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作者:余更生
下边讲的事,全是真实发生的,如和同学及农友们的记忆有误差,请予指正,毕竟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上西安六中前夕,在西师附小毕业时的师生照,作者在前排左一,摄于19641969年10月15日,西安市南大街书院门大吉厂巷9号东房一家人早早的起了床,正在为家中排行老二的我做最后的行李查检。家里的气氛是凝重的,没一个人有笑脸,倒是我掩饰着不快的情绪,表现出难以名状的轻松: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家住在西安市里,但也有几家农村的亲戚,我去过他们几家,家境都很清苦。当时中国严格实行二元制社会,城乡差别大着呢!这次我要去距西安市五百多里地的商南县山村落户,想想一定很艰苦,心里忐忑不安。但毛主席的号召,那能不听?西安有句老话,“绑住挨打”,没有办法。认了,反倒能有点儿放松。我和同班同学郑学利、范六零报的是商南县富水公社茶坊六队,当时一到五队已报满了。虽然官方宣传说插队是件光荣的事,但家里人好像都高兴不起来。时间已迫近,我依依不舍地和父母亲做了最后的道别,走出了家门。还未到西安市六中大门前,就听到了锣鼓喧天。走近时,只见人头攒动,红花一片,锣鼓的击点声,直刺我的心扉。想着离开了父母的“卵翼”,就要独闯天下、独立面对生活了,恐惧、难受憋在胸口,难以排遣。我听着锣鼓声,看着沸腾人群,他们有的说笑着,有的却沉着脸。我的目光在搜寻,终于看见了小舅和大妹,大妹已经泪流满面。一声鸣笛,大卡车慢慢的移动了,小舅在抹眼泪,我的眼睛也不由得被泪水模糊了。我隐隐约约看到大妹在跟着汽车跑,口里喊着:“二哥,二哥……”渐渐的车走远了,开出了西安城,一切都静下来了。车外没了城市的喧嚣,车厢里同学们个个绷着脸。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終于有人说话了,大家互换着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好吃的。
欢送知青去农村
汽车进入了秦岭山脉的豁口,开始在无尽的山沟河道中蜿蜒穿行,两边高耸的山峦阻隔了我的视线。山连着山,没有尽头。卡车在尘土飞扬的路面上行驶,当天没有开到目的地,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卡车才停在了商南县富水公社门前。接我们三个知青的是茶坊六队队长唐某某。他高高的个子,嘴里镶着两颗金色门牙,操着商南普通话和我们打了招呼。他身后的几个年轻人帮我们拿下了車上的行李,放在一辆架子車上。此时我还看见了第一批先期到达的同学。提起唐队长,听说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的兵,先前在城里工作过,后来又回到了农村。他的身世让我凭添了几份对他的敬意。来到生产队,我们被安排住在唐队长的二弟新盖的房子里,在公路南边100米处。我们的厨房在公路的北边10米处,厨房前是生产队的场。安排好住处,我们被带到厨房。锅里有已做好的饭,这时已是中午一点钟,肚子也饿了,唐队长招呼我们吃饭后他就走了。厨房门前有一大群人在围观,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一些男劳力在后边伸长脖子看看我们,挥挥手就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说话声调有些象唱歌,但有三个字我听出来了,他们称呼我们“大学生”。我们分明都是些年方十八的稚嫩脸庞,不知何故被如此称谓,也许他们的“大学生”说法另有含义。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中年男子,其中一个中等个子,长长的脸,他先开了口:“欢迎大学生来我们队,我把队上的情况向你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队22户人家,120多口人,平地加坡地100来亩。”接着他手指向一个人:“这是李队长。”我看到一个很墩实,缺了两颗上门牙的男人向我们打招呼。他又指着第二个人:“这是贫协李主席。”一位大方脸、高个子、背有些驼的人向我们笑了笑,点了点头。最后他指着自己的胸脯:“本人刘会计,叫我老表或刘会计都行。”他口齿快捷,象见过世面的人。介绍完他走到两口缸前,揭开缸盖说:“这是给你们准备的麦子粉和糊汤粉。”在毛主席“各地农村要欢迎他们去”的指示下,看来商南县是上下齐行动,对我们的到来相当重视,做了较好的准备。我对贫协主席这个称谓颇有看法。“主席”二字把一个老农捧上了天,和最高领导人的称谓几乎没有区别。这个称呼政府不花一分钱,却能起到提携贫协人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初来乍到,第一感觉是山村很清静。其实这时城里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再大的风浪到这里也就成了涟漪,毕竟农民是自己种粮吃饭,若搞运动耽误了种地,没人给农民发粮食。第二感觉是这里晚上漆黑一片,安静的怕人,自己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十月份正是秋收麦种时节,我记不清休息了一天还是两天,队里就安排我们参加了收玉米。背上背篓,将玉米棒子掰下来放进背篓,再将玉米杆拔起放倒。刚干了一会儿,我的手就火辣辣的疼,手心手指有很多划痕,有的已渗出了血。原来玉米棒子外壳很粗糙,它的包皮边缘似锯齿状。看农民的手一层厚厚的茧子,看我们的手细皮嫩肉,怎架得住如此折磨?一连几天都是掰玉米,可害苦了我们。坚持住,成了不二的选择。带上手套,还是疼,最后由疼变“木”,感觉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是年轻人的好胜心做祟?还是无奈的心态?或是旺盛的生命力?应是三者兼而有之吧,我们坚持下来了!我参加的第二次秋收是在一座大山上。这座大山坡度有五十度左右,非常陡峭。它是在开春时播种,入冬时收获。播种时人们一手握竹竿,一手拿砍刀,竹竿下边削出一个斜面,用力向下一戳,形成一个小坑,然后播下两颗种子,用脚一踩,将其掩埋,就算完成了播种。砍刀用来开路,茂密杂草密不透风,用砍刀才能杀出一条路来。正是这些草启示村民可以向山要粮。参加高山收玉米,那是我争取来的。只因它十分艰辛,队里只派强劳力参与。我的好奇心,寻求刺激的心,驱使我冒这个险。背上背篓,拿上砍刀,我上了山。和我一起上山的还有七,八个山民,我们一字排开,每人负责十五米宽。我掰玉米棒子,往往捡好弄的,如草较稀疏、坡度稍缓的地方等。若两边有好弄的,我会越线去搞他们的,而把我管辖范围内草太密、难以靠近、有沟沟坎坎的留给他们。走陡峭的山路是他们的专长,他们走起来是那么的快捷,那么的自如,看得我目瞪口呆。如果完全按規则办,我可能完不成任务,天黑了也到不了山顶。齐人高的草,遍山的藤蔓、王八叉,绊着我,拽着我,寸步难行。行,要砍刀开路,爬着前行。“寻物”需站起眺望,只要看到玉米泛黄的顶花,就可搞定。玉米杆就指头那么粗,玉米棒子就指头那么长。它们是和杂草争阳光,争养分的结果,就长成这样。向前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拨开密集的杂草,砍断绊脚的藤蔓,扒掉满身的王八叉,还没迈几步,又被绊住了脚,又是满身的王八叉。爬行时背篓要掌握好平衡,不能让背篓里的玉米棒子滚落出来。干这活除了特别费力,还要经历干草尘土的骚扰。拨开草时,尘土飞扬,和着脸颊、脖子上、手臂上的汗水,待走到山顶,看着他们个个成了泥土人,只有牙齿白白的。我也明白自己成了啥模样。看看装满背篓的小玉米棒子,虽然已累得筋疲力尽,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下山时我是坐在地上,双手撑地,挪动屁股,一蹭一蹭下山的。可别小瞧这些小玉米棒子,每户可分十几斤,它能解决山民粮食短缺之困。另外,大山上长的玉米,生长期长,浑然天成,纯原生态,然后是用石磨加工,食时那个香劲儿,别提有多香了!提起石磨,我想起来了,石磨我也推过,只转几圈就天旋地转,直发恶心。商南县没有驴,只好人推磨。五十年过去了,今年准备返乡看看,顺便向乡亲们要一点,一是让家人尝尝,二是可解我半世之馋。吃喝拉撒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我们村的厕所围墙是用胳膊粗的树杆围起来,在人出入的地方留个口,厕所的地面,同样用树杆铺成,在糞便入坑处也留出个口。坑是用大石头砌成。厕所和坑的落差两米多。猪圈也建在厕所旁,人糞,猪粪,雨水都搅拌在一起的。小便因落差会发出哗啦啦响声,把人的那点隐私全暴露出来了。大便可就太惨了。我第一次在村里的茅厕解大便(也仅有这一次),由于急,脱下裤子就解,第一下落下去,掀起了大“浪”,糞水溅了我一屁股,用纸擦了一下,根本擦不干净,那时没有卫生纸,就是废报纸。没解完,第二下很小心翼翼地解,结果于事无补,还是溅到了屁股上。第三下确实不敢解了,可是不小心又喷出了很多,这一次屁股大面积被污染了,怎么办?蹲着等风干吧,腿蹲麻了,最后也只等了个半干,提起裤子就跑了出来。从此再也不敢上茅厕,好在山村人烟稀少,随便找个地方就可解决问题。
茅厕用纸也是山区生活的尴尬问题之一。在农村纸张十分匮乏,当我用完了从西安带来的废纸时,换用什么东西替代呢?首先选择用土块,既方便又取之不尽,可擦轻了擦不干净,擦重了土块会粉碎性开裂,弄不好还会污染了手指。后来我改换了用鹅卵石,但石头很难和肛门吻合,石头很硬擦起来还会蹭痛屁股,加之吃的是糊汤,拉的还是糊汤样,根本擦不干净。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終于想到了用“树叶”,没想到出奇的好,一般四片就能搞定。叶子表面光滑,背面不但租糙,而且有许多小绒毛。这些绒毛,在和肛门接触时形成30-45度的前角。这是切削(刮擦)的最好角度。我用金属切削理论有效解释了树叶擦屁股的有效性。来商南县农村,住了一段时间,我有了进城的欲望,来的时候是坐车经过县城,浮光掠影而过,对县城我很想一看究竟。我们村距县城13华里,来回步行,得花整功夫。正好队里有一批玉米种子要到城里种子站调换(倒茬),我向队长提出让我去,队长欣然应允。我非常高兴,因为此时我的头发已长得很长了,必须理发了,这可是一举三得:一能逛城,二能理发,三还能记工分。我把玉米种子装上了架子車,一路小跑,一路还哼起了小曲。可没走多长的路,就碰到了一条小河,两三米宽,跨是跨不过去的。看到别人过河脱鞋,我也只好这样做了,过完河再穿上鞋。可没走多少路,又遇一条河,又得脱鞋,一共过了五条这样的河,我出发时的高兴劲儿,让这五条河的折腾早已冲的没了踪影,涌上心头的是愤懑!为什么这里连走路这么简单的事,竟变得如此的复杂!到了县城,我把架子車及玉米种子寄存在种子站,急匆匆直奔县城商业街。这是一条一泡尿洒不完就能走到尽头的小街。漫步街头,这里的店铺间陋而陈旧,门面都不大,有食品店、百货店,有土杂店、五金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店我都进一遍,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只是为了让自己过足进城的瘾。在小街的拐弯处,我看到了一个临街的店铺,从多扇窗户可见理发馆的全貌:6张座椅,椅子前面立着长方形木框镜子,简陋而古朴。走进理发馆,首先是招呼声:“欢迎光临”。坐在椅子上,摘下帽子,只见蓬头垢面,头发老长,早已不是昔日的我了。半分象人,半分似鬼,自己快不认识自己了!呆在农村是温水煮青蛙,没感觉自己就变成农民样儿了;农村是个大熔炉,很快自己就被熔化得面目全非!这里理发,很少用推子,几乎全靠一把剪刀,先是在头上实剪一下,然后呢,又在旁边空剪三下,整个理发馆都能听见和谐的剪刀吧嗒吧嗒声。剪过头发,恢复了我原来的模样,该进馆子犒劳犒劳自己了。我要了一碗肉丝面、一个馒头。还没开吃,就有一群乞丐围了上来,还有三、四条狗也在我脚下打转,太扫兴了!我努力控制自己,保持状态,不予理会周边的存在,低着头,大口地吃起来。吃完后走出馆子,还意犹未尽,叭叽叭叽嘴,回味一下刚刚吃下去的肉丝味……该返村了,我领了种子往回走。今天总的来说是高兴的、满意的,虽然有过河、蓬头垢面、被乞丐围观等尴尬,但都被一举三得和肉丝面的兴事掩盖了。好日子没过多久,队里给我们备的麦子粉、糊汤粉已露出了缸底,我们没想着去磨面,而首选了蹭饭。这个可别怨我们,城里长大的孩子,那有磨面这等事儿,没粮了,就去粮店里买,买粮也多是家长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茶坊大队,一、二、三队是我们班的同学,四、五队是别的班的同学。提到蹭饭多少有些难为情,明知道这是要看人脸、受人话的事,但和饿肚子相比,也就不算什么了。经过商量,决定去三队,原因简单:离我们最近的本班同学。做一次尝试吧。我们到了三队,没想到何萍、冯萍、薛望、陈士哲都笑脸相迎。我们的来意,人家可是心知肚明。客套话后,我们还罗列了一些轶闻趣事,一是缓解尴尬的局面,二是消磨时间,等着开饭。年轻人都喜欢听男女之间那点事,我就捡从农民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讲。具体讲的什么内容,因年代久远已想不起来了。没多久饭做好了,我们終于吃上了热乎乎的糊汤。有了第一次蹭饭的成功,我们大喜。很快就又去二队和一队,通吃一遍。现在想来,毕竟是同班同学更亲近。二队知青是刘培明、张大雄、马建民、任建军和张凯,一队知青是吕春芳、刘明晓、刘珠、张居仁和邓焜,他们中除张凯和任建军(69.3班)同学外,其他全都是我们昔日69.2班的同学。这里还要交代的是我们一连几天只吃一顿饭,工也不出了,吃完饭回到房子里就躺下了,以减少消耗。下来开始琢磨这窝边草能吃否?就是距离最近但不是我们本班同学的五队。这一天我们去了五队,是胡宝玺、康世安他们队。没想到去了后,见到的是门窗紧闭。是他们不在屋里,还是看见了我们及时关了门窗?敲门试试吧。先轻轻敲门,没反应,于是就又使劲敲。果然有人开门了,只见康世安睁着惺忪的眼睛问:“今天几号?”我答:“咋了,啥事?”“没饭吃,我们关着门窗睡觉,分不出白天黑夜,不知睡了多久了?”原来他们比我们还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后转,打道回府。看来只剩下一条路了:自己磨麦子、磨玉米。我们先煮了些麦粒,吃了压了压饥,然后准备上电磨。按规矩,磨面先得淘洗麦子,去掉灰土沙子,然后迅速擦干和晾晒,但这至少得一天时间,肚子哪等得?于是我们大体捡了捡麦子里的土粒、砂粒和老鼠屎,就拿去磨。岂知人家管电磨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这麦子没有淘,不给磨,理由是:麦子里的砂粒会伤电磨辊子。我们好说歹说,还送了几支烟,总算是勉强让人家给磨了。拿回来吃时才发现,真可惜了这些麦子了!不管是做面条,还是做馍,都碜的合不住牙。不能扔了呀!我们后来的办法是:吃这些面粉做的东西,别嚼碎,囫囵吞枣往下咽。村民知道了我们的故事,調侃地问我们:“麦子粉里有砂子和老鼠屎,咋吃呀?”我们的回答是:“砂子和老鼠屎都是中药,吃了有好处呀!”这样的荒唐事仅就一次,以后老老实实按規矩办,再不敢偷懒取巧。1970年我们一同下乡的同学们在商南的宝贵留影,他们中大多是曾招待我们蹭饭吃的茶坊1~3队的同学。前排左起:吕春芳、何萍、刘珠;中排左起:刘明晓、陆永霞、冯萍、张凯;后排左起:马建民、郑学利、邓焜、陈士哲、张居仁我们的大队书记,人瘦瘦的,讲话干净利落。我们大队能成为商南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和他的领导能力、工作作风那是分不开的。这不,今天他又来我们队,传达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新精神。他不是让各队集中到什么会场,(这样会影响农业生产)而是他跑到各队田间地头,他宁可自己多走路,也不让村民多跑腿。我们队社员正在地里挖红薯,他来了,喊了声:“大家停一下,集中一下。”我们三个知青凑到了一块,聊了起来,正聊的开心,突然听到他在吼:“你们三个人注意点,臭知识分子,一成堆就臭了。”我疑惑毛主席关于“臭知识分子成堆”的说法是这个意思吗?他可真会发挥!会很短,很快就开完了。开完会他径直走到我们中间,我以为,他还会因刚才的事批评我们,可他话题已转,问起了我们生活的情况,问起了我们对农活的感受。还问:“你们分的红薯在那里?”说着话和我们一起来到了一大堆红薯旁,他弯下身就帮我们往筐里捡红薯。当捡满了萝筐,他挑起萝筐信步朝我们厨房走去,我们仨扛着剩下的红薯,紧随其后,望其项背,让我心生慨叹:一个大队书记,干着并不属于他的工作,帮知青担红薯……刚才对他批评我们的不满情绪已烟消云散。至今,他挑着萝筐、我们紧随其后的画面,有时还会浮现在我眼前。动物在获取食物后,会躲在一边独享,或者是本能地按地位高低依次排序,分享食物。人类已脱离动物界,有了文明法则,懂得照顾弱者,提倡为大局牺牲个人利益。但这是一般情况。当人们回到一个水平低下、长期食不果腹的状态时,就可能出现历史的还原。知青之间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区分,也无长幼之别,知青中关于吃的一些现象,也许让人不可思议。我们队上的三人都是男生,正是能吃的年龄。但粮食不够吃,每顿饭只能按定量做,于是造成了吃饭时的你争我抢,有时甚至什么都不顾了。喝糊汤时不怕烫嘴,剛开锅的糊汤也敢喝下去,为的是能喝到第二碗时多盛点。吃馍更是稍加咀嚼就吞下去,为的是能吃到更多的馍。明知道喝滚汤的糊汤嘴里会起泡,还会烫伤食道和胃;明知道吃馍时狼吞虎咽会噎着,也难以消化吸收,可就是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后来郑学利提出了一个吃馍的改革方案:吃得快的拿小的。结果呢?那次吃得也太慢了,慢得离谱。最后还是郑学利先吃完,拿走了最小的。这并非是他慢不过我俩,而是他志愿退出这种低档次的竞争。争着吃也罢,争着喝也罢,好像都是长时期吃不饱肚子时人性的显现。古人讲“食色,性也。”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正常,还是丑陋?多年后回想起来,令我内疚汗颜。秋收麦种之后,按说到农闲时节了,但农业学大寨的东风,早已吹到了这里,使农闲变成了冬忙。学大寨,由大队统一组织修梯田。这样做的好处是集中全大队的力量,当年就能修完一块梯田。弊端是各队派劳力干活,受益的却是个别队。虽然说各队轮换着修梯田,但梯田的大小,受益的大小,大不相同,没法绝对公平。于是,聪明的小队队长会把貌似强壮的劳力派去支差。我们队除派知青外,还派了一些其他的劳力。我们显然有支差之嫌。当年生产队都很穷,农民更是清苦,但各队必须花钱做彩旗,并打着彩旗到工地上,一方面有烘托气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让外边来参观学习的人看,显得政治性强。我们大队可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呀。各队派人参加修梯田,知青夹在中间,表现得好坏,影响会很大,而且表现如何,与以后招工有关联,这一点我们心里明白,所以都不敢怠慢。我们被安排挖土方,经过两个多月的锻炼,我们的手上都磨出了茧子,劳动的能力和耐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开工后我们一直和农民暗暗的较劲,一定要干过他们。我们有年轻的优势,我们有期盼招工、跳出山窝的动力。我们挖出的土方量明显多于农民挖的。终于很多农民向我们翘起了大拇指。没过几天,我头也疼,脖子也发硬。后来才知道叉锄挖下去,有很大的震动,通过手臂传导到了大脑,头长时间的低着,对脖子的牵引力很大,又是长时间一个姿势,必然会引起严重的不适。这次修梯田是在四队,离家近的回家吃饭,离家远的自己带饭。我们没有回去吃饭,一是回去还得自己做,二是来回还要跑路。我们索性摘柿子充饥。我有恐高症,每次都是郑学利上树,我在下边指点,哪个柿子红了,哪儿柿子集中。郑学利别看他,稳稳当当,话语也不多,但爬树可是他的专长。他可以在树杈之间信步漫游。近水楼台先得月,太饿了他急于充饥,先吃为快,但却没有顾及树下我的感受。他开吃了,我在树下仰头瞅着,眼巴巴看着他吃完两三个才仍下一个。他吃的这一刻是最难挨的,树下的我,仰着头,嘴里的口水不断向出涌着,咽下去了,又涌出来了。这副场景活象乌鸦和狐狸的人间版。可惜没录下来,若录了像,做成电影或电视剧中狼狈相的插片,那一定好看。修梯田的工地上农民吃啥?陶罐里可照出人影的稀汤和煮熟后晒干了的手指头大小的红薯干。吃饭时个个喝得肚子滚圆,但两泡尿后就啥都没有了。这么重的活,这么个饭,他们并没有怨言。多么纯朴的农民!进入深秋,要给冬小麦追肥。农民要把牛栏、猪圈的糞便挖出来,以运往麦田,这个过程也叫起圈。能记起我第一次参加起圈,却记不清是谁首先进到牛栏里。当他用叉锄挑起糞便时,除了恶臭外,还有数不清的小飞虫狂舞。起圈人打着赤脚踩下去,只见糞便的黑水从他的脚指缝中溢出来,这个与城里讲卫生的观念是相悖的。当我初次看到这一情景,难以接受。起圈人把牛糞装进类似簸箕的小竹筐篮里,由人挑到田间地头。原先我在家里也挑过水,那也就一担、两担而已,在这儿挑糞可是一连持续几日。一旦挑起担子,前后都是农民,农民不停,你就无法停。走的路也是窄而不平,且一路上坡。我硬着头皮咬着牙,心想着一定得坚持住。今天已经不可想象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只记得肩膀肿痛,几天下来就活活脱了一层皮。牛粪不仅在牛圈,牛还在路上拉,这就有一项农活是捡牛糞。人背上背篓,顺着放牛娃走过的路,捡拾牛糞。牛糞是有机肥料,上到地里肥力大,而且对冬小麦越冬有保温作用。牛拉下来过几天就可接近风干,粪体变硬,臭味也散发的差不多了,这时好收拾。但要是碰见新鲜的那可真犯愁,只好找几个棍儿,或者是找石片儿铲起,然后是用手直接捧起来放进背篓。第一次用手抓牛糞,我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完成的。若是碰上新鲜牛粪故意不捡,那可能会影响恶劣。毛主席说过: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我们来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怕脏也是被迫地、逐渐地练出来了。在商南县山区熬过了三个月,春节将至。离开父母亲,离开西安城,在乡下呆这么久,平生还是第一次。西安: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有我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古城墙,城墙根儿下捉蛐蛐儿,草坪上与同伴儿戏嘻逗玩儿,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但这一切又结束得那么突然,我与它们已无缘。一旦有了回家的念头,那个急迫的心,恨不得飞回父母的身边。掐指一算,在这穷山僻壤已呆了一百多天,这一百天,我极少吃过舒心的饭;这一百天,我未见过山外的天!当乘上驶向西安的长途汽车,我心情十分激动。两边依然是望不断的山峦,山连着山,好似永远没有尽头。穿山越岭的十多个小时后,汽车突然开出了秦岭北坡的豁口,我那被阻隔的视线,重新舒展开了,放眼四野,那个爽劲儿,难以表述。视线远了,心胸好似也打开了,几个月的憋闷劲儿荡然无存。后来我还多次进出过豁口,可第一次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回家见过父母和家人,大家和我都十分高兴。可不一会儿母亲又抹眼泪了,是思念之苦?是喜极生悲?是看孩儿黑了、痩了?……回家第二天,粮店卖红薯,家里一下子买了一百多斤,需要借架子車往回拉。能借用的架子車只有一辆,买红薯的人家很多,需排队等候。等了一会儿,我提出把红薯挑回家。开头家人很诧异:能挑动吗?看我很坚决,家人就同意了。我把红薯装进两个口袋,扎了口儿,挑起来径直向家里走去,家人和邻居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靠着在山区练就的铁肩膀,我一口气就把红薯挑回了家。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就这点儿事也值得显摆?在西安我吃了最爱吃的羊肉泡、肉夹馍。转眼又到了返乡的日子,从心里讲,我一点都不想再去商南县山区生活,那里让我悸怕。可商南县人,提起自己的家乡,眉宇间充满着自豪,他们会如数家珍: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大米,有麦子,有玉米,有红薯,有芝麻,有花生,有腊肉……是江南水乡。说的一点也不假。看来人们普遍对自己的家乡都充满着爱,只是我这个外来者有些水土不服。开春三四月,要给小麦追一次肥,这是小麦分孽后拔节时,是小麦进入快速生长期。追肥是把各家的人粪尿、猪粪尿装入桶里,由男劳力,挑到地头,由妇女撒在麦田里。掏粪用一个带长把的粪勺,从粪坑里掏出粪尿倒入桶里,然后挑走。各人都须自己舀粪往粪桶装。当我走近糞坑边,第一次上茅厕的情景又重现眼前,尴尬的往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正在胡思乱想,轮到我舀粪了,由于没有经验,当糞勺下到糞坑里,又一次掀起了“波澜”,这次是直接溅到了我身上,有一滴竟然溅到了嘴唇上。慌乱中我急忙用胳膊去擦拭。其实,不擦也罢了,擦了反倒将胳膊上的、嘴唇上的,抹得更匀了……麦收称为龙口夺食。当年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割麦子用的是镰刀,运麦子用的是肩挑背扛。在西安我也参加过夏收,那是学生阶段,没有硬任务,体验劳动而已,和当农民所干的真正夏收,不能同日而语。几天来连续收割麦子,我内心已叫苦连天,没想到老鼠拉锨把,大头在后边。麦子的脱粒工作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脱粒是在吃完晚饭后进行。场上分工有脱粒的,有给脱粒人递麦子的,有把脱粒后的麦草运到麦垛旁的,有整理麦垛的。我们知青分配的是运麦草,这已经是场上最好的活了。前半夜我还能勉强支持住,可到了后半夜,我拄着麦杈杆站着就能睡着,然后就是不知被谁踹一脚,于是接着又干,可没干几下,又靠着场边的树杆睡着了,自然又是被狠狠的踹一脚。后来有一次我是倒在麦垛边睡着了,这一脚踹得更重了……也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回合”,总算挨到了天明。听到要换班了,我如释重负,踉踉跄跄走回了住房,没洗,没吃,倒头便死猪般地进入了沉睡。其实这时是又脏又饿,但睏占了绝对上风,感觉还没睡多久,又听到队长在喊“上工了,上工了。”听到这喊声,我浑身皮肤发紧……但还是挣扎起来了。我真正体验到了中国农民的“龙口夺食”。麦收过后,我们添“丁”了,一只白底黑花的小狗,和我们生活到了一起。
西安六中商南下乡部分同学青春留影。前排左起:张大雄、陆永霞、冯萍、刘明晓、吕春芳、刘华沙;后排左起:刘培明、张居仁,其他3人是下放劳动锻炼的大学生。1970年于商南
政治学习之风也刮到了商南山区。我们队的政治学习不外乎是读读报,学学毛主席语录,有时也会讲一些生产上的事。每次学习刚开始,下边已是鼾声如雷,村民们太累了,不能认为他们对政治学习漠不关心,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对政治并不懂,也不喜欢,大都有应付之嫌。政治运动是多数人被运动,少数热衷于运动者受益。这一天,当读报的人刚停下口,队里的记工员李某某突然喊话:“生产队的东西不能你说丢了就丢了,你说叫贼偷了就完事了。这是大伙儿的血汗钱!”原来是村里一付架子車的內外胎被盗。轮胎是在村里的库房放着,钥匙唐队长拿着。唐队长也不示弱:“那你说怎么着?我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着它。”李某某说:“门好好的,没有撬动的痕迹,怎么可能是外人偷呢?”唐队长弟兄四人,家庭成分贫农,一般村里没人敢惹。李某某虽然弟兄一个,可他有六个儿子,前两个已长大成人,家庭成分也是贫农,在村里也算是重量级人物。所以他敢挑战唐家。李某某自知拿不出证据,但他撂下一句话:“你人都敢偷,别说这个了。”唐队长咆哮了:“你们天天抱着女人睏觉,我抱一下算么事?关于我流氓的事,大队、公社都管不了,你管得着吗?”他讲这些话时理直气壮,毫无羞愧之意。会上的妇女们大都低下了头,多数男人的嘴角则露出了不屑一顾的嘲讽。他们的这一番对峙,使唐队长的形象在我心中一落千丈。我终于明白了:怨不得他把城里的工作丢了,怨不得他讨不到老婆,他不和人,特个。吵骂的声音,还在此起彼伏地喊着,我不禁低下了头,暗自思忖,在这连糊汤都吃不饱的贫困山区,怎么男盗女娼的不雅之事如此厉害。顿时,我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說犯了疑。后来听村里人讲,唐队长是他自己封的。其实队里只有一个李队长,由于李不爱干出头露面的事,而唐爱干,于是逢事李队长就让唐出面应酬,这一来二去,唐就成了李队长的化身了。
男性进入十五岁,开始有了性的萌动以及性的冲动。随着年龄的増长,这种冲动掀起的浪潮会一浪高过一浪,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似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但大脑会分泌一种物质来抑制它,外界的社会理性也会规制它,一般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记得上中学时,我已对异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想接近她们,但又怯生生的不敢妄动,偶尔触碰到她们的皮肤,幸福的暖流迅速传遍全身。此后还会不断地回味,不断地追忆这种幸福的感觉。不由人感叹造物主的伟大,他把这种传感器附在人身上,看不见,摸不着,却让人能享受到这种神秘的幸福。我十八岁下乡,恰逢性欲的高峰期,农村超强的劳动,低下的生活水准,倒是抑制性欲的一剂良药。在农村,知识青年的生活自顾不暇,那敢奢望结婚生子。如果让我长时期呆在农村,我会泯灭自己的食色之性吗?我不知道。终于有一天,我牵上了玉人的手,它是那样的绵软。她顺着我,依着我,真是天随我愿。她没施粉黛,却有女人的香味;她没有梳妆,却有一头柔发;水灵灵的眼睛,脸颊白里透红,似触碰一下,也会析出香脂。我牵着她,走在西安市书院门的大街上,围观的人群里,我看见了中学同学、小学同学,还有邻居们。我们的大门前早已搭起了用树枝盘好的圆形洞门,我推开人群,和她一道低着头,跨入洞门,落坐在自己的新床上,拉着她的手,凝视着她。我喜欢她的一切,包括她的语调,走路的身姿……男人有广阔的心怀,可以拥抱大海;男人也有狭小的胸襟,绝不让别的男人触碰自己的女人。忽然,一声“上工了”的吆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扶起身子,发呆……山区农民除了强体力劳动,几乎没啥娱乐的。性,常是他们逗乐的內容,"性趣"也成了劳动中的調节器,它能大大缓解疲劳。商南县农民对八字的发音频率极高,几乎能把不搭边的事,也能和“巴”扯到一块儿。一天,有个卖货郎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看见我们正在干农活,便径直向我们走来。这时就有多事的人(农民甲)发话了,他指着萝筐中的老鼠药说:“他会讲八(巴)毛的。”在场的农民全乐了,只有卖货郎蒙在鼓里,摸不着头脑。农民甲对农民乙说:“说话可算数哦。”农民乙不做声,但我看他心里不服。夏收休息间隙,一中年男子正在磨镰刀,一群妇女坐在旁边闲聊,突然一妇女发话:“你磨镰刀身子前后晃荡,下边那东西呢?”男子问:“你说呢?”女子答:“不晓得。”男又问:“想知道吗?”女答:“想,咋不想!”中年男子转过身子,开始解裤子了。这群妇女一边大笑,一边站起身子,拔腿就跑。我在一旁感到又惊讶又好笑。其实那中年男子只是佯装解裤子,吓跑了这群妇女。这些人间的生灵,能在苦中寻乐,尽管劳作辛苦,但好像大多时候都能听到他们的一些欢声笑语。小花狗已和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小的时候还听话,你叫干啥它干啥,你不让它干的,它不敢干。可长大了一些,就不那么听话了。你让它拿个东西,它装着听不见,还常常偷吃我们的东西。刚舀好的糊汤,一不留神,它先吃上了。这是一条当地的笨狗,你换件衣服它就不认得了。有一次我剪了头发它居然咬起了我,我喊了声:“混眼子狗!”听到我的声音,它才知咬错了,低下了头,向我摇尾巴。但是狗的表达都是真实心里的反映,而人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了。有的人要害你,还表现的和你特别友好,特别亲近,这是人和狗不一样的地方。人和狗相同的地方是,都欺软怕硬,狗见了恶人,夹着尾巴就跑,见了弱小的人,它会追着咬。有的人和狗没啥区别。又该到砍柴的时候了,这次我们选择去松树沟。听农民讲,那里有大树,能砍到硬柴。以往我们砍柴就在村旁的一道沟里,那儿只长灌木和草。沟里不能走车,砍下的柴只能肩挑。这些柴不经烧,一周或者十日就得再砍一次。松树沟距离我们村三十五华里,一大早我们就起了床,拿上准备好的干粮,把小花狗装进一个布袋里(怕它认出回家的路),拉着架子車,一路小跑,直奔目的地。约莫十点钟,我们来到一座大山前,为了使这次放生成功,我们还特意把狗带到山上,才把它放了出来,并驱赶之。小狗在我们的恐吓下,离我们而去。一路奔波,我们坐下来,开始吃带来的干粮。喝的水从来就不用带,商南县山区从来都不缺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我们一边吃着饼,一边喝着山泉水,吃饱喝足,才开始砍柴。由于我们的砍刀磨得很锋利,约莫十二点钟,我和郑学利就各砍了三捆柴。(范六零已招工离村)我们很是高兴,对自己的战果很满意。本来想着山路陡峭,可以把柴推下山去,岂知满山的灌木藤蔓,根本无法推柴下山,只能背柴下山。背着柴,在陡峭的山路上,会逼着你步伐加快,但绊脚的藤蔓又让你急不得。好在背上的柴的下部和坡地有摩擦,会让你缓下步来。当背柴往返两次后,我们俩都非常疲劳了。但还有两捆柴在山上。不要,可惜了。要,望着山路,我们犯了愁。经商量,我们觉得还是把它们搬下山。于是,拖着疲惫的身子,我们又上了山。这次上山,我们得一路拽着树枝,向上攀爬,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下,待走到两捆柴跟前,已浑身发软。休息了片刻,我们咬着牙,还是扛起了柴。体力已严重不足,两腿有点儿打颤,走不了几步就得就近找棵树靠着歇一会儿。最后一捆柴搬运耗费的时间,明显超过了前两捆柴搬运的时间。连滚带爬,总算把最后两捆柴运下了山。装好了车,开始是一路下坡,车催着人跑。到了茶坊一队,再向前走,全是上坡。这时人更睏了,肚子也更饿了。走到这儿,没有办法,就是咋都得坚持到家。一路上我们一人拉车,一人推车,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用石头把车轮挡住,歇一会儿再走。最后是用石头抵住一边轮子,搬动另外一个轮子,交替前行。如此这般走到二队地界,天全黑了。这时我发现我们砍的柴,有一根发着微蓝色的光。我赶快喊起来:“学利,学利,快来看,快来看,这根柴咋发光呢?”郑学利放下车把,跑到车后和我一起观看这奇异的现象。看了一会儿,也搞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觉得好生奇怪。山区的路没有路灯,一团漆黑,有这么个微光做伴,我们一步一步挪动着回到了村。这时小花狗向我们跑了过来,不停地揺着尾巴。我很诧异,它怎么回的家?今天放生的事就此泡了汤。这时已是深更半夜,我们把车子停到厨房门前,已没有缷车的力气了,走进厨房门,坐在小凳上,靠着墙就睡着了……商南县修水库,全县每个村都得派劳力参与。参与者须自带糊汤粉,自带腌菜,队上记工分。说是给全县人民造福,但受益的只能是少数地区,这是地理条件所限。往水库派工,队里比较犯难,多数人拖家带口,不愿意去。知青单身一个,派到头上自然不好推辞。那是我下乡第二个年头的秋天,李队长找到我谈话,让我去水库当差,我只好答应。因为在哪里都是干活,新地方,有新鲜感,再说那里不用做饭,倒也省心。到了水库才知道,住的是被拆迁户的破房,我住的房子,一张土炕,一张破草蓆,一个窗户只剩下窗框。吃的是顿顿糊汤,天天糊汤,吃得人倒胃口。水库的编制是军事化。我刚到连长就找我谈话:“和你同住的某某某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你不但要参加水库的劳动,而且要监督他,一有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我一听头皮发紧,我担心那家伙是否会加害我呢?第一个晚上,我们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各自就睡下了。我瞇着眼瞅着他,不敢入睡,可没撑多久,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睁开眼自己还好好的,心放下了许多。
敢叫日月换新天
水库的活,有挖土方的,有装车的,有拉车的,有修整坝体的。我干的是拉车,每次拉到坝体都要领一张牌子,证明你已拉了一车,一百车才记十分。这里没有四舍五入,九十九车也只能记九分工。我没有示弱,农民拉多少车,我也拉多少车,凭的是自己的年轻,拼的是自己的体力。还行吧,我每天都能挣到十分。拉车中,我看见了马明同学,他背个药箱,当起了赤脚医生。这活不赖,一天也能挣十分工,轻松多了。叹老天不公,叹自己命苦,晚上躺在坑上,身子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脑子可没闲着,除了防备这位反革命分子,还在想着诸多的事。我们大队有同学当民办老师,为什么不是我?水库上的记工员,为什么不是我?水库上的伙食管理员,为什么不是我?这些事我一定会干得很出色、很漂亮……胡思乱想了一通,渐渐地睡着了。水库未建好的坝体上醒目地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横幅。每天水库的高音喇叭在报导着建设者的先进事迹,每天总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口号,喊得震天震天界响。有一天終于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放炮员,在清理哑炮时,壮烈牺牲了。真有了为有牺牲的人,而能换新天的水库还远未建好。壮志未酬身先去了,可惜呀!当年整个中国都很贫穷,给牺牲者家人的这么点物质,今天想来已不可思议!我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口号颇有看法。和平年代干事业,鼓励奉献精神的同时,必须强调安全。不必要的牺牲是事故,不是光荣!但也只是停留在想的这个层面,不敢声张。水库做饭焼的柴,也由我们砍我们运。大约三十天左右,就得弄一次焼的。记得第一次背柴的事,天不亮就出发,走到背柴的地方已是中午时分。这里是一道大沟,柴早已有人砍好,放倒在坡地上,都是硬柴树杆。我捡了几根掂了掂都很重,怕自己吃不消,放下了。但也不能太轻啊,扛回水库还要过称呢,一百斤才能记十分。正在踌躇,我的同"寝"拿来了一根树杆,说你试试这根,我掂了掂说就这根了。返回的路上,我的同"寝"紧随我后,并不断地对我喊话:“前边向外,后边向外……”背柴的路,窄而崎岖,一边挨着山,一边是沟,柴若是撞到山,会连人带柴一块儿跌入深沟,非死即残。走出大山后,我们进入了一块开阔地,领队的喊了声:“稍休息一会儿。”休息时并不能把木头放下来,而是将木头抵住,靠在山上。这一刻我抬起了头一看,了得,美景如画!硕大的奶白色石头,一个连着一个。在它们的缝隙里生长着柿子树,稀疏的叶子已泛红色,树稍挂着通红的柿子,个个像灯笼似的,红白相衬。我傻了眼,梦中也难看到此景。开阔地中间,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小河中间裸露着白色的石头,我完全陶醉了。回到水库后,我的木头称重是八十七斤,记录员刚要记数,我的同"寝"喊话了:“把我的也称一称,我们一路是换着扛回来的,平均一下。”记录员看了他一眼,象是不太相信的样子。他的木头称重是一百三十多斤,平均完,我名下记了一百一十多斤,算是挣了十一分。其实我们在扛木头回水库的路上并没有互换过一次,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同情我,想给我一点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或是为了取得我的好感,让我放弃对他的戒心?还是为了能和我亲近一些,好一块儿聊天?我不知道。但确实此后我对他的恶感减少了许多。有一天我終于问了他的身世,以前我几乎没正眼看过他。他裸露的头顶,泛着黄色,只剩下几根头毛,长方形脸,说话大舌头,慢条斯理的。他曾被判十二年徒刑,已四十多岁了,未成过家,贫农成分。十二年前,他和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各自还封了官。案发后当国家主席的已被枪毙,当总理的判刑二十年,其他当部长的获刑十二年。我问他“你们有没有具体的行动?”他说是准备暴动的,只因有一人暴动前害怕了,去政府自首,并告发了他们。他讲这些自己的往事,很平淡,象是讲别人的事一样。对牢狱的生活,他淡淡地说道:“那里面的活儿不重,吃得比水库的还要好一些,十二年不觉长,一晃而过。”他们获罪的证据之一是一张纸,纸上有各人的职务,各人按的手印。我不懂法,但我感到他们終究还没有行动。若按今天的法,也可能不会判得那么重。我扯得有点远了。可能是太同情他了。社会的舞台上异彩纷呈,有坐牢的,有无故下乡的,有干轻松活儿挣钱的,有当官管人的,有……这一切虽然与徳行有关,但还要看命运的安排。1972年冬季,我们队来了一位姓王的蹲点干部,个子不高五十多岁,讲起话来语调很高,情绪激昂,思想超前。他来了没多长时间,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流经我们队的一条明河改成暗河。这是一条长流河,这个设想竟然很快得到大队和小队的热烈响应。在一次会上,这位蹲点干部口吐白沫地发言:“这次河床改造,可大量増加土地面积,这是一篇大文章,做好了,不但能增收,让大伙儿吃饱肚子,而且还能给国家多交公粮。”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是一条上万年形成的自然河,难道说改就改了?不行,我得和他论理一下。我舅舅是搞水利工程的,受他的影响,我多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常识。会后我找了这位蹲点干部,提出了我的一些质疑:“1、河流是千万年自然形成的,改造需谨慎。2、把河床两边土地的土覆盖在河床上,使已耕种的熟土地变成了生土地,会減产的。3、傾倒在河床上的土,长年被河水冲刷,会形成洞穴,最終会垮塌,咱们得不断地修复,工程大着呢。”还有半句我没敢讲出来:这样做不是在搞水土保持,而是在促水土流失,会把村子的这条清水河变成一条小黄河。或许是我有些不太识相。这样一个好方案提出来了,又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我怎么就不知趣地提反对意见?王干部真的生气了,他披头对我就是一通狠批:“你年纪轻轻的,思想保守,右傾,看来还得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差点把我推到贫下中农的对立面去!他是来领导贫下中农的,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俩的差距太远了,在他面前我算是孙子辈儿了。我的发声轻于鸿毛,我心里明白。此后,这项大工程开始动工了,举全村之力干。我虽然是反对派,但也得和村民一起干。这项工程刚开始我就看见河水变浑了。不久后我就被招工走了,我一直不知道该工程的命运。一晃五十年过去了,今年是我下乡五十年纪。我想返乡回去看看,顺便也看看这项工程的效果。倒不是要和这位王干部一比高低,而是要反思,那个年代中所走的弯路、错路,有多少是因为权力和科学的地位颠倒而造成的。其实孰对孰错我当时就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也难怪这位王干部头脑发热,当年整个国家的头脑都在发热。常用的口号是:“人定胜天”“敢叫日月换新天”。商南县茶坊插队三年,不光是给我的脑海留下了无形的、不可抹灭的烙印,也給我的肉体留下了有形的、抹不去的伤痕。农村没有洗澡条件,干农活出汗又多,我的腰部左边出了一个小红点,很疼。到富水镇药铺买了十贴独角莲膏药,贴过六日,红点变大,变白。出于好奇我用手指甲掐着结点处的硬痂,试着往外拽,居然拉出了像蚕蛹般大小的脓块,再向患处看,是深深的一个小洞,里面红红的。我自己用药棉填满了小洞,再用胶布封了口。过了一个月,红红的肉芽长出来了,填满了小洞。后来才知道这是疖子。虽然说是好了,但是留下了終身的疤痕,天阴就发痒。茶坊缺粮,但从不缺水。1971年,夏收刚刚结束,有一天我和郑学利来到一水潭边,清澈见底的水,勾起我们游泳的欲望。我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只觉得右边大腿剧痛,赶快游回岸边,一看,一条蚯蚓大小的血口子正在朝外冒血,用手掰开一看,像猪肉的脂肪,白白的,足有七、八毫米深。我连忙用衣服包扎了,直接回到村里。我没有去医院,因为我有些晕针,我怕。我的皮肤出奇的好,没做任何处理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只是留下了一条蚯蚓般大小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辨。哦,小花狗的命运如何呢?和我们相处一年后它长成了大花狗,身上的毛病可添了不少,除了常偷我们的饭吃外,还常偷吃邻居们的东西,给我们惹事生非。弃也弃不掉,赶也赶不走,終有一天,一场大雪过后,我们走到厨房门前,不见了大花狗,唤它的名子,也唤不来。别看我们特讨厌它,真的看不见它的时候,还有些着急,心里空落落的。隔壁老农家的孩子叫柴娃的走过来,告诉我们,昨晚上听到豹子的叫声,他还指着雪地上留下的梅花脚印說:“一定是让豹子吃了。”听到此,我们还将信将疑。但是从此后再也没有看见大花狗了。没有经过苦难岁月的洗礼,没有生活在灾难沉重的农民之中,就不会把今天普通的生活认定为幸福的生活。只有曾经扎根于农村的知青,再回到城市,才会重新审视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幸福的感觉。我一直在祈祷上苍,能让山区的村民们生活得好一些,甚至能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大跃进,大飞越。我虽奔七,仍希望有机会再回乡看看,看一看在那里生活的乡亲们,看一看曾经养育我们的、难以忘怀的土地。李队长憨憨的笑脸,李贫协主席高大质朴的外形,狡黠的刘会计……我时不时还会想到他们。在我们下乡的几年里,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予我们知青照顾、帮助,我深为感激。唐队长应是九十高龄的人了,尽管他在我心目中有杂色,但他毕竟为共和国扛过枪、拼过命,曾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大队书记,和我们接触不多,但是就这一星半点的接触,也让人十分感动。很想和他聊聊过去的事。下乡三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十年过后再反思那段经历,它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没让我踏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康庄大道,却让我饱经了人间的苦难,深深地扎入最底层人的生活中间。曲折经历中的磨难是有收获的。1、心底变强大了。迈过了农村这道坎,后来再经历的挫折,那也就是走泥丸了。2、同情农民。后来再和农民打交道,我总是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亏欠农民一点点。如农民的农副产品价格高过超市一些,但是只要不是虚高,我都认可。买菜我更愿买农民的,好让他们早点换成货币。3、容易获得满足感。在工作中遇到奖金发放、职称升迁等不公,或者是明显吃亏的无奈事,只要联想到商南县农村,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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