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何蜀，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作者：何蜀
过去有一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似乎一般当父亲的在子女面前都少于像母亲那样耐心、亲切地讲述往事，其实，父亲也是一样能讲的。我前些年因做抢救历史记忆的工作，与父母在一起闲聊时，经常有意识地提示他们讲些往事，常常是母亲讲，父亲在一旁补充。母亲去世后，我只要有机会就与父亲多聊——也让他在回忆往事中多活动一下脑子，得到不少收获。我从小就知道老家是河南荥阳，前不久才听父亲说，老家原来属于汜水县，1949与广武合并为成皋县，后来才合并到荥阳县的。父亲说，我家不知是在哪一代从山西移民到河南的。他的爷爷死得早，他从小就没见到过。他奶奶（我的曾祖母）姓范，小时候他是由奶奶带大的。我父亲小时候身体不大好，家里给他起的小名叫“老犍”，希望他能像牛那样强壮。后来是一个游方和尚给他起了大名“青峰”。父亲讲，我爷爷叫何才，在当时乡下是个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有点文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农闲时，他挑着担子串乡做点小买卖。我们老家出柿子，每年柿子收获后，家家都要晾晒柿饼、柿皮、柿瓣（一个柿子切成四瓣）。据说柿饼上的那层柿霜是一味中药，药房要收购，那时我爷爷就帮着算账，他会打算盘，我父亲打算盘就是他教会的。不过在那种穷地方爷爷也没发财，所以土改时成份还是划的贫农。他们那里穷得很，没有地主。一年到头吃糠咽菜，难得吃到白面，过年时才能吃到肉。父亲上小学时，每天还只能带点晒干的柿叶去充饥。我父亲是长子，爷爷“望子成龙”，让他先读了几年小学，后来又读私塾，在私塾里学了《论语》《孟子》《诗经》等。他离开老家乡下，是他读私塾的老师带他走的，老师叫孙凤山，那是抗战初期，听说渑池在招学兵，学成后就可以当军官。孙老师和我爷爷关系很好，爷爷说把孩子托付给他了。能够“当兵吃粮”，对于当时的贫苦农家来说是大好事。离家时，奶奶给了我父亲三块银元。
父亲在西安时留影
大同公司是靠销售照相材料和开照相馆起家的，抗战胜利后扩大到经营百货。照相馆是从南京迁来的有名的庐山照相馆。我父亲在照相馆干了大约一年，还跟师傅一起去歌乐山“山洞”（地名）给陆军大学将官班的结业学员与蒋介石合影照相。我父亲帮师傅背相机去。学员们全部坐好了，一长排，中间把蒋介石的座位留出来。那个相机是轮转相机，转着圈拍这种很长的集体相的。本来要拉皮尺量好距离定机位，但师傅有经验，不用皮尺，只用步子量，在坐好的人群前面一步步量，然后定好机位，架好相机。等蒋介石一来，坐下了，相机就开始转。镜头一转过了蒋介石，蒋介石就起身走了。
那时我父亲晚上就在立信会计学校读夜校，学会计。学校在筷子街的立信大楼——当时叫大楼，其实也只有三层。他们一起学习的一些同学，交情比较好的，按旧时作法，结拜兄弟，共有十二个人，写了金兰契，照了张合影。照片上，我父亲在后排右1，父亲记得起来的其他人是：前排右1程培道（晶晶玻璃厂），右2洪继全（正中书局会计主任，后听说去了成都新华印刷厂），二排右1刘宇晴（大来实业公司会计主任，后从税务局调商业局土产公司），右2陈名扬（原自营煤店，后在印制三厂），右3邓铿（三友实业社，后从税务局调针纺公司），左1刘裕华（情况不详），后排右2袁桅舟（大来公司业务员，后回老家达县），右3戴鹏（金沅钱庄职员），右4邱继奎（市财政局，因肺病去世），左1刘德才（银行职员）。
父亲在立信会计学校时的十二个“结拜兄弟”合影
父母结婚后，搬到了嘉陵江边的小河顺城街，是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的小楼，黄河水利委员会抗战复员走了，小楼里只住了一对中年夫妇，男人有肺病，女主人很欢迎我父母这对新婚夫妻去住，觉得可以冲冲喜，让她丈夫的病早点好。父母租的是那幢楼的门楼上边一个大房间，那门楼很厚，像城墙一样。以后父母又先搬到了临江门的戴家巷，后搬到了和平路一处煤店楼上。父亲说我就是他们在和平路时出生的，父亲租了车把母亲送到四德村一家私人诊所去生的我，那个女大夫是留日的产科医生，医术很好。生下我不久，父亲又买了江北的一处别墅小院。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江北那座单门独院的房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小别墅。那是我父亲从立信会计学校一个结拜兄弟邓铿的后妈（小妈，就是他父亲的妾）那里买的。他小妈的儿子不争气，赌钱，把什么都输光了。他小妈没办法，只好把房子卖了，记不得卖了多少钱，那点钱也马上被她儿子拿去赌了。我父亲那时正想在城外找房子，觉得城外清静一点，空气好一点。邓铿后来在针纺公司当会计。那房子在江北新城火神庙街，靠近后来的十六中（原来叫治平中学）。新城那时还有城门，是老江北城里面的城中城。那房子本来是老式的土墙房子，没有窗户。我父亲花了二两黄金找人大修了一下，把那种老式的很长的房檐锯短，把墙上开了窗，安了双层窗户（一层玻璃窗，一层百页窗），屋内加装了天花板，地面铺了木地板，屋檐下用石头砌了檐坎，修了阳沟。屋前的地坪是三合土打的（当时还没有用水泥），地坪边上三面都用青砖斜着嵌了花边，隔出一圈花圃，里面种了麦冬和一些灌木。小院临大路的槽门（院门）也是新修的。屋后种了几棵桂花树。我1948年出生后，先是母亲写信把在贵州帮佣的外婆请来帮忙料理家务，随后外婆把她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我们称祖祖）从老家合江接来重庆。他是退休的老厨师，很会做菜。父亲讲，有时在家里请客，祖祖一个人，也不要人帮忙，一早去买了菜回来，独自坐在那里慢慢理，慢慢切，他切的萝卜丝细得像头发丝一样。到晚上开饭的时候，一桌酒席就做出来了。我则记得有一次他做的桂花包子，又香又甜，好吃极了。我舅公（我外婆的弟弟）带着舅婆也来了，是来投奔他父亲（我祖祖）的。来了以后，我们那房子住不下，我父亲就拿钱在旁边坡上给他们搭了个平房。舅公没有什么手艺，就靠挑水为生，那时江北城还没有通自来水，居民都是靠从河边挑水来用，自己不能挑的就买挑水夫挑来的河水，倒在水缸里，放点明矾把河水澄清一下。回忆起那时的生活，父亲说，后来讲资本家残酷剥削，他就不相信。他到重庆后就一直是在老板手下打工，但从来没有感到过受到“残酷剥削”，而且生活得很好，一人挣钱就可以养活一大家人，还可以自己买房子。国民党从重庆撤退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班的士兵路过我家，在院坝里住了一宿，那时候天已经很凉了，我父亲叫他们到客厅里住，他们坚持不干，就在院坝里露宿。我父亲和他们班长聊，班长是外地口音，说共产党来了不得了，要共产共妻，连小孩都要充公，共产党还有“听墙队”，专门偷听每家人的私房话。劝他们早点设法离开。我父母当然不相信那些，我母亲当时还天真地想：小孩充公也不怕，反正儿子小腿上有块钮扣大的胎记，她能认出来。不过这批败兵确实是很规矩的。我母亲曾在一家商业广播电台去做过播音员，与先就在那里播音的郝静成了好友，郝静的丈夫张汉武，是留学美国的药学专家，人很老实，内向——据说他是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暗中选派去美国留学以便为新中国储备各业人才的，但他后来居然不知道为自己那段历史找到证明以得到个“参加革命”的身份认可。张汉武自己开了个小药厂，把我父亲找去当经理，我母亲也去做洗药瓶之类的事。但后来私营药厂没法发展，被国营的药厂收购了。1951年，父母都考进了税务局。以后张汉武、郝静一家搬到南京去了。因为在城里税务局上班，每天过河不方便——那时候过河还没有轮渡，只能坐木船，涨水天河面很宽，浪高水急，坐船很紧张；枯水天在两岸都要走很长一段河滩路。我家就搬进重庆老城区佃房子住，我记得上托儿所之前在石灰市旁边一条小巷百子巷里住过。后来才在人民公园（原中央公园）旁边面对长江的新街（后来先后改称公园新街、公园巷）分到了税务局的宿舍。江北的房子空出来了，父亲先后借给两个好朋友住过，住的时间都不长，因为进城要过河，住处又没有自来水，都觉得不方便。
后来那个小院不得不卖了，因为父亲刚工作不久就遇上了“三反、五反”运动，被人诬告在大同公司当会计主任时与资本家勾结贪污了钱——大同公司本来就是“资本家”自己的私营企业，“资本家”贪污谁的?父亲被“打虎队”抓起来批斗、逼供，罚跪“炭花”（烧过的炉灰里扒出来的炭渣子），不准睡觉……总之是硬逼他“退赔”。父亲哪见过这样的阵仗?不得不东拼西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加上我母亲的首饰，甚至我外婆也拿出了她从娘家带来一直珍藏着的陪嫁首饰，全部交也不够，就只好把江北的房子卖了。房子是卖给十六中一个总务科干部的，卖五百块钱，一年还清。那人听说不久也挨整了，还不出钱了，就拖着没还。我父亲还告到法院，由法院判决他限期付清。父亲到晚年都还记得很清楚，那次莫名其妙的“退赔”共计上交了三十六两黄金和五百个银元。就这样“充公”了，也没有人给什么字据。父亲平时很少讲他挨整时的事，直到他晚年我问起时，父亲才说，曾跟他合伙做生意的一个朋友（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事后才告诉我父亲，听说内部有个规定，以前在私营公司工作的不算贪污，因为贪污的也是资本家的钱，不用退赔，因此那个朋友就硬顶着没有退赔。但我父亲不知道这个内部规定，冤枉“退赔”了。事后得知，也不敢去找单位领导问，就只好自认倒霉。后来父亲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他始终说不清楚，也没有专门去追究过。他说他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论。我问他，打成“右派”时应该有个书面的处分决定吧?他说有一个，但是他没有保存。以后的“改正”决定他也没保存，想来他对那“改正”文件也是不大满意的，不然，按他的习惯，肯定是会保存起来而且会交给我的。我在修订此文时读到一篇《浦熙修之谜》（作者王璞），看到文中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有理想有目标有一套富国强民大计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一类是“名符其实的陪斩，是共产党搞运动造声势的牺牲品。他们糊里糊涂因千奇百怪的原因给人打成右派, 有的人到死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人是右派的大多数”，第三类是被冤枉的“假右派真左派”。按这三个分类，我父亲显然属于“糊里糊涂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被打成“右派”之前，他已经当上副科长，又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因他是老会计出身，账上的事骗不过他，一些税收难点常常会交他去解决。他不但工作能干，经常被评为先进，而且文字表达能力也强，发表的一些业务文章，所得稿费大都用来买了政治理论书籍以求得“思想进步”，如陈伯达写的《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还有一两本刚开始出版的《斯大林全集》，在扉页上，他都要用潇洒的字体写上“稿费收入购书”并盖上私章。领导上经常派他出差，在上海、北京等地出差，就买一套当地的风景名胜照片回来。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回来时先回河南老家去看望阔别二十年的父母，在家里竟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匆匆赶回来了。这事后来母亲和外婆一讲起就很责备。我估计就是他的积极工作加上春风得意引起了某些人的嫉妒，或者只是为了凑够上级下达的划右指标吧，他就稀里糊涂地被整了。不过可能因“罪行”不严重，加上他出身贫农，处分还不算重，从十八级降为二十一级（正科级降为科员级），就在市内劳改，而没有被送去外地的劳改营。后来在1990年代，有些“改正右派”提出要求补发被降被扣的工资时，我跟父亲聊起，说应该补，不然为什么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都要补发工资，而“右派改正”却不补发?他却不以为然，一是觉得没什么可能，二是说那也补不了几个钱，那时工资低，一个月降二十块——那时候二十块钱相当于一个低工资收入者的一月收入了，但现在若要补，一年也只能补二百多块，十年二千多块，二十年才多少钱?不过说起“三反、五反”时被冤枉“退赔”的那三十六两黄金和五百个银元，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看来他对此是一直牢记在心，或者说是耿耿于怀的。父亲说起稀里糊涂当“右派”时，还讲到他知道的另一位，更加稀里糊涂。那位本来是响应号召下放农村劳动的“下放干部”，与一批“下放干部”和被送下去劳改的“右派”一起去到下放地点，整队时，大概宣布“下放干部”站一边“右派”站一边的时候，那“下放干部”没注意听，看到有本单位的熟人，就去站到一起，结果那边是“右派”队伍。待分派下放地点时他发现不对，声明自己是“下放干部”，被领队的人厉声喝斥，不准更改。从此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混进了“右派”队伍。父亲戴上“右派”帽子后，先在北碚蔡家场砖瓦厂劳改，后来又在大坪、南岸四公里的农场劳改。对那些屈辱与劳累他都从没讲过。只在晚年有一次闲聊时讲到一件趣事：在四公里四季青农场时，正值大饥荒，他们有几个“右派”常被派去给大食堂运米，三四个人，用板车拉，父亲因个子高大，一般都是“拉中杠”，即在板车前边居中，双手紧握板车的两根前杠掌握方向，其他人在两旁“拉边绳”。中途在一荒僻处休息时，大家已商量好，由一位粮食公司来的“右派”拆开米口袋一边的封口线，取出一些米，然后分头找些泥沙碎石按分量塞进袋里，再由粮食公司那位按专业要求把米口袋封口还原。这些都是事先商量准备好的。然后他们便把米拿到附近一农家，请农民煮好饭，再扯点地里的菜来，加上农家的咸菜，大家饱餐一顿，剩下的米和饭都留给农民，那农民自然感激不尽。这样的事自然只能偶尔为之。父亲个子大，食量大，劳动强度也大，那时也得了浮肿病，曾找医生开了“康复丸”，回家休息了两天。他有时回家还会扛回来一大麻袋红苕根，即食堂里将红苕削下来的根部，外婆如获至宝，觉得是好得很的辅助食品了。后来文革中按照领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税务局也进驻了工宣队，一位陶师傅是一家国防工厂来的，他居然跟在食堂监督劳动的我父亲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父亲，说你放心，今后肯定会平反，我看了你档案，没得啥子大不了的问题。1971年，我四妹初中学毕业，当时按我们的家庭“政治条件”，升高中基本不可能——后来知道她班上只有很少的人升了高中，她就面临要下乡当知青的命运了。这时学校正动员去云南支边，因为那里是边疆，去的人必须政治可靠，家庭出身没问题。四妹回来说起后，家里当然都觉得支边比下乡当知青好，因为家里已经有二妹在川东彭水的穷乡僻壤当知青了，支边总还有点工资嘛。但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去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几乎也是一种奢望，很可能报了名政审就通不过。父亲跟陶工宣闲聊时说起这事，没想到陶工宣却说没问题，他去找了我四妹学校的工宣队——刚好跟他是同一家国防工厂的同事，一说就解决了。就这样，四妹就通过父亲单位的工宣队“走后门”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帮助在单位上监督劳动的“牛鬼蛇神”“走后门”，也算是当年一般人想不到的奇事。（原载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80辑，2011年12月。后有修订补充。）
2020年7月28日
修订增补于重庆风江阁
何蜀写字楼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