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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作者简介
庞沄,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附中初68届毕业生。1969年到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5年困退回京。1978年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留校任教,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副教授。除了编写过科技著作,还主编《守望记忆》《延川插队往事》《清华之子一一陈小悦》等文学类图书,也是二十集电视剧《回首黄土地》的策划及责任编辑。
原题
作者 | 庞沄
1946年母亲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工作,当时三个舅舅都参加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几个姨早已嫁人,家中只有母亲在家照顾双亲。姥姥患了糖尿病不能下床,姥爷也只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很快成为主任医生的母亲使这个落败的家庭有了起色。
姥爷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唯有母亲较早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如果不是家庭的拖累,母亲也就可能和她的好朋友一起投奔解放区了。其实当年母亲入党也受了几个舅舅的牵连而几经周折,特别是作为最后一批去美国培训的空军飞行员老舅,在北平解放之前回到当时的北平,经常在家里召开舞会。他比母亲大两岁,上学还和母亲住一个屋呢,在几个兄弟姐妹中他们俩关系最好。他经常开着吉普车到母亲医院接母亲下班,而年轻的母亲爱美又漂亮,于是母亲入党时有人说母亲是吉普女郎资本家小姐等得进一步严格考验。
父母48年结婚,51年母亲生了姐姐,没想到半年多以后又怀上了我。当时母亲觉得两个孩子太近不想马上再要孩子,亏得当时没有太好的节育手段,母亲每天勒紧裤带,故意骑车在北海凹凸不平的砖石路上颠簸,结果我还是顽强地出生了!母亲只好把我全托在幼儿园,没想到一个月的功夫,我严重营养不良,细胳膊细腿大肚子,小脸蜡黄蜡黄,母亲心疼的马上把我抱回了家,为此专门请了个保姆。
五十年代母亲的朋友从苏联带回的彩色胶卷
母亲对我们既疼爱又严厉,从小教育我们艰苦朴素,母亲能干,毛衣拆了织,织了拆,用不同颜色的毛线织成各种图案,我至今记得帮母亲绕毛线的情景。我的衣服总是姐姐穿小了改的,包括紫红色的。为此学校老师还表杨我艰苦朴素不和别的同学比。
记得小时候放完学回家马上做完作业就下楼玩,经常趴在地上玩弹球,一没弹好就口出脏话:“卧槽",为此母亲扳了我很长日子,天天在平台看着,刚一说脏话母亲在楼上就管了,还真灵。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带领我们在楼前楼后种了花生玉米,还粗粮细作地吃榆钱、槐花,挖野菜。那时母亲还去四清整队,回来时带的菜窝头可好吃了!现在想来,母亲那时为了我们这几张嘴不知吃了多少苦!
母亲经常带着我去看姥姥(姥爷53年去世),知道照顾姥姥的大舅也不富裕,怕姥姥受委屈,总给大舅留些吃的和钱粮。不能下地的姥姥重男轻女,总把好东西给我留着。另外,我的几个姨和舅舅家里都很惨,二姨离婚了,三姨夫去世了,大姨家人口特别多,二舅因为得了精神病,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更别提吃饱饭。当时已经是北医科研处长的母亲收入不少,可每月总给这些姨和舅舅寄钱寄粮票也经常捉襟见肘,所以我的这些表哥表姐都把母亲当干妈对待。就是对周围的邻居,母亲也是能帮就帮,人缘很好。母亲心地善良关心弱者帮助弱者的为人方式,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母亲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对科里的同志总是生活上关心,工作上严格要求,而且对上面走后门的做法从不买账。科研处一直负责北医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有时领导会给母亲打招呼谁是谁的孩子希望尽量招收,母亲从来都是以考试成绩衡量,不给领导面子,为此深得人心,同事们包括领导都很服气。因此,在文革期间,尽管母亲也靠边站了,并没有因为工作上得罪什么人和台湾舅舅的影响受太大的冲击。母亲也有左的时候,老舅从北平潜逃到台湾后曾托人给姥姥家捎了平安信,母亲回家知道了这事马上汇报给了组织,导致那个“台湾特务”被抓了,八十年代大赦时,母亲还开玩笑说,她检举的“特务”不会报复吧,后来和回大陆的老舅见面时母亲一劲儿道歉。
其实最应该说的是母亲不幸的感情生活,这也是最触动我的地方。父母从我们很小就感情出现问题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但当时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会让孩子抬不起头,因此母亲一直坚持不离婚。那时姐姐妹妹和保姆住一屋,我和父母住一屋,无意间听到许多事情,使我从小形成了敏感的性格。
插队7年是我离家最长的时间,每次探亲返回队里时都是母亲留恋的眼神留住我再呆几天。记得大学毕业时,我回家说户口留在学校以后可以分房子,母亲偷偷的流泪让我发现了,从此打消了任何离开母亲的想法直接把户口转回了家里,这也是后来我没打算出国发展的原因。而且,即使结婚以后和母亲分开了,也是每天下班必须先到母亲那里报到,和母亲聊聊天。
然而,感情上的挫折并没有打倒母亲,母亲的坚强性格来源于她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即使退休了,母亲也生活得非常规律,坚持参加打门球,参加老年绘画班,老太太的画作还在卫生部得了奖,收编在北医校史里。她不管春夏秋冬坚持天天锻炼,每天早上起床都是一大杯凉白开,然后在床上做燕飞,做踢腿,这些都是母亲能够长寿的原因。
从小到大,除了插队和不在北京的日子,我几乎天天都要和母亲在一起,更不要说后来患病不能自理的期间。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自己要做什么孝子,而是感情驱使,因为我知道母亲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牺牲太多太多!
一件小事情可以说明母亲的性格,她非常自强自立,从不求人,所以一直不让我们请保姆,最后仅同意让个钟点工上午来收拾房间,做做饭。
那是5年前秋季的一天早晨6点半,母亲上厕所突然摔倒了,仅穿着睡衣躺在冰凉的瓷砖地上翻不过身来。到钟点工来时已经过了3个多小时,她无法开门,钟点工隔着窗户问我们的电话号码,她就是不说,后来问她居然是怕影响我们工作!最后还是钟点工通过学校老干部处找到我们,这时她已在地上躺了5个小时,而且她竟然准备躺到我下午下班!好在没有摔坏也没有感冒,让我又生气又害怕又心疼。从此,她才不得不同意家里有了一个24小时陪护的保姆。
毕竟老化是自然规律,特别是2009年母亲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导致记忆力明显下降,开始逐渐地不认识周围的人,话也越来愈少,问她话就点头摇头。可一辈子只知道工作的母亲却越老越透着幽默,比方我和她告别说“拜拜”,她会故意说“黑黑”,我逗她说:“长子如父,得听儿子的。”她会不屑一顾地撇嘴。我逗她:“我是不是一家之主?”她摇头,我问“谁是一家之主?”她一定指着自己鼻子。即使母亲不记得来的客人是谁,她也知道是与她有关的人,总是很有风度地微笑。
为了避免过快地痴呆,我就经常给她看老照片,每当看到自己年轻漂亮的样子时她就笑得很开心,我问是谁呀,她就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照顾母亲并不只是付出,每天逗着这个老小孩让我非常开心。
2012年10月,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做了一期史铁生的节目,我也被邀参加。播出那天晚上我让保姆给母亲看电视,当母亲看到我出现在电视里时,突然大声指着说:“这是我儿子!”,结果连续三天极度兴奋,什么话都能说了,好多事也都想起来了,就像搭错了哪根神经,给她吃了安眠药才在第三天昏昏睡去,连着睡了两天,中间迷迷糊糊喂点吃的接着睡,醒来以后又恢复到兴奋之前的痴呆状态。从此这个毛病在最后的两年一直犯,基本上过一个月左右慢慢开始说话,一旦说话就开始不睡觉,熬得精疲力尽睡过去后,醒来又是痴呆状态,到现在也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母亲爱美之心是一贯的,只要别人夸她漂亮她就高兴。在最后一次进入急诊病房抢救时,母亲虽说不出话可还是不糊涂的,护工管她叫大美人,她就咧着嘴乐,从不给人添麻烦,给病房里增添了欢乐。 早在母亲没患病之前,母亲就坚持让我们子女陪她去做公证,同意她捐献遗体。她说北医老院长胡传揆的骨架就摆放在教学楼里,母亲也要为医学事业贡献最后的力量!而且母亲不让举行任何遗体告别仪式,这些我们都按照母亲的遗愿做到了。
母亲越是为我们乐观坚强,我越不忍让母亲缺少亲情独守空巢,这样就不会在母亲离去时留下什么遗憾。夫人总怕我在母亲离去那天会受不了,我说不会的,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母亲走后的一段时间一直都很平静,我似乎已度过了亲人离开这一关。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两个月的那天,我第一次梦见了老母亲,母亲很好,只是她故作坚强实则留恋的眼神让我不忍离开心如刀绞,醒后已泪流满面,想到远在天国的母亲是否孤单才托梦于我?越想越难受,直到最后做了一个视频短片——纪念母亲,心里才平静下来。
庞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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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母亲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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