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作者：余更生
下边讲的事，全是真实发生的，如和同学及农友们的记忆有误差，请予指正，毕竟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上西安六中前夕，在西师附小毕业时的师生照，作者在前排左一，摄于19641969年10月15日，西安市南大街书院门大吉厂巷9号东房一家人早早的起了床，正在为家中排行老二的我做最后的行李查检。家里的气氛是凝重的，没一个人有笑脸，倒是我掩饰着不快的情绪，表现出难以名状的轻松：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家住在西安市里，但也有几家农村的亲戚，我去过他们几家，家境都很清苦。当时中国严格实行二元制社会，城乡差别大着呢！这次我要去距西安市五百多里地的商南县山村落户，想想一定很艰苦，心里忐忑不安。但毛主席的号召，那能不听？西安有句老话，“绑住挨打”，没有办法。认了，反倒能有点儿放松。我和同班同学郑学利、范六零报的是商南县富水公社茶坊六队，当时一到五队已报满了。虽然官方宣传说插队是件光荣的事，但家里人好像都高兴不起来。时间已迫近，我依依不舍地和父母亲做了最后的道别，走出了家门。还未到西安市六中大门前，就听到了锣鼓喧天。走近时，只见人头攒动，红花一片，锣鼓的击点声，直刺我的心扉。想着离开了父母的“卵翼”，就要独闯天下、独立面对生活了，恐惧、难受憋在胸口，难以排遣。我听着锣鼓声，看着沸腾人群，他们有的说笑着，有的却沉着脸。我的目光在搜寻，终于看见了小舅和大妹，大妹已经泪流满面。一声鸣笛，大卡车慢慢的移动了，小舅在抹眼泪，我的眼睛也不由得被泪水模糊了。我隐隐约约看到大妹在跟着汽车跑，口里喊着：“二哥，二哥……”渐渐的车走远了，开出了西安城，一切都静下来了。车外没了城市的喧嚣，车厢里同学们个个绷着脸。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終于有人说话了，大家互换着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好吃的。
欢送知青去农村
汽车进入了秦岭山脉的豁口，开始在无尽的山沟河道中蜿蜒穿行，两边高耸的山峦阻隔了我的视线。山连着山，没有尽头。卡车在尘土飞扬的路面上行驶，当天没有开到目的地，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卡车才停在了商南县富水公社门前。接我们三个知青的是茶坊六队队长唐某某。他高高的个子，嘴里镶着两颗金色门牙，操着商南普通话和我们打了招呼。他身后的几个年轻人帮我们拿下了車上的行李，放在一辆架子車上。此时我还看见了第一批先期到达的同学。提起唐队长，听说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的兵，先前在城里工作过，后来又回到了农村。他的身世让我凭添了几份对他的敬意。来到生产队，我们被安排住在唐队长的二弟新盖的房子里，在公路南边100米处。我们的厨房在公路的北边10米处，厨房前是生产队的场。安排好住处，我们被带到厨房。锅里有已做好的饭，这时已是中午一点钟，肚子也饿了，唐队长招呼我们吃饭后他就走了。厨房门前有一大群人在围观，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一些男劳力在后边伸长脖子看看我们，挥挥手就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说话声调有些象唱歌，但有三个字我听出来了，他们称呼我们“大学生”。我们分明都是些年方十八的稚嫩脸庞，不知何故被如此称谓，也许他们的“大学生”说法另有含义。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中年男子，其中一个中等个子，长长的脸，他先开了口：“欢迎大学生来我们队，我把队上的情况向你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队22户人家，120多口人，平地加坡地100来亩。”接着他手指向一个人：“这是李队长。”我看到一个很墩实，缺了两颗上门牙的男人向我们打招呼。他又指着第二个人：“这是贫协李主席。”一位大方脸、高个子、背有些驼的人向我们笑了笑，点了点头。最后他指着自己的胸脯：“本人刘会计，叫我老表或刘会计都行。”他口齿快捷，象见过世面的人。介绍完他走到两口缸前，揭开缸盖说：“这是给你们准备的麦子粉和糊汤粉。”在毛主席“各地农村要欢迎他们去”的指示下，看来商南县是上下齐行动，对我们的到来相当重视，做了较好的准备。我对贫协主席这个称谓颇有看法。“主席”二字把一个老农捧上了天，和最高领导人的称谓几乎没有区别。这个称呼政府不花一分钱，却能起到提携贫协人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初来乍到，第一感觉是山村很清静。其实这时城里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再大的风浪到这里也就成了涟漪，毕竟农民是自己种粮吃饭，若搞运动耽误了种地，没人给农民发粮食。第二感觉是这里晚上漆黑一片，安静的怕人，自己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十月份正是秋收麦种时节，我记不清休息了一天还是两天，队里就安排我们参加了收玉米。背上背篓，将玉米棒子掰下来放进背篓，再将玉米杆拔起放倒。刚干了一会儿，我的手就火辣辣的疼，手心手指有很多划痕，有的已渗出了血。原来玉米棒子外壳很粗糙，它的包皮边缘似锯齿状。看农民的手一层厚厚的茧子，看我们的手细皮嫩肉，怎架得住如此折磨？一连几天都是掰玉米，可害苦了我们。坚持住，成了不二的选择。带上手套，还是疼，最后由疼变“木”，感觉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是年轻人的好胜心做祟？还是无奈的心态？或是旺盛的生命力？应是三者兼而有之吧，我们坚持下来了！我参加的第二次秋收是在一座大山上。这座大山坡度有五十度左右，非常陡峭。它是在开春时播种，入冬时收获。播种时人们一手握竹竿，一手拿砍刀，竹竿下边削出一个斜面，用力向下一戳，形成一个小坑，然后播下两颗种子，用脚一踩，将其掩埋，就算完成了播种。砍刀用来开路，茂密杂草密不透风，用砍刀才能杀出一条路来。正是这些草启示村民可以向山要粮。参加高山收玉米，那是我争取来的。只因它十分艰辛，队里只派强劳力参与。我的好奇心，寻求刺激的心，驱使我冒这个险。背上背篓，拿上砍刀，我上了山。和我一起上山的还有七，八个山民，我们一字排开，每人负责十五米宽。我掰玉米棒子，往往捡好弄的，如草较稀疏、坡度稍缓的地方等。若两边有好弄的，我会越线去搞他们的，而把我管辖范围内草太密、难以靠近、有沟沟坎坎的留给他们。走陡峭的山路是他们的专长，他们走起来是那么的快捷，那么的自如，看得我目瞪口呆。如果完全按規则办，我可能完不成任务，天黑了也到不了山顶。齐人高的草，遍山的藤蔓、王八叉，绊着我，拽着我，寸步难行。行，要砍刀开路，爬着前行。“寻物”需站起眺望，只要看到玉米泛黄的顶花，就可搞定。玉米杆就指头那么粗，玉米棒子就指头那么长。它们是和杂草争阳光，争养分的结果，就长成这样。向前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拨开密集的杂草，砍断绊脚的藤蔓，扒掉满身的王八叉，还没迈几步，又被绊住了脚，又是满身的王八叉。爬行时背篓要掌握好平衡，不能让背篓里的玉米棒子滚落出来。干这活除了特别费力，还要经历干草尘土的骚扰。拨开草时，尘土飞扬，和着脸颊、脖子上、手臂上的汗水，待走到山顶，看着他们个个成了泥土人，只有牙齿白白的。我也明白自己成了啥模样。看看装满背篓的小玉米棒子，虽然已累得筋疲力尽，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下山时我是坐在地上，双手撑地，挪动屁股，一蹭一蹭下山的。可别小瞧这些小玉米棒子，每户可分十几斤，它能解决山民粮食短缺之困。另外，大山上长的玉米，生长期长，浑然天成，纯原生态，然后是用石磨加工，食时那个香劲儿，别提有多香了！提起石磨，我想起来了，石磨我也推过，只转几圈就天旋地转，直发恶心。商南县没有驴，只好人推磨。五十年过去了，今年准备返乡看看，顺便向乡亲们要一点，一是让家人尝尝，二是可解我半世之馋。吃喝拉撒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我们村的厕所围墙是用胳膊粗的树杆围起来，在人出入的地方留个口，厕所的地面，同样用树杆铺成，在糞便入坑处也留出个口。坑是用大石头砌成。厕所和坑的落差两米多。猪圈也建在厕所旁，人糞，猪粪，雨水都搅拌在一起的。小便因落差会发出哗啦啦响声，把人的那点隐私全暴露出来了。大便可就太惨了。我第一次在村里的茅厕解大便（也仅有这一次），由于急，脱下裤子就解，第一下落下去，掀起了大“浪”，糞水溅了我一屁股，用纸擦了一下，根本擦不干净，那时没有卫生纸，就是废报纸。没解完，第二下很小心翼翼地解，结果于事无补，还是溅到了屁股上。第三下确实不敢解了，可是不小心又喷出了很多，这一次屁股大面积被污染了，怎么办？蹲着等风干吧，腿蹲麻了，最后也只等了个半干，提起裤子就跑了出来。从此再也不敢上茅厕，好在山村人烟稀少，随便找个地方就可解决问题。
茅厕用纸也是山区生活的尴尬问题之一。在农村纸张十分匮乏，当我用完了从西安带来的废纸时，换用什么东西替代呢？首先选择用土块，既方便又取之不尽，可擦轻了擦不干净，擦重了土块会粉碎性开裂，弄不好还会污染了手指。后来我改换了用鹅卵石，但石头很难和肛门吻合，石头很硬擦起来还会蹭痛屁股，加之吃的是糊汤，拉的还是糊汤样，根本擦不干净。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終于想到了用“树叶”，没想到出奇的好，一般四片就能搞定。叶子表面光滑，背面不但租糙，而且有许多小绒毛。这些绒毛，在和肛门接触时形成30-45度的前角。这是切削（刮擦）的最好角度。我用金属切削理论有效解释了树叶擦屁股的有效性。来商南县农村，住了一段时间，我有了进城的欲望，来的时候是坐车经过县城，浮光掠影而过，对县城我很想一看究竟。我们村距县城13华里，来回步行，得花整功夫。正好队里有一批玉米种子要到城里种子站调换（倒茬），我向队长提出让我去，队长欣然应允。我非常高兴，因为此时我的头发已长得很长了，必须理发了，这可是一举三得：一能逛城，二能理发，三还能记工分。我把玉米种子装上了架子車，一路小跑，一路还哼起了小曲。可没走多长的路，就碰到了一条小河，两三米宽，跨是跨不过去的。看到别人过河脱鞋，我也只好这样做了，过完河再穿上鞋。可没走多少路，又遇一条河，又得脱鞋，一共过了五条这样的河，我出发时的高兴劲儿，让这五条河的折腾早已冲的没了踪影，涌上心头的是愤懑！为什么这里连走路这么简单的事，竟变得如此的复杂！到了县城，我把架子車及玉米种子寄存在种子站，急匆匆直奔县城商业街。这是一条一泡尿洒不完就能走到尽头的小街。漫步街头，这里的店铺间陋而陈旧，门面都不大，有食品店、百货店，有土杂店、五金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店我都进一遍，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只是为了让自己过足进城的瘾。在小街的拐弯处，我看到了一个临街的店铺，从多扇窗户可见理发馆的全貌：6张座椅，椅子前面立着长方形木框镜子，简陋而古朴。走进理发馆，首先是招呼声：“欢迎光临”。坐在椅子上，摘下帽子，只见蓬头垢面，头发老长，早已不是昔日的我了。半分象人，半分似鬼，自己快不认识自己了！呆在农村是温水煮青蛙，没感觉自己就变成农民样儿了；农村是个大熔炉，很快自己就被熔化得面目全非！这里理发，很少用推子，几乎全靠一把剪刀，先是在头上实剪一下，然后呢，又在旁边空剪三下，整个理发馆都能听见和谐的剪刀吧嗒吧嗒声。剪过头发，恢复了我原来的模样，该进馆子犒劳犒劳自己了。我要了一碗肉丝面、一个馒头。还没开吃，就有一群乞丐围了上来，还有三、四条狗也在我脚下打转，太扫兴了！我努力控制自己，保持状态，不予理会周边的存在，低着头，大口地吃起来。吃完后走出馆子，还意犹未尽，叭叽叭叽嘴，回味一下刚刚吃下去的肉丝味……该返村了，我领了种子往回走。今天总的来说是高兴的、满意的，虽然有过河、蓬头垢面、被乞丐围观等尴尬，但都被一举三得和肉丝面的兴事掩盖了。好日子没过多久，队里给我们备的麦子粉、糊汤粉已露出了缸底，我们没想着去磨面，而首选了蹭饭。这个可别怨我们，城里长大的孩子，那有磨面这等事儿，没粮了，就去粮店里买，买粮也多是家长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茶坊大队，一、二、三队是我们班的同学，四、五队是别的班的同学。提到蹭饭多少有些难为情，明知道这是要看人脸、受人话的事，但和饿肚子相比，也就不算什么了。经过商量，决定去三队，原因简单：离我们最近的本班同学。做一次尝试吧。我们到了三队，没想到何萍、冯萍、薛望、陈士哲都笑脸相迎。我们的来意，人家可是心知肚明。客套话后，我们还罗列了一些轶闻趣事，一是缓解尴尬的局面，二是消磨时间，等着开饭。年轻人都喜欢听男女之间那点事，我就捡从农民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讲。具体讲的什么内容，因年代久远已想不起来了。没多久饭做好了，我们終于吃上了热乎乎的糊汤。有了第一次蹭饭的成功，我们大喜。很快就又去二队和一队，通吃一遍。现在想来，毕竟是同班同学更亲近。二队知青是刘培明、张大雄、马建民、任建军和张凯，一队知青是吕春芳、刘明晓、刘珠、张居仁和邓焜，他们中除张凯和任建军（69.3班）同学外，其他全都是我们昔日69.2班的同学。这里还要交代的是我们一连几天只吃一顿饭，工也不出了，吃完饭回到房子里就躺下了，以减少消耗。下来开始琢磨这窝边草能吃否？就是距离最近但不是我们本班同学的五队。这一天我们去了五队，是胡宝玺、康世安他们队。没想到去了后，见到的是门窗紧闭。是他们不在屋里，还是看见了我们及时关了门窗？敲门试试吧。先轻轻敲门，没反应，于是就又使劲敲。果然有人开门了，只见康世安睁着惺忪的眼睛问：“今天几号？”我答：“咋了，啥事？”“没饭吃，我们关着门窗睡觉，分不出白天黑夜，不知睡了多久了？”原来他们比我们还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后转，打道回府。看来只剩下一条路了：自己磨麦子、磨玉米。我们先煮了些麦粒，吃了压了压饥，然后准备上电磨。按规矩，磨面先得淘洗麦子，去掉灰土沙子，然后迅速擦干和晾晒，但这至少得一天时间，肚子哪等得？于是我们大体捡了捡麦子里的土粒、砂粒和老鼠屎，就拿去磨。岂知人家管电磨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这麦子没有淘，不给磨，理由是：麦子里的砂粒会伤电磨辊子。我们好说歹说，还送了几支烟，总算是勉强让人家给磨了。拿回来吃时才发现，真可惜了这些麦子了！不管是做面条，还是做馍，都碜的合不住牙。不能扔了呀！我们后来的办法是：吃这些面粉做的东西，别嚼碎，囫囵吞枣往下咽。村民知道了我们的故事，調侃地问我们：“麦子粉里有砂子和老鼠屎，咋吃呀？”我们的回答是：“砂子和老鼠屎都是中药，吃了有好处呀！”这样的荒唐事仅就一次，以后老老实实按規矩办，再不敢偷懒取巧。1970年我们一同下乡的同学们在商南的宝贵留影，他们中大多是曾招待我们蹭饭吃的茶坊1~3队的同学。前排左起：吕春芳、何萍、刘珠；中排左起：刘明晓、陆永霞、冯萍、张凯；后排左起：马建民、郑学利、邓焜、陈士哲、张居仁我们的大队书记，人瘦瘦的，讲话干净利落。我们大队能成为商南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和他的领导能力、工作作风那是分不开的。这不，今天他又来我们队，传达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新精神。他不是让各队集中到什么会场，（这样会影响农业生产）而是他跑到各队田间地头，他宁可自己多走路，也不让村民多跑腿。我们队社员正在地里挖红薯，他来了，喊了声：“大家停一下，集中一下。”我们三个知青凑到了一块，聊了起来，正聊的开心，突然听到他在吼：“你们三个人注意点，臭知识分子，一成堆就臭了。”我疑惑毛主席关于“臭知识分子成堆”的说法是这个意思吗？他可真会发挥！会很短，很快就开完了。开完会他径直走到我们中间，我以为，他还会因刚才的事批评我们，可他话题已转，问起了我们生活的情况，问起了我们对农活的感受。还问：“你们分的红薯在那里？”说着话和我们一起来到了一大堆红薯旁，他弯下身就帮我们往筐里捡红薯。当捡满了萝筐，他挑起萝筐信步朝我们厨房走去，我们仨扛着剩下的红薯，紧随其后，望其项背，让我心生慨叹：一个大队书记，干着并不属于他的工作，帮知青担红薯……刚才对他批评我们的不满情绪已烟消云散。至今，他挑着萝筐、我们紧随其后的画面，有时还会浮现在我眼前。动物在获取食物后，会躲在一边独享，或者是本能地按地位高低依次排序，分享食物。人类已脱离动物界，有了文明法则，懂得照顾弱者，提倡为大局牺牲个人利益。但这是一般情况。当人们回到一个水平低下、长期食不果腹的状态时，就可能出现历史的还原。知青之间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区分，也无长幼之别，知青中关于吃的一些现象，也许让人不可思议。我们队上的三人都是男生，正是能吃的年龄。但粮食不够吃，每顿饭只能按定量做，于是造成了吃饭时的你争我抢，有时甚至什么都不顾了。喝糊汤时不怕烫嘴，剛开锅的糊汤也敢喝下去，为的是能喝到第二碗时多盛点。吃馍更是稍加咀嚼就吞下去，为的是能吃到更多的馍。明知道喝滚汤的糊汤嘴里会起泡，还会烫伤食道和胃；明知道吃馍时狼吞虎咽会噎着，也难以消化吸收，可就是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后来郑学利提出了一个吃馍的改革方案：吃得快的拿小的。结果呢？那次吃得也太慢了，慢得离谱。最后还是郑学利先吃完，拿走了最小的。这并非是他慢不过我俩，而是他志愿退出这种低档次的竞争。争着吃也罢，争着喝也罢，好像都是长时期吃不饱肚子时人性的显现。古人讲“食色，性也。”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正常，还是丑陋？多年后回想起来，令我内疚汗颜。秋收麦种之后，按说到农闲时节了，但农业学大寨的东风，早已吹到了这里，使农闲变成了冬忙。学大寨，由大队统一组织修梯田。这样做的好处是集中全大队的力量，当年就能修完一块梯田。弊端是各队派劳力干活，受益的却是个别队。虽然说各队轮换着修梯田，但梯田的大小，受益的大小，大不相同，没法绝对公平。于是，聪明的小队队长会把貌似强壮的劳力派去支差。我们队除派知青外，还派了一些其他的劳力。我们显然有支差之嫌。当年生产队都很穷，农民更是清苦，但各队必须花钱做彩旗，并打着彩旗到工地上，一方面有烘托气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让外边来参观学习的人看，显得政治性强。我们大队可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呀。各队派人参加修梯田，知青夹在中间，表现得好坏，影响会很大，而且表现如何，与以后招工有关联，这一点我们心里明白，所以都不敢怠慢。我们被安排挖土方，经过两个多月的锻炼，我们的手上都磨出了茧子，劳动的能力和耐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开工后我们一直和农民暗暗的较劲，一定要干过他们。我们有年轻的优势，我们有期盼招工、跳出山窝的动力。我们挖出的土方量明显多于农民挖的。终于很多农民向我们翘起了大拇指。没过几天，我头也疼，脖子也发硬。后来才知道叉锄挖下去，有很大的震动，通过手臂传导到了大脑，头长时间的低着，对脖子的牵引力很大，又是长时间一个姿势，必然会引起严重的不适。这次修梯田是在四队，离家近的回家吃饭，离家远的自己带饭。我们没有回去吃饭，一是回去还得自己做，二是来回还要跑路。我们索性摘柿子充饥。我有恐高症，每次都是郑学利上树，我在下边指点，哪个柿子红了，哪儿柿子集中。郑学利别看他，稳稳当当，话语也不多，但爬树可是他的专长。他可以在树杈之间信步漫游。近水楼台先得月，太饿了他急于充饥，先吃为快，但却没有顾及树下我的感受。他开吃了，我在树下仰头瞅着，眼巴巴看着他吃完两三个才仍下一个。他吃的这一刻是最难挨的，树下的我，仰着头，嘴里的口水不断向出涌着，咽下去了，又涌出来了。这副场景活象乌鸦和狐狸的人间版。可惜没录下来，若录了像，做成电影或电视剧中狼狈相的插片，那一定好看。修梯田的工地上农民吃啥？陶罐里可照出人影的稀汤和煮熟后晒干了的手指头大小的红薯干。吃饭时个个喝得肚子滚圆，但两泡尿后就啥都没有了。这么重的活，这么个饭，他们并没有怨言。多么纯朴的农民！进入深秋，要给冬小麦追肥。农民要把牛栏、猪圈的糞便挖出来，以运往麦田，这个过程也叫起圈。能记起我第一次参加起圈，却记不清是谁首先进到牛栏里。当他用叉锄挑起糞便时，除了恶臭外，还有数不清的小飞虫狂舞。起圈人打着赤脚踩下去，只见糞便的黑水从他的脚指缝中溢出来，这个与城里讲卫生的观念是相悖的。当我初次看到这一情景，难以接受。起圈人把牛糞装进类似簸箕的小竹筐篮里，由人挑到田间地头。原先我在家里也挑过水，那也就一担、两担而已，在这儿挑糞可是一连持续几日。一旦挑起担子，前后都是农民，农民不停，你就无法停。走的路也是窄而不平，且一路上坡。我硬着头皮咬着牙，心想着一定得坚持住。今天已经不可想象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只记得肩膀肿痛，几天下来就活活脱了一层皮。牛粪不仅在牛圈，牛还在路上拉，这就有一项农活是捡牛糞。人背上背篓，顺着放牛娃走过的路，捡拾牛糞。牛糞是有机肥料，上到地里肥力大，而且对冬小麦越冬有保温作用。牛拉下来过几天就可接近风干，粪体变硬，臭味也散发的差不多了，这时好收拾。但要是碰见新鲜的那可真犯愁，只好找几个棍儿，或者是找石片儿铲起，然后是用手直接捧起来放进背篓。第一次用手抓牛糞，我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完成的。若是碰上新鲜牛粪故意不捡，那可能会影响恶劣。毛主席说过：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我们来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怕脏也是被迫地、逐渐地练出来了。在商南县山区熬过了三个月，春节将至。离开父母亲，离开西安城，在乡下呆这么久，平生还是第一次。西安：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有我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古城墙，城墙根儿下捉蛐蛐儿，草坪上与同伴儿戏嘻逗玩儿，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但这一切又结束得那么突然，我与它们已无缘。一旦有了回家的念头，那个急迫的心，恨不得飞回父母的身边。掐指一算，在这穷山僻壤已呆了一百多天，这一百天，我极少吃过舒心的饭；这一百天，我未见过山外的天！当乘上驶向西安的长途汽车，我心情十分激动。两边依然是望不断的山峦，山连着山，好似永远没有尽头。穿山越岭的十多个小时后，汽车突然开出了秦岭北坡的豁口，我那被阻隔的视线，重新舒展开了，放眼四野，那个爽劲儿，难以表述。视线远了，心胸好似也打开了，几个月的憋闷劲儿荡然无存。后来我还多次进出过豁口，可第一次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回家见过父母和家人，大家和我都十分高兴。可不一会儿母亲又抹眼泪了，是思念之苦？是喜极生悲？是看孩儿黑了、痩了？……回家第二天，粮店卖红薯，家里一下子买了一百多斤，需要借架子車往回拉。能借用的架子車只有一辆，买红薯的人家很多，需排队等候。等了一会儿，我提出把红薯挑回家。开头家人很诧异：能挑动吗？看我很坚决，家人就同意了。我把红薯装进两个口袋，扎了口儿，挑起来径直向家里走去，家人和邻居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靠着在山区练就的铁肩膀，我一口气就把红薯挑回了家。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就这点儿事也值得显摆？在西安我吃了最爱吃的羊肉泡、肉夹馍。转眼又到了返乡的日子，从心里讲，我一点都不想再去商南县山区生活，那里让我悸怕。可商南县人，提起自己的家乡，眉宇间充满着自豪，他们会如数家珍：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大米，有麦子，有玉米，有红薯，有芝麻，有花生，有腊肉……是江南水乡。说的一点也不假。看来人们普遍对自己的家乡都充满着爱，只是我这个外来者有些水土不服。开春三四月，要给小麦追一次肥，这是小麦分孽后拔节时，是小麦进入快速生长期。追肥是把各家的人粪尿、猪粪尿装入桶里，由男劳力，挑到地头，由妇女撒在麦田里。掏粪用一个带长把的粪勺，从粪坑里掏出粪尿倒入桶里，然后挑走。各人都须自己舀粪往粪桶装。当我走近糞坑边，第一次上茅厕的情景又重现眼前，尴尬的往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正在胡思乱想，轮到我舀粪了，由于没有经验，当糞勺下到糞坑里，又一次掀起了“波澜”，这次是直接溅到了我身上，有一滴竟然溅到了嘴唇上。慌乱中我急忙用胳膊去擦拭。其实，不擦也罢了，擦了反倒将胳膊上的、嘴唇上的，抹得更匀了……麦收称为龙口夺食。当年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割麦子用的是镰刀，运麦子用的是肩挑背扛。在西安我也参加过夏收，那是学生阶段，没有硬任务，体验劳动而已，和当农民所干的真正夏收，不能同日而语。几天来连续收割麦子，我内心已叫苦连天，没想到老鼠拉锨把，大头在后边。麦子的脱粒工作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脱粒是在吃完晚饭后进行。场上分工有脱粒的，有给脱粒人递麦子的，有把脱粒后的麦草运到麦垛旁的，有整理麦垛的。我们知青分配的是运麦草，这已经是场上最好的活了。前半夜我还能勉强支持住，可到了后半夜，我拄着麦杈杆站着就能睡着，然后就是不知被谁踹一脚，于是接着又干，可没干几下，又靠着场边的树杆睡着了，自然又是被狠狠的踹一脚。后来有一次我是倒在麦垛边睡着了，这一脚踹得更重了……也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回合”，总算挨到了天明。听到要换班了，我如释重负，踉踉跄跄走回了住房，没洗，没吃，倒头便死猪般地进入了沉睡。其实这时是又脏又饿，但睏占了绝对上风，感觉还没睡多久，又听到队长在喊“上工了，上工了。”听到这喊声，我浑身皮肤发紧……但还是挣扎起来了。我真正体验到了中国农民的“龙口夺食”。麦收过后，我们添“丁”了，一只白底黑花的小狗，和我们生活到了一起。
西安六中商南下乡部分同学青春留影。前排左起：张大雄、陆永霞、冯萍、刘明晓、吕春芳、刘华沙；后排左起：刘培明、张居仁，其他3人是下放劳动锻炼的大学生。1970年于商南
政治学习之风也刮到了商南山区。我们队的政治学习不外乎是读读报，学学毛主席语录，有时也会讲一些生产上的事。每次学习刚开始，下边已是鼾声如雷，村民们太累了，不能认为他们对政治学习漠不关心，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对政治并不懂，也不喜欢，大都有应付之嫌。政治运动是多数人被运动，少数热衷于运动者受益。这一天，当读报的人刚停下口，队里的记工员李某某突然喊话：“生产队的东西不能你说丢了就丢了，你说叫贼偷了就完事了。这是大伙儿的血汗钱！”原来是村里一付架子車的內外胎被盗。轮胎是在村里的库房放着，钥匙唐队长拿着。唐队长也不示弱：“那你说怎么着？我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着它。”李某某说：“门好好的，没有撬动的痕迹，怎么可能是外人偷呢？”唐队长弟兄四人，家庭成分贫农，一般村里没人敢惹。李某某虽然弟兄一个，可他有六个儿子，前两个已长大成人，家庭成分也是贫农，在村里也算是重量级人物。所以他敢挑战唐家。李某某自知拿不出证据，但他撂下一句话：“你人都敢偷，别说这个了。”唐队长咆哮了：“你们天天抱着女人睏觉，我抱一下算么事？关于我流氓的事，大队、公社都管不了，你管得着吗？”他讲这些话时理直气壮，毫无羞愧之意。会上的妇女们大都低下了头，多数男人的嘴角则露出了不屑一顾的嘲讽。他们的这一番对峙，使唐队长的形象在我心中一落千丈。我终于明白了：怨不得他把城里的工作丢了，怨不得他讨不到老婆，他不和人，特个。吵骂的声音，还在此起彼伏地喊着，我不禁低下了头，暗自思忖，在这连糊汤都吃不饱的贫困山区，怎么男盗女娼的不雅之事如此厉害。顿时，我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說犯了疑。后来听村里人讲，唐队长是他自己封的。其实队里只有一个李队长，由于李不爱干出头露面的事，而唐爱干，于是逢事李队长就让唐出面应酬，这一来二去，唐就成了李队长的化身了。
男性进入十五岁，开始有了性的萌动以及性的冲动。随着年龄的増长，这种冲动掀起的浪潮会一浪高过一浪，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似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但大脑会分泌一种物质来抑制它，外界的社会理性也会规制它，一般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记得上中学时，我已对异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想接近她们，但又怯生生的不敢妄动，偶尔触碰到她们的皮肤，幸福的暖流迅速传遍全身。此后还会不断地回味，不断地追忆这种幸福的感觉。不由人感叹造物主的伟大，他把这种传感器附在人身上，看不见，摸不着，却让人能享受到这种神秘的幸福。我十八岁下乡，恰逢性欲的高峰期，农村超强的劳动，低下的生活水准，倒是抑制性欲的一剂良药。在农村，知识青年的生活自顾不暇，那敢奢望结婚生子。如果让我长时期呆在农村，我会泯灭自己的食色之性吗？我不知道。终于有一天，我牵上了玉人的手，它是那样的绵软。她顺着我，依着我，真是天随我愿。她没施粉黛，却有女人的香味；她没有梳妆，却有一头柔发；水灵灵的眼睛，脸颊白里透红，似触碰一下，也会析出香脂。我牵着她，走在西安市书院门的大街上，围观的人群里，我看见了中学同学、小学同学，还有邻居们。我们的大门前早已搭起了用树枝盘好的圆形洞门，我推开人群，和她一道低着头，跨入洞门，落坐在自己的新床上，拉着她的手，凝视着她。我喜欢她的一切，包括她的语调，走路的身姿……男人有广阔的心怀，可以拥抱大海；男人也有狭小的胸襟，绝不让别的男人触碰自己的女人。忽然，一声“上工了”的吆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扶起身子，发呆……山区农民除了强体力劳动，几乎没啥娱乐的。性，常是他们逗乐的內容，＂性趣＂也成了劳动中的調节器，它能大大缓解疲劳。商南县农民对八字的发音频率极高，几乎能把不搭边的事，也能和“巴”扯到一块儿。一天，有个卖货郎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看见我们正在干农活，便径直向我们走来。这时就有多事的人（农民甲）发话了，他指着萝筐中的老鼠药说：“他会讲八（巴）毛的。”在场的农民全乐了，只有卖货郎蒙在鼓里，摸不着头脑。农民甲对农民乙说：“说话可算数哦。”农民乙不做声，但我看他心里不服。夏收休息间隙，一中年男子正在磨镰刀，一群妇女坐在旁边闲聊，突然一妇女发话：“你磨镰刀身子前后晃荡，下边那东西呢？”男子问：“你说呢？”女子答：“不晓得。”男又问：“想知道吗？”女答：“想，咋不想！”中年男子转过身子，开始解裤子了。这群妇女一边大笑，一边站起身子，拔腿就跑。我在一旁感到又惊讶又好笑。其实那中年男子只是佯装解裤子，吓跑了这群妇女。这些人间的生灵，能在苦中寻乐，尽管劳作辛苦，但好像大多时候都能听到他们的一些欢声笑语。小花狗已和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小的时候还听话，你叫干啥它干啥，你不让它干的，它不敢干。可长大了一些，就不那么听话了。你让它拿个东西，它装着听不见，还常常偷吃我们的东西。刚舀好的糊汤，一不留神，它先吃上了。这是一条当地的笨狗，你换件衣服它就不认得了。有一次我剪了头发它居然咬起了我，我喊了声：“混眼子狗！”听到我的声音，它才知咬错了，低下了头，向我摇尾巴。但是狗的表达都是真实心里的反映，而人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了。有的人要害你，还表现的和你特别友好，特别亲近，这是人和狗不一样的地方。人和狗相同的地方是，都欺软怕硬，狗见了恶人，夹着尾巴就跑，见了弱小的人，它会追着咬。有的人和狗没啥区别。又该到砍柴的时候了，这次我们选择去松树沟。听农民讲，那里有大树，能砍到硬柴。以往我们砍柴就在村旁的一道沟里，那儿只长灌木和草。沟里不能走车，砍下的柴只能肩挑。这些柴不经烧，一周或者十日就得再砍一次。松树沟距离我们村三十五华里，一大早我们就起了床，拿上准备好的干粮，把小花狗装进一个布袋里（怕它认出回家的路），拉着架子車，一路小跑，直奔目的地。约莫十点钟，我们来到一座大山前，为了使这次放生成功，我们还特意把狗带到山上，才把它放了出来，并驱赶之。小狗在我们的恐吓下，离我们而去。一路奔波，我们坐下来，开始吃带来的干粮。喝的水从来就不用带，商南县山区从来都不缺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我们一边吃着饼，一边喝着山泉水，吃饱喝足，才开始砍柴。由于我们的砍刀磨得很锋利，约莫十二点钟，我和郑学利就各砍了三捆柴。（范六零已招工离村）我们很是高兴，对自己的战果很满意。本来想着山路陡峭，可以把柴推下山去，岂知满山的灌木藤蔓，根本无法推柴下山，只能背柴下山。背着柴，在陡峭的山路上，会逼着你步伐加快，但绊脚的藤蔓又让你急不得。好在背上的柴的下部和坡地有摩擦，会让你缓下步来。当背柴往返两次后，我们俩都非常疲劳了。但还有两捆柴在山上。不要，可惜了。要，望着山路，我们犯了愁。经商量，我们觉得还是把它们搬下山。于是，拖着疲惫的身子，我们又上了山。这次上山，我们得一路拽着树枝，向上攀爬，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下，待走到两捆柴跟前，已浑身发软。休息了片刻，我们咬着牙，还是扛起了柴。体力已严重不足，两腿有点儿打颤，走不了几步就得就近找棵树靠着歇一会儿。最后一捆柴搬运耗费的时间，明显超过了前两捆柴搬运的时间。连滚带爬，总算把最后两捆柴运下了山。装好了车，开始是一路下坡，车催着人跑。到了茶坊一队，再向前走，全是上坡。这时人更睏了，肚子也更饿了。走到这儿，没有办法，就是咋都得坚持到家。一路上我们一人拉车，一人推车，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用石头把车轮挡住，歇一会儿再走。最后是用石头抵住一边轮子，搬动另外一个轮子，交替前行。如此这般走到二队地界，天全黑了。这时我发现我们砍的柴，有一根发着微蓝色的光。我赶快喊起来：“学利，学利，快来看，快来看，这根柴咋发光呢？”郑学利放下车把，跑到车后和我一起观看这奇异的现象。看了一会儿，也搞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觉得好生奇怪。山区的路没有路灯，一团漆黑，有这么个微光做伴，我们一步一步挪动着回到了村。这时小花狗向我们跑了过来，不停地揺着尾巴。我很诧异，它怎么回的家？今天放生的事就此泡了汤。这时已是深更半夜，我们把车子停到厨房门前，已没有缷车的力气了，走进厨房门，坐在小凳上，靠着墙就睡着了……商南县修水库，全县每个村都得派劳力参与。参与者须自带糊汤粉，自带腌菜，队上记工分。说是给全县人民造福，但受益的只能是少数地区，这是地理条件所限。往水库派工，队里比较犯难，多数人拖家带口，不愿意去。知青单身一个，派到头上自然不好推辞。那是我下乡第二个年头的秋天，李队长找到我谈话，让我去水库当差，我只好答应。因为在哪里都是干活，新地方，有新鲜感，再说那里不用做饭，倒也省心。到了水库才知道，住的是被拆迁户的破房，我住的房子，一张土炕，一张破草蓆，一个窗户只剩下窗框。吃的是顿顿糊汤，天天糊汤，吃得人倒胃口。水库的编制是军事化。我刚到连长就找我谈话：“和你同住的某某某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你不但要参加水库的劳动，而且要监督他，一有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我一听头皮发紧，我担心那家伙是否会加害我呢？第一个晚上，我们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各自就睡下了。我瞇着眼瞅着他，不敢入睡，可没撑多久，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睁开眼自己还好好的，心放下了许多。
敢叫日月换新天
水库的活，有挖土方的，有装车的，有拉车的，有修整坝体的。我干的是拉车，每次拉到坝体都要领一张牌子，证明你已拉了一车，一百车才记十分。这里没有四舍五入，九十九车也只能记九分工。我没有示弱，农民拉多少车，我也拉多少车，凭的是自己的年轻，拼的是自己的体力。还行吧，我每天都能挣到十分。拉车中，我看见了马明同学，他背个药箱，当起了赤脚医生。这活不赖，一天也能挣十分工，轻松多了。叹老天不公，叹自己命苦，晚上躺在坑上，身子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脑子可没闲着，除了防备这位反革命分子，还在想着诸多的事。我们大队有同学当民办老师，为什么不是我？水库上的记工员，为什么不是我？水库上的伙食管理员，为什么不是我？这些事我一定会干得很出色、很漂亮……胡思乱想了一通，渐渐地睡着了。水库未建好的坝体上醒目地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横幅。每天水库的高音喇叭在报导着建设者的先进事迹，每天总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口号，喊得震天震天界响。有一天終于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放炮员，在清理哑炮时，壮烈牺牲了。真有了为有牺牲的人，而能换新天的水库还远未建好。壮志未酬身先去了，可惜呀！当年整个中国都很贫穷，给牺牲者家人的这么点物质，今天想来已不可思议！我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口号颇有看法。和平年代干事业，鼓励奉献精神的同时，必须强调安全。不必要的牺牲是事故，不是光荣！但也只是停留在想的这个层面，不敢声张。水库做饭焼的柴，也由我们砍我们运。大约三十天左右，就得弄一次焼的。记得第一次背柴的事，天不亮就出发，走到背柴的地方已是中午时分。这里是一道大沟，柴早已有人砍好，放倒在坡地上，都是硬柴树杆。我捡了几根掂了掂都很重，怕自己吃不消，放下了。但也不能太轻啊，扛回水库还要过称呢，一百斤才能记十分。正在踌躇，我的同＂寝＂拿来了一根树杆，说你试试这根，我掂了掂说就这根了。返回的路上，我的同＂寝＂紧随我后，并不断地对我喊话：“前边向外，后边向外……”背柴的路，窄而崎岖，一边挨着山，一边是沟，柴若是撞到山，会连人带柴一块儿跌入深沟，非死即残。走出大山后，我们进入了一块开阔地，领队的喊了声：“稍休息一会儿。”休息时并不能把木头放下来，而是将木头抵住，靠在山上。这一刻我抬起了头一看，了得，美景如画！硕大的奶白色石头，一个连着一个。在它们的缝隙里生长着柿子树，稀疏的叶子已泛红色，树稍挂着通红的柿子，个个像灯笼似的，红白相衬。我傻了眼，梦中也难看到此景。开阔地中间，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小河中间裸露着白色的石头，我完全陶醉了。回到水库后，我的木头称重是八十七斤，记录员刚要记数，我的同＂寝＂喊话了：“把我的也称一称，我们一路是换着扛回来的，平均一下。”记录员看了他一眼，象是不太相信的样子。他的木头称重是一百三十多斤，平均完，我名下记了一百一十多斤，算是挣了十一分。其实我们在扛木头回水库的路上并没有互换过一次，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同情我，想给我一点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或是为了取得我的好感，让我放弃对他的戒心？还是为了能和我亲近一些，好一块儿聊天？我不知道。但确实此后我对他的恶感减少了许多。有一天我終于问了他的身世，以前我几乎没正眼看过他。他裸露的头顶，泛着黄色，只剩下几根头毛，长方形脸，说话大舌头，慢条斯理的。他曾被判十二年徒刑，已四十多岁了，未成过家，贫农成分。十二年前，他和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各自还封了官。案发后当国家主席的已被枪毙，当总理的判刑二十年，其他当部长的获刑十二年。我问他“你们有没有具体的行动？”他说是准备暴动的，只因有一人暴动前害怕了，去政府自首，并告发了他们。他讲这些自己的往事，很平淡，象是讲别人的事一样。对牢狱的生活，他淡淡地说道：“那里面的活儿不重，吃得比水库的还要好一些，十二年不觉长，一晃而过。”他们获罪的证据之一是一张纸，纸上有各人的职务，各人按的手印。我不懂法，但我感到他们終究还没有行动。若按今天的法，也可能不会判得那么重。我扯得有点远了。可能是太同情他了。社会的舞台上异彩纷呈，有坐牢的，有无故下乡的，有干轻松活儿挣钱的，有当官管人的，有……这一切虽然与徳行有关，但还要看命运的安排。1972年冬季，我们队来了一位姓王的蹲点干部，个子不高五十多岁，讲起话来语调很高，情绪激昂，思想超前。他来了没多长时间，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流经我们队的一条明河改成暗河。这是一条长流河，这个设想竟然很快得到大队和小队的热烈响应。在一次会上，这位蹲点干部口吐白沫地发言：“这次河床改造，可大量増加土地面积，这是一篇大文章，做好了，不但能增收，让大伙儿吃饱肚子，而且还能给国家多交公粮。”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是一条上万年形成的自然河，难道说改就改了？不行，我得和他论理一下。我舅舅是搞水利工程的，受他的影响，我多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常识。会后我找了这位蹲点干部，提出了我的一些质疑：“1、河流是千万年自然形成的，改造需谨慎。2、把河床两边土地的土覆盖在河床上，使已耕种的熟土地变成了生土地，会減产的。3、傾倒在河床上的土，长年被河水冲刷，会形成洞穴，最終会垮塌，咱们得不断地修复，工程大着呢。”还有半句我没敢讲出来：这样做不是在搞水土保持，而是在促水土流失，会把村子的这条清水河变成一条小黄河。或许是我有些不太识相。这样一个好方案提出来了，又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我怎么就不知趣地提反对意见？王干部真的生气了，他披头对我就是一通狠批：“你年纪轻轻的，思想保守，右傾，看来还得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差点把我推到贫下中农的对立面去！他是来领导贫下中农的，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俩的差距太远了，在他面前我算是孙子辈儿了。我的发声轻于鸿毛，我心里明白。此后，这项大工程开始动工了，举全村之力干。我虽然是反对派，但也得和村民一起干。这项工程刚开始我就看见河水变浑了。不久后我就被招工走了，我一直不知道该工程的命运。一晃五十年过去了，今年是我下乡五十年纪。我想返乡回去看看，顺便也看看这项工程的效果。倒不是要和这位王干部一比高低，而是要反思，那个年代中所走的弯路、错路，有多少是因为权力和科学的地位颠倒而造成的。其实孰对孰错我当时就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也难怪这位王干部头脑发热，当年整个国家的头脑都在发热。常用的口号是：“人定胜天”“敢叫日月换新天”。商南县茶坊插队三年，不光是给我的脑海留下了无形的、不可抹灭的烙印，也給我的肉体留下了有形的、抹不去的伤痕。农村没有洗澡条件，干农活出汗又多，我的腰部左边出了一个小红点，很疼。到富水镇药铺买了十贴独角莲膏药，贴过六日，红点变大，变白。出于好奇我用手指甲掐着结点处的硬痂，试着往外拽，居然拉出了像蚕蛹般大小的脓块，再向患处看，是深深的一个小洞，里面红红的。我自己用药棉填满了小洞，再用胶布封了口。过了一个月，红红的肉芽长出来了，填满了小洞。后来才知道这是疖子。虽然说是好了，但是留下了終身的疤痕，天阴就发痒。茶坊缺粮，但从不缺水。1971年，夏收刚刚结束，有一天我和郑学利来到一水潭边，清澈见底的水，勾起我们游泳的欲望。我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只觉得右边大腿剧痛，赶快游回岸边，一看，一条蚯蚓大小的血口子正在朝外冒血，用手掰开一看，像猪肉的脂肪，白白的，足有七、八毫米深。我连忙用衣服包扎了，直接回到村里。我没有去医院，因为我有些晕针，我怕。我的皮肤出奇的好，没做任何处理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只是留下了一条蚯蚓般大小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辨。哦，小花狗的命运如何呢？和我们相处一年后它长成了大花狗，身上的毛病可添了不少，除了常偷我们的饭吃外，还常偷吃邻居们的东西，给我们惹事生非。弃也弃不掉，赶也赶不走，終有一天，一场大雪过后，我们走到厨房门前，不见了大花狗，唤它的名子，也唤不来。别看我们特讨厌它，真的看不见它的时候，还有些着急，心里空落落的。隔壁老农家的孩子叫柴娃的走过来，告诉我们，昨晚上听到豹子的叫声，他还指着雪地上留下的梅花脚印說：“一定是让豹子吃了。”听到此，我们还将信将疑。但是从此后再也没有看见大花狗了。没有经过苦难岁月的洗礼，没有生活在灾难沉重的农民之中，就不会把今天普通的生活认定为幸福的生活。只有曾经扎根于农村的知青，再回到城市，才会重新审视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幸福的感觉。我一直在祈祷上苍，能让山区的村民们生活得好一些，甚至能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大跃进，大飞越。我虽奔七，仍希望有机会再回乡看看，看一看在那里生活的乡亲们，看一看曾经养育我们的、难以忘怀的土地。李队长憨憨的笑脸，李贫协主席高大质朴的外形，狡黠的刘会计……我时不时还会想到他们。在我们下乡的几年里，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予我们知青照顾、帮助，我深为感激。唐队长应是九十高龄的人了，尽管他在我心目中有杂色，但他毕竟为共和国扛过枪、拼过命，曾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大队书记，和我们接触不多，但是就这一星半点的接触，也让人十分感动。很想和他聊聊过去的事。下乡三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十年过后再反思那段经历，它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没让我踏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康庄大道，却让我饱经了人间的苦难，深深地扎入最底层人的生活中间。曲折经历中的磨难是有收获的。1、心底变强大了。迈过了农村这道坎，后来再经历的挫折，那也就是走泥丸了。2、同情农民。后来再和农民打交道，我总是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亏欠农民一点点。如农民的农副产品价格高过超市一些，但是只要不是虚高，我都认可。买菜我更愿买农民的，好让他们早点换成货币。3、容易获得满足感。在工作中遇到奖金发放、职称升迁等不公，或者是明显吃亏的无奈事，只要联想到商南县农村，就释然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部分图片选自网络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知青阅览室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