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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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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农场八年知青路 （节选）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农场的山峦田地之间度过的。 我是南昌市1970届初中毕业生，时逢文革乱世，不到17岁被分配下放到了江西蚕桑垦殖场；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参加高考离开农场，回到省城上大学，其时已经24岁了，在位于赣北丘陵地带新祺周的这个省属国营农场度过了八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祺周这个地名在内心深处愈来愈潜升了起来。人的一生最为美好的年华莫过于青年时代，当年离开那里时，总以为可以重拾青春；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最终我却没有能够把她找回来！我的青春永远留在了那里，遗落在了蚕桑场的山山水水之间！ 混乱的中学时代 1954年出生的我这一代同龄人，应在1967年小学毕业，但却在1966年夏天戛然而止，当时我们正就读于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全国大中小学全面停课，造老师的反，大革文化的命。 我们才12岁，着实因为年纪太小，没能像哥哥姐姐们出去大串联闯荡，也没资格参加社会上各种派别的斗争，更没胆量加入不同大小规模、各种级别的“武斗”。但不用去学校了，家里父母亲自顾不暇，我们无人管束、不用上课，到处去找哑铃、找杠铃片、练举重，学些花拳绣腿的套路武术；中午或傍晚趁工厂下班，跑到江拖总装车间偷开下了总装线的拖拉机玩；找来三合板，和灯泡、放大镜组合，做出简易的幻灯机，再找一些玻璃裁成条状，动手用水彩画出一幅幅连环画样的图片，招来整日在一起厮混的同学，把窗户一蒙，打开幻灯机投影到墙上，上演出一幕幕雄壮的幻灯片大剧。 混了一年多，1967年底迎来“复课闹革命”，稀里糊涂中我们就进入了中学。这时的所谓复课是假，学校里根本没有正经教材可用；革命是真，原来的老师几乎全部被下放到工厂车间或者农村，工厂派出的工宣队员进入学校当了我们的老师。复课后没有正经上过几天课，三年的中学大部分时间是学工学农，到工厂车间跟班劳动一干就是半年，到老福山、到工厂厂区、在校园内到处去挖防空洞也是好几个月，还到郊县的八一公社、西山公社劳动过一阵子。 “文革”时期学工劳动中的江拖子弟学校70届初中生
复课后的教材现在仍然记忆犹新，语文课是一本《语录》和“老三篇”；数学课的作业题是让你计算解放前地主老财克扣了贫下中农多少粮食、苏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监狱关押了多少无产阶级工人农民等等；物理、化学被一本《工业基础知识》替代，生物课被《农业基础知识》代替；英语课就教几句口号。 “文革”中江拖厂内的批斗游街
到了1971年春季初中毕业，数学刚教到解一元二次方程；物理只讲了简单电路的欧姆定律，没教力学；化学只上了一节课，工宣队老师傅试图讲解一个水分子的化学分子式把自己绕糊涂了，从此再没开过化学课；《农业基础知识》大概讲授了一些水稻、小麦的生长，已全然不记得了；英语就是26个英文字母和那几句“万岁”“万寿无疆”“站住不许动”“把枪放下”；历史、地理压根儿就没开过课。
“文革”中江拖厂内的批斗示众
16岁下放到农场 我所就读的是江西拖拉机制造厂职工子弟学校，父母都是江拖的职工。文革初起，知识分子的父亲就被当做“臭老九”批斗打倒了。职工子弟学校与市里公办学校不同，其特点是学生来源单一，都是同厂职工的子女，家长在单位里的任何遭遇随时都传递到学校，影响在校就读的子女。我因父亲遭遇被打入另册。 1970年下半年，父母亲被工厂通知下放到边远的铜鼓县，到湘赣边界大山深处的棋坪公社去改造世界观。当时68届初中毕业的哥哥因“一片红”的分配政策（南昌市68届高、初中毕业生被全部分去农村插队，因之称为“一片红”）已到清江（樟树）县插队去了，69届中学毕业生全部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70届还有不到半年就毕业。由于连续两届学生都没留城，传闻我们可能会分配留城，因之抱有或许能够留城、哪怕是进小集体企业的一丝幻想，经过争取我没有随同父母去大山深处的铜鼓，自己一人留在南昌住校，捱过了冬天等到了毕业分配。 果然，毕业分配方案不同于上两届，大部分留城分到国营工厂和集体企业，少数根正苗红的分到卫生学校读书学医，还有少部分被分到农场当农工（农场职工）和茶校务农读书。我懵然无知，被分去农场，在灰暗压抑的气氛下告别了少年学生时代，告别了南昌。 1971年2月28日上午，天气阴沉，寒风料峭，一列6节绿皮车厢的火车从南昌站开出，车上拉载了近六百名南昌市各中学1970届初中毕业生，这些16、17岁的孩子是被分配下放到江西蚕桑综合垦殖场的知识青年。火车一路向北，向南浔铁路的新祺周站驶去。 文革中期为了所谓的“备战”，蚕桑场组建了分场建制的马场，共两个连队。当年南昌70届初中毕业生分到蚕桑场马场二连有南昌六中、南昌十一中、江拖子弟学校、南柴子弟学校共99名学生，当天去报到的有60多人，我们学校尚是慈悲，派了两位老师送我们到蚕桑场，这天同校有9位同学去蚕桑场报到，事后得知另一位女生家里坚决不让她去农场，说是宁愿养她一辈子。 火车到了新祺周站我们下了车，马场早就派人来车站接了，二连来接站的人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牛车，连队领导带着60多个年轻学生步行前往连部。一开始还新鲜，看见沿途漫山绽放的油菜花一片金黄，心情还有些许愉悦；可越走越累，跋涉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连部，走得我们精疲力尽。 当年马场二连连部的食堂 马场二连原是蚕桑场五分场的一个农业大队，二连有4个排，其中只有四排养马，一、二、三排耕作水田和种桑养蚕。4个排中一、二、四排和连部在一起，三排的位置最偏，离连部有一公里多路。我被分去三排。丘陵缓坡之中有两排灰砖瓦房，排长把我们安置到几个空房间，大约3-4人一间，进得房间只见摆放了四张简易床，都是条凳支起的门板，没有电灯。第二天一早，送我们来的两位老师面色沉重作别走了，随后我们就加入当天的劳动。 马场二连三排当年我们住过的宿舍 艰苦的农业劳动岁月
当时还时兴着“早请示、晚汇报”，全排出工前先集合在场地上，排长掏出“语录本”先来三条语录，其中有一条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的”，我一听以为今天有什么新情况了，可念完后并没说有什么新情况就布置劳动内容和分工。以后每天早上出工前，排长总是来那么同样的三条“语录”，头两天总以为是突发了什么新情况，一惊一乍的，后来就习惯了排长的这种做派。大概是排长以为亮出这条“语录”来有利于他的分工派活吧。 这里与农村生产队没有任何不同，按时节耕地播种、插秧耘禾收割。原以为养蚕诗意轻松，实际上到桑园里打桑叶、给成蚕喂食桑叶、换蚕匾清理蚕粪，实在是个强体力的重活。冬天到桑园里给桑树除草施肥，春天对桑树进行切苗嫁接，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 头一次在春天看到满山桑树结满了桑葚果实，高兴极了，摘下来就往嘴里塞，第二天男男女女都拉起了肚子，嘴唇都被桑葚汁液染得乌黑，一个个都是来不及的提着裤子往厕所跑。蚕的排泄物（蚕砂）属性清凉，晒干填入枕头芯对人有清凉镇静的功效，那些年知青回南昌总带些送给亲友。 那时候强制推行“早、小、矮、密”，实行“不插五一禾”，四月份春寒料峭时节，早上四点多钟排长就吹哨把大家喊起来下田去拔秧了，黑天暗地中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来到秧田，裹着背脊上露出棉花的破棉袄，脱掉鞋袜赤脚伸到水田的那一刻，冰冷刺骨的寒水激得人一哆嗦，真是难受。
蚕桑场农业连队的劳动场面 到了双抢季节就更苦了，天不亮就下地，摸黑才挑着湿漉漉沉甸甸的稻谷收工回来。我们排里有几块冷浆田，一脚插下去田水没到了大腿，穿短裤下冷浆田，脚板被下面的冷水刺得冰冷，可上面的田水被太阳晒得热气蒸腾，一天下来裸露的大腿内侧被炽热的阳光和蒸腾的水汽烫起了硕大的几个水泡，疼得钻心。
一个女同学“双抢”一早摸黑来到秧田拔秧，一个不小心摔到了田头的粪窖里，弄得苦不堪言；还是这个女同学，可能是皮肤过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田没有脱掉鞋子，正好被指导员看到了，指导员劈头盖脸就把这个女同学骂了一顿，什么“资产阶级的臭小姐、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骂得女同学当场眼泪汪汪。
刚下来的第一年，连排领导确实把我们看作是“可教育好的子女”，稍看着不顺眼就被训，我也被排长训作“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气得我两眼发黑和排长大吵一架。 下乡第一年的五六月间，一天下午在桑园里锄草，一个女同学被一条蝮蛇咬到了小腿，大家都紧张了起来，一个男知青自告奋勇地上前用嘴把蛇毒吸了出来，排里套上牛车把女同学紧急送到总场医院，经治疗好在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我也经历过一次险情，“双抢”时节的一天晚上收工回来洗完了澡，我穿双拖鞋摸黑端着一盆衣服走到水塘边，突然脚下踩到了一团软软的东西，立刻感觉到脚背被一条凉凉的鞭子抽了一下，吓得一跳老高脸盆也差点摔了出去，回过神来才知道是踩到了塘边的一条蛇，好在它只抽了我一下没咬我一口。 夜晚透过屋顶缝隙看得到星星闪烁的天空，夏天窝在屋里酷热难耐，这时床铺已换成分场发下来的木板架子床了，我们把床铺搬到屋外去睡，支起蚊帐，有时半夜突然下起雨，慌得我们手忙脚乱的拆床往房间里撤。 农业连队冬天还要去挑堤，五分场六大队位于湖区，有一年各连队都派劳力去六大队修筑圩堤，我们知青光棍一个，自然少不了被外派，完成分给连队的堤段任务才能回来。挑堤的时候碰上其他连队的知青，都是裹一身到处漏风的破棉袄，腰间用稻草绳子一扎，头上扣一顶破棉帽，活脱脱一副逃难的模样。 蚕桑场职工修筑圩堤 1971年冬天，连里传达说为迎接“程政委”来视察，抢修一条从场部到连队能够走吉普车的路来，全体劳力上阵，从连部开始沿着原有的机耕道加宽改直，不管是田还是坡，挖土筑路，大干了几天，勉强修成一条约4米宽的土路，可“政委”大人压根儿就没有来过，修路占用的农田在第二年春耕时又还田了。 那时我们农业排的知青十分羡慕分在四排养马的知青，他们几个人发了高筒套鞋，好像还发了一身工作服，每天骑着马赶着马群上山吃草，好不威风。平时我们也会央求着养马的知青让我们骑骑马，胆子大的就去骑一匹叫“卡博京”的高头大马，我只敢骑骑一匹矮小一点还有点瘸腿的马，一次刚骑上去，这匹马撒腿就跑了起来往树林里窜，弄得我毫无防备一下被甩了下来，从此断了再骑它的念想。 “913”事件后，马场被说成是林彪在江西的死党为政变准备的基地，1972年下半年解散，马匹全部处理卖掉，一连建制划归七分场，二连建制归还五分场，蚕桑场也取消军事化管理体制，连队复回大队称谓，排恢复为小队。二连归还五分场后恢复四大队名称，我所在的三排与四大队分家，成为了三大队，分场派来了新的大队长和指导员，排长随之升格成为副大队长。 困顿与混账 知青下乡后都干过偷鸡摸狗的营生，农场也不例外。刚到蚕桑场两个星期过后，我们这些知青就不安分了，晚上就动了起来，三两个一伙，穿着套鞋拎着手电筒或者提着马灯，摸到红薯地里刨起红薯，揣到书包里背回房间洗洗干净就啃下肚充饥，在地里偷刨红薯还时有踩到蛇的虚惊，还好没有谁被蛇咬到。偷红薯时常看到地头不远处闪着灯火，知道是来干同样营生的知青同伙，就对着摇摇手电或者马灯，打个招呼、对个暗号。有的知青胆子大些，在村头村尾碰上谁家的鸡跑了出来，一把抓住把鸡脖子一拧，揣到怀里拿回房间，褪毛架锅烧熟了大快朵颐。 下乡头两年我们这些知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连队食堂的伙食缺油少盐，根本无法填饱年轻旺盛的肚皮。于是知青们除了到地里偷红薯，还打起了马房仓库的主意，马房里囤积着一些喂给马吃的豆饼，散发着诱人的喷香，于是隔三差五知青就蹭到马房趁人不注意拿回几块豆饼，就着开水“吭哧吭哧”啃下肚子充饥，这样能够抵挡几日的饥饿感。连里知青中的老大为了解饥馋，骑一匹马跑十几里路，到五分场六大队找哥儿们蹭一顿饱饭，六大队的哥儿们到鸭棚摸了几个鸭蛋招待扬鞭策马来的弟兄，养鸭的老职工发现鸭棚里少了鸭蛋就追查，吓得那哥儿们再不敢去鸭棚偷蛋了。 偷鸡摸狗的混账日子基本上都发生在下放头两年，以后困苦的劳作逐渐抹去知青的顽劣，也磨平了知青身上不安分的棱角，偷鸡摸狗的混账日子渐渐的离知青远去。 纷纷大逃跑 1971年2月中下旬，为了接收分到蚕桑场的几百名南昌各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蚕桑场各分场派出了一批连干部在南昌八一大道长途汽车站对面的省林业厅招待所设立接待站，对分来的学生进行接洽。我们同校分到马场的几个同学结伴来到接待站，接待我们的是二连一位副连长，他滔滔不绝的向我们介绍起了马场的情况：蚕桑场属于省属国营农场，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马场二连位于新祺周以北，靠近永修县，到分场半个小时就走到了，到总场新祺周也就是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回南昌通火车汽车，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回到家探亲。连里有食堂，你们去了以后不需要自己开伙，粮食定量每月45斤，够你们管饱，食堂的菜很便宜，青菜三分钱一份，一个月伙食费6块钱就可以吃饱。你们去了以后每月工资第一年16块钱，第二年18块，第三年农工转正22块，向我们描绘了一番颇为诱人的图景。 场史馆内图板上记叙的不够准确，当年70届南昌学生分配下放蚕桑场的有600人以上；分到马场的就有140多人，其中一连有40多人，二连有99人。 我们这一届分到马场二连的学生有99人，当时来连里报到的有60多人，到了连里看到实际情况与副连长忽悠的大相径庭，同校来的9人中，第一个星期就有一人不辞而别回南昌了，两个月后又有一人逃回了南昌。一同分到三排的一个同校女同学，房间在一场大雨的夜晚到处漏水，她把脸盆饭盒茶缸全摆出来接水，还是没法接住这些漏水，雨水淋湿了被子，她就在床上坐了一夜，第二天头也不回地就逃了。 到了9月份，二连陆续跑掉了将近20个学生，还剩下40来个，各分场连队的情况大体相同。这时候总场着急了，下令各分场派出干部到南昌把这些学生的户口迁到蚕桑场来，没迁来的10月份以后停发工资，引发知青们的骚动，又跑了20多个，留下来的知青只有10个左右。这就是当年的“知青大逃跑”事件。 我父母已在前一年下放去了铜鼓，哥哥在樟树插队，南昌已经没有家了，只能留下来。年初同校分来马场的9个同学中有几个和我从小就很要好，当时心里还有些欣慰，感到彼此还有个相互照应，“知青大逃跑”后同校来的共走了7个，要好的同学全都走了。从这时起，我被巨大的孤单感笼罩住，在几乎一年多的时间里深深陷入在失落煎熬之中，那种痛苦无人可诉，难以排遣，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其中最难受的那段时期的心境，恰如其分，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是我迄今最为痛苦的时期。1971年底，《南京知青之歌》传到了蚕桑场，我时常一人对着山峦田野默默轻声地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 1973年夏天，仍没走出苦闷中的我写了一首抒发内心郁闷的小诗。回到南昌的一天晚上，约了自小一起长大的要好同学到抚河边散步，他被分在青云谱一家大集体单位上班。我把那首诗拿给他看，俩人沿着抚河堤顶边走边谈，忽然对面有几个手电筒晃着亮光对我俩照了过来，听到一人喝到：干什么的？站住！话声间几个臂戴红袖章的围住了我俩，原来是附近江东机床厂的民兵在夜间巡逻。那首诗正在同学手里攥着，此刻我俩紧张起来，若是被民兵发现那可就有麻烦了，幸亏同学对其中一人稍有面熟，答话间套上了近乎，方是有惊无险的度了过去。 总也填不饱的肚子 从1971年初下放到马场，我在分场待了整四年，去的时候还不满17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之前听副连长说每月定量有45斤，心想够吃了。可是在农场待下来才发觉要吃饱肚子是件奢望的事。 首先，农作劳动很繁重，体力消耗大，又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真的是能吃；二是食堂的菜几乎没有油水。打饭用的是半斤或者三两的木头饭甑，把饭刨松入甑拿个板条一刮平倒入饭盒，半斤饭松松的只占了饭盒的一半多点。这样伙食哪够我们吃，连女知青都经常喊吃不饱，我们常常饿得像狼一样眼冒绿光，到处偷吃红薯花生豆饼也就不奇怪了。食堂里的饭常年是发黄的陈米做的，总有一股酒酸味，那时也没敢去多想，我们每年都种收水稻，打下来的新米到哪去了？最底层的农工和知青常年就是这样的待遇，问题出在哪？ 1972年底的冬天我和另一名知青被连里派工去给场部通二连架设电线的电工师傅打下手做小工，我们下水田挖好电杆洞、埋好电杆，等到要他上电杆架线了，这老兄竟然要我们轮流涉水把他背到电杆下面，他自己脚不沾水再爬上电杆去架线，这算哪门子“再教育”？ 救助他人反被打 一天傍晚，一个老职工和老婆在食堂里不知为什么事争吵了起来，不一会听到他老婆的叫骂声中掺杂着哭喊，我和一个知青听不下去了，跑到食堂，只见那个老职工抡着锅铲或是擀面杖在揍老婆，打得他老婆嗷嗷叫唤。 同去的知青一步上前去抢夺锅铲，顺势就和那个老职工扭打了起来，他老婆挣脱了老公的毒打，先在一旁哭天抹泪的咒骂着老公，眼看着老公打不过那知青了，突然她向一头发怒的母狼一样扑向那个知青，俩口子齐心合力打起那个知青来，我在旁边被这一幕弄得目瞪口呆，拉扯了半天才把这场混战撕扯开来。 我胳膊上被敲出几个乌青块，那个知青更惨，衬衣都被撕破了。我俩垂头丧气的走了回去，半天没想明白，为什么救助受害者却被合伙围殴？从此，再也不去掺和别人的家务事了。 炊事员和代课 1972年初春的一天，排里食堂唯一的炊事员提出不干了。当时我正厌烦惧怕着下田劳动，以为食堂炊事员还算是个轻松的差事，还能抽时间在灶台前看看书，就向排长提出来我去接手。排长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连部食堂保管员过来处理了撂挑子炊事员和我的交接事宜，并教着我怎样炒大锅菜，由此我知道了三分钱的青菜是先撒盐放水煮着，起锅时再滴上几滴油了事。 第二天天不亮我信心满满的走进食堂，先把水缸挑满，烧好一锅开水预备着给大家前来打开水，然后熬了一锅稀饭，炒好一大盘腌咸菜，等着来买饭的人就开张了。早饭过后，到旁边的菜地摘下一筐中午和晚上要烧的蔬菜，马上就开做中饭了。忙完了中餐，洗涮完锅碗瓢勺，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下，又到了准备晚餐的时间了。又是一通忙活，等职工们收工回来吃完饭，我才能把灶台等家伙什洗涮完毕，顶着星星回到房间才休息下来。一天干下来，感觉到蛮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炊事员的活计也不好干，除了不被太阳晒，一点都不比下田轻松，心中暗生悔意，但又不好意思提出来。咬着牙如此这般坚持了一个星期，实在受不了了，于是腆着脸皮找到排长辞掉了炊事员工作。
交班的前一天，想着这几天炒青菜着实没放几滴油，有些愧对大家，于是到菜地割了几大把韭菜，特地多放了些猪油炒，结果香喷喷的炒韭菜被先来的人两份三份地买了去，没一会儿就卖光了，弄得后来的人没菜吃了。于是赶紧再生火胡乱炒了个菜，把后来的人打发掉了。我就这样悲催的结束了短命的炊事员生涯。 1972年冬天或是1973年初春，二连小学的女老师要去动手术休假一个月，指导员和连长一合计找到我去代课，并对我许诺说你好好代课，表现好、学生满意的话可以考虑留在小学继续当老师，学校也是准备增加老师的。说实话，当时心底里压根没想要在连队里扎根一辈子，因此对连长指导员的许诺没有惊喜，心想能够逃避一个月的下田劳动还是挺好的，于是满心欢喜去代课了。 二连小学开了一、二、三年级，一共十几个学生，每个年级就几个人，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虽说从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可我一点都不惧怕，先布置低年级学生复习头天老师教的内容，做几道习题，这边厢拿着课本就给三年级的学生讲了起来。三年级讲完了接着做作业，回过头再给二年级的几个学生讲课，对付完了二年级再如此循环给一年级的几个小孩开讲，一番折腾下来倒也轻松自如。
一个月就这样轻轻松松过去了，孰不料学生和家长反映这个知青小老师还不错，颇受欢迎。一个月后休完假的女教师回来，不知何故，指导员找到我表扬肯定了一番，压根没再提留下来的事，叫我回三排上班去了。此生唯一的一次教师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艰辛的探亲旅途 下放一年后，有探亲假了，可以去探望父母了。可是父母还在铜鼓县湘赣边界的大山里，探亲之路迢迢数百里之遥，当时交通条件远没有现在这样好，回家探亲一次着实不易，单程就要花三天时间才能到家，第一天先到南昌，买好第二天去铜鼓县城的长途汽车票；第二天一早乘上长途汽车沿着320国道走到上高吃中饭，再走省道，傍晚才到达铜鼓县城，找旅社住下来；第三天再坐上县城到棋坪公社的长途汽车，摇摇晃晃的翻过一座大山，两三个小时后才到达。 回家之路真是辛苦，返程也是如此。回家探亲一趟还要办手续，向大队写报告批准倒是简单，大队批准后还要经分场盖章，再跑十几里路到总场开介绍信，没有总场的介绍信在路上住不到旅店，这跑得挺辛苦的。好在年轻，又想着温暖的家在等着我回去，就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 1973年冬季格外冷，下起了大雪，我和哥哥事先约好了到南昌会合，再一起去铜鼓。不料公路积雪严重，到铜鼓县城后再无班车去棋坪公社，看天气几天之内山路上的雪都化不开，于是我们决定步行。县城到棋坪公社有40多公里，中间还要翻一座山，路上遇到一位下放干部叔叔，第二天一早7点不到三个人就上路了，踩着埋过脚背的积雪，两副担子三个人轮流挑着，一直走了12个多小时加上在路上吃饭的时间，晚上9点多钟才走到家，三个人穿的棉袄从里到外全湿透了，累得精疲力尽。 1973年下半年开始落实政策，父母亲在10月份回到江拖，结束了三年的下放劳动。家，又搬回了南昌。
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看电影和“手抄本” 那几年凡是能弄到手的书都不肯放过，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如饥似渴的从头看到尾，《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牛虻》《雾都孤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翻了个遍，记得还有一本翻译小说“德黑兰”，作者和译者是谁都忘了，可这书名始终记得。文革后期出过一批所谓内部读物，也叫作灰皮书，1974~75年间回南昌看了不少，但这些书也是家里借来的，不能让我带走，一部《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三册，分了几次回南昌看完的，看得开了眼界。 知青之间开始流传一些口口相传的故事，诸如“南京长江大桥爆炸未遂案”“梅花党”等， 1974年流行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回南昌弄到一本手刻油印的，带回大队在知青伙伴中流传了一阵子。
总场大礼堂前的广场，当年常放映露天电影
1973年深秋，一天得知晚上在总场要放一场露天电影，好像是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收了工和几个知青匆匆赶了十几里路去了新祺周，电影的内容早就忘记了，可忘不了回来路上发生的事情。 那晚有月亮，还挺亮的，看完电影沿着机耕道走，机耕道不宽，结伴返回的有沿途各分场的知青，大伙依次顺序地往前走，边走边议论着电影的情节，快到七分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月光下右边是一条平整笔直的路，心想怎么没人走呢？都挤在这不宽的机耕道上，一边想着我就迈开腿跨了过去，只听“噗通”一声，人就掉到那水沟里去了，行进的队列当即爆发出轰然大笑。 来的大都是落难者 蚕桑场建场于1958年，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反右”以后，从省直机关和九江、南昌两地市机关下放来的一批机关干部，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被打成了右派或是右倾分子；还有就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一批转业军官，总场、分场这两级领导机关主要是由这批下放干部和转业军官组成。职工的成分比较复杂，建场初期从安徽、湖南、湖北招来了一批农工，也有不少下放干部和转业军官的亲戚、同乡来投亲靠友成为农场职工；三年困难时期从安徽、苏北等地逃荒过来一批；还有文革前陆续从大专、中专学校分来一些学生，文革前也从南昌下放来几批知识青年。大体上是这样。 农场也是社会的一域，各色人等都有。马场二连当时有几位颇有特点的人，一位是1950年代华南农学院蚕桑专业的毕业生，正宗的科班出身，广东人、个子小小的，当时和我们一样下田劳动，上山锄草，养蚕季节就发挥他的专业技能各大队轮流着去指导，很是受我们这些缺文化的知青尊敬；还有一位是原九江地委机关报《九江地区报》的编辑，在“反右”中被划为右倾还是打成右派，下放来劳动，温文儒雅、颇有文采。有一年连队要我去总场参加知青代表会，指导员怕我这个缺文化的知青发言跑调，要这位原报社编辑为我写了一份发言稿，我特别记住了稿子中“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排比句。 职工中还有一个1966年从南昌下放来的老知青，我们一来就听老职工说此人有故事，曾经上过大学，文革中被发现在写一本“反动”小说，书名叫《桑海在燃烧》，里面写了吃人肉的情节，听得我们这些刚来的知青毛骨悚然。还有一个安徽人也挺有思想的，文化程度不详，平时总是穿的比较整齐，头发经常梳得一丝不苟，一天和他并排在田里锄草，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江西国营蚕桑垦殖场”和“国营江西蚕桑垦殖场”这两个名称有什么区别、区别的本质在哪里？这下把我问住了，我哪里会去想这种事啊。 在农村讲“荤段子”、说黄笑话似乎是一种有渊源的文化现象，农场职工来源多元，成分复杂，在这方面毫不逊色，尤其是已婚妇女表现得肆无忌惮。来到农场一段时间后和职工们熟悉了起来，田间地头讲起“荤段子”来也就不避讳我们这些知青了，已婚妇女常常相互取笑，什么“你每天晚上都吃油条喝豆浆”出口就来，开始我们还不明就里，后来略微知道了一点不免被臊得面红耳赤；更过分的是妇女们时不时还捉弄喜欢跟她们调情拌嘴的老男人，有几次在地头嬉闹追打，把老男人的裤子扒了下来，弄得老男人光着屁股到处跑。妇女们看着知青小伙子小姑娘在一旁面色窘迫的样子，开心得哈哈大笑。 南柯一梦 1973年下半年，我报名参加了一次大学招生考试，感觉还不错，挺高兴的就回到了队里，一直幻想着去上大学，没多久就听到了张铁生，风向立刻发生转变，我心有不甘，辗转折腾好些天后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后面还有“政治审查”。我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 女知青的不幸遭遇 文革时期，女知青遭受干部凌辱、遭遇不幸的事情时不时在知青中流传，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几例。 大约是1973年间，突然传说马场一连的指导员强奸了一个和我们同年从南昌下放来的女知青，给抓了现行，被总场派出所带走了。后来慢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那个指导员看上了一个高挑个子、双辫披肩长得挺好的女知青，施以小恩小惠，许诺若顺从的话就把她安排到食堂做管理员，女知青上调回城无望，就答应了指导员的要求，于是如愿当了食堂管理员。再后来，听说指导员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一连还有一个个子不高的女知青，长得很漂亮，据说南昌家里很困难，只有一个老母亲。当时，马场从山东招来了一批会养马的农工，其中一个兽医整日穿着高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经常在总场、分场间往来。年近四十的兽医还是个单身汉，看中了这个漂亮的女知青，于是借着便利经常到新祺周商店买些饼干蛋糕送给女知青，女知青因家里条件实在困苦，返城无望，被兽医的举动有所感动，但又嫌兽医脾气暴躁、年龄偏大，半推半就的和兽医好上了，可家里老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山东汉子。 不久，马场撤销，这批养马汉子可以选择留下来或者回山东，兽医决定带着女知青回去，这时女知青肚子也大了，俩人还没领结婚证，脾气暴躁的兽医在女知青怀孕期间动手打了她好几次，老母亲哭的以泪洗面，毫无办法。 再后来，听说兽医威逼着女知青去山东了，走的那天状况凄惨，老母亲从南昌赶来万般无奈地送女儿走，在去车站的路上，兽医走在前面，女知青挺着个大肚子跟着，老母亲在后面拎着包裹不停地抹眼泪，一连的知青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目送着一个同伴离去了。 告别农活，走进工厂 1975年来到了，我在三大队已经待了整四年，春节过后，传来了总场直属工业单位要从各分场知青中招收一批去当工人，发展场办工业的消息。我终于获得机会，来到新祺周的工厂，开始了我的钳工学徒生涯。我被分到了五金厂。厂里把我和一分场推荐上来的知青W派到江拖进行半年的培训，回来后在机修车间上班，我在钳工班、师弟在铣刨班，开始了当工人的新生活。 我们开始跟着老师傅学着造车床。简易车床造完了，厂里开始上新产品，决定动手造适用于湖区耕作的机耕船。机耕船实际上就是一台单缸的简易拖拉机，只是套上了一个钢铁的小船壳，也有轮子可以在陆地上开，下田时要把胶轮换成大齿轮状的铁轮子。
总装阶段两人一组，班组长安排我跟着X师傅，几天下来发现他心灵手巧，干活又快又漂亮，没多少天我俩就装好了两台机耕船。车间主任很高兴，兴致勃勃的上来坐在右边的轮子挡板上，左边也跳上来一个青工，等我一松离合器起步的时候，突然觉得左边的青工不见了，回头一看，他正在地上打着滚做着后空翻，还好主任抓住了驾驶座没掉下去。摇摇晃晃开上公路，对面来了一辆总场车队的解放牌卡车，那司机大概看到我开的不稳，猛按了几声喇叭，我一慌，方向盘失控、机耕船就冲到路旁的田里去了，慌乱中主任跳了下去把腰扭着了，从此再也不敢坐我开的车了。 1978年我离开新祺周时有一台还在分场用着。 1975年冬，又到了修堤的时节，厂里接受任务分派各车间，我和师弟都上去了。到达二分场，先遣队在堤脚下用毛竹和油毛毡搭好两个窝棚，男女各一，旁边又搭了个简易食堂。早上起床发现被子上结霜，头发眉毛上也挂霜，够冷的。 挑堤的劳动强度大，夜里我们买点烧酒饼干，围在窝棚被子里，大家一人一口传着酒瓶，喝得微醺后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继续上堤挑土。 干私活夜半惊魂 中学同班同学中，有一哥儿们他兄弟几个会在家里自己冲印黑白照片，受到他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兴趣。先要弄一个曝光箱，可以自己动手洗印照片。汽拖配件厂的上海知青L会一手木工活，做了一个很精致的曝光箱送给我。至今我仍保留着，每当看到都非常亲切。 保留了四十多年的曝光箱
有了曝光箱后，接着想弄一个三脚架。一天在总场碰到宣传部干事手里拿了个三脚架，眼睛一亮立刻凑了上去套近乎，连央求带保证把三脚架借回宿舍，当天就把各个零部件绘好了草图标注了尺寸，接下来就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它做出来。 下班时，我和师弟蹑手蹑脚翻窗进入车间，他开铣床我开车床，把机床打到低转速、尽量轻声地干了起来，第一晚有惊无险的度过了；之后两三个晚上如法炮制，大功告成就差一步了。最后一晚，我俩正干着，突然听到车间大门打开的声响，抬头看去是另一位车间副主任走了进来，我们相互大眼对小眼，尴尬的望着，副主任边走过来边问：你们在干什么呀？我嗫嗫的答道：我们在做点小东西。事情最终反映到厂部，好在厂长大度，判断我俩不敢搞“地下黑工厂”，只是揩工厂的油，捣鼓自己的小玩意，也没有让把东西上交。 自己亲手制作、且经历了一场夜半惊魂才完成的宝贝始终没舍得丢掉，和那个曝光箱一起留到现在。 波折的高考之路 1977年恢复高考，蚕桑场的考生在南昌齿轮厂中学考场考试。记得第一天上午是考政治，早上光顾着背复习资料的答案，到考场门口发现竟然忘了带准考证，当即以百米冲刺的劲头飞奔回去拿，好在赶上了进考场。监考老师显然对众多知青考生心怀同情和鼓励，监管得不是十分严格。 极度紧张的度过两天考试，个把月后，总场贴出了全场第一批上了全省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惊喜地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到新建县人民医院体检，顺利通过。等到77级新生都开学了，我却最终没有下文。 1977年参加高考受挫的打击太大了，一时间万念俱灰。1978年三四月间父亲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1978年的高考于7月份举行，我怀着近乎悲壮的心情再次走进考场。高考分数出来了，我又上了本科录取分数线，还是在新建县人民医院体检。在得到高考上线通知和参加完体检后，我发起高烧，病倒住入来了医院里。 8月底还是9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病床上躺着，忽然看见师弟微笑着走了进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我颤抖着打开信封，展开看：我被江西工学院土木建筑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了！
再见，新祺周 再见，蚕桑场 江西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规定，78级新生开学报到的时间是10月初。9月中旬，我回到厂里，办好了户口迁移、粮油供应关系转移、工资证明和团组织关系介绍信等一应手续。 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心里想着走之前要去五分场三大队一趟，再去看看曾经相处了四年的老职工和还在那里的知青伙伴，感谢他们在我人生困难的时期给予我关怀和支撑；感谢他们四年前对我投下了信任的一票，把我送到了新祺周工厂，使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五分场三大队，和P兄夫妇、和当年的排长、和知青伙伴们一一话别后，像四年之前、又与当年截然不同，挥手转身离去。 新祺周，蚕桑场，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在向P兄告别时他夫妇俩告诉我，八年前我刚来三排时候睡的床铺恰巧是从他家里摘下的门板，由此他俩就关注到了我，在他们眼中当时我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城里来的大孩子，八年来一点一点的看着我长大成人。是啊，来到蚕桑场时，那个大孩子满怀迷茫，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这八年，经历了多少坎坷，五分场、新祺周，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痛苦和欢乐，只有自己心中明白。
在离开生活了八年时光的这片土地的此刻，心中当然是充满了对大学生活、对未来的期望，但自己明白的感觉到，已经远远没有了当年离开分场来到新祺周工厂时那样心花怒放的兴奋，那种感觉只有那一次！ 后记
离开农场之后的三十多年，上大学、工作、成家，一直忙忙碌碌；跟随国家翻天覆的变化、时代日新月异的步伐，为了追赶曾经的失去，一直奔跑在向前的路上，无暇停下脚步旁顾其他。 退休后赋闲了，逐渐与失散多年的小学、中学同学恢复联系，特别是当年一起下放在农场的知青同伴逐渐聚拢。大家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在一起相聚、回忆当年了。庆幸国家回归正常、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我们这一代赶上了物质极大丰富、科学技术极大发展的数字信息时代，在我们退休之时，至少不会再为衣食担忧。受益于如今手机和微信的普及，同学及知青同伴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交换已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彼此逐渐回复到当年整日在一起耳鬓厮磨般的亲密。近年来，读到许多回忆知青经历的文章，心中逐渐萌发出也可以写写我们70届农场知青那段难忘岁月的念头。 我以自己的视角，写下了八年农场生活的记忆片段。所写下的这些事情，都是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的，是当年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知青的平凡生活，而这酸甜苦辣的平凡生活也是“文革”十年中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相似经历。对当年遭受的挫折再次回忆并写出来的过程，不啻于是对自己的心灵施以再一次煎熬；在写的过程中，当年的那些事和人，随着键盘的敲击自然而然的浮现在眼前，就像刚刚发生的那般鲜活明晰。这使我真切地意识到，蚕桑场从未离我远去，我们这批知青最美好的年华岁月，已经深深地浸润在了那片土地之中，它永远牵扯住了我。
2019年8月于南昌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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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汤晓炜：农场八年知青路
汤晓炜，生于1954年，南昌1970届初中生，16岁下放至江西蚕桑垦殖场，在农场八年，务农，当机修工人，1978年考入江西工学院土木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省计划委员会（后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从事全省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工程咨询评审、交通行业发展规划、计划及项目审批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
作者：汤晓炜
三排的食堂，如今仅剩残垣断壁
在新祺周工厂学徒的快乐时光
当年在二分场水田里试验机耕船
经历夜半惊魂做出来的三脚架
当年的入学须知。录取通知书在入学报到时交给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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