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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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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培明 一 政治篇 “文革”大串联结束，我从北京回来，发现家里多出来好些书。渐渐的有人知道了，纷纷来借阅。先是街道上的小伙伴来借小人书，后来一位我们“西安六中”的高中同学托我找本《红楼梦》。我把上半册给了他，自己看下半册。虽然是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已然如痴如醉了，恨不能早生几百年，到“大观园”里当个“小厮”。 再后来二哥“投亲靠友”去陕西周至县上山下乡，这些书更加源源不断了。大哥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二哥就是去投奔他的。他们俩在下乡所在地的造纸厂有“内线”，厂里有很多的旧书准备做纸浆，众所周知，是文革“破四旧”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些书堆积如山，偷偷拿几本送人根本无人觉察。 同年龄段儿其他学校的都下乡了，我们因为历史的原因“缓期执行”（学制改革，推迟毕业），自以为非同凡响，专门挑一些政治历史书籍来看。其中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国家是阶级矛盾的调节器”，我十分认同，认为是个政治常识，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以为然？为了打开这个大大的“问号”，我下乡插队时特意带上它。 还有一本《儒林外史》是必备的，以为在里面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看了它，可以和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聊发思古之幽情，我实在是看不起现实社会中许多的人和事。比如，这本书的书名是草体字，就被一位喜欢吹笛子，拉二胡的当地知青读成“糯林外交”。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戏子当道”，搞文艺宣传可以从娃娃抓起，擅长吹拉弹唱的知青有机会参军到部队文工团，或是提前招工到文艺团体，甚至可以不用“上山下乡”直接参加相关工作。其他人则不行，必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招工要看在农村的“表现”，上大学要看你手上茧子厚不厚。可见这位同学也想走捷径，已经多年没有读书了。 外国小说我选了《基督不到的地方》，作者是一位被意大利法西斯当局流放的政治犯。因为我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进过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去见到一个熟人，他的第一句话：“你把谁的肚子搞大了？！”问得我一头雾水。原来里面关的都是些小偷流氓坏学生，这让我觉得很丢人。后来我以“政治犯”自况，才缓解了自卑心理，所以对这本书有亲切感。我们来到这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商南县，带上这书是想找一个精神上的旅伴。相同的命运，使我很想了解作者在意大利南方农村的流放生活和我们的境遇有什么不同？上山下乡逃避“宗教”迫害，也许正是我想要的。 此前，学校“工宣队”威胁过我：打个电话，马上可以让公安局把你抓走！由于我坚称自己只违背过毛泽东思想，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两大张纸写满了别人举报的二十多条“罪状”，一条也没有落实，此事才作罢。 译者的前言先把我惊呆了：“卡罗.勒维——画家、医生、作家——由于坚贞不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一九三五年被流放到意大利南部……一个荒凉的小乡村。”典型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不但不知道明哲保身，还敢反对领导，为什么没有被从“肉体上消灭”？一九三五年，正是德意法西斯最嚣张的时候，一年之前，墨索里尼颁布了“全民军事化法”，为侵占埃塞比亚做准备，非常时期，军事法庭可以宣判每个公民死刑，为什么对作者网开一面？唯一的解释，墨索里尼是个无神论者，他认为把社会精英送到“基督不到的地方”，让愚民同化他们，然后为他所用，比直接杀掉他们划算得多。 作者自述，他是他们的国家正走上伟大道路那一年被捕的。作者没有给“伟大”二字打上引号，也许在他们的字典里，伟大——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词儿。这和我们的经历类似：“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伟大成果”之一。 不同的是，意大利南方农村存在贫富差别，富人的晚餐有咖啡和奶酪，穷人只是吃一些面包。而我们所在的村落，几十户人家找不出一副蒸笼，大家都一贫如洗。下乡三年里，从来没有见过农民吃中国式的面包——馒头。 意大利的穷人吃不上奶酪，是因为作者遭流放的那一年，政府颁布了“山羊税法”，税额特别高，几乎和羊的价值相等。政府似乎刚刚发现农业受损失是因为农民的山羊啃吃了地主的庄稼，“山羊税法”逼迫农民把山羊斩尽杀绝，“替罪羊”缓解了他们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下乡的第三个年头，1971年秋天，林彪事件爆发，上面把“五七一工程纪要”拿出来让农民批判。当我们念到某些章节时，农民们用目光相互刺探着对方的想法。从前骂过林彪是“奸臣”的，现在却沉默不语。他们既不批判它，也不为它辩护。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方村社静静地旁观着城市的兴起，繁荣，争夺，屠杀以及灭亡。不同的国度和征服者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纳税的主人。”这段话我是在对这本书的书评中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用它描述当时的中国农村更为贴切。 中国几百年来都没有变，农业税是政府的最主要税种，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督促农民交公粮、卖“余粮”。交公粮，农民是“很乖”的，种谁的地给谁交租天经地义，农民深深地认同这一点；“卖余粮”却使各级干部大费周章。光是“余粮”的名目每年都要花样翻新，“忠字粮”“战备粮”“爱国粮”层出不穷，后来经济学家一语道破天机，“公购粮”被称为“暗税”，是农民额外的负担。因为在集上苞谷可以卖四毛钱一斤，粮站收购只给八分钱。而在意大利的南方农村，只收农产品的流转税。也就是说，他们仅收“鸡蛋”税，不收“老母鸡”税，所以税务官的权力很小。这让我看到了农耕社会和工业时代最大的不同。 书中对税收的记述只有寥寥几笔：税吏是个年轻人，有一撮红色的小胡子，来的时候带着一管箫，他说他的职业太下贱了，农民骂他，还有人拿枪瞄准他……他的心思不在他的职业上，他要写作歌曲，参加竞赛，倘使得了奖，他就放弃这个税收工作。 一直以来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后来才被团结起来了。其实，意大利南方农村也是一样。村镇上有各种党派，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来一个生人，各方面都不愿背上“不好客”的坏名声，都想把他争取到自己阵营里来，哪怕他是个政治犯；“他们坏得很，把每年都说成荒年”，税务官这样看待农民。农民不把农产品拿出来卖，收税的人就拿他们无可奈何，虽然他们人人都说自己热爱意大利。 一天早上起来，作者发现他的同房——税务官——不见了，他要在拂晓前赶到农民家里，把法律的“安慰”带给这些家庭，可能是去宣传“山羊税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墨索里尼颁布了这混蛋的“山羊税法”，可是他对程序正义却有着起码的尊重，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之前，都要先制定一个法律。 二 艺术篇 同学们中也有不少带着书下乡的，我从他们那里借阅过冯梦龙的“三言”和另一位明代作家的“二刻”。对于他们只知道“杜十娘”而不知道“杜丽娘”深表遗憾。 自从看了《红楼梦》之后，便有了一种“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美妙感觉，可是书中最让人心往神驰，能让我忘记眼前的艰难困苦的描写却来自于四百年前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每天收工后听着同学们吹拉弹唱，苦中作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我正好带着这个剧作的脚本《还魂记》和一本《西厢记》。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看着农民住在解放前，甚至是明清时代留下的破旧屋子里，房前屋后栽种着的大丽花、牡丹花却与山坡上的牵牛花争奇斗艳，颓废美也是美，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我们颠沛流离来到这穷乡僻壤，有贫下中农当同盟军，欣赏美变得理直气壮了。对于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有了更多的思考。 人类社会的“老恐龙”因为自己年老色衰，外形越来越丑陋便憎恨美，会把美被说成丑；动物世界的蜜蜂蝴蝶为庄稼和果树传花授粉并不是它的本意而是受到了美的诱惑。美的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有道理的。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满目青山，杜鹃花红，布谷鸟流着血泪，不知疲倦地提醒着人们：“‘算黄算割，算黄算割’，你们的麦子熟了。”杜鹃啼血的凄美故事被农民作了新的诠释，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个忧国忧民的国王，而是换成了一位因为误了农时悲怆而死的农民小哥。 这些《牡丹亭》中的唱词美不胜收，不胜枚举，讲的却是一位贵族少女思春梦遗的故事。杜丽娘被丫鬟春香带去自家的后花园流连忘返，小憩梦中和臆想的情人一番云雨，后来因为好梦难圆而郁郁寡欢撒手人寰。古人如此大胆地歌颂少女的情欲之私，而且传唱几百年，所谓者，法不诛心。至于我们，和这位受封建礼教束缚待字闺中的少女一样，爱情生活一片空白。情欲的宣泄，也只能在梦中。女同学我不知道，男同学的第一次大家都羞于启齿。
残酷的现实中，不可能做好梦。而这位大家闺秀梦到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后人——柳梦梅，她的父亲杜宝自称是诗圣杜甫之后。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天作之合是汤显祖杜撰的，可是四百年来没有人质疑这一点，昆曲迷们都被作者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神来之笔征服了，对于剧中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可以虚构得如此出神入化，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西厢记》是才子佳人戏的鼻祖，“后花园私定终身，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套路被演绎了千百年，恩格斯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在我们的历史舞台上早已达成共识。也说明了在古代，社会阶层是可以向上流动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近代有一段时期，阶层被固化了，很多莘莘学子因为父辈的原因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力。 《西厢记》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现实意义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把四位剧中人乱麻一般的感情纠葛搬上舞台，正所谓“文者，纹也”，曲折的表达才称得上艺术。曲折离奇的剧情引人入胜。哪像被江青改编的八个样板戏霸占戏曲舞台，男女主角全都是鳏夫寡妇，“爱情”成为艺术禁区，故事情节直来直去，完全脱离生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原则被抛诸脑后，实在是对中国人情商、智商的巨大侮辱。依京剧样板戏改编的秦腔戏现代剧，被农民贬斥为“铲锅、伐锯、驴叫唤，石头浪里拉铁掀”之后的“第五难听”。 以上两部戏曲充分展现了人性的魅力，必然被打入冷宫。杜丽娘死了以后，丫鬟春香被主人收为义女；张生、莺莺在红绡帐里颠鸾倒凤，春宵一刻值千金，红娘却在花园棋亭中坐了大半夜，秋露打湿了衣衫，主仆之间情同姐妹并非虚言。阶级融合是和谐社会的标志，是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文革时期批判“人性论”，是悲剧里的悲剧，噩梦中的噩梦。 三 历史篇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我感兴趣的是哪一段会在现实中重演。别的历史人物不须我置喙，南北朝时梁武帝的行止最让人哭笑不得，不得不说。集穷奢极侈与克勤克俭于一身，这种两极端的人格与权力结合必将上演历史的悲剧。 初登大宝的萧洐称得上是个好皇帝，勤于政事，五更便起床工作，广纳谏言，体恤百姓，本人也节俭异常，大冬天的穿个破棉裤，屋里连个火盆都没有。史载“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说的就是他。南梁在其治理下，欣欣向荣。可是晚年的萧洐，陷入佛学无法自拔，成了个“意识形态狂”。 当时的萧洐有多疯狂？不仅掏钱给和尚们建佛寺，给佛像镀金身，还自己亲自出家当和尚。 他下令广建寺庙，全民奉佛， 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寺院座座都规模宏大，极尽奢华，耗费无数人力财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他三番五次出家为僧，每次都要大臣们花亿万钱财去庙里赎他，然后拿这些钱再去修建新的庙寺。国家在他的折腾下终于爆发侯景之乱，儿子从了叛军，老婆不知所踪，他自己则被囚于台城之中，想喝一碗蜜汁都不给，最后病饿而死。 吃素念佛，艰苦朴素的皇帝被推翻了桌子，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开国皇帝入寺学佛，也许为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医疗心灵的创伤。最终被饿死，虽说自作孽，不可活，也算死得其所。如果寿终正寝，才是无耻之尤。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刘培明："一打三反"运动在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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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刘培明：下乡插队时看过的“禁书”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刘培明，1950年生，西安市第六中学69届高中毕业。同年10月到陕西省商南县富水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底招工到商洛公路局，后调入交通部西安筑路厂，现已退休。
原题
下乡插队时看过的"禁书"
刘培明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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