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杨团：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

杨团新三届 2019-06-06

人物简介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生于北京。清华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到延安。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

韦君宜先生1986年突发脑溢血，医生判断她就算能活也将永远失去思考、说话和行走功能。然而，韦君宜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语言和写作，出版了包括《思痛录》在内的近30万字的作品，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

作者：杨团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4期

1月19日下午，我走进北京的一家普通的四合院，祭奠一位两天前刚刚逝世的85岁老人。在堆放得满屋满院的黄菊和白菊中，我向着老人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就在那一霎那间，眼泪突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我双肩颤抖，拼命控制自己但仍禁不住哽咽失声。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是这位可敬的老人，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和他们那整整一代人。流水无情，那一代人迈着蹒跚的步履终于离别我们远去了。

我的母亲韦君宜、父亲杨述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同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0级同学，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分别在第二年的春天和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入党时，一个18岁，一个22岁，按照今天的标准，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可就从入党时起，他们选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从此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少女时期的韦君宜

母亲逝世于2002年1月26日，享年85岁，比我的父亲多活了将近17年。这17年中，她患脑溢血后遗症在床榻上整整度过了16年。母亲的一生历经四次大劫难，每次都使她几乎丧命，能活到这样的高龄，实在是个奇迹。

在生命的最后16年，她从一个健康人到扶着健步器行走、颤抖着写作，及至完全瘫痪在床，依靠鼻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最后的四年，她的语言功能逐渐丧失，直至一个字都吐不出了，但是那双眼睛却日见清澈。贴身护士说，看她的眼睛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人常说，见目如见心。越到生命的终点，母亲的心境越平和。

我想，这一是缘于她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看到了实现一生理想和追求的途径，二是她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终于出版，将她埋藏在心底50余年的块垒一扫而光。她终于在离别人世前卸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将跟着党亲历的所有政治事件和运动的史实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思考统统留给了后人。

1986年6月，刚刚离休的母亲在中国作协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手举茶杯开始发言，只讲了第一句话，突然茶杯落地，两眼一闭，人事不醒。如果说，母亲遭遇病魔是毫无准备的，那么，后来与病魔相拼的16年，在生与死的荆棘路上，她一直非常清醒，怀着最坏的准备，尽全力与病魔相拼。我还记得，她刚苏醒过来口齿不清地喃喃自语:“完了，我完了。”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懂得了她的意思，她想得并非是生命完结了而是她要想做的事无法再做下去了。她最担心的，是她自文革后期开始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还差最后两章尚未完成······1994年11月，母亲第四次住进医院，此后再也未能出院。1995年3月6日，她在床榻上练笔时写道:“人死后，尚有何可说。人生如此，留不下什么。我不行了，医院是我永诀人生之地。我是一个苦人，苦苦苦。”3月7日写道：“我多么希望病能好，回家去，回家去，但是不可能了。”

宜昌市档案馆档号为“17-1-302”案卷，韦君宜所述“关于宜昌地下党情况”“关于宜昌区委组织情况”“关于宜昌区委情况的补充”等材料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为她找来曾经激励她一生的抗战歌曲，在病榻旁放给她听。全身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妈妈，激动得热泪盈眶，睁大眼睛长时间地凝视着我。我站在她的病床旁，母女二人无言相对，只有那昂扬的歌声在病室里荡漾。泪眼模糊中，我只觉得妈妈那噙着热泪的眼神里有着说不尽的恳切和期盼。她对生命的眷恋，全然化作了对下一代的期盼······让追求和理想在生命的接续中长存。

青年时代的韦君宜，投身于抗战的洪流

母亲离开我3年了。3年来，一想起她，我的意识就飘忽起来，耳边就会响起她的声音:“团团，你只有一个妈妈，我是你妈妈呀。没了我，你就没有妈妈了。”那是因为有一段我忙于工作没能常到医院，卧床的母亲曾这样对我说。我记得，这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当场就泪如雨下。每当重温这一幕，我的心都感到痛楚，生我养我教我的妈妈呀，我为什么不能多陪陪你呢。

1998年3月至6月，我到美国进修，临行前没敢告诉妈妈。听家里人说妈妈好像知道了一样，在半夜里多次叫我的名字，一定要护士把我找来。护士实在没法，就告诉了她实情，从此以后她就神情黯然，不再言语了。在美国，我向医院打直线电话问妈妈病情。一次在护士的帮助下妈妈与我通话。我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啊啊”地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只听得话筒里传来沉重的喘气声。护士怕她太激动对病情不好，以后就不让我们直接通话了。

待我回到北京去看妈妈，她的表情显然淡漠了许多，一段时间内甚至故意不理我，以示惩罚。很快地，她就再难说出一个字了。用进废退，我再也没能料到，离开她3个月，竟换来这样的后果。

1972年，一家人在干校难得相聚

妈妈过世后，从广州来过一信，打开一看，是妈妈的老同学、老朋友黄秋耘的夫人蔡莹阿姨寄给我的。里面全是妈妈写给黄秋耘的信。一共八封。那是妈妈生病以后写的，字迹歪歪斜斜，虽然没有注明时间，但我从信中的内容可以猜测得出那全是她在1994年第四次住院前写的。

那八封信里很多地方都提到我。可以想见，病魔缠身的妈妈壮志未酬，她的天地已经被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多年来无奈地艰难踱步。而最后4年，瘫在床上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却心清目明，这是多么地悲苦难耐!妈妈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在她身边多耽些时日，帮她排解，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

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困苦，我能体会的不足于万一。如果我那时能够帮助妈妈多做一些事，今天也会好受些。人为什么非要到事情不可挽回的时候才会醒悟?妈妈，你在哪里呀?你能原谅我吗?

韦君宜在咸宁向阳湖干校

3年来，和妈妈在一起的许多生活往事和细节如同慢饮的陈年醇酒，缓缓地温润着我的心。妈妈过世后，团中央托儿所的老所长苏哲阿姨告诉我，解放初期团中央托儿所的婴儿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喝妈妈的奶长大的。其他的妈妈们忙于工作，顾不上，孩子只能喝牛奶。当时托儿所要求每日6次，每隔4小时喂奶一次。那位喂奶的妈妈并没能坚持，只有我的妈妈严格执行规定。

在我从0岁到1岁的整整365天中，无论酷暑严寒、黑天白夜、下雪刮风，她准时准点到托儿所来给我喂奶。1年间只破了一次例······开国大典那天除外。苏哲阿姨一提起这件往事就激动异常。的确，自我成人至今，熟识我的人都说我的精力超乎常人······这是妈妈以超人的毅力和尊重科学的精神为我打下的无以替代的身体基础。

妈妈爱我还表现在对我人生中所有大事的决断和支持上。文革期间，爸爸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弟弟成了精神病，妈妈得了精神忧郁症整整4年，最厉害的时候天天想自杀。可就在1966年冬，她得知我要步行串联到延安，在她精神不甚清醒的状况下手把手地教我打行军的背包和绑裹腿。

1969年5月15日，北京知青3000人赴云南农场的前一夜，我因为一个好友发生变故突然向学校撤销了报名去云南农场的决定。班主任向家里打电话被妈妈接到，她当场表示第二天一定让我上火车。我记得那天我大约晚上天黑了才回到家，而火车专列是第二天一早发车。妈妈和我谈到半夜，谈了她自己的经历，责难我的行为是临阵逃脱。她还说，你的未来会经历种种磨难，没有好朋友相伴是太小的难题，你今天能为一个朋友放弃对学校的承诺，明天就能为自己的利益脱离革命队伍。

结果，硬是连夜帮我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送我登上南行的列车。列车开动时，瘦小的妈妈脸上绽开了笑纹，向我招手示意，而专门照顾她的病的老阿姨张大妈，却在一旁跺着脚大哭:“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娘啊！”

还记得1973年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因父亲的走资派问题未解决而不能上学。看到“黄帅”事件的报道，妈妈安慰我说，这样的学不上也罢。1977年文革结束后开始第一次高考，这次不论家庭出身都可以参加考试，我的小弟杨飞考上了，当时我坐月子未能参加。儿子一生下来妈妈就对我说，如果不是文革，你早就是大学生了，一个人一生大学教育是基本教育，不能因为有个好工作就不受这个教育，也不能因为有了孩子就放弃考大学机会。你去考试吧，考上了孩子由我来照顾。结果我遵照妈妈的意见考了大学，才奠定了我后来的事业基础。

1985年1月，欧阳文彬与韦君宜(左)在京西宾馆作代会上

1989年，我40岁，遇到了一次严峻的人生考验，在我所在的机关被停职反省。妈妈那时已经患脑溢血卧病在床。看到我终日受煎熬，她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很压抑，专门请来了她的知交故友为我分析情况和出点子。大约在若干年后我再见到那位长辈，他告诉我，妈妈当时感慨良多，“没想到这种经验也得代代相传，为什么我们受过的下一代还得接着受。”

当1991年5、6月间，我终于又有可能做出独立的人生抉择的时候，妈妈兴奋地与我长谈多次，仔细地和我讨论我的未来。她的意见是要我投身一项艰难的事业——抢救资料，抢救和她一样参加革命的同代人的口述史。不过这需要另外有一个职业，而最适当的职业是报纸或者杂志编辑。

正当我尝试着与两三个报刊联系的当口，我的问题解决了，被机关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妈妈见我忙起来，没空做这份母女间郑重约定的工作，就开始自己动笔，以病残之躯勉力完成这个目标，记得她颇抱歉地对我说:“我动不了了，不能搜集资料了，脑筋也不好使了，只能写一点零碎印象吧。”这些被统一标识为“我的同时代人”的十几篇散文后来被编入了“我对年轻人说”的文集。

韦君宜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回忆录

在此之后，我走过了国家体改委研究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1998年底进了中国社科院。我在精神上成长了独立了，而妈妈将她的生命精神传承给了我。

妈妈过世的那一年春末，我随中央党校社科院考察团到了延安，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特地在杨家岭、清凉山父母住过的窑洞前凭吊。我的父亲母亲，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青春岁月中最可宝贵的9年。延安，是他们人生的重要驿站，它的重要性就如同塞外北国和蛮荒南疆之于我们这一代知青那样，成为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标记。36年前的1966年，我曾步行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当我的人生过了大半，再次来到延安，回想父母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种深沉的情感，有感奋、有惆怅，更有对往昔历史的深深的思索。

人有不同的活法，妈妈曾说:“人生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心思、志量、感情，也是各式各样的。”我想，我会选择走我自己的路，这也是对妈妈所走的路的一种继承。

延伸阅读

杨团：母亲韦君宜与《思痛录》成书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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