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 周彩莲：母亲是一颗钻石，引领我们走出苦难
作者简介
周彩莲，瑶族，乡村教师，湖南省永州市人，1973年高中毕业后到江华县上游公社来富大队插队，1981年毕业于道县师范，先后获十佳师德标兵、优秀教师、阳光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候选人等，2013年退休后旅居厦门。
原题
心祭，追忆母亲
作者 | 周彩莲
引言
意大利诗人但丁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就是母亲的呼唤。”自从母亲离开我们，就想着要给她写篇文章，以寄托我们的思念。然而一次次敲击键盘，一次次泪流满面，一次次心潮跌荡，一次次难以成文。总感觉我这笨拙的文字、粗浅的语言怎么也诉不尽深爱着我们的母亲那无尽的眷恋。
母亲走了，带着对儿女的思念，对孙辈的牵挂，也带着对晚年病痛折磨的无奈，于2011年5月23日走完了她83年的坎坷人生路。从此，我便失去了母亲那份牵肠挂肚的爱怜，失去了那份守候期盼的目光，失去了母亲那善良地唠叨和深情地呼唤……
（一）
我的母亲杨名芳出生于一个有几十亩田地的家庭，她的父亲是当地的学董，相当于现在区上管教育的领导，她也算是书香门第的小姐了。母亲的大哥是一位曾经与江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起闹革命，被组织上留下来，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母亲的家曾经是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场所，每当有特殊人物来家，外婆就带着母亲和姨妈在门口“望风”。
大舅为了革命工作经常在外奔波，小舅少小离家在外求学，家中几十亩田地不得不请人耕种，因而在1950后的土改中以请了“长工”为由划为“地主”成分。后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外婆被拉出去挨批斗，她老人家理直气壮的对造反派说：“我给地下党站岗时你们还没出世呢！”
造反派让过去的“长工”揭发地主婆是怎么剥削他们的，那几个老实巴交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说：“她没有剥削我们啊，我们帮她种田耕地，她管我们吃住还给了钱的”，“她很节俭的，跟我们一样吃菜一样喝粥”。弄得造反派哭笑不得，批斗会只好草草收场。
造反派几次抄家甚至在外婆家堂屋里外挖地三尺都没有见到值钱的东西，就问外婆：“金砖银元埋哪里去了？”外婆实话实说：“哪年哪月拿给共产党造枪炮打日本鬼子了。”而且外婆对捐献的日期数字和经手人记得特别清楚。造反派只好作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母亲的家对革命事业是有过重大贡献的！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伟大的一生。她的平凡在于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一世唱响着“锅碗瓢盆交响曲”，操心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尽心尽力相夫教子，没有传奇的故事，没有惊天的业绩。然而，在儿女们的心中唯有这平平凡凡才是真啊！她的伟大就在于无论是“三年过苦日子” 的艰难岁月，还是“十年文革浩劫”的动荡年代都与父亲风雨同舟，抗击着一场场自然灾害和政治风暴带给家庭的“霜刀剑雨”，护卫着她的儿女长大成人！
（二）
母亲的一生是美丽、仁爱的一生。
听老家的亲戚说，母亲从小就是村里的美人胚子，不光五官端正、身材适中、皮肤更是白里透红，人见人爱。母亲貌美手巧又是妇女活动积极份子，被当时的土改工作队队长看中，以组织的名义向外婆提亲进而逼婚，后因母亲不喜欢这位南下干部太大的年龄太强的性格外出逃婚，才嫁给了我们的父亲。
母亲不仅有美丽的外貌更有美丽的心灵。年轻时受大哥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美援朝那几年，她曾将自己的许多金银首饰毫无保留地捐出给国家买飞机大炮。要不是当年遭遇逼婚，她也许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干部，那个时代造就了她的悲凉，注定她的一生只能成为一片默默无闻的绿叶。
母亲一生奉行“敬老爱幼和为贵、宽宏大量乐助人”的宗旨，常说的一句话是：“邻里乡亲谁没个难事，能帮就尽力帮吧。”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在矿山工作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可能是儿时的我病多爱哭，父亲回来不太理我，只哄哥哥姐姐玩，不知不觉中我对父亲有了陌生感，长到四岁竟然还开不出口叫“爸”。母亲为了维系父女亲情，每当父亲归家时就叫我去给父亲送开水、拿毛巾、递扇子，反复叮嘱我：要先喊爸再送物，否则爸不接。在母亲一次次亲切的目光鼓励下、在我一次次怯生生的尝试中，终于喊出了“爸爸”，投向父亲的怀抱。
我六岁那年一个深秋的周末，母亲起了个大早安顿好我们，就去食品站排队买肉，等着父亲回来吃晚餐，等到天黑了父亲都没回，矿上一个兄弟捎来口信说，父亲替人值夜班要明早才能回叫我们别等了，母亲满脸歉意地指着那盘黄豆炒肉对我们说：这盘菜留着明天爸回家再吃好吗？今天我们就吃丝瓜炒蛋、烧茄子，我们都懂事地点点头。多年以后我才感悟：那是母亲对父亲工作辛苦的犒劳，是对父亲这个家中顶梁柱的疼爱啊。
母亲本是娘家四兄妹中的三女，只因大舅为官常年忙忙碌碌，晚年身体又不好，舅妈一直在农村，小舅大学毕业后在外省成家立业，大姨年轻守寡独自拉扯三个孩子，所以文革结束后外婆就一直住在我们家，由父母奉养到她去世的前一年，外婆是在她88岁时被肿瘤折磨病逝的，临死前思维还十分清晰，一直满怀深情喊着母亲父亲的名字，哀哀地让父母来救她。那时癌细胞扩散，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可见外婆在我们家养老时，父母对外婆的孝心至真至诚！我小时侯依稀记得，母亲的娘家亲、婆家亲中有到我们家生儿的、借米的、拿旧衣服的、让帮做鞋的等等，母亲总是乐此不彼。
母亲的仁爱不仅对亲人，更多时候是对外人：我的童年曾住在永州市江华县河路口公社的“两排厂”（相当于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时不时有夫妻吵架、孩子挨打之类的事，母亲总是言传身教、晓之以理劝说和，而我却从没见母亲与人吵过嘴。“两排厂”里有一妇女，精神不太正常，发起病来就端张凳坐在别人家门口乱骂人，没人愿挨她家住，我们家与她家为邻多年，竟也相安无事，这都缘于母亲的宽容仁爱，每当那妇女发病骂人时我恨得牙痒痒要赶她走，母亲总是劝我们不与她一般见识，就把我们拉回家关上门做自己的事，直到她骂累回家了，我们再出来玩。她不发病时，母亲常给她家送些自己种的蔬菜、自家酿的甜酒等，以至于很多年后，她逢人便说“还是周嫂子好啊！”
母亲一生博爱为怀：爱家人、爱亲友、爱邻里，这种人间大爱给予童年的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对我们兄妹的人格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榜样作用。
（三）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刚强的一生。
她虽然出身“小家碧玉”却并不娇弱。在娘家时纺纱、织布、搓麻、浆洗、做鞋、缝衣、样样在行。初嫁十年间先后生育我们兄妹五人，因为父亲幼年家境贫寒，不瞒周岁过继他乡，养父母解放前相继病逝，生父母又说父亲是接出去的人，都不来矿上带我们。外婆是一心要来带我们的，且户口都已经从农村老家迁来矿山两年，无奈在“四清运动”后期，顶着个“地主”成分又被清回农村。由于这些历史原因，母亲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大调整中不得已辞去银行工作，为我们撑起家这一片蓝天。我们兄妹能从那“路有饿死骨”的“三年困难时期” 中走过、从那“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中”奔来，无一人矮小、伤残、心疾、辍学，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母亲的勤劳刚强。
那时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小实在不易，一到月底就捉襟见寸，母亲在“关响”之日就精打细算留出我们读书买笔墨纸砚的钱，留出到粮站买配给大米的钱，计划出必须费用才能量力支出。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带着我们喂猪、养鸡、种菜；捞鱼虾、拾稻穗、落（读“lao”音）红薯，（到别人挖过的红薯地理再翻一遍，收集那些别人不要的小红薯根，回家洗净晒干打粉熬粥）。也带着我们掐过“六月雪”冻凉粉，捡过“苦菜公”当菜吃，摘过“米筛子”做糍粑，割过“艾叶”熏蚊子，钩过“皂荚”洗衣服，还带着我们到一个叫“狗坑”的地方寻找大炼钢铁时废弃的旧窑洞挖碳，挑回家晒干以备冬季取暖。
儿时的我，常常一觉醒来看到的是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补衣服的情景。记得我童年时穿了三年的棉衣，就是母亲小时候从姨娘身上脱下来穿过留给大姐，大姐穿过又传给我的一件家织布便装蓝棉衣，尽管补丁重叠洗得发白，穿在身上依然暖和。
我是穿着母亲做的鞋长大的，在恢复高考后我读师范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季，母亲还为我做了最后一双棉鞋，她当时说：“我老了眼睛不太好，想你在教室里上课没火烤，天这么冷我摸索着给你做双棉鞋吧。”这双棉鞋的千层底都是新布，母亲扎得又细又密，鞋面是黑灯心绒夹了一层新棉花，我穿了十多年至今依然珍藏着。
童年的记忆深处有一件挥之不去的小事令我感叹至今： 某日，“两排厂”一位条件较好的刘丽珍阿姨拿出一个苹果分开四瓣，给我们几个放学后在她家门口玩耍的孩童吃，我咬了一小口后拿回家问母亲“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好吃？”母亲一脸无奈没有回答，此后她带着我们上山砍柴就特别留心“野柿子”、“油麻果”（当今称之为“猕猴桃”）、“山葡萄”、“地噗噗”（当今称之为“茅梅”）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童年吃到的最美味水果。
年少的日子虽然清苦，我们却从未抱怨，因为母亲教导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吃穿，要跟别人比学习。”于是我们就发奋读书，尽管迫于生计常常在下午那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写字”“手工劳动”等副课时间逃学，跟着母亲去谋生，我们的成绩也还优秀。等到“十年浩劫”过后，各种考试制度恢复，我们兄妹在告别书本多年后依然能在各种考场脱颖而出，个个学有所长。
许多文学作品中多称“母爱如水”，我也总以为天下的母亲都“柔情似水”。然而，当我在记忆的长河里遨游时才感悟到我们的母亲不仅“柔情似水”，更是“坚强如刚”啊。
回眸六十年代那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小小年纪的我，不知道当工会主席的“坏分子”父亲和“地主子女”的母亲受着非人的“待遇”是怎么熬过来的？只依稀记得：父亲被揪出去时，家中闯进一伙红卫兵打、砸、抢、抄家，把哥哥心爱的球拍踩烂，把母亲舍不得用的一床绸缎被面和仅有的三尺卡其布抢走没收。母亲看着他们胡作非为，把我们兄妹紧紧搂在怀里，任凭造反派问父亲的什么事，她都说“不知道”！现在想来，那情景颇似英雄刘胡兰。
1968年炎热夏天的一个赶集日，有人告诉母亲说，父亲与当时被揪斗的26个“牛鬼蛇神”要押去涛圩区的集市上游街，她拖起我来到一个必经的路口，端着一碗水等父亲到来，当游街的队伍经过的一刹那，母亲冲出去把水送到父亲的嘴边，任凭造反派怎么驱赶谩骂，母亲依然无所畏惧，等造反派押着那群“牛鬼蛇神”走远了，母亲拉着我回家时，我才看见豆大的泪珠打湿了母亲的衣襟。现在想来，当年母亲那一碗水也许是向父亲暗示要坚守的信念。
也是那年冬季的一天，放学回家我就对母亲说：邻居小孩告诉我今天大礼堂放电影，央求母亲带我们去看。可能是我们很久都没有看电影的缘故，母亲想了一会儿才拿出一角钱给大姐说：你卖两张半票带妹妹去看吧，我要全票的就不去了。吃过晚饭大姐带着我好不容易挤到窗口排队买票，接着把票紧紧拈在手心怕丢了，进场时才把手伸到验票工作人员跟前打开，验票的一看是我们就虎着脸说：“你们也配来看电影？那么皱皱巴巴的？是假票吧！快走快走，不要影响别人进场！”说话间就把我和姐赶了出去。
回到家里我眼泪汪汪地向母亲诉说，母亲平静得出奇，两手拉着我和姐来到火塘边坐下宽慰我们，那一夜母亲没有做女红，给我们讲故事念儿歌，我们就在母亲“月亮光光，月亮球球，三岁奶崽养水牛……”的江华童谣中入睡。年幼的我还不能体会到：其实母亲的心在滴血！
那时母亲出门做事经常会有人对着她喊“打到地主子女XXX”，我们上学也有一些大的坏孩子一边朝我们扔小石子一边朝我们喊“打到坏分子XXX”。父亲在“牛棚”里受着肉体的折磨，我们在牛棚外受着心灵的摧残，那种日子真的是度日如年啊！刚强的母亲总是对我们说：“别怕，你爸不贪不沾，一张豆豉的发票都在，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他们总有一天没有好下场的。”
父亲在“劳动改造”的几年里被停发工资，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开始还允许母亲在家属社做最苦的装卸工，那又脏又重又没时间性的超强体力活男人都够呛，有时半夜回车要起床去卸货、凌晨发车要起床装货，经常“日不能食、夜不能寐。”
一个三伏天下午，母亲拖着湿漉漉的身躯疲惫地回到家，大姐就问“妈你怎么了？”妈说：天太热又没睡好她发尿疾了，装卸时她不敢上厕所，担心别人误认为是躲懒不要她，就尿在裤子里，收工后怕别人看见，就跑到附近河边假装喝水掉河里了。
大姐听后赶紧去烧水给母亲洗澡，接着母亲带我们去田边扯了一把“麻拐草”（学名车前草）浸泡一大碗淘米水喝下，第二天又照常出工。可就是这么又苦又累的活都没让母亲做多久，随着对父亲批斗的升级，母亲这份七角钱一天的苦工也被叫停，她含恨地说“人不死、粮不断，天无绝人之路。”从此，就带着我们上山砍柴火、扯笋子、挖金刚兜、摘糖糖果（学名野槟榔）、捡毛栗卖，维持一家生计。
那年月我们“黑五类”家庭受欺负是常事，买我们柴的人都要事先从砍整齐码好一墙柴的各个角落抽一把拿回去试烧，看看是否干过心着火快，满意了就把我们家的柴过称拿回家烧完再回头给钱。当时的价格是：一烧就着火的干柴五角钱一百斤。
每次上山挖“金岗蔸”回家，母亲就让我们赶紧吃饭休息，她自己则熬夜把“金岗蔸”用柴刀一个个剁成两厘米厚的柴片摊开在屋前屋后，以便晒几天太阳就拿到“收购站”卖钱，当时的价格是：干货三分钱一斤。
“糖糖果”的树叶、树枝、果实全都是莿，母亲总是让我们摘边上的，她就钻莿蓬窝里面摘。因为没钱买手套，母亲捡起路边别人丢的废塑料缝成大小两个套子叫我们带在手上挡刺，她自己却因为不够套子徒手劳作，为了这五分钱一斤的野槟榔，常常被扎得满手黑刺皮破出血。曾记得我在“收购站”看到一些人带去的“糖糖果”个大、重称、买的钱多，百思不得其解问母亲，母亲悄悄对我说:“他们的晚上泡了水就重称，我们不做那亏心事。”我那菩萨心肠的母亲，在那么艰难的岁月里都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啊！
一个秋日，我感冒没有跟母亲和哥哥姐姐一同上山砍柴，清晨出门的母亲直到夜幕降临才挑着一大担柴喘着粗气一拐一拐地走回家，我问跟在母亲后面放下柴担的哥姐，才知道母亲砍柴时不小心被上山的竹签扎了脚后跟，竹签扎得太深忍痛弄了很久还是出不来，他们才挑着柴慢慢下山的。回家后也没有钱去医院取，母亲索性不管它，依然咬紧牙关、忍着剧痛、顶起脚尖带着我们上山谋生，直到竹签在肉里化脓溃烂随脓一同流出，才敷了些草药慢慢收口好转。
现如今江华河路口的“黄木冲”、“两叉河”、“金子岭”“小尖山”等地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因为那里印满了母亲和我们童年的足迹。
由于长年累月为父亲担惊受怕，为儿女日夜操劳，母亲终于病倒了。一天母亲肚子疼得头冒虚汗脸色发青，邻居把她扶到矿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长了个瘤子，要立即住院。父亲没有在家，母亲忍悲含泪对大姐和我千叮咛万嘱咐，说哥在外面读书不要搭信告诉他，免得他分心；说家中只有大桶，要姐半桶半桶地挑水免得扭伤腰；说煮饭时要我守着别去玩，不然饭烧焦了，柴掉出灶外会引起火灾；要我们带好满妹，如果衣服破了就叫隔壁阿婆来补。我们一一答应，目送母亲去广西平桂局工人医院住院。
毕竟我们太小，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大姐挑水挑得肩肿腰疼，我切菜也把手弄伤了，晚上因为睡得沉没有及时盖好被子满妹感冒咳嗽，过了两天满妹开始昏睡，大姐整天背着还说：“今天这么听话不哭不闹，”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满妹已经高烧无力！晚边大姐蒸了一个鸡蛋喂满妹吃，喂着喂着满妹就咳出一口血来，我慌了赶紧到隔壁叫阿婆来，阿婆一看说“快去请医生”，大姐叫我看住满妹就一路哭着向矿卫生所跑去，路上居然碰上获准请假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父亲，父亲急速跑到医院正赶上医生下班，他硬是把职工医院那位心肠最好的杨振华医生连拖带拽地拉到家里，医生检查后说是高烧快40度，再迟些治疗耳朵就会烧聋，立即打针喂药冰敷额头进行治疗。
也许是母子连心吧，母亲好像有感应，向住院部医生请了两天假，说要回家看看，结果一踏进家门看到这种情形，就再也不愿意离开家住院了。她逢人便求医问药，终于有个民间郎中告诉母亲一个偏方，她就抽空到田头地边寻草药熬水喝，又找来一个打吊针的空瓶子，晚上睡时装上热水放在疼痛的部位热敷。不知是偏方的神奇还是上苍的怜悯，半年后母亲到医院复查，居然全好了。几个月里，母亲依然没有停歇劳作，儿女们在她的呵护下挺过了几年的黑暗，盼来了父亲的解放。在母亲的感召下，我们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坚强！
（四）
母亲的一生是担忧、牵挂的一生。
母亲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坎坷步伐走过来的，“担忧”“ 牵挂”自然与她相伴一生。在整个家族里，这种担忧牵挂于我更甚。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母亲说我从出生到三岁几乎没有笑过，都是一天到晚地哭，个中缘由就是疾病不断，最严重是两岁时得的肝炎，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染上这种“富贵病”无异于就是等死，但母亲对我没有放弃，她担忧我能否活得下去，不知道为我流过多少泪。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母亲经常一个人到沼泽地找一种叫“田基黄”的草药熬水给我喝，十天半月从牙缝里省出几分钱为我买两指宽那么一坨猪肝用桐子叶包好放进火恢里煨熟给我吃，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那坨珍贵的猪肝几乎就是我的救命食物，每当有猪肝煨熟，母亲就让我拿到屋外悄悄吃掉，怕哥哥姐姐看到馋得流口水。因为是传染病，母亲不让任何人接触我，坚持一个人日夜护理，直到一年多以后痊愈。
1961年大哥读小学，路远中午回不了家吃中餐，母亲一大早就起床熬一鼎锅粥，困难时期的粥米少水多，为了增加粘稠度，母亲就常常到菜园里摘一大把青菜洗净剁碎搅拌到熬好的稀粥里，大哥上学前吃一碗后就用小茶杯装一杯带到学校当午餐，母亲看着三岁的我瘦得皮包骨担忧我会饿死，总是对大哥说：“别装那么满啊，多留点给妹妹吃。”多年以后提及往事，母亲内疚得忍不住流泪诉说：“当年你哥最苦，读书长身体时，菜叶粥我都没让他吃饱。”我知道母亲当年对哥的苛刻就是为了保我这条小命啊！
文革前期还是红小兵的我被大的红卫兵带着去参加批斗会，听到教我们唱歌的刘树华老师晚上回家被造反派打死了，看到教我们语文的蒋齐国老师被造反派用绳子绑上大拇指大脚趾吊在河路口小学前那颗大柏树上转圈遭打惨叫，吓得半夜噩梦不断。母亲十分担忧：怎么“少先队”都成“红小兵了？”把孩子吓成这样，这是读的什么书啊?
文革中期读初中，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军，”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学校挖防空洞的时间多于进教室的时间，偶尔上课也是“把知识分子臭老九赶下讲台”，让“外行领导内行的工人阶级站讲台”。还记得一位从工人中来到课堂的朱姓教师，把课文里的“汤师傅说”教成“汤师传说”，我们小声嘀咕：老师错了吧，应该读师傅，他依然坚持“我教你们读师传你们就读师传！”母亲和几位家长知道后更是担忧：这样的老师能教好孩子吗？庆幸朱姓教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我的初中阶段就遇上了杨运泰这位专业优秀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从此学习走上正轨。
文革后期考取离家25里路的区中学读高中，母亲更是牵挂几头：担忧我寄读吃不好，家里平时节俭吃素，却总要在每个周末我回家时准备一点荤菜，实在没钱买肉了鸡蛋也要煮几个。为了维持生计和供我们读书，母亲揽了一份在家属社磨豆腐的活，那个年代不用任何添加剂和色素，只用手推磨做出来的纯豆腐必须当天卖完。母亲担忧销路，总是起早贪黑做质量最好的赢取回头客。
母亲牵挂父亲尚未平反“解放”，又患上“大叶性肺炎”，非常严重了才被允许到平桂局工人医院治疗，父亲住院期间，母亲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个无法去陪伴，在医院工作的冬英姑姑就经常帮父亲洗衣服、送饭菜、找医生查病情。四十多年后，姑姑晚年不幸患上尿毒症，退休后的我，毫不犹豫地辞去学校返聘我的教学工作，来到姑姑身边照顾她几个月，也是报答她当年的恩情，这是后话。我儿时与父亲相处甚少，又是兄妹中“嘴最不甜”的一个，父亲刚出院回家休养的那个周末，我一进家门母亲就悄悄对我说：进里屋去看看你爸，问一句“爸，您好点没有？”我答应母亲“嗯”了一声就进里屋看父亲，父亲说完“我好了的”，我听见屋外的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也许那时她才放下心里的一抹牵挂！
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 16岁的我怕母亲不放心，在那么艰苦的知青岁月里，对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但总有“纸包不住火”的时候。1975年夏季，正是农忙双枪季节，我们知青点十多人感染了“细菌性痢疾”，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传染的，一天拉十多次，“红”“白”交替出现，我开始还硬扛着出工，不知道母亲听那位知青家长说了，立即把我从农村接回家里，在矿职工医院治疗，看看吃药打针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彻底，就问父亲“怎么办啊？”父亲年少在药材铺做个学徒，加上后来勤奋自学懂一些中草药，就叫母亲每天用“醋炒马齿苋”给我吃，又到田头地边扯一种叫“奶浆草”的植物根茎熬水给我喝，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转。回乡下那天母亲对我再三嘱咐：“生活艰苦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生病。”当时我就想：我不能再生病让母亲牵挂担忧了！谁能料到恢复高考后，参加国考上线体检出先心病，我经历的那次大手术，让母亲的担忧牵挂操心劳累达到了人体之极限！我曾经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家庭里的一颗灾星啊？”
待我一波三折考取师范读书，父亲早已“解放”官复原职。在男多女少的学校，才貌双全又有家庭背景的我，免不了遭遇众多追逐。因为心中的白马王子是78届考取大学的知青战友，师范同学就一个个被我婉拒，偏偏就有不死心的扬言永不放弃，总在我上晚自习的路上堵着。一天与追我的班长吵了几句后跑出学校躲避，第二天早上回学校上课居然见到了母亲，我惊讶问道：“妈你怎么来了？”母亲说：“学校打电话让家长来，急得我一夜没睡，你没事吧？”。原来老师见我没上晚自习，问同学说我是气得抹着眼泪跑走的，怕我出事投潇水河，赶紧电话我家里人，母亲才赶来的。面对母亲那颗担忧悬着的心，我不知道自己除了默默流泪还能说些什么？
1981年的师范毕业分配是人生一个里程碑，命运多舛的我遭遇了毕业生最不公正的残酷就业。原本毕业分配表上我的三个志愿都是填写回江华县的，新三届毕业时各地城乡中学都缺教师，巴望全日制师范生分配进校。我之前在江华的四年民教成绩有目共睹：暑假教师培训班一篇《站在讲台望未来》的作文获得满分；小小年纪被分派为培训教师上诗歌教学课，所教的村小两名四年级学生破格录取进初中；两次获得先进个人奖励；18岁出席全县文教战线先代会；参加重点业余作者培训班，在县市级文学刊物发表多篇散文诗歌。在师范担任文娱委员（确切地说是从初中、高中到师范，我一直是班级文娱委员）多次组织各种活动、参加演出获得优秀演员奖；毕业统考语文单科成绩全年级第一名；在师范毕业的最后实习阶段获得优秀实习生荣誉。按照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老师、同学、亲友以及周围所有人都非常看好我的毕业分配。
不幸的是当所有毕业生都接到分配通知后，唯独没有我的消息。时任江华县教育局长的舅舅查遍当年毕业生档案唯独没有见到我的，电话告诉后我急忙四处打听询问，最后接到一封江永县教育局寄到我家乡的通知，打开一看我被分配到江永县允山乡井头村一个连自行车都骑不进的大山里那只有一排破旧平房、两个民办教师的村小。那一届我们班连最差的同学报到的学校都比我分得好！我当即到江永县教育局哭诉，得到的答复是：“服从分配。一周之内不到学校报到取消教师资格！”无奈之下，我肩挑着母亲陪嫁时的一担挑箱，一头装着书本、一头装着铺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大山深处。
一个怀揣文学梦的青年、一个师范的全优毕业生、一个矿山中层领导家的千金就这么苍凉地沦落到举目无亲的异乡，感觉自己瞬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白天要到深不见底的井里用长长的竹篙取水解渴，到附近山里找柴生火煮饭散盐泡酱油充饥。（没有时间出山里买菜，村子里也没有人买菜。）晚上两个民办教师回村子里的家了，我一个人把课桌拼拢成“床”睡在蚊子成堆的教室后面彻夜难眠！
在我到达村小的第二周母亲走了几十里路来看我，我知道她的心在流血，脸上却带笑安慰我：“小女你要想开些，再苦的地方都需要人去，再难的工作都需要人做，你是这个命就认了吧！妈只能陪你一夜，家里还有好多事，以后多写信回家，过两年让大舅想办法调你回去就好了。”我终究没有等到大舅调我回江华，因为我上课不到三周就被当地“烂崽”半夜敲门撬窗吓成“神经官能症”住院近半年。出院后为了早一刻逃离每晚被噩梦缠绕的境地，就像喝一杯白开水那样，闪婚嫁给了追我多时我却一直回避的农家子弟同学，随即调往道县，开启了乡村教师的人生旅程。
仓促的婚姻不敢奢望幸福相伴，只求平安度日都不能如愿。由于乡村教师紧缺，怀孕期间没有办法去县医院就只能在乡村医院做简单孕检，每个月得到的答复都是好好的很正常。更没有办法提前住院待产，直到快生了才电话父亲派一辆矿车拉到县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告知：倒胎要难产！乡村医生的产检是摸到膝盖当婴儿头了！跟着矿车来的母亲一听脸都急白了，但还是镇定安慰我：“不要怕，大胆生，到了医院医生总会有办法的。”不知道当年医生为什么没有给我剖腹产，三天三夜痛晕几次，是母亲守候在我的身边。凌晨三点医生护士熬不住去休息了，儿子一双小腿先伸了出来。闻讯跑来的医护人员一看这种状况，来不及消毒直接把婴儿硬生生拽了出来，立即倒立拍屁股等各种措施抢救了半小时听见“哇”的哭声，医生这才转过来抢救产床上被撕裂开仍在流血冷得瑟瑟发抖的我，当时外面下着小雪，产房没有空调，直到我被缝合了15针推出产房躺在病床上，母亲捧着鸡汤的手才停止了抖动。
由于乡村条件艰苦，生活环境极不安全，娇儿是伴着伤残、病痛一路成长的。在经历“刀山”“火海”“疾病”的重重关卡时，母亲都是我无以伦比的精神支柱者、物质救援者和相依相伴者！
八十年代乡村学校教育资源落后，生活环境极差，年轻教师工资少得可怜，小家庭一遇“风吹草动”就得借钱救急。母亲看我日子过得清苦，不但不要我逢年过节给她买的东西，还在矿里找了一份做手工烟卷卖的活儿，暗地里接济我一些，这份活虽然不用花大气力却很辛苦，一个姿势坐整天不能离开，颈椎腰椎都很受损的。母亲六十岁生日那天，兄姐妹们都回去祝贺，离家时母亲特意追出家门送我一程，回到乡村学校收拾行李才发现，我给母亲的六十元红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她悄悄塞回我的袋子里。
九十年代初拖欠乡村教师工资日趋严重，有某老师写信向上级反映因为无钱买菜，吃了自家种的半亩地红薯苗。娇儿体弱多病每年住院的医药费无处报，我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母亲知道后动员刚刚退休的父亲一起来到我所在的乡村中学住了一年。父亲有一手白案绝活，自制配方不用任何添加剂色素，就把油条包子各类点心做得非常地道。母亲米粉烫的又好，二老就在我那间十多平米的狭小厨房里卖早餐，那时乡村学生没有钱，我们就允许拿米兑换自制的餐票用，之后我们再把大米挑到集市上卖钱，靠着父母的帮衬我才度过了难关！记得那时候父母凌晨四点就要起来炸油条做包子，晚上要等学生下晚自习买一阵才收摊，准备第二天的各项事后才能休息，常常起早贪黑辛苦劳累，母亲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父亲赶紧电话矿职工医院陈水明院长，陈医生及时赶到乡村中学救助，才让母亲脱离危险，之后我哭着劝说父母：别再牵挂我了，安心回家休养吧！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给我毁灭性打击的毕业分配之实情：1981年师范毕业时，地区教育局看到我表上的家庭住址在江永铜矿，（1985年铜矿又划给江华接管。如果早五年由江华接管我的人生就是另一番风景。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没有考虑我的个人自愿，依据家乡属地就把我作为江永铜矿子弟学校的特定名额分配下去，档案自然到不了江华而到了江永。偏偏同届毕业生中有一位女生谈了个男朋友是江永铜矿的，他们到江永教育局活动后顶替我进了子弟学校，我的档案就被抛回江永教育局了。这个事实是当年铜矿子弟学校校长亲口告诉我的，在我读初中时他就是子弟学校校长兼我的政治教师。老校长当时告诉我事情真相后接着对我说：“我们想要的你，上面不分配；我们不想要的她，上面硬塞进来。没有办法！”
接着，江永教育局工作人员查看我的档案发现此人“的确非常优秀”，又把我分在江永县城第一中学教音乐，凑巧那年副校长的侄女从零陵师专毕业要进一中，我再次被顶替挤出，不幸的是学校将我退回的时间拖到所有毕业生都分配完毕到各校报到以后才告诉教育局，这个后果直接导致我被随意甩到了最边远贫穷环境艰苦的“庙圪瘩”村小！这个事实是后来我的一位知青战友与领导喝酒时无意间听到告诉我的。他是78年考取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江永一中的语文教师。
决定人生起点那么重要的毕业分配，让我两次遭遇“狸猫换太子”的档案掉包事件，真是“千古奇冤”啊！正是有了这个“因”，才有了母亲无休止地担忧牵挂我这种“果”。
待到2000年以后，我把丈夫扶上政治舞台、把儿子送进名牌大学，父母已经老矣。
（六）
国的动荡、家的灾难、生育的痛苦、教养的艰辛，严重透支着母亲的健康。六十岁以后，本来有着心脏病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七十岁以后腰越来越变型，背越来越佝偻，体内的压差越来越加大，手脚越来越无力，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坚持每天锻炼，坚持自己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自2004年以后，母亲就开始行走困难，腰背再也伸不直了。直到2006年彻底瘫痪。虽多次住院治疗，但还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床与轮椅上。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不能自己吃饭喝水，不能自己大小便，睡在床上不能自已翻身，无论白天黑夜，每2至3个小时我们必须给她翻－次身，换－个位置睡，以免身上长褥疮。即使活得这么艰难，她也尽量不给我们添麻烦：无论干稀荤素煮什么吃什么，为了减少排尿次数她克制少喝水，下半夜看我们熟睡了，自己再难受也不哼叫，让我们醒来再给她翻身。八十岁以后，她的思维已不清晰，述说的往往是民国年代的事，抑或是自己的梦幻。
2011年春节我回家看望母亲，母亲已经失语，身型瘦骨如柴，昏昏然睡在大哥家，嫂子陪我进屋来到母亲床前说了句：“小妹回来看你了。”母亲一下睁开眼“啊、啊”呼唤，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安慰自己我掏出两百元钱放在母亲枕头边说：“妈你还好吧？想吃什么让嫂嫂帮你买哦。”母亲眼里闪着泪光，抬起无力的手臂指指我，指指枕头，嘴里一直“啊、啊”不停。我感觉她的思维突然异常清晰，她还是顾念我困难不要我的钱想让我收回。嫂子见状把枕头边的钱拿起放进我的口袋，母亲才停止了“啊、啊”声。
最后的几年时光，她也许不完全知道自己生活的艰辛与痛苦，但我们晚辈却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羚羊跪乳”“ 乌鸦反哺”，这都是应尽的义务，我们无怨而无悔。为了我们五兄妹的成长，不是贫苦人出身母亲殚精竭虑，一生辛劳，耗干了全部心血。
（七）
母亲一生没有自己的成就，然而她却用自己对家的全身心付出成就了父亲的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为儿女操劳，不让父亲为家分心，才让父亲有了一次次外出学习和一次次提干的机会，支撑着父亲一步一个台阶走上国营企业的领导岗位。
母亲一生没有自己的财产，然而她却把自己勤劳、坚韧、善良、仁爱、智能、贤德的精神财富传给了后人，让她的儿女成为企业、行政、医卫、教育领域的骨干，让她的孙辈成为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奋战在祖国各条战线。
母亲一生没有自己的荣誉，然而她却养育了我这个县十佳标兵、市道德模范、省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多少次电视台、报社记者采访，只要一说到“母亲”这个话题，我便泪如泉涌，“自古忠孝两难全啊！”想我14岁就离开母亲温暖的怀抱外出求学，16岁在母亲依依不舍中“上山下乡”到偏僻的村寨自食其力，20岁又与母亲含泪话别，在外地工作、成家。即使是假期回家探望，也时不时的被领导安排进修学习活动培训，被丈夫唤回相夫教子照顾小家庭。忙不完的工作做不尽的家务，每每此时，母亲心想留我多住些日子，嘴上却说“去吧，去吧，你们的事要紧。”
当我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家时，分明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花。我永远怀念母亲在瘫痪前每次都坚持送我上车，看着我远去挥手的佝偻背影；我更不能忘却母亲瘫痪后坐在轮椅上看着我跨出家门频频试泪的情形。
最让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母亲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了，我还在山区为贫困留守儿童奔波，母亲离去时我却正赶上主持一场启动了一个月之久、由我联系五家单位赞助的大型公益助学活动，未能及时服丧。活动一结束，我立即脱下红装，换上孝服跑上同学为我准备的专车往家奔，两餐没吃的我跌跌撞撞扑进灵堂的一刹那，阵阵哀乐、声声悲哭撕碎了我的心，跪在母亲的灵前我千百次在心底忏悔：母亲啊，原谅我这个为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不能尽孝的女儿吧！
本来还心心念念地想着等退休后要好好陪陪母亲，却不料2010年11月我那堂《慈母情深》的公开课成了对母亲的最后纪念；2010年12月湖南省电视台对我采访，拍播我“探家”的一幕竟成为母亲生前永恒的定格！
多少回夜深之时我打开电脑视频，对着母亲的音容凄然泪下；多少次黎明之际我捧着母亲为我做的棉鞋仰天悲歌；母亲啊，如果有来生，我还能不能恳请再做您的女儿，但求您西去天堂后放下所有的思念与牵挂好好安息吧！
感谢大哥在我修改这篇文章时提供的史料，纠正了我的一些记忆偏差。并亲自拟写部分段落。
初稿 2012年5月
改稿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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