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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魏伟：下放八年，三兄妹先后考上大学
作者：魏伟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蓦然回首，随父母到农村插队下放，已经过去五十周年了。
1969年10月底，我在南京井岗山中学上初二，刚从江宁小丹阳公社劳动回校，江苏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城镇居民下放农村运动。11月初的一天，全体师生被安排到大街上欢送南京第一批下放居民的车队通过长江大桥向苏北进发。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机关干部也要下放的消息。
我父母都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干部，二史馆是保管和研究民国档案的单位，在"文革″中改为清理敌伪档案办公室，实行军管，原本部分干部已去了位于句容的江苏省五七干校劳动学习，这时却改为干部及全家都下放到农村去。有趣的是，二史馆凡夫妻在一个单位的都通通下放，大约不涉及其它单位，好办理。而有"历史问题"的人，如馆长胡敬一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属审查对象，虽夫妻在一个单位就不下放。另外有一条照顾性的政策是，凡老家在本省的干部可以下放回老家，而老家在外省的，就不能自由选择下放地了，都被安排到了苏北。
当我得知全家将要下放农村的消息后，就报告了学校，没想到几天后，学校召开下乡动员大会，让我在大会上发言表决心，第一次戴着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一千多位师生，竟惶恐不安起来，以致其他发言者讲了些什么，都没听到。会后不久，我就离开学校回家作下乡的准备了。后来听说，学校里跟随父母下放的同学还不少，许多班级还进行了合并。我们家住的大院里，还有三家人(属省交通厅)也同一批全家下放了。
11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弟弟被安排乘上二史馆军管会领导的吉普车前往句容五七干校，父母和妹妹已先期到达。第一次乘坐小汽车，开了有一个半小时，晕车而吐得一塌糊涂。到达省五七干校，住在干校招待所，感觉这里范围很大，绿树成荫，环境很美。
接下来是军管会领导主持会议，即将下放的二史馆干部及其家属一家一家的上台表决心。会后全体人员在会堂门前合影留念。
这是妹妹在干校的留影，时年仅九岁。
从干校回家后，我们全家就忙着收拾行李，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把家具打包装车送下关轮船码头，家具会船运无锡。然后全家空身住进单位安排的省委招待所，在等待出发期间，单位还安排二史馆下放干部及家属参观游览刚刚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这是部分人员在大桥上合影，可惜这张照片已经残缺不全了。
下放出发那天，全市下放干部及家属集中在南京军区教练场(午朝门北面)，上午九点，召开大会，敲锣打鼓，轰轰烈烈，下放人员很快就分路乘车出发了，我们奔苏南一路大约有十来辆公交车，当时的公路很差，颠簸的很厉害，我坐在车后，头多次撞上了车顶，好生疼痛。中午到达溧阳县城，停车休息，各家自找饭店草草吃了中饭，当时的溧阳也就只有几条小街而已。饭后乘车继续前进，路过滆湖，穿过太湖十八湾，进入无锡市，下午四点多，住进了位于市中心的无锡县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等家具船运过来。大约是11月30日，生产队摇来一只水泥船，派来许兴更等四个年轻人，帮忙把家具搬好，载着我们全家及全部家当往乡下去了。水泥船穿过运河，进入伯渎河，摇到坊前镇，已经天黑了。公社行政助理顾炳南披着大衣在等我们，安排我们住进公社大院旁的一家人家后面楼下的二间小房子里。
从大城市到乡野，我们下放插队农村的日子开始了，这时我刚满十五周岁。
坊前镇(坊前公社)位于无锡市东约8公里的伯渎河边，东连梅村公社，西接无锡郊区江溪桥。镇分东街、西街和后街(许甲里)，东、西街座北朝南面河而立，公社办公地位于西街东首，当时最南面是公社卫生所，中间一座大祠堂是公社开大会的场所，再北面就是公社党委和革委会的办公地。
后街位于东西街的北面，相距五六十米。坊前中心小学位于后街东面、坊前中学均位于后街北面。由于后街许姓较多，公社化后改称许甲里生产队。
父亲解放前夕参加苏南工作队，曾在坊前乡搞过土改工作，母亲出生在这里，并当过多年的小学教师，学生遍布乡里。所以父母亲选择这里作为下放之地。
下图摄于2009年7月，站在坊前大桥上向西望，当年并没有那座红色的教堂，岸边倒有一个简易的轮船码头，1971年锡甘公路通车之前，轮船是这里西去无锡、东去苏州唯一的交通工具。
下图是站在坊前大桥向东望，河的左边是东街，房子都是重造过的了，但格局还没变。
12月2日，刚住下安顿好，我们兄妹三人就去插班上学了，我进入坊前中学初二班。坊前中学当时只有5个班级，高中一个班，初一、初二各二个班，约十名教师。学校没有围墙，朝南第一排是六个教室，中间有一个过道。第二排有三个教室大小，是教师办公室、校革会办公室、教师宿舍。再北面有食堂和厕所。学校东南面的中心小学，是有围墙封闭的，南面和东面都是操场，和小学共用，公社召开千人大会或放露天电影都在这里举行。
下图就是坊前中学教室外面的样子，由于旁边就是许甲里生产队，每到暑假，部分教室就被社员们借来养蚕。
那时候，相对于城市，农村的教学相对正常。自1968年9月所谓"复课闹革命"上了南京井岗山中学(原三女中)后，几乎没有上什么文化课。一入学，就被安排走街串巷去已中学毕业的学生家里，动员她们上山下乡。10月下旬至12月初，先去燕子矶公社，后又到晓庄公社参加劳动。1969年3月去江苏彩印厂学工一个多月，5月去江浦农场参加农忙一个月，1969年9月底，在所谓”一号命令“下，疏散到江宁小丹阳公社劳动约一个半月。所以当时城里的70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小学水平。
我插班进坊前中学初二班的第一天，正好遇到代数阶段测验考试，我真正交了白卷，课后，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顾金瑞问了我南京学校的教学情况，还借我一本自学丛书，让我自学，补上初中的代数知识。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系统学习了平面几何、无理数、三角函数等新鲜课程，像久旱的禾苗遇到了雨露，兴趣盎然，加之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很快名列前茅。
下放后的第一个寒假，被父亲叫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记得第一次给麦苗浇粪，一阵怪风把粪水的微粒吹到了嘴里，原来粪是咸的。
锡甘公路动工了，生产队和学校都分到了任务，当时主要靠人工挑土填路，我多次参加挑土劳动，肩膀红肿了也坚持锻炼。一年后公路通车了，去无锡市也就方便了，走路的话，到市区也就一个半小时。这条公路还把东、西街与后街分隔开来，从此，镇商业中心逐步从河边转到了公路二旁。
农村的学校不需要专门的学农活动，同学们大都家在农村，放学后或节假日都要帮着干农活，除了寒暑假，学校每学期都要放二十多天的农忙假，如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学生们都回生产队从事农业劳动，同时也爭点工分。
我和弟弟寒暑假和忙假也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按半个劳力记工。当时生产队唯一的一台农机具是脱粒机，其它所有的农活都靠人工，连牛都没有。为了赶工，脱粒机不停，部分妇女与学生娃们分班作业，经常挑灯夜战。
脱粒还是最轻的活，挑担才是重活累活，要拼力气。插秧割稻虽然活不重，但长时间头朝地背朝天，腰酸背痛难以忍受。以前城里的下乡劳动简直就是玩儿。
我曾写了一首《农忙》的小诗，真实记录了江南夏收夏种的农忙生活:
轻雾蒙蒙晓星寒，
钟声阵阵上工忙。
千钧重担挑肩上，
泥烂道滑行路难。
头戴草帽遮骄阳，
弯腰低首插稻秧。
风吹雨刮夜半时，
粥凉不见农人还。
每次农忙结束，我都累得脸又黑又肿，好在回学校上课后，不到一个月就恢复了。
初二的第二个学期，春天时光，班上仅有的二个城镇户口的同学还没毕业就分配工作了，徐锡明分配在洛社县柴油机厂，李小铃，还是一个小个子姑娘，分配在县缫丝厂(当属童工呢)，几年后在镇上碰到她，已长成一个高个丰满的美女了。
我第一次感到震惊，不是天天在宣传伟人的指示嘛：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以前那么多届中学生都必须无条件上山下乡，这一届居然全部分配工作，诡异的是报纸电台都不报道此事，不知有什么内幕，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好像也只有江苏省这么做。
更让我震惊的是，有部分级别较高的下放干部似乎早就知道70届中学毕业生将会分配工作，而将与我同届的子女户口留在了城市。如我们在西街临时住的大门里还有一户南京来的下放干部高浩群(营级)一家，其女儿高红与我同届，也在坊前中学初二插班，户口就留在了南京，这时就回去，分配到省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还有二史馆施副馆长的小儿子(小时候我去过他家，还一起看书、玩儿)，也没有随父母下乡，后分配在下关一家工厂工作，从业余话剧演员做起，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演员。
我深感困惑，原来伟人的号召、指示并不是社会的全部，"文革″越深入，怪事越是多，社会现实远不是舆论所宣传的那么美好公正。
好在坊前中学不少老师都是南师、苏师、徐师毕业的的，教学水平比较高，授课也非常认真，农村的同学也很朴实，学习氛围很好。我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了乐趣，就像海棉一样吸收着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知识。
1970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这是当年发的初中毕业证书。
这是在无锡锡惠公园拍的初中毕业集体照，前排右第一人是班主任顾金瑞老师，1964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
初中毕业了，我面临着是务农还是继续升学的问题。坊前中学只有一个高中班，公社有十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只有五六个名额，想上高中，名义上要贫下中农推荐，实则也要走各种关系。尽管生产队也推荐了我，可开学了，高中班并没有我的名字。母亲急了，抛开了书生气，去找公社负责文教的领导朱金法，结果开学二十多天后，我终于上了高中。还有比我更晚的，如华佑南等人通过多种渠道爭取也上了高中。本届高中班，一个班的人数最多时达到72人，其中下放干部子弟共4人，华建泓和我来自南京市，刘维嘉和张仲安来自无锡市。
按政策，下放干部落户地无房的，省里有资金调拨下来，可自主建房。后街有我外祖父留下的一套老房子，也是父母曾经的婚房，1959年，母亲也调南京二史馆工作后，老屋就由乡政府经管，安排人家居住了，如今公社同意将该房还给我们。为了让住户腾出来，花了十个月时间，1970年10月，我们全家终于搬了回去，结束了在西街的蜗居生活。
这座老屋是单层瓦房，三开间朝南，墙壁嵌入圆木柱，据说有百年历史了，南面是八米见方的院子，东面的侧厢房是带灶台的厨房。北面有一个近百平米的菜园子，原来是一座楼房的地基，房子抗战时期烧毁了。
院子里有一棵几十年的腊梅树，每到寒冬，腊梅盛开，奇香无比。还有月季、芍药、万年青等花草。
下图是1971年深秋，父母亲、荔妹与舅舅及二位表哥在老屋大门前的合影。
老屋院子南面二十多米是公社新建的卫生院，再南面就是锡甘公路。东面有个院子，据说是解放前一个恶霸地主庄园的一部分，可他的二个儿子都是参加共产党的革命干部。
下图是荔妹11岁时在该院子里的翠竹旁留影。我家喝的井水，就是从这个院子井里打的，当时老屋还不通电，晚上靠煤油灯照明。
在农村两年半高中的学习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教学上，数学语文比较正规，物理化学课却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讲述柴油机工作原理、钢铁怎样生产、化肥如何产生、水稻小麦生长过程等等。
上高中不久，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在学校安排下，课余时间，同学们自已动手挖土建土羊舍，割草养羊。第二年学校还办了小工厂，买了四台仪表小车床，专做8mm螺母，开机床必须胆大心细、心灵手巧，每个班级只选几个同学去操作，我被挑上，很快就上手了。高中一毕业，学校还留我和高坚南同学到小工厂做工，这是后话。
1971年的春天，我们班被安排去洛社县化肥厂进行学工活动，记得我们是步行从坊前出发，穿过无锡市区，沿着运河一直走到洛社镇的。每天晚上住在洛社师范的空教室里，白天去化肥厂跟班学习，听工人师傅讲课，了解碳酸氢铵生产的全过程。期间还参观了县柴油机厂，初中的徐锡明同学此时已是柴油机厂的团委书记了。学工结束，我们是在洛社乘火车到周泾巷下车，再步行回坊前的。
林彪事件后，全公社的各村校老师每周四下午都要集中学习半天，学校就派高中班的我们分组到各村校去上课，我被派到春风大队学校给初二班(这是毕业班，当时改为冬季毕业)讲数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后来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1980年代在工厂还兼职当技术教师，都得心应手，大约与此有关。
1972年春节，我和勉弟到宜兴漕桥祖父母处过节，与武汉来的堂妹英英、堂弟杰杰及本家魏小龙、魏小康在漕桥照相馆合影留念。
伯父一家都在武汉，堂姐、堂妹、堂弟初中毕业后都在本省下乡插队，满两年都调回武汉上技校，毕业后按技校专业分配工作。原来湖北省的知青政策这么好！我想，当时如果全国都这么干，何来那么多知青问题！
高二的第二个学期，"工、农基″任课老师庄天放让我在课余时间带两个初二的学生做一种发酵有机肥料的试验。其中一个学生很认真也很聪明，他后来上了高中，有一天他的一个同学翻他书包，偷看了他写的日记，其中有"现在的社会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农民生活越来越苦″等话语，这个同学马上报告了学校，结果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学籍。此事当时闹得满社风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苏州丝绸工学院。由此可见"文革"时代的荒唐和可怕。
顾金瑞老师从高中的第二个学期起就一直担任班主任，并且所有的数学课都是他给我们上的，他备课认真，讲课声音洪亮，逻辑性强，板书条理清楚，重点难点讲的透，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好老师。在教学上他也没有师道遵严，有些课程，他会与学生一起讨论。如高二数学中有门"三视图”的课(属于工科院校的课程，大约要理论联系实际，下放到了高中)。老师并不太熟悉，我由于从小喜爱画画，"文革"辍学期间(1967年1月~1968年8月部分中小学停课)曾学做木工，立体概念较强，”三视图"一看就懂，一看就会画。有时老师画的不对，我直接指出来，他反而非常高兴，有时甚至让我上台来讲课。他还让我们去社办厂实习，直接接触实际制图。在社办厂我结识了华建泓同学的父亲，一位南京下放回来的老工程师，他对我母亲说: 你儿子对机械的悟性非常高。这可能是我后来长期从事机械制造业的原因之一吧。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顾老师的一贯做法，还在高一学习一元二次方程时，他就结合水渠开挖，如何使得挖出的泥土正好等于水渠两边加高的土方，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解。寒假，他还推荐我参加公社的一个水渠测量队，使我了解到地面的海拔高度是如何测定的、水渠是如何规划设计的，收益非浅。
高二第二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这时传来消息，教育政策可能要调整，要提高教育质量，大学招生除了推荐还要增加考试，且高中学期延长半年，由夏季毕业改为冬季毕业。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加强了文化教育。顾老师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数学内容，如排列组合等，没有书本，就让我与邓建兴同学一起刻印讲议。
这是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报告单，老师告诉我，这是本班级最好的成绩。
这是全体男生在锡惠公园拍摄的高中毕业照，第三排最右边的是顾金瑞老师。
全体同学和部分老师在锡惠公园拍的高中毕业照。第二排左起第八人是陈炯老师(教语文和英语)，最后一排最右边的是顾金瑞老师(班主任教数学)，最后一排最左边的是吴立人老师(体育、音育和书法老师)。
这是我的高中毕业证书。到退休时我才知道，这张文凭很重要。我插队正式成为知青的日子，是从高中毕业之日开始的，退休工龄的计算也是从这一天起算的。
高中毕业后，学校把我和高坚南同学留下来，在校办工厂开仪表车床加工螺母，仅一个月，高同学就走了。1973年3月的一天，顾金瑞老师和我乘拖拉机带着加工好的螺母去苏州动力厂交货，回来是乘火车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出差，也是第一次到苏州，印象深刻。
回校后，学校安排我代课了。都是初二班级的课，一个班是物理，另一班是数学，还记得的是，物理讲到浮力一章，我抛开了当时的教科书，讲了阿基米德为判断金冠真伪而发现浮力原理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学生们，教学效果很好。数学是教因式分解等内容。其实这些内容，我上学时都没学过，都是后来自学的，或现学现卖。
五六月份的时候，一年一度的高校招生推荐开始了，这一年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外，还增加了文化考试。公社给学校一个任务，要求给两个被推荐的知青补课，可能老师们都不屑给他们补课，校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一个知青姓周，是无锡一个下放干部的女儿，另一个知青姓朱，是回老家插队的上海男知青，他们虽然都算初中毕业，实际只有小学毕业水平，给他们讲课，只能从正负数讲起，再讲点一元一次方程、勾股定理什么的。最后周姓女知青上了大学，好像是一所师范，朱姓上海知青就是西街生产队的，我原本就认识，大概路子还不够硬，没能上大学。
没多久，报纸上猛赞白卷考生张铁生，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一个晚上，班上学习成绩挺不错的一个女同学到我家找我，打探今后考大学的消息，我告诉她，刚刚想实行的简单高考莫名其妙就流产了，未来形势很不乐观，想上大学，就得拼关系，拼权力。
学期结束了，校领导找我说，学生们反映你讲课讲得不错，下学期还要继续代初二的数学物理课，另外再增加一门英语课。
坊前手工业联社(简称手联社)，属无锡县二轻局管辖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发展生产须征用许甲里生产队的四亩土地，并可安排四名社员进厂亦工亦农，所谓亦工亦农就是农民工，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工资大部交生产队记工分。生产队长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当时流行一句话: 学会车钳铇，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对学习技术和新知识也充满了热忱。因此我辞去了学校的代课工作，1973年10月1日后就去手联社上班了。
这是1973年10月1日我们全家与舅舅一家同游锡惠公园时，我的留影。
在锡惠公园与弟妹合影。
父母带薪下放农村后，实际参加农业劳动时间很短，一直被公社派作工作队成员使用，参加"一打三反"和"清理五一六"运动，蹲点"老大难"社队，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父亲又被公社安排筹建土化肥厂，当了几年厂长，1975年又被县里调去筹备五七农业大学。母亲于1973年春重新安排工作，到坊前中心小学当教师，干起了老本行。弟妹作为在校学生，转为城镇户口，吃起了商品粮，我真正成为了插队知青，真是一家二制了。
当年坊前公社有大量的插队知青，无锡上海的居多，都不是集体插队，游兵散勇般融入在农民当中，和农民一样田间劳作苦挣工分。知青的出路除了推荐上大学，还有就是参军和招工，但名额极少，没有相当的背景或手段是非常困难的。
1972年冬，正是招兵时节，我在街上遇到一个来坊前招兵的军代表，大约他看我气质不同与一般农民青年，主动和我搭讪，并到我家里对我母亲讲，让我报名参军。当时是允许应届毕业生参军的，于是我报了名，后来大队负责人告诉我，因体检不过关而刷下来了。其实身体根本没有问题，而是不懂"烧香拜佛"，五年后，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参加体检，什么毛病也没有嘛。
许甲里生产队有一位大娘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农民，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都坚持要让两个儿子上高中，可惜两个儿子都不是读书的料，成绩都班级垫底，其中一个儿子后来参军了，她向我母亲传授秘诀，她是用了两双皮鞋让儿子参军的，一双给大队负责人，一双给军代表。她丈夫是无锡皮鞋厂的工人，可以买到内部便宜的皮鞋。我母亲听了也只能苦笑，知识分子的清高，使父母亲觉得自已无论如何也做不了这等事情。
我到手联社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当辅助工，每月工资30元，自己可留6元，其余交生产队记工分。二是学技术当学徒工，每月发生活费9元。我选择学技术，工厂安排我去技术组，做周南平师傅的徒弟。周师傅是车工出身，1960年代初下放回老家，却能够绘图搞机械设计，是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技术员，当时负责工厂的专备制造，还是工厂自我武装小组的技术负责人。当时技术组只有三个人，除了周师傅，还有一位鲍仁安师傅和一位女描图员。鲍师傅是1960年代初的中专生，也因遇到大饥荒，还没毕业就下放回老家了。
多年以后，我在航空部382厂工作，发现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技术能力都远低于这两位师傅，特别是缺少担当。这大约也是"文革"的恶果之一吧！苏南农村乡镇企业能够掘起，离不开这批下放工人的功劳。
手联社是一个小而全的工厂，有木工车间、锻工车间、铸工车间，但最大的是金工车间，主要产品是Z32摇臂钻床，职工有两百多人，正式工很少，大多数都是亦工亦农，除工厂负责人兼支部书记是县里任命委派的，其他干部大都是本地农民身份。
1970年代物资极度紧缺，有些机床设备国家控制，有钱也买不到，手联社的机械加工设备很多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机器，甚至是土制设备，如龙门铇是水泥做床身和立柱的自制机床。为了求发展，工厂挑选技术最好的工人成立了自我武装小组，购买机床图纸及零部件，自已组装急需的机床。我有幸跟着周师傅加入了这个团队。小组先后组装了X62W万能铣床、C620车床、C630加长型车床以及大型龙门铇床等设备。在装配过程中，我不懂就问，对照装配图和工件实物，很快就看懂了这些机床的图纸和工作原理，也和这些工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陈洪亮、吴满金、许阿虎等工人的名字，我至今也记得很清楚。三个月后，工人们对复杂图纸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反而要问我了，他们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特别灵″。
为了掌握更多的技术，我也是拼了。有整整三个月，我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到金工车间学习车工，车工技术已能和老师傅相媲美。我还抽空经常到铣床、鉋床、滚齿机等机床旁，向工人师傅学习操作方法。我的技术组学徒身份也给了我极大的方便，可以各个车间各个部门到处跑到处看，也不会有人指责我串岗，不务正业。同时我也买了不少技术书籍学习，因此，我的技术进步很快，较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锻工、木模工、翻砂铸造、机械加工、钳工装配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受益终身。周师傅还多次带我去无锡市参观各种设备展、技术革新展，扩大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1973年年底，工厂接到县里一个任务，试制麦田开沟机。由周师傅设计，小组制造，我参加了整个过程。1974年初的一天，多家工厂带着各自研制的开沟机到梅村展示，有点比武的意思。设计思路基本都是利用手扶拖拉机，在机前加链式刀片，高速旋转，在麦田刨出沟来，并将刨出的泥块抛向周边麦地里。由于手扶拖拉机不易开直，链式刀片易磨损，碰到地里有石子的话，极会损坏，加上县里也没有经费下拨，研发开沟机的事也草草收场了。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时候，除了手扶拖拉机，没有再见到开沟机及其它农业机械在农田里应用。这时距政府宣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还剩两年。
其实广大农民是非常盼望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自1972年坊前公社全面推行双季稻以来，劳动量成倍增加，收益却大幅减少，每年三个大忙，我都回队参加劳动，农民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更糟糕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为向上级邀功，大搞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推行所谓新式插秧，一块两亩大的水田，让十八人排成一排，两边田埂各蹲一人，手拿铁杆拉起一根铁絲，铁丝上按插秧的间距结上彩色玻璃丝，吹一声哨子，大家插一排秧，然后再移动铁丝，再插一排秧，同时还要用木板抹平脚印和水田。目的是为了稻田好看: 横看直瞄瞄，竖看直瞄瞄，斜看还直瞄瞄。二十个劳动力，从早干到晚也只能插三四亩地。
毛爱娣是我们下乡后，许甲里生产队的第二任队长，女党员，已经快五十岁了，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亳不输男社员，是个好队长。1974年，她主持生产队自筹资金3000多元买了一台机动插秧机，但只插了一季稻，就被公社领导叫停了，理由是机器插的不整齐，还是要人工插秧，要用革命化打败机械化。这是多么荒诞的事啊！但确确实实发生过。
这是我在1974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在照相馆拍的唯一一张全身照片。
当时集体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工厂为企业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寻找新产品，开发新产品。大约1974年的下半年开始，周师傅带着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一种摆线油马达的试制中去了。图纸是石家庄煤机研究所提供的(仿国外产品)，据说当时国内还没有单位生产这种油马达。
以当时工厂的设备，加工该产品零件的难度很大，但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都一一解决了。如油马达的定子内圈有7个半圆柱面，精度又要求很高，很难加工，我们采取嵌圆柱体的办法解决了，只不过定子附近的外形直径增大一点而已。1990年代，我见了专业厂生产的类似产品，也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又如油马达的输出轴有一个不通孔的内齿轮花键，我们采用成型推刀的方法解决了。还有油马达里的专用平面轴承，市场上还没有，就自已用尼龙棒加工，嵌上钢柱体而完成了。
然而最困难的是特殊曲线形状的转子不知如何加工，工厂里没有人知道短幅外摆线是什么，查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书籍都没有答案。作为技术小组一员的我，冒失的给南京大学数学系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南大数学教研室很快给我回了信，详细介绍了短幅外摆线方面的知识，还给出了曲线方程式。根据短幅外摆线等距曲线的创成原理，我先用作图方法准确的画出了这种曲线，然后依据曲线画法提出了加工这种油马达转子曲线的加工方法，并亲自参加改装了一台简易磨加工设备，为工厂研制成功这种摆线油马达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我还将这一方法写成论文，发表在《机械制造》专业期刊上。
这是我的戴帽照片，摄于1974年12月。在这段时间，我第一次出差到上海，就是和周师傅去上海煤机研究所测试油马达的性能，试验表明主要技术指标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1975年，主要由鲍仁安师傅负责的125克塑料注塑机投入试制，我参与了部分工作，协助鲍师傅搞懂了注塑机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我还到电工班学习注塑机电器柜的安装和接线，反复研究注塑机的电器控制原理。真所谓一通百通，从此，我对一般机床或机器的液压及电器原理都懂了，机械工程知识越来越全面。
有一次，工人们在调试注塑机液压系统时，动作失灵，怎么也调不对，几天过去了，一筹莫展，着急万分，就找我去诊断。我分析了失灵动作的现状，结合液压原理图和大阀板图纸，指出一定是大阀板上某处的一个孔钻深了，与对面的孔相通了，才造成这个问题。开始工人们都不相信，后把大阀板拆下来一检查，还真是如此！从此工人们遇到技术问题都喜欢来找我，我也从中进一步提高了技术水平，慢慢的我在坊前这个小镇上也有了一点名声，与镇上的农机厂、塑料厂等单位的技术人员都成了好朋友。
125克注塑机逐渐成为手联社的拳头产品，油马达却没有找到用户。我突发奇想，向工厂提议，把油马达用到注塑机上，替代传动螺杆的减速器和4kW的电机，这样不仅能利用原有的液压系统，实现无级变速，还能降低成本。可惜工厂和鲍师傅都不敢更改原来的设计，只能作罢，二十年后，我在参观一家塑料厂时，发现注塑机都改用了类似的摆线油马达，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也代替了庞大的电器控制柜，电器柜体积大大减小。
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塑料注塑机非常火爆，工厂也更名为无锡太湖塑料机械厂。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航空部382厂工作，当年的同事和好朋友毛宇峰和电工班长老王师傅，乘到常州调试注塑机的机会，还来看望我，请我吃饭喝酒。他们说许多老工人都很怀念我，使我深受感动。
那时候，除了劳动艰苦，业余生活也十分枯燥。我和勉弟先后订了《我们爱科学》(后改为科学画报)、《航空知识》《无线电》《国外科技动态》等杂志，从这些书刊中寻求乐趣。
有一次，我根据一份科技资料介绍，利用废旧变压器的矽钢片制作直流小电机玩。毛宇峰(他是74届高中毕业后进厂的亦工亦农)与我志趣相投，成了好帮手，也成了好朋友。
划线工兼厂团支书过中立是67届初中毕业生，曾下乡，因腿有残疾而分配工作到手联社，成为正式工，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在我的建议下，团支部还从工厂爭取到一些资金，办起了图书馆，由我兼管理员，业余为职工服务。
钳工陈洪亮也是正式工，还是修缝纫机的高手，比我年长五六岁，已有老婆孩子，因共同爱好唐诗，也成为好朋友。我第一次读到《唐诗三百首》，就是他借给我的手抄本。
许家和是坊前中学70届高中生，公社文艺宣传队队员，社办塑料厂技术组成员，也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农忙插秧时，一齐谈天说地，历史地理社会趣事无话不谈，成了我们在农田劳动中的一种调剂。
高其新是无锡市的插青，社办农机厂的技术组成员，其父也是下放干部。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成为技术上的朋友，他聪明精干，自学耳针居然也治好了一些社员和职工的病，曾连续两年推荐上大学，却没有成功。1976年上调无锡工作，先在无锡公安局，后到省公安局做法医摄影师。1980年暑假，华建泓同学来宁与我同游中山陵，他给我们拍了一些很好的照片，还作了放大。
下图照片是高其新所摄，我和华建泓正意气风发的走在中山陵的大道上。
展望未来，我笑得多灿烂！(高其新摄于1980年8月24日)
在坊前结识的朋友还有很多，他们陪伴我度过了多年的农村生涯。只要有空，我就去镇上的各个社办厂串门，和朋友们交流技术，于是我对当时当地的工业产品、生产技术了然于胸，相当熟悉。如农机厂的自动制钉机，塑料厂的塑料薄膜和吹塑机等，当时都是很热销的产品。
记得1975年初夏的一天，工厂同事陈洪亮和吴满金师傅带我去镇上饭店喝酒，请客的自称是安徽某乡镇企业的领导，三十多岁，黑脸膛，精神抖擞的一个人。作客的还有公社工业办公室倪主任(主管社办厂的，一年后到我所在的厂当生产组长了)。可能言谈中觉得我很内行，几天后，这位黑脸膛的安徽人单独约我到他住的供销社旅馆，要我去安徽帮他设计吹塑机，还许诺可解决安徽城镇户口等问题。我觉得对此人的底细情况还不了解，当然不能贸然答应。他突然脱下手上的上海牌手表要送给我(那时，上海牌手表要100多元，是一个青工几个月的工资，属奢侈品)，这种露骨急切的引诱、贿赂行为，让我大吃一惊，我赶紧推辞，逃离旅馆，从此不再联系。
当年农民上街卖自家养的鸡、生的蛋，都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大批特批。此人的作为超出了我当时的认知，让我怀疑会不会有什么黑幕。果然，没过多久，此人作为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了，我们几个与之有过接触的人也被公社保卫组叫去询问了一番。至今回忆此事，那个人最后的结局如何？他是招商引资、招揽人才的先驱呢？还是一个骗子？对我来说，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了。
下面这张照片是1975年春在无锡拍的全家福，勉弟已于1974年7月高中毕业了，仍在等待分配工作，荔妹已上高中一年级了。他们读书的成绩都很好，以致于坊前中学的陈全昌老师对我母亲说： "如果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你的三个孩子，都能上大学！"我母亲听闻此言，真是哭笑不得。
1975年5月，父母的一位公社好友、1960年代的大学生调省贫协工作，待业的勉弟跟着去南京游玩，顺便看看老同学和老邻居，这是勉弟在玄武湖边拍的照片。回来后不久，就分配到无锡县钢铁厂当轧钢工人。
很奇怪，只有妹妹遗传了母亲的歌喉，从小就能唱京剧、锡剧，还在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登上公社大礼堂，演唱革命样榜戏。1975年9月，被县里选中，上艺训班(也称小锡班)学习。
艺训班位于梅村中学，这是荔妹在当年的梅村中学校门口拍的照片。
这是荔妹与同学当年演出的剧照。她在艺训班学习了两年，1977年9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又被送到南京的省戏曲学校学习锡剧。
荔妹的这张照片曾长期陈列在梅村照相馆。
时间进入了1976年，中国政局进入了更加动荡不安的岁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大地，我和许多知青都对国家命运和自已的前途深感忧虑。三月的一天，我夜读屈原的辞赋，写下了如下的小诗:
雨夜读九章，悲愤怒满腔。
哀思屈原兮，忠臣多遭殃。
千古怨恨长，知向谁人讲？
滾滚湘江水，英雄魂荡漾。
而今我惆帐，问君在何方？
昏昏相遇兮，同游在高山。
山高入云瑞，四海野茫茫。
盼听霹雳声，迎来春烂漫！
公社有位上海知青叫张浩，原本插队在黑龙江，一年前才转到老家无锡坊前，因普通话好，就在公社广播站做播音员。一天在公社大礼堂看演出，一位朋友将他介绍给我，他对我说:"早就听说到你了，一直想结识你，幸会！幸会！"我说："彼此！彼此！"北京“四五运动”不久，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邀请我去他家，彻夜长谈，他对自已及知青的前途非常忧郁，我说: 我们还年轻，总能熬过去，曙光终将会在地平线上升起。我抄写了几句唐诗集句，赠与他互勉：
老去悲秋强自宽，
兴来今日尽君欢。(杜甫)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
事去千年犹恨速，
愁来一日即为长。(李益)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极左派毕竟不得人心，伟人去逝后，"四人帮"不堪一击，转瞬成为阶下囚。坊前公社也组织镇上企业职工游行庆贺，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和前途。
这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兄妹三人的合影。
县里为了与柴油机厂、拖拉机厂的产品配套，让坊前手联社改为无锡县轴承厂，新增了一个轴承车间，生产306、205等型号的轴承。我和周师傅成为技术筹备组成员，落实和调试专用生产设备，组织培训工人。
1976年11月初，我出差重庆，验收一批轴承测试仪器，包括路途前后长达一个多月。下面这张照片是在重庆红岩村照的。
1977年3月，工厂派我带磨工华师傅去温州瑞安一家仪表厂去检验接收一台无心磨床，我们从无锡乘火车到上海转车，过杭州到金华，再乘长途汽车到温州，一路转辗，花了五六天才到瑞安。下面这张合影是我和华师傅在温州瓯江中的江心公园照的。回程我们乘海轮，从温州到上海，再乘火车回锡。
1977年5月，县里推广竹筒井，公社指定轴承厂派人参加现场会，回来落实推广，这个任务又落在我头上。去堰桥参加会议回来后，我设计了钻井机具，竹筒井的连杆手柄等，并在轴承厂完成制作，供销社免费提供一根毛竹筒，我把竹筒中的竹节全部打通，竹筒上部由金属抱箍将连杆手柄与其组成一个手动简易抽水泵，橡胶皮作活塞密封用，再在竹筒上接一个出水口，一个竹筒泵就完成了。
示范竹筒井就定在我家东厢厨房，靠人工用铰龙在地上钻孔还是比较累的，钻一段深度就须提上来，清掉泥土再下钻。钻六七米深就可以了，钻好后把竹筒放进洞里，固定好，就完成了一口竹筒井的全部工作。使用时，须向竹筒内活塞上方灌一些水(起密封和内壁润滑作用)，上下摆动连杆，橡皮活塞上下抽动，井水就源源不断出来了。
因为靠镇上，来参观的人很多，也很方便，公社还组织了几个人的打井队，专门负责施工。在我家旁不远处还选了一家，采用在家里挖浅井的方法(先挖一口直径约1米深1米多的砖井，再在中央钻一口小直径的深洞作涌水孔)，作为另一种示范。
这口竹筒井用到1978年8月，到我们全家都离开坊前仍一直保持完好。
7月双抢(双季稻抢收抢种)大忙开始了，大队工厂没有产品，厂长准备开发水表，大队许书记就把我从生产队抽出来，负责水表开发技术。下放农村八年来，这是第一次没有参加农忙劳动。农忙结束以后，许书记又和轴承厂协商，借我到年底。
队办厂厂长带我去无锡水表厂等单位调研，发现关键零件是尼龙小齿轮，都是用立式小注塑机注塑成型的，问题就转为小齿轮模具的设计和制造。整个夏天我在家设计了全套模具，为加工模具中的内齿形，又设计制作了特殊的齿形压刀，切削原理类似于拉刀。但由于没有拉床，只能又设计制作了简易的立式压力机，利用齿形压刀加工出了注塑模具中的内齿形。当时农忙，大队厂里只有两人，上海知青小朱是钳工，他协助我完成了这些加工制作工作。生产水表的关键技术解决了，厂长却说水表销路有问题了，项目中止了。后来我想，这位厂长或许一直在忽悠许书记。
1977年10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新时代的春天终于来了。我既高兴又担心，毕竟已经23周岁了，离开学校已经五年，物理化学也没有系统学习过，积十年之考生，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见，能不能考上大学也真没有把握。这时顾金瑞老师到我家来找我，对我说：" 你是我这么多年来教的最好的学生，你如果考不取，我就没有学生能考上大学了。"顾老师的话给我鼓起了信心，我参加了坊前中学办的补习班。
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一个月后，11月28日苏州地区统一出卷进行了数学语文预考，坊前公社参加预考的考生多达600多人。考试出来，许多考生都说数学太容易了，可我居然最后一道题没有做出来，真有点怀疑人生。
顾老师去县里参加批卷，回来告诉我说: 你肯定会初考过关，初考数学满六十分的人都很少。果然，坊前公社包括我在内，只有30人通过初考，我高中的同学还有华建泓、华佑南、李浩明三人在内。那些说数学考试很容易的考生大多数其实连题目都没看懂，胡乱答题而已，有些则是受社会假大空思维的影响，吹吹牛而已。
12月下旬，由江苏省统一出卷的考试正式开场。12月23日下午公社用船把我们30个考生自带行理送到梅村中学，在梅村中学的空教室地上铺上稻草，共住了两个晚上。第一天是考数学和语文，第二天是考理化(化学物理一张考卷)和政治。
考试结束，我也就回轴承厂上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坊前公社有15名考生通知参加体检，并接受政审。由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不公布成绩，只能根据是否参加体检和政审来判断高考成绩是否过关。1978年春节及寒假过后，大学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来了。华建泓录取在上海机械学院，华佑南录取在长春地质学院，我录取在南京航空学院，勉弟录取在南京工学院。我们家两兄弟同时考上大学，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临上大学前，家里办了谢师宴，请来了顾老师和周南平、鲍仁安两位师傅，还有厂里的好朋友过中立。父亲还请来了公社党委书记周文源，我大吃一惊，原来父亲与周书记关系很好，多年前，周书记要父亲做他的秘书，父亲怕人事纠葛太多，婉拒了。如果父亲能走走周书记的关系，我也许早就可以上调回城了，父亲那种知识分子的清高由此可见一斑。
坊前公社第一届高考的录取比例是50%(省考)，是无锡县36个公社中最高的，坊前中学因此也出了名。顾老师等一批坊前中学的优秀教师后来都调到县重点中学去了，顾老师后来到梅村中学当了教务主任。我的高中语文和英语老师陈炯还考上了文革后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担任无锡江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作颇丰。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高考前拍摄的。
这是我和勉弟历经下放八年的磨难，双双考上大学，回到南京后，在中山陵留影纪念。
1978年5月，父亲因落实政策，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了，8月，我母亲也办好了回二史馆的手续，乘我们暑假期间有空，又一次搬家回到了省城，全家在南京会师。
荔妹早一年被无锡县文艺系统选中送省戏校学习培养，本来迟早要回无锡县锡剧团的，为了全家都在南京团聚，母亲好不容易说服了有关县领导放行荔妹，第二年荔妹考上了扬州大学。真的实现了坊前中学老师的预言，我们兄妹三人都成了大学生。
这是勉弟后来公派出国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被授予计算机博士时所摄的照片。
2009年7月，我和勉弟来当年的下放之地寻旧，这张照片的背景，就是我当年亦工亦农的工厂。
这是勉弟在我家老屋前院大门前留影。我们离开下放之地后，1980年代初，母亲和舅舅将老屋处理给别人了，新住家把院子全部盖成了楼房，这个门洞倒还是原来的式样。不久后这里将全部拆除。
这是老屋旁的池塘，当年并没有小桥凉亭和周围的楼房，不久后，池塘也消失了。
这是当年的坊前大会堂，也将拆除。
2012年10月国庆期间，我再次开车来坊前，坊前大会堂已拆成这样了。
站在我家老屋遗址位置，看到的原镇中心样子，前面这条废弃的马路就是当年的锡甘公路。
站在已填掉的池塘边，看我曾经服务过的工厂，也将拆除了。
这是2019年5月1日，我们兄妹三人再次来到坊前，站在伯渎河南岸往北摄影，纪念下放农村五十年。据说伯渎河两岸的所有建筑都将拆除，辟为绿化带，我们记忆中的一切遗迹都将消失，当年的坊前公社早已经成为大无锡市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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