。
我总是劝诱同学跟我玩。有一次，我喊同学们，谁敢从这地坪前的陡坎爬下去？他们都不作声。我就示范退着爬下去了，在下面抬头向上招唤下来呀！再低头看脚下时，是我醒来时，却发现自己睡在医院白色的被子里。母亲把我背回去，让我睡在自家的床上。好几天，头痛头晕。原来是我爬下坡底，不知哪个同学踢动卵石滚下来，砸中了我的头顶，虽然没有出血但不省人事，被老师抱到医院的。
父亲特别喜欢女儿，春天里有一次抱四艳去办公室玩。我跟在后面。太阳大了，父亲脱掉四艳的毛衣要我拿着。我到办公楼花园里捉蚱蜢子，把毛衣放在花园的櫈子上。父亲从办公楼带着四艳回家，问我，毛衣呢？我跑回花园找，不见了。我被父亲一脚踢得很远。
我远远地跟着父亲回家。到家，父亲的朋友都来打麻将了，他们要我躲到麻将桌子底下，不让父亲打，都是逗人的。母亲知道毛衣掉了，却没有骂我。
家属房坐落在山脚下，有好几栋。雨后，山上塘里的水溢出流下来，通过山坡的一条沟渠向远处河道流去。母亲和大哥拿着捞网和桶子，到山边沟渠里捞虾子和小鱼去了。我和二农在地坪里玩办家家游戏。我正玩得起兴时，二农却想妈妈了，跑去山边看妈妈捞鱼。
二农是吃奶长大的，一刻也离不开母亲。我是吃米糊长大的，可以离开母亲很长时间。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说过，双胞胎奶水不够，老二不吃米糊只吃奶，老三没奶剩，只好天天吃米糊。
我等待二农来玩办家家游戏，等得不耐烦了，索性也跑去看捞鱼。母亲一看到我就大呼，不得了，家里没有关门，你们都出来了。母亲立即跑回家去，转来时，质问，谁把窗户玻璃打烂了？首先指着二农。二农说没有，我也证明他没打。后来母亲认定是我打烂的。我估计是隔壁的调皮伢子打烂的。
装玻璃的工人来了，问是谁打烂的？母亲指着我说，找你的麻烦来了。我说，我不怕。但是看到工人手里的工具，还做着攻击样子说，要切掉你的鸡鸡。我跑到地坪档头的坟墓上，躺下来，望着天空，想着这世界上的冤枉解释不清。
要吃晚饭了，母亲叫唤，三伢子(我的小名)快回来吃饭。我倔犟不从。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喊，天黑了，还不回来，老虫(老虎)来哩。使我想起，听说过父亲在山边用锄头开荒时，一头老虎下山来，父亲放下锄头不动了。还好老虎走了。父亲空手跑回家，半天出不了声。看官，老虎体型比人大，你怕不怕？我又想起，有天晚上，隔壁闹了起来，把我闹醒来又睡着了，第二天才知道，昨晚一只母虎跳到隔壁后院里，把虎崽叨走了。隔壁父母骂调皮伢子，怎么把山上的老虎崽子弄来了？辩解以为是猫。
真有老虎，不由得怕了起来，我悻悻回家吃晚饭。饭桌上，有好消息。大哥说，瞪大眼晴看着老师上课，期中期未考试成绩好。母亲很高兴，因为总是谆谆教导大哥要瞪大眼晴看老师上课，做到了。
在郴县磺矿的日子里，家庭经济还不穷困，父母年轻身体好，尽管父亲嗜好烟酒经常喝醉，但磺矿小，母亲常从田埂上、小路边把醉倒的父亲背回家，路途近，不觉累。大家是愉快幸福的。
1957年初，母亲迎来了又一新生儿，男孩取名五农。
1957年，湖南省一纸调令来了，父亲由郴县磺矿调往涟钢筹备处，兴建涟钢，为1958年破土动工作准备。
全家随父举迁。母亲怀里抱着五农，还要招呼三兄弟男孩。父亲带着四艳，还肩背和手提小孩们吃喝拉撤的几包行李。
首先到汽车站，只听到广播里有人大声说话，未见世面的孩子们望着广播筒出神。大人都不断吆喝着孩子们别分心、走慢了走丢了。
自懂事以来，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孩子们甚是兴奋。快到湘潭时，一头小猪躲汽车，落入路边的水中。有人惊呼，猪八戒掉河里啦！只见水边有整齐石板铺的平面，延伸到路面平齐的地方，有打情骂俏的妇女们用洗衣棒槌，捶打着浸了水的衣服。我们一路新奇，很快到了湘潭火车站。然后我们大包小包一行人，转乘火车去娄底。自懂事以来，也是第一次坐火车，只见车厢两旁的电杆、树木、山坡、房子，全往后退，看得我们目不暇接。眺望远处的山峦，似乎火车总是围挠着山峦转圈，老是这样转圈，不是直线往前开，真怀疑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却停车靠站了，己经到达娄底火车站（现在的老火车站）。
我们一行人背着行李步行，走到娄底老街茶亭子租下一套房子，住了下来。
母亲张罗住处，很快恢复了全家人的正常生活。
大哥就近入学，在娄底镇小学读二年级。
父亲上班在涟钢，路远，清早走，很晚回。
母亲白天带着婴儿五农、小孩四艳、二农和三农，还要煮好三餐饭，晚饭要等待父亲回来，都吃得很晚。正常还可以，有时候父亲很晚还没有回来，一般是醉倒在路上，母亲要走很远的路用手电筒去寻找，背着父亲回来很是累人。
母亲诉苦，近段时期吃不消。父亲就把子女召集拢来训话说，帮妈妈分担家务。孩子们都听从。
但是母亲没有安排小孩干活，而是想法子戒除父亲的酒瘾。听从房东的主意，酒瓶子里放几只才出生的肉肉的小老鼠泡在酒里面，给父亲倒酒喝时，小老鼠就掉入酒碗中，父亲就不敢喝了。果然，有几天不喝酒。可是之后，父亲仍然在外面喝酒，酒瘾戒不了。
母亲整天要抱五农带四艳管小孩和做家务，二农离母亲就稍微远一些了。有一天，顽皮的二农，在別人晒在田野里还没晒干的食物里，拿一块就吃，被人告状。母亲更加身心疲惫，就吓唬二农说，派出所把你抓去。二农被吓得长哭不止，我悄悄告诉他，是吓你的。他半信半疑地慢慢止哭了。
我却在更远的地方玩，沿着涟河边的小路想去涟钢玩，因为远，怕父骂，没去。蓝天白云，缓缓流动着的涟河水清澈见底，小路两旁的野花盛开，彩蝶飞来飞去，花香鸟语，空气清新，人在小路上行走，一尘不染。我就象一只丑小鹿，在欢快地奔跳在河边的小路上，甚是惬意。大人们的忧虑，在我们做儿女的身上还没有受到影响。
1958年九月初八，在母亲身心疲惫时期，男孩六农在娄底老街降生了。
1958年九月初八，母亲生下六农后，带孩子的事更累了，还有1岁的五农、3岁的四艳、6岁的二农和三农、以及上学的7岁一农、共6个孩子，最让人担心的是父亲上班那么远，常喝酒醉倒路上，母亲背醉酒父亲回来路远辛苦。要住到父亲上班近的地方，这事就提出来了。
父亲在涟钢筹备处工作。建设涟钢是中央领导重视的大项目。筹备处，有参加过长征的领导干部，有学历高的专家，有会八面玲珑的职员，而为人老实的父亲是忙于专业工作的类似工匠，没时间提出家里困难，都错失良机。以黄泥塘商店和涟钢招待所为地标的家属生活区房屋群，新落成在涟钢河西一座山上，还有小学叫涟钢子弟学校，还有医院。加之工匠在中国封建传统里是压在最底层的人，因而父亲未能入住新建的家属房。
1959年初，父亲在涟钢渡口当时的高溪村租房，全家住进农户家的出租房里，父亲上班就近了，母亲监督父亲喝酒也容易些了。二农和我，都7岁多了，该上学了。上学报名那天，我和二农兴高彩烈走到连钢子弟学校一年级报名点，排队报名。我排在二农后面。老师问二农从1数到10，二农都数了，问4十3＝？，惠农一时语塞未答出，但通过了。我赶紧数指头是7。轮到我了，老师问了相同的题目，侥幸，我顺利通过了。其实要我心算也是算不出的，全靠数指头。
饥荒来了，很多人没饭吃。但是我班有一个同学，他父亲在邮电局工作，送来午饭，他吃不完还有扔，我甚是吞口水。
邮电局是全国流通的行业，容易弄到食物些。那时候占个好岗位对家庭有利。例如凡经手食品物质和流通行业的岗位，诸如，食品站、商店、粮店、食堂、邮电局，卖肉、米、糠饼、蔬菜、食品和饮事员，都是吃香的岗位。
常常由于饥饿，我逃学，在外面和野外游走，总想弄点吃的。有时候，我帮同学做作业，要他(她)带点吃的食物来。
有一次，一个南下干部的女儿，北方人，说她家里有红薯，要我告诉她做作业，我提出要她明天带一个红薯来，她答应了。我告诉了她做作业，可是第二天早晨我盼望的红薯没带来，太失望了。她说红薯太大怕父母发现。我愤怒地扣押了她的文具盒。上课她总是没文具做作业，后来老师家访了。然后她父亲找我好言相劝，我不情愿地退还了文具盒。
大家都饿。有一天中午放学，我走到四孔桥，看见大哥匍匐在桥边石板长櫈上，循规蹈矩的大哥饿得奄奄一息。我是背不动大哥的，我守在那里，等待路过的大人来帮忙。不一会儿，大哥的同学外号叫马桶的沈仁牛高马大路过，我央托他把大哥背回我家去，刚好他也住在渡口。住渡口的还有我同学西林，他母亲叫汤医生跟我母亲搞熟了。
大哥在母亲怀里，弄点水弄点米饭慢慢地喂下去，活啦！从此，我一直对沈仁有好感。
家里4岁男孩五农，也饿得病入膏肓。父亲给他输了血，也无法挽救他生命，1961年7月1日，五农夭折了。
同期，农村的大姨娘有一女二男共三个小孩。漂亮的大女儿懂事，把饭让给两个小弟弟吃，自己常吃观音土，胀在肚子里，死了。大姨父还是父亲老家石塘大队白毛井生产队的队长，失去女儿，泪水往肚里吞，因为饿死人不止他一家。
那时候所有的家庭吃饭，都是家里分配到各人碗里。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几口就把饭吃完了。有时候实在饿得慌，看着吃得慢的3岁六农碗里还有饭，就几个人声东击西引开他的注意，手抓他碗里的饭吃，一会儿，他的碗就是空的了。
就像鸟巢里幼鸟，弱鸟抢到食物少。六农长期处在饥饿状态，身体极度虚弱。母亲带他看病，病症是极度营养不良，医生开的处方是二两猪肝。
为二两猪肝，母亲赶了两个清早，步行到老街茶亭子食品站有8里路，每天只允许买一两，去迟了就别人买走了。六龙吃了二两猪肝，病好了。那时候的猪肝是最好的营养品，没有农药、激素残留。
妹妹四艳，受父亲重点保护，每次给她多吃点，但仍然吃不饱，常和同学到山里挖草根吃。
那时候粮食是定量按月供应的。有一天，母亲看着粮本发愁，喃喃自语说，墰子里没米了，这个月还有好几天，粮本上也没米买了。
等母亲出去借米，我拿粮本一看，这个月的合计总数是买完了。墰子的米很快没有了与二农有点关系，我发现过一次，二农拿生米炒熟和同学一起吃。我答应过二农不告诉母亲，于是我不知愁从哪来？糊里糊涂把粮本某次买米的数字改小了，这样算出的总数还不满定额，就还有米买，又把粮本放回原处。
唉！饥近盗，还近抢呢。有一天早晨上学，我走在路上，远远看见一汉子挑一担牛皮菜来了，好大一片的菜叶，并没有自然灾害，土里长出来的硕大菜叶绿油油。与菜农交会时，我故意离菜农很远，趁他不防备，突然返转抢一片菜叶跑了。他挑着一担菜转身追我，我己经跑很远了。
跑到同学家里，把菜叶煮熟，与同学分吃了，高高兴兴上学去。所以我一直对这同学名叫一夫有好感。
饥荒年代，钱贬值。自坚五（是一凡的排房弟弟）来家里说，他一个月工资还买不起一担灰萝卜，不要工作了，要回农村去。还说冒险做生意能赚钱，要母亲借钱给他，赚了钱平分。母亲借给他50元钱，一直没有要回来。那时一般人月工资37元，借50元也不少哩。以前父亲找领导解决他的工作，他干了几年，现在却退职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会定投机倒把罪的。
母亲盼到新的月份来了，去买米。粮店不买米给母亲，说粮本数量与粮店存根账目不相符，擅自涂改粮本者没有米供应。这要断供，母亲急了，把我拖去，大打出手，我没有跑，也怕断供，承认错误，下次不改粮本了。总算买了救命的米回来啦。
父亲周日，带我们渡河、开荒、种农作物，一般是小麦、红薯、等杂粮，补贴食物短缺。总是清晨干到天黑为止，中饭干粮对付一下。
钱不抵用了，总得要活。寒暑假或者周日，母亲要大一点孩子照看小弟六农并煮饭，要我跟着她去挑砖挣点钱。
困难的日子，母亲喝粥吃不饱，还干重体力活，尿频，要我在路上站哨，好让母亲在路边安心蹲着撒尿。一天挑4趟，就是8担砖，来回跑总共要走48公里的路，中午不回家。干粮寄放在洪家洲挑砖的大坪，我同学共春家里，吃干粮，或吃林家煮的饭菜给点钱。
看官，现在微信运动步行1万步就10公里不错了，母亲饿着肚子挑砖48公里吔！没有机械化，靠人肩挑手提的年代，生活所逼的吃苦。
涟钢1号高炉是1958年投产的，就在渡口旁，我们住的房子上方。那时候的设计不讲究环保意识的，高炉生产山呼海啸，噪声极大。饥饿加噪声，影响全家特别是操劳过度的大人睡眠。
人口多，住房挤，高炉噪声大，迁徙的问题提出来了。
家庭人口多，住房挤，加上高炉那噪声，是该离开渡口的租住房。
1962年父亲在四孔桥的那条小溪，四孔桥的上游溪边，建一栋干打垒结构的平房，造价2千元。邀了3个平民户住进去，如果有一个当官的来住，也许厂里的审查易通过。现在是不仅辛苦，而且在厂里审核时，这酒醉鬼父亲落了个帐目不清之嫌疑，难道是他拿了钱去喝酒了？反正我们家里依然很穷。
一栋平房，临溪而建，四户人家，还辟有菜地，有猪栏，有厕所。能够亦工亦农，喂猪喂鸡喂鸭喂兔子种菜。父亲有时还带着大哥到附近的农田里叉泥鳅捉青蛙改善伙食。那时为了生存，涟钢大多数家庭都亦工亦农。
房址是介于河西生活区与河西生产区之间，父亲上班近，我们上学也近。
我们喜爱这里，无忧无虑地嬉戏。有一天傍晚，二农和我捉迷藏，轮到我抓他时，在黑暗的猪栏处，我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二农冷不防，吓一跳，嘻笑的脸变成惊恐的脸，半会儿出不了声，第二天，由于胸疼，母亲带他去医院，诊断为急性胸膜炎，住院。
母亲安排我每天给二农送饭和晚上陪伴。
恰逢班上同学天天讲鬼的故事，使我疑神疑鬼怕鬼。雨天，送饭，我走在泥泞马路上，套鞋较大，跨一步响两声，总以为多余的一声是有鬼跟在后面，就好象有个影子总跟着我甩不脱而惊恐。一路担惊受怕，一日三餐， 天天如此。
晚上陪二农，夜里不敢睡着。医院的楼梯有脚步声，以为鬼在走。从不敢仰睡，怕鬼掐喉咙，总是侧睡一个姿势难受死了。
现在想来，担惊受怕和睡眠不好会影响身体长高。若大人和小孩常沟通多好，就不会发生这种弊害。
那时不怪父母，子女多，虽然过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但仍然很穷困。父亲老实，在单位受欺压，又常吃困难补助而受人瞧不起，脸上少有笑容。
住溪边，担水近，喝水浇菜都方便。我们三兄弟还在溪水里学会了游泳，常到溪里游泳。有一天被父亲用扁担追着打，三兄弟在小溪沿岸裸奔，也不怕丑了。
第二年，1963年农历二月十二下午，母亲要临产了，请来了以前在渡口的邻居汤医生来接生。那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不冷不热，一片祥和，母亲生了一对龙凤胎，男黑女白，甚是逗人喜爱。大的男孩叫七农，小的女孩叫八艳。
母亲为了全家有饭吃，找到了工作，在电站托儿所当了保育员，是她的强项，不仅会带人，还十分有爱心，深得家长们个个心存感激。她以前只是打零工，有时还带领儿女们一起打零工。为建设工地，挑红砖、挑砂子、挑卵石、锤石子。现在有保育员固定工作了，多稳心。
我们安居乐业在溪边。
可是溪边房子好景不长，母亲生下龙凤胎当年端午发大水。洪水淹到小溪桥面上，滔滔洪水在田野上奔腾，小溪和田野一片汪洋。
我们房子的干打垒墙体淹在洪水中，随时会塌陷，我们全家紧急搬到父亲办公大楼一楼临时住下，两月余，厂里安排我们住到在露天电影院附近新建的家属住房里。
父亲在新房后面陡坎上挖了一个巨大的洞作杂房，以弥补住房不足。可是不到一年，厂里调来了一个姓张的电炉炼钢专家，上级要我们腾出新房让给专家住。
1964年初，过完春节的我们，住进了河西家属一区六栋一号房，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
小山头上有一排房子，是涟钢河西一区的家属房子。河西一区六栋与五栋之间有一块很大的地坪，公共厕所就在地坪旁边，公共水龙头就在1号房档头。我们住进去，原住户的菜地也被我们接管了。
我们种的菜与邻居种的菜，一样喜人。附近农村女人，大的小的，一群一群，背着背篮，来打猪草，经常剝工人种的蔬菜老叶子，没人监视时，连嫩叶子也剝了，所以我们闲时都监视和打理菜园。肥料取自公共厕所和父亲在后院建的私家厕所。
读书更近了，上班也不远。
我和二农同班，上课时，我讲小话有小动作，但很少打闹。可是二农全都有，经常课堂上打闹，有一次牙齿出血。有同学报告老师说，二农吐血了。
老师以吐血有病为理由，把二农带到我家母亲身边，要他休学一年。
休学闲着，没有管束，常常惹事。母亲常听别人来告二农的状。父亲总是大打出手。12岁的二农不敢回家，深夜叫我们悄悄开门，才摸黑上床睡觉。
我们家里子女多，子女与人纠纷，父母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自个子女一顿猛打。没办法，父母实在太忙了。父母、子女受很多冤枉气，都只能往肚里吞。
生活还是困难的。我家小孩多，有人出主意，王中医师要小孩，就说服母亲说，与其在这里受苦，还不如放到条件好的人家有出息。母亲最终同意，但仍舍不得，送人之时，恋恋不舍地将1岁多的七农抱在手里，到照相馆照个合影，以作留念。
母亲天天挂念，听别人说七农在王中医师家哭，就要二农把抱养还不足一月的七农抱回来了。
七农似乎懂事知道家里穷困，只吃蔬菜不吃肉。
一家九口人，子女五男二女，被人赞美母亲是英雄母亲，八字好，都住在一起。人多房间挤得满满的。砖木结构的平房并排有两矩形房，里间隔成大小各一间，小房间是四艳的卧室，大一点房间是父母带着1岁龙凤胎的卧室，外间当西晒，是过道，直通北边厨房和南边后院，还旁通里间屋，架了两个铺睡四个孩子。洗澡一般打水在封闭的后院洗。多年后家里有孩子结婚了，房管部门就在房子西边搭建披杉矮屋，那是后话。
学校教室扩建，山谷里四合院式的红砖平房，己经不够增多的学生使用了，在山头新建了好几栋教室和办公房。公共厕所和操坪，要靠学生挑砖和挖平。规定每个学生要完成任务。
虽然我13岁了，但挑砖感觉痛苦。从神童湾挑厂里废弃的耐火砖，到涟钢子弟学校有2公里远，一天要挑很多担，就象第一次背犁的牛是难受的一样。天天挖操场坪，那坚硬的含砂石的土，挖得握锄头柄的手都磨出了血泡。简直是在盘剥学生。
有时候，我好久没洗澡了，母亲就拿一脚盆摆在公共水龙头旁的坪里，加上热水，压着帮我三下两下就洗完了澡。邻居在旁嬉笑，羞羞羞！这么大了，还要妈妈洗澡。
教室在扩建，我爬到屋顶的脚手架上，上课铃响了，我从脚手架上往后坎上跳，脚手架的树木没有钉牢， 随着起跳就滚动，我起跳后，右脚跨出去只能落到后坎半坡斜面中，崴了脚，脚踝外突。我强忍着疼痛，进教室按正常步伐走进去，在座位上脸上挂有豆大汗珠跌落，我举手提出人不舒服请假回家，又按正常步伐走出教室，显示我没有受伤，没有去爬屋顶。
我一拐一拐走到家门口喊，脚受伤了。母亲迅速跑出屋来，抱着我青肿的脚就揉，我尖叫，母亲停下了。
不一会儿，刚好那天父亲提前下班，背着我就往涟钢新的医院奔，新的医院在铁索桥河东，约有4公里路。医院还没有下班，医生要给我拍X片，要10元片子费，普通人月工资才37元，若加治疗医药费，花不起吔。旁人说不如找宋中医师，他又是水师。父亲背着我回来没进屋，直接往宋医师家奔。
宋医师退休在家，他有哮喘病，说弄不动不给我治。宋医师的儿子文华跑过来央求父亲说，他是我的好同学，帮他治吧！
宋医师让我坐在櫈上，要父亲抱紧我伤脚的小腿，文华端来一碗凉水。宋医师两手抓着我的脚板和脚根，吩咐文华来喂一大口凉水。宋医师口含的凉水喷到我的伤脚上，双手立即用力一拉一推，扭正脚踝复位后，坐地上气喘嘘嘘地休息一阵，再给我开了一处方。
没花钱，出了宋医师家，父亲把我背回家里，吃过晚饭天黑很久了，要两哥去老街按处方取膏药。我的伤脚贴了膏药，冬天在家待了一个月，脚伤才好。我对同学文华心存感激。
母亲一直是老做法，把酒锁起来，每天供应三次早中晚，每次一杯米酒给父亲。
1966年，文革来了。
文革开始，学生没有停课。工宣队要学生给每个老师写大字报。我们都象征性地写，把不痛不痒地批判每个老师的大字报，贴到学校办公室的墙上。
老师不敢管，上课纪律更差了，吵吵闹闹，我们更好玩了。经常停课，学校安排学生们都去挖防空洞。
我读初中一年级，对新开的英语课有点兴趣。有一天早晨，我在后院朗读英语。父亲一声喝令，别念了！呆板佬，老书先生，中文没学好，还学什么外语。父亲认为我没有什么出息，别好高鹜远。
六龙也无忧无虑地读着小学。但身体虚弱，经常尿床，挨父母责骂，上课学文化提不起精神，就在纸上涂鸦绘画。有人赞扬他画得好。六农小有成就感，备了画板，在家里也画。父亲见了，扔掉他的画板，怕影响学文化，后来见六农画得好，也就默认了。
文革进入大串连时期，学校停课了。读书的孩子们都闲着。一农准备与同学去北京玩，被父母知道，大打一顿。那时学生大串联，免费坐车、吃饭、住旅店。
四艳和山对面女同学玩。女同学家长不许她跟四艳玩，嫌我家穷。
我闲着没事，刚好读了中国简明通史，劝身边人別参与文革活动，认为文革是上层权力斗争殃及百姓。如通史所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保皇派，呆在家里做了消遥派。
在马路上，看到同学在造反派队伍里，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游行示威，喊着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瞬间有失落感，好象被时代抛弃了，但队伍走远了，失落感没有了。又几个人一起玩，钓鱼、钓蛙、游泳、打架，有时爬烟囱和工业建筑物。
我一个星期不打一次耍架，浑身不舒服。常和山下建宏摔跤，和山对面的石头(小名)、一粒(小名)打抱牯子架。
有一天下午，二农被同学俩兄弟追打，山下孩子们大呼，三伢!有人打二伢！快下来！我跑下去，俩兄弟的一人跑了，我把另一人摔在地上，骑在他身上，左右开弓扇耳光，只是象征性地轻扇，因为是二农的同学以后还要来往的，只要他认输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和二农到河对岸的煤炭一处山区钓蛙，没钓到，下午返回的路上，二农发现山坡底下一快干涸的水塘中，有两道光，指给我看。我也看到了是太阳照在动物眼晴的两道反射光。二农把钓具替给我，一起跑下山坡，二农率先赤脚踩入塘泥发光的地方，踩着是个大盘，我递给他装蛙的大布袋，他将大盘套入布袋大口中，捧出水面，是只硕大的团鱼，有好几斤。路上不好拿，我们到一户人家里，用菜刀在团鱼的背尾，切口子穿绳子，系在钓蛙的竹竿上，今天收获颇丰，晚饭全家可以享受美味。我俩 抬着团鱼，一路高高兴兴回家。
家里几个小孩经常在附近农村的冷水坑小溪钓鱼，塘里钓鱼，小溪开埧时捉鱼，有时收获颇丰，改善伙食。
我们中午在家里，等着父亲回家炒菜才有饭吃，盼望着，念叨着。
我们也不小了闲在家，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待父亲下班搞炒菜给我们吃？也许是饭菜珍贵，怕我们搞砸了？
有一天中午吃了饭，喝了酒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在旁边，面对山下一造反派小头目姓徐的，吵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吵起来了？可能是鸽子还是鸡破坏了菜地，父亲骂了他。我只是盯着姓徐的，不管其它。姓徐的年轻力盛，只见他卷起袖子，摩拳擦掌，欲冲上来打父亲。母亲历声呵斥，要上来打人啰！
我听说他学过打，父亲身子单薄瘦小，喝了点酒站不稳，我担心会伤了父母，有点畏惧，但是只要他先打，我就要先法制人，我可以迅速找到武器的，厨房就在身后。我还没有想完， 他就被母亲唬住了，没有上来了。很多年后，姓徐的在我手下当工人，他讨好我，我没理他，他没造成打人的后果，我没有害他，但没有好处给他得。
都说，理科生比文科生聪明，文科生比体育生聪明。反个顺序来了，那为什么理科生怕文科生，文科生怕体育生呢？因为文科生会骂，体育生会打，而理科生打骂都不强。理科生应该学点打，能自保。男孩女孩都要学，不要担心学了打架会惹事，学了打的人往往有自制力，不会轻易出手惹事。我庆幸自己文革时期学了打架能自保，能独自外出旅游或出差，不论白天还是晚上。
文革打倒了刘少奇。父亲喝酒醉了，不慎说了，刘少奇分自留地给农民，能改善农民的生话。被人举报了，老实的父亲接受审查，被调查国民党手里当过甲长(相当于村长下面的组长，只管几户人家)，被定性为，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处分为干部下放劳动。天天一个人在土烧结，一个星期烧一大堆烧结矿。先铺一层柴火树兜，再放一层焦碳，然后再堆矿石粉，搭梯子，堆很高，主要靠挑担子完成的。最后从土烧结堆四周下面，点燃柴兜。烟薰矿石粉尘和有害气体飞舞，加上父亲心情郁闷，身体差许多了。
一年后，父亲下放到基层单位，筑炉队干工程预决算工作。筑炉队书记对二农说，你父亲好酒，但没影响工作，他的计划和现场指导使工作进度顺利，加快了许多。
1966年底，大哥初中毕业了。七姊妹无一进厂，厂里照顾大哥进厂学焊工，16岁1.5米身高，他不管脏活累活都干，深得单位欢迎，但乙肝却悄悄地上身。
1969年初，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68届初中毕业的我，16岁，1.38米高，体重70多斤。被父母强制选择就近回原籍茶元乡。送行时，母亲嘱咐我常回来。父亲把家里翻了一遍，找出了日记本、一些空白纸和一枝笔送给我。我拿着厂里发的下乡光荣证，戴上了厂里发的印有下乡纪念字样的斗笠下乡了。
农村里，我是4分底分，没有跟着6分底分的妇女一起劳动。我是男子，跟着10分底分主男劳力，排队垒土砖，他们垒一块，我也垒一块，不许偷懒。垒得我晚上睡床上手臂抽筋。
第一年春节回来，晚上分明有床睡，却被母亲安排睡在父母的脚头，挤一床。
农业学大寨，春节只放三天假，回到农村干活。不久接到电报，要我接替大哥，到长沙照顾眼晴受伤的弟弟七农治疗。
我去了，到长沙解放路旅店找到了七农的房间。清早，带他去湘雅医院。早饭，强迫他吃面，我却饿着，舍不得吃。路上，他呕吐了。使我想起，郴县磺矿，父亲在街上强迫我们三兄弟吃香蕉，我在后面偷偷地扔了。看来，什么事是不能强迫的。
我下放农村三年多，由于没有去公社领国家给予的粮票和安家费补贴，公社总是推荐我去，接受招工、参军、读大学的好事，可是屡次政审不过关，都是父亲档案里的记述，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惹的祸。后来，母亲请托儿所小孩的家长田文帮助，按杉山公社的指标，直招我进厂上班，脱离苦海。
母亲由于是托儿所保育员，婴儿的家长都愿意帮母亲解决提出的困难。相继解决了，三农的招工，二农嫂跨省调入涟钢，六农调涟钢中学任美术老师，并参加了中央美院徐悲鸿油画班的培训。
母亲从事人的工作，得到了人的感激回报是，解决了家庭许多困难。而从事技术工作的父亲，是工程设备的回报提高了生产效益，国家受益，对本人和家庭只是认可专业能力强而己，这就是国企体制的规则。
幸运的二农和四艳，初中毕业后都分配进厂工作了，八艳初中毕业也进了大集体企业当了小车司机，当时是吃香的职业。
子女们陆续离开母亲这个大家庭，结婚生子组建新的小家庭。
1972年8月，我进厂在烧结厂机床工学徒，就住在烧结厂在连钢大桥河边的集体宿舍里，矿石粉重、噪音大，对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也像工作肯吃苦的大哥一样，乙肝健康带菌终身。
我常回河西一区六栋母亲家，见七农年幼无玩具，就在车间做一简单的滑轮板给他。他在门前马路斜坡上就骑坐滑轮板，从坡顶滑到坡底玩。
七农1982年高考前的预考，由于重感冒差一分，无缘参加国家正式高考。以后听老师说，差许多分都可以去争取参加正式高考，可惜没争取，在自卑忧郁的苦海中挣扎，始终没有爬上岸。
我还带七农去农村双峰中学复读，准备来年高考，父亲说家穷没钱就拒绝提供资金，要七农进涟钢技工学校读书。
有一天在涟钢中学的路上，我以前的班主任邵勋老师喊了我，他对我说，教过一农、二农、三农、七农，学习成绩都可以，最聪明的是七农，没考起大学，可惜了。
现在我想起，七农早年送出去，命运一定改写，眼睛不会受伤，大学也会能考取。所以民间有奶就是娘的话有道理，有利于儿童成长环境就好。例如被美国人抱养的中国婴儿长大都活泼有出息。
六农高中毕业后，下放到涟钢农场。六农与我下放不同。他不是下放农村，而是下放农场。农场的旁边是涟钢，经常与涟钢对比，有对比，就有自卑或自豪。涟钢工人和干部，统一工装衣着整齐，干着轻松活，管理着机器去干重活。而他们农场人，衣着象乞丐，干着原始的重体力活，比工人劳累和饥饿，就变得自卑。长年累月在劳累、饥饿和自卑中煎熬，六农终于要寻找出路了，向父亲提出，要父早点退休儿抵职。父亲同意了。
父亲不到60岁就由于儿子要抵职，而早早退休了。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有女邻居与他搭讪，母亲就吃醋了，大发雷霆，有时出手打父亲，母亲是爱父亲才有这些行为的。
1986年，父亲不到64岁，由于肺癌病故，火化后葬在涟钢在碧溪村的公墓山上。
1986年父亲病故后，母亲(59岁)家里，兄妹都成家分开住了，只留有一直处在郁闷之中的单身汉七农在家。大家时常回母亲家，离不开母亲，似乎没分开住。
1995年，随着涟钢扩建，河西家属区改建为工厂，原家属区的居民都迁河东家属区。
母亲(68岁)与七农住进了河东的涟钢中学山上家属小区。好处是离涟钢医院近，离涟钢中学近。七农上班，工资一直是交给母亲。母亲在家里煮饭，也常常打打麻将娱乐心情。子女们也常看望母亲，母亲高兴不辞辛苦弄饭菜给子女吃。也有子女特别是大哥顺便送点钱给母亲，说是让母亲打麻将高兴有零钱。子女们也陪母亲打麻将。
1998年，单身汉七农35岁时，我介绍的刘木匠帮七农做了家具，还做了媒。七农终于脱单，与湘美结为夫妻。小俩口与母亲(71岁)住在一起。媳妇与强势的婆婆住在一个屋里，还没有看出有摩擦。
1999年8月，湘美十月怀胎快到预产期了，打算要其农村的亲妈来照顾她坐月。七农提出，母亲(72岁)到别的兄妹家里去住。我们几个兄妹聚集在七农家里商量，如何妥善安置母亲？
我提议，四艳内退工资低，又一个人住，母亲去住，煮饭时多煮一点，大家出一点钱，每月相当于双倍工资，何乐不为？四艳应允。于是大家凑了半年钱。办美术班有生意头脑的六农认为，四艳可能不会坚守半年，先出300元，以后再补。七农在母亲卧室走出来，也拿600元给了四艳。大家欢欢喜喜随同四艳，把母亲送去四艳家了。从此，就开启了谁带母亲住，其他兄妹就出钱的先例。
母亲住四艳家后，我几乎每天傍晚去看望母亲。还义务帮四艳家装了铝纱窗。
有一天傍晚我去看望母亲，一个维修人员是男的，四艳与他说话脸带笑容，母亲鄙夷地望着四艳骂道，××××××？我都难听。母亲住了几天，四艳就不想母亲住她家里了，我开玩笑说（母亲住四艳家）是影响四艳谈恋爱了。
母亲住四艳家不开心，又回不了七农家，因湘美母亲在七农家正伺候着湘美坐月。
大家把母亲从四艳家转移到我家，并以购洗衣机表示奖励。我、母亲、和我儿子三人就住在一起了。
那时我正与亮谈恋爱。母亲反对我与亮谈，说走出去像带个女儿一样，进来要扇耳光。对亮怒目相对。我与亮冷却了。
母亲从七农家出来住，先住四艳家，再住我家，总共时间不过仨月。湘美母亲顾及农村家里有事，早早回农村去了。婴儿南南就由其母亲湘美照顾了。七农要上班。
快过年了，七农跑来我处，强烈要求母亲回去带人，说，娘老子回去！母亲不同意，七农怏怏不乐回去了。
母亲告诉我，七农打人，她不回去。我想，七农打母亲不对，母亲住这里就不会受气是好，但是七农现在确实迫切需要母亲去带孙子。两者如何选择？我考虑全局，母亲应该去带孙子，但要保证七农绝对不能打母亲。于是我劝母亲，要七农写个保证书不再打母亲，还是回去带孙子。母亲同意了，作好了回去的准备。
第二天，七农又来喊母亲回去，但是语调变了，没有昨天那么强烈，咄咄逼人了，而是说，听其。意思是，你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就不回去。弄得我进退两难，一方面母亲打好了回去的行装，另一方面七农态度转变为无所谓。我尴尬，我说，七农要母亲回去，必须写下不再打母亲保证书，母亲才回去。
七农写了，不再打母亲的保证书，签名并写上日期，交给了我。我看了一下保证书，心里感概道，七农帮四艳惩打过正辉，正辉却把打父母的坏习惯，传染到七农身上了。我把保证书折好，递给母亲。母亲拒绝接住，手一挡，甩开保证书，说，写这个有卵用。我还是把保证书收到母亲口袋里了。七农背着母亲的行李，带母亲回去了。
现在想来，七农要母亲回去由强烈要求变成无所谓态度，可能参有湘美的意思。如果当时母亲不回去，也许湘美不会离婚。我没有挽留母亲住，而是考虑七农实际困难让母亲回去，也伤害了母亲的感情。通过留居四艳和三农家里的遭遇，母亲认为，不是自己的房子都是寄人篱下，没有做主人的感觉。此后，她坚决要住自己屋里，哪里也不去，要做自己的主人。
母亲与七农夫妻及婴儿南南住在一起。母亲带小孩得心应手，湘美放心出外办事，七农简单上班，日复一日，小孩能走路了，甚是逗人喜爱。
约2005年，一日婆媳吵起来，经济权力己被媳妇夺了，强势的婆婆（78岁）心怀不满己有时日，今日为一小事暴发了。我去劝架，站在婆婆一边。
媳妇湘美受了强势婆婆的气，又娄底打工难赚钱，于是携6岁之子远走她父亲曾工作过的北方韩钢打工。
七农忍受着小孩和妻子长年离别的孤独，更加忧郁，上班在工作室不停地抽着水烟，下班在家里大吃盐姜。还好，只一年，幼子回来了。总算宽慰了心，却忽略了妻子湘美。湘美一直长年在外。
约2013年，八艳信奉别人说的，把母亲留居自已家，会带福气，也想给母亲（86岁）尽孝。硬把母亲带去北京。我正在广洲打工，通过手机聊天软件，极力劝告八艳，别带母亲去北京。我说母亲年老力衰，己经不适应大城市生活。即算她去了，住几天就会闹着要回来。你强留她住，等于她的心灵受到了压迫，感觉人生地不熟而会生病，到时她回来，你造成的后果病了，只有你护送回来，我们是不会来北京接的。二农不知母亲身心状况，不反对八艳接母亲去北京。
母亲在北京一个星期里，每天强烈要求回来，回来时苍老了很多。我疼在心里忍着，但愿兄妹们多陪母亲，倡议到母亲家打牌玩耍，我总是抽空去。
母亲（约86岁）开始有痴呆倾向了，邻居不喜欢与她打牌，嫌她出牌慢。母亲也总是输，还与她们发生口角，只好大部分时间孤独坐床上看电视。
我儿子伟伟提出，要她母亲翠花来义务照顾我们的母亲。我告诉七农，七农和南南住一间房，翠花与母亲住一间房。七农认为房子小不同意加人。我劝母亲住到外面的租房里去，有翠花照顾。母亲坚定地回答，哪里都不去，要住自己的屋。我知道是说服不了母亲的，于是劝说七农允许翠花进来照顾母亲。可是七农还是不同意，我厉声说，(七农)出去住！估计七农误解为兄妹想要夺他的房产，他更加不同意出去租房住。此事只好作罢。
母亲经常忘记回家，我和兄妹们晚上到处寻找，也有好心人根椐她脖子上挂的电话号码牌，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母亲位置，或者直接送派出所，由派出所通知我们去领。
兄妹们从外地回来，特别是八艳常从北京回来，还有孙子伟伟(三农的儿子)、西西(六农的儿子)等经常看望母亲，每次都给母亲钱，但痴呆了的母亲是守不住钱的。有些钱在亲人帮助下存入了银行，还有些钱被外人拿或自家人拿。
有一次，上海姑父美志带着他侄儿娄底三中副校长旺波，由我陪着他们去看望母亲。他们见了母亲时，旺波掏出来八百元钱给母亲。我说母亲守不住钱，别太客气了。我立即接过钱，只拿三百元塞给了母亲，剩下的500元退还了旺波。旺波开车把我送到我家楼下，从汽车后备箱里提一大包酒给我。
母亲苦一生，是最舍不得吃和穿的人。七农他们不吃的变质剩冬瓜，她倒到自己碗里吃了，结果上呕下泄，严重虚脱，四艳给母亲在家里打吊针。母亲坐在坐便凳上，一边打吊针，一边拉肚子，睡着了。四艳感叹，说我做的不锈钢坐便凳真好，要我送一个给她。
痴呆母亲胸前挂的牌子，有七农、三农、六农的电话号码。六农在五中带毕业班没有空余时间，只好经常开车带母亲去修剪脚趾和脚板上硬茧砧。母亲大脚趾趾甲往两边肉里长，长进肉里走路痛，脚板茧砧走路更痛，所以定期要专业修剪，六农不声不响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时看母亲头发深了，也带她去理了。
我力推大哥为兄妹们的首领，目的就是，期盼大哥组织大家齐心协力，安置好母亲的晚年生活。因为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不想，由某一个人承担照顾痴呆母亲生活的全部责任。
大哥组织兄妹开会，妥善安排好母亲的照顾事宜。但是，事情的发展是变化的，大哥却经常在武汉住，总有事情，我们期望他来组织处理就好。
第一次协议是，2013年春节2月14日制定的一年照顾母亲（86岁）协议。内容是，七农不在家或上晚班去了，兄妹每人给四艳一年的报酬1500元，由四艳白天给母亲煮饭，晚上陪护母亲。但四艳与母亲不和谐，早早中断了。
第二次协议是，七农不仅上班，而且兼顾照顾母亲。兄妹每人每年出钱1500元。七农聘请邻居大妈协助。据反映，大妈做点表面事情，帮助无力。
南南慢慢长大了，出外多了。例如单车自由行，七农和南南几天在外。母亲在家里，空荡荡的。有一次我从广州回来，母亲对着我嚎啕大哭不止，说像守着庙一样，寂寞恐慌。痴呆了，使母亲不能坚强应对寂寞，从而老年痴呆症加重了。
八艳经常资助七农，同时也给母亲钱。也有大家给母亲慰问的钱，填补了七农给南南高消费的窟窿，还有钱买新家具，也有时候是八艳给钱指定买新家具，把旧家具扔了。
母亲是穷困的一生走过来的，节俭的她对于旧家具被人拿走是心痛的。她变成了怕别人偷她东西的疑神疑鬼人了。有时候，母亲还把饭藏在被窩里。
七农认为体质不过硬，才导致自己没考上大学，因而特别重视后代的体质培养。经常用高价钱高消费买野味给南南吃。母亲也伴福吃野味，后期为病人食谱是分开吃，野味就吃得少了。
有一次，我把母亲带到我青山区屋里住了几天，每天带她到青山公园散步。她指着树林里一过路男，惊慌地说，他要偷家里的东西了。硬要回去，说要赶在小偷的前面回去。我只得领她重回七农家了。难道她被偷怕了吗？不是，是痴呆了，唉！没有办法。
第三次协议是网上通讯大家通过的。我2015年5月9日倡议，因母亲(88岁)年老痴呆，照顾难度加大了，提出增加辅助照顾人。要求辅助照顾人做到，在七农上白班时，给母亲准备午饭；七农上晚班时，19点到第二天早晨陪护母亲。兄妹由大到小排名轮流照顾母亲两个月。由于二农有在上幼儿园的女儿要管，难来陪母亲，全由我代替。
我照顾母亲，是按照七农提供的程序照顾的。例如，煮好饭菜，先等南南吃完饭，我和母亲才上桌。有时候要等南南吃完饭洗完澡，我和母亲才进厨房吃饭。这是合理的，小孩读书时间紧，人老有病要自觉别妨碍他人，不要倚老卖老。动物世界里的老年象，尚能静悄悄离开象群，去很远的地方独自老去，不拖累象群。
第二年将要轮到四艳陪母亲时，六农提出要七农内退，全职照顾病母。
第四次协议是，由七农2016年初內退，全职照顾痴呆母亲。八艳提出，由母亲的存款里补钱给七农。我鼓励七农，照顾母亲身体越好活得越久，七农就得到兄妹补钱越久。
母亲(88岁)痴呆更严重了。有时候大便拉在裤裆里也照样来往行走。大大咧咧的男子汉七农也变得细心了，帮母亲脱去脏衣，洗澡，穿衣穿裤。自己手洗有屎的脏裤子，床上弄了屎尿也手洗。
尽管母亲痴呆了，但女人爱美的天性仍存在，她拒绝别人给她脱衣换洗，除了最亲人之外。
为了延长母亲寿命，七农每天带母亲到月琴山公园散步。路人见多了，总夸七农是世上的好孝子。
有一次，大哥大嫂回来了，七农为了表现母亲走路健康了。不顾母亲(88岁)己散过步的疲劳，七农叫上我，陪母亲再走月琴山，而且走得快，给大哥大嫂看。可是当母亲走到离月琴山后门不远处时，体力不支，不由自主瘫软着坐了下去。弄得大家紧张，喊救护车。结果虚惊一场，母亲休息一阵后，又被大家搀扶着回了家。
2016年农历七月卄四，是母亲上九十岁的大寿日，兄妹从各地赶回来了，准备庆祝。
母亲见到子女们，甚是喜悦，乐不可支。当天就在大寿前夕，大哥大嫂、八艳七农，七手八脚，把母亲洗了个澡，高高兴兴睡在床上。大家商量如何举办大寿宴席，痴呆了的母亲如何去参加时，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夜22点钟，母亲突然与世长辞了。大哥大嫂八艳七农守在母亲身边。
黑夜里，就在母亲辞世的屋顶，天空突然雷电光闪一下，下起一阵小雨。民间说，雷电闪光下雨，是老天来将伟人升天了。是的，母亲在见到子女们回到身边，高兴而放心地升天了。
母亲在人间的苦难中，享年90岁(虚岁)。晚年(59岁)无老伴，尽管有一群孩子，因孩子有孩子们的事，特别是母亲(86岁)患了老年痴呆症后，承受病磨，所以母亲仍是艰辛福簿的。
母亲一生像蜂王的一生，不断产仔，还要维系整个蜂群的运转。苦难中的她，是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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