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 | 胡道轨：七妹江西插队，病退是这样搞成的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七妹江西插队

病退是这样搞成的

作者：胡道轨

我们家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是四零后和五零后。

前排中间是七妹

大姐五十年代末，支内去了河南开封。四妹（不在照片中）从小被人领养，却意外成了兄弟姐妹中的姣姣者，当上了处长。虽然没有去农村插队，却参加上海慰问团，担任分团领队，去农村慰问插队的知青。

五弟在读初二年级时，就主动报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后来，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成了宁波市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付校长。

六妹一九六九年回宁波霞浦镇投亲落户，分配进了工厂，当过后勤厂长。七妹一九七O年到江西农村插队，五年后病退回上海。当上了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营业员，提拔为部门主任。

我和八妹九弟，因为其他兄弟姐妹去了外地或农村，得以进了上海企业。

如果要研究那个年代知青的历史，那个年代中学生就业的情况，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就是很好的典型。可喜的是：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大家都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一

我们家兄弟姐妹有九人。因老二早逝，实际上是八人。大家都相差二岁，只有六妹七妹相差一岁。她们偏偏是六八、六九届初中毕业生，都碰到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片红”。父母对七妹比六妹插队的时候更操心。原因是六妹投亲靠友，回家乡，在外公外婆身边，有个照应；宁波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条件与上海相差不大；再加上七妹生来文弱、秀气，家里的重活都由哥哥姐姐顶着，平时只做些针线活：缝缝补补，做做短裤什么的。怕她去农村吃不了这个苦。父母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响应政府号绍，让七妹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天，七妹和最好的陆静芳同学从学校回来，母亲正好在家。二个小女孩，向母亲叙述了今天老师公佈的插队地点：江西宜春的靖安县。

七妹先开腔，慢呑呑地说：“老师说，这个地方的优点是离开上海近，交通也算方便，南昌朝西不足百公里，火车到南昌后，换乘二小时的长途汽车就到了。”

陆静芳补充说：“靖安虽然比上海南面一点，但是地处丘陵地带，人口比上海稀疏，气温不会比上海高多少，这也是老师告诉我们的。”

七妹接着说：“那里是产稻区，全部吃白米饭。”不用问，这也是老师介绍的。对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同学们的心情是十分的复杂。一方面要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方面，十六七岁的小女孩，远离父母，远离上海，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不知道能不能回上海，心里很是忐忐忑忑。但是就在她们向我母亲介绍靖安的那一刻，忘记了一切忐忑和烦恼，好像那是一片美好的憧憬。

母亲看着她们俩问道：“你们想好去靖安了？” 俩个女孩子都没有回答，但是从她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是愿意去靖安的。母亲见状告诉小陆同学：“静芳，你回去，和大人好好商量商量。”又对七妹说：“我晚上也同你爸爸一起考虑考虑。你们俩个在一起，相互可以有个照应。”

晚上，父母俩个嘀咕了一整夜。过了二天，老师告诉我母亲：“除陆静芳外，与胡军儿（七妹）同去的还有一个女同学和二个男同学，共五个人，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学，你们放心好了。”听到这话后，我们的心稍稍放宽了点。

二

一九七O年，过了春节不久，七妹和同学们一起去江西插队了。送别的场景，和电影里极其类似。父母们的担心和焦虑，自然是免不了的。

火车下午从上海出发，开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到了南昌。在火车站接同学们的是一个女同志，短发，篮色衣裤，很干练，比同学们大上几岁。她自我介绍说：“同学们好！我姓张，是公社派来接待你们的，今后我们会经常见面，有什么困难，能解决的，我一定尽力解决。现在，抓紧赶路，去报到。”说完，提起一个女同学的行李，向长途汽车站走去。

坐了二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便到了靖安县城。从县城出来，张老师说：“莲溏公社离这里不算太远，没有车可以坐，我们走着去。”她领头，一群同学跟在后面，在大路上走着。

抬头望去，到处是一座座青翠的小山和一块块的红土地田，（严格来说，是橙色的。这和上海褐色的土地完全不一样）；远远近近撒落着一个个用砖瓦砌成的村庄，还有躺在地上的小河。这样的景色，对城市的学生来说，看着感觉新鲜。

用了不少时间，来到公社大院，张老师叫大家休息一下，她替同学们去办手续报到。乘这个空档，大家找地方坐下，倒了开水，吃着干粮。等办完手续，张老师笑着说：“同学们，今天你们一路过来，挺辛苦的，请大家坚持一下，再要走的路不远了，前面就是莲塘大队知青点，你们到家了。”同学们一听，目的地不远了，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站起来，背上包裹，又赶路了。

走了不算太远，从大路拐到了小路，就到了一个村头。

眼看已是黄昏，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村不小，房子稍有高低，都是清一色的一层楼瓦房，排列得纵横交错。差不多走到了村子的中央，看到前面一个园子的门口，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农，频频向大家招手。张老师也向他招了招手，回头对同学们说：“他是你们的生产队长。”于是同学也向他招手示意。

大家鱼贯进入了园子。园子很大，对着园子的大门是一排敞亮的房子，房子有三大间，中间是客堂，二边各一间卧室。边上有堆杂物的偏房和灶间。一间卧室放了二张板床，另一间放了三张。看来，这是为五个同学准备的。七妹心想“这么好的房子，在村里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不知道原来是谁住的？”（这个迷团到她离开时才被解开。）

男女同学，分別把行李放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聚到客堂间一看，热气腾腾的飯菜已经准备好了。队长用带着江西音的普通话说：“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家了。”大家对这个老农由衷的感谢，站起来向他道别。

同学们已经一天没有好好吃饭了，闻着热腾腾米饭和新鲜蔬菜的香味，狼呑虎咽地吃了起来。张老师陪大家一起吃晚饭，因为她还有一些事情要交待。

席间，张老师说：“明天开始，你们要独立生活了。吃的水在水缸里，洗东西要去河边；米给你们准备好了，飯得自己烧。今后要生米，可以到队里去支。你们出工后，用工分抵掉；生产队会分给你们一块自留地，种蔬菜吃……”反正，日常生活的事情都讲到了。同学们推选陆静芳为知青点组长。组长的工作不少：对外要与公社、大队、生产队联络，对内要关心知青点方方面面的事情。就这样，同学们从城市来到了农村。过起了农民的生活。

二天后，同学们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了。在旱地里劳动，虽然不太适应，感到吃力，但也算挺得过去。真正的考验还在水田里。

不久，江西进入春耕春种，水稻田开始插秧。插秧前，生产队长教学生们：怎么用三只手指捏住秧苗；秧苗在泥里要插多少深；秧苗间保持多少距离，前面、左右怎么才能排序整齐等等。

七妹看到农民们插秧轻松自如，就跃跃欲试。她一脚踏到水田里，随着凉意袭来，脚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滑溜溜的烂泥里。当两脚都陷进去的时候，再要向前移动，就没那么容易了。必须将后面的一只脚，用力地从烂泥里拔出来，才能向前迈步。在水田里行走，对于一个从未打过赤脚的上海姑娘来说，已经是够艰难的了。更不用说，同时需弯着腰，兼顾前面和左右，又要双手不停地插秧了。

不一会，社员就把同学们甩在了后面，而且距离越来越大。这时，令七妹意想不到的揪心事发生了：她感到浸在水里的右小腿肚奇痒无边，就用手去抓痒。不料碰到的是一条软软滑滑的东西，贴在小腿肚上。抬起腿来一看，一条一寸多长，黄褐色的虫子叮在上面。她吓得“啊”的一声惊叫，差点跌倒在水田里。

同学们围了过来，见状也是缩手无策。生产队长听到叫声，赶过来。用手把吸在七妹小腿肚的虫子拉下来，丢进了装有盐的破罐里。虫子在破罐的盐上面挣扎着，慢慢地不动了。队长对同学们说：“这是蚂蝗，不用怕，就是叮着痒。”队长虽然是这么说，但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还是心有余悸。 

一天下来，差不多每个同学都被蚂蝗叮咬过了。大家心里驱除不了阴影和害怕。

傍晚，插秧收工，同学们累得腰酸背痛，二只脚被水泡得变了颜色，也几乎迈不动步子了。回到住处，一个个摊在床上，谁也不想动弹。还是组长先起来，对大家说：“饭还是要吃的，都起来动手做饭！”同学们才坚持着爬起来，草草烧了飯菜。大家才祘填饱了肚子。值得庆幸的是：沒几天，插秧工作完成了。

过了不久，队里给同学们评工分。组长陆静芳评上了五分，七妹和另一个女生是四分，姓戴的男生是十分，还有一个男生是九分。同学们和农民的工作量一对比，对评的工分也就心平气和了。况且，工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会评定一次。后来的经历告诉同学们，女生的工分，足够折换成自己的口粮，填饱肚子。               

说实在的，农村插队，除了累以外，与上海的生活相比，还真是苦。一年三季有蚊子，夏天最多，而且特别厉害；上厕所很不习惯，不但臭味难闻，而且蒼蝇、蚊子围着转；冷天，西北风呼呼地吹，洗衣服得去村外的河边，手指冻得发麻……但是说来也怪：当时大家都以为：就是自己感觉苦和累，所以要来锻炼，要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不过，说心里话，几个同学都没有把这里当做家。一直认为：有一天，终会回上海。心里老是有个盼头，虽然，这个盼头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来，无法预料。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知青点的重活基本上都是男生承担，比如：挑水，担柴，搬运重物等等；知青点的轻活，由女生们包了，比如：自留地里浇水、摘菜，烧饭，洗碗等等。虽然，生活在农村又累又苦，但在知青点里，大家还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睦睦，过得还算愉快。

记得，到莲塘公社第一年的中秋晚上，秋高气爽，同学们把方桌子搬到园子中央，围坐四周。不分你我，放上各自从上海寄来的月饼和糖果，倒上五杯白开水，集体賞月过中秋。开始，都是开开心心，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当脸盆大的月亮爬上屋顶的时候，还有人在对月亮指指点点。不记得谁说了一句：“这里的月亮比上海亮。”一下子安静下来，好一阵没人说话。

在皎洁的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女同学的眼眶里都含满了泪水。陆静芳轻轻地说：“上海的父母和小弟弟，不知怎么样了？心里好牵挂！”七妹也动情的说：“父母都年过五十，一年年老了，怪想他们的。”男同学听了，也非常动情。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着东方，遥望着上海的方向，静静地怀念着故乡，怀念着亲人们，心里好酸辛……这是同学插队以来，最最难熬的时刻。

当然，大家也有开心的时光。村头有一条长长的河，是从遥远的山那边流过来的，足足有好几十米宽，河床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石溜子。这河应该是大的溪，水大多数地方，还没一人深，但清澈见底。村子里有很多地（田）在对岸，人们要用竹筏摆渡或运东西。同学们撑着竹筏，在水上你追我赶的时候，就会忘记一切疲劳，露出孩子固有戏闹和笑声。 

还有，冬天来临，地里活少了，同学们早早收拾行李，准备回上海，那一刻，是再也开心不过的了。

三

一九七三年五月，我夫人快要临产。父母和我，还有在上海分配到工作的八妹九弟都要上班，也没有月嫂可请。谁来帮夫人做月子，成了一个问题。母亲征求我夫人意见，叫七妹回家帮忙。夫人当然很乐意，因为姑嫂关系本来就很好。

七妹接到母亲来信，立即动身回上海。六月三日，我的儿子出生了。一家人喜气洋洋。七妹在母亲的指导下，担起了月嫂的工作。（当然，八妹有空也来帮忙。）由于她的认真和细心，事情做得像模像样。月子以后，七妹为了照看我儿子，很长时间留在上海。（也正是七妹对儿子的长时间照看，就此结下了缘份。后来，每当儿子有困难，她都会鼎力相助。特别是七妹退休二年后，儿子准备开公司，我邀请她帮助儿子創业，她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儿子一起创业。創业很顺利，七妹也就成了儿子公司的“总管”。）

这段时间里，母亲在休息天，总是代替七妹的工作，让她有时间休息，也好到外面走动走动，了解一些有关插队的信息。

一九七四年初的一天，七妹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对母亲  说：“现在插队的知青，要是有病，不适合留在农村种地（田）的，可以病退回上海。”她接着补充说“几个身体不好的同学，正在办理。” 

母亲听了有些小激动，因为七妹身体从小就比较单薄。病退，让她有了返还上海的机会。于是，母亲就思量起七妹的身体状况来：曾经听她说起过，自己的手指皮包骨头，关节比其他地方粗。农村，天冷在河里洗东西，在田里插秧，会感到关节疼痛。手指还很难伸直。这次回上海时因为忙，没有去看医生。大家会帮她避免浸泡冷水，却把这事拖了下来。

想到这里，母亲叫七妹把手伸出来，再一次查看。手指几乎还是老样子。母亲叫七妹找一家有资质，能出俱证明的医院，赶紧去就诊。医生诊断说：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症。七妹向有关部门咨询，回答是这种病可以搞病退。                                

父母叫七妹立即回江西的知青点。她到农村后，一边劳动，一边办病退。有一天，七妹带了上海医生的诊断证明，来到莲塘公社卫生院。接待她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女医生，她随即叫来了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男医生。二人一起仔细地查看了七妹手上的病情。一致表示，同意上海医生的诊断结果，还开具了诊断书。从言语和表情上看，这二位医生是很同情搞病退的知青的。七妹办全了病退所需要的资料，递交公社审批。七五年初，公社批文下来，批准七妹病退。

人就是这样：农村很艰苦，劳累。但要离开，真有些依依不舍。毕竟，呆了快四、五年了。当前这一切：知青点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的同学们；手把手、无私的帮教指导知青的老队长；不怕苦，不怕累，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社员们；还有青烟冉冉的村庄，远近青青翠翠的丘陵，清澈见底的溪水，一片片红色的土地，无不让人留恋。

临回上海，七妹首先把病退的消息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说“你病退，公社已经通知我了。你回上海同样要努力工作。”七妹应承了。然后，她去找生产队长告别。生产队长知道了她的来意，一脸平静，不谎不忙地说：“我早就料到，你们迟早会走的。希望你能记得我们，记得这片土地。”

七妹说出了肺腑之言：“谢谢你们这些年来的帮教，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和宜春的莲塘。”之后，终于问了藏在心里多年的好奇：“老队长，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谁的家？”老队长回答说：“那房子原来是地主一家住的，你们要来，队里叫他们挪了出去。”七妹想：“这么好的房子，怪不得呢！”多年的迷底终于揭开了。告别了老队长，匆匆回到了知青点。

第二天就要回上海了。当天傍晚，知青点为七妹践行。尽管菜肴十分丰盛：有男生从河里抓来的鱼虾，有自己养的鸡，还有自留地採摘旳多种蔬菜，差不多摆满了一桌子。在平时，如果有这么好的菜，同学们就会放开肚子，一顿大吃，但这天，谁都吃不了几筷。七妹是因为要走了，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四个同学；同学们在为七妹高兴的同时，思量着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

第二天早上，七妹启程回上海。同学们帮七妹提着行李，一直送到县城的公交车上。一九八O年，政府对农村插队的知青有了新的政策，和七妹一起插队的四个知青，同时回到了上海。他们在知青点结下的不解之缘，在上海继续着，发展着。

七妹回上海后，就把病退的材料送到了上海知青办公室。记得是一个年纪四、五十岁姓张的师傅接待的，他的态度十分和蔼可亲，使得七妹感觉非常温暖。不几天，通知下来了，说是一切手续办妥了。七妹也就正式回了上海。    

七妹回上海后，在街道工厂工作了二年。由于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也由于精心的治疗，七妹手上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一九七八年，母亲退休，七妹顶替，成了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营业员。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是上海乃至全国闻名的百货商店 。农村插队的磨练，使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干得非常努力，也很出色。二年后，她被提拔为部门主任。

她的工作和为人，引来了许多人的赞扬和注目。有个老年的同事，当然也是母亲要好的老姐妹——苏阿姨，给七妹介绍了从部队回来的男朋友，后来就升级成妹夫了。虽然不久他被提升为厂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一直对七妹很体贴，呵护有加。他们还有了一个乖巧，温柔的女儿，日子过得十分甜蜜。

七妹和七妹夫在旅途中

七妹和妹夫

本文由我和七妹等人回忆写成。   

胡道轨读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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