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纪念日丨王立元：祖父王锡符在抗战中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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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纪念日丨王立元：祖父王锡符在抗战中的身影

From: 王立元新三届 2019-08-28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立元，1957年生于北京，1976-1978年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后从事统计标准制定和统计教育工作，2017年退休。

原题

祖父在抗战中的身影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

作者：王立元

祖父王锡符1933年

我祖父王锡符，生于1898年，卒于1953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国民政府军队中服务，军衔陆军中将。他自1935年9月起至1945年，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在枪林弹雨中鏖战和在激流漩涡中搏击的勇士。

1953年春天，祖父在服刑中病逝于天津张贵庄劳改农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直到1983年才得以平反改正。鉴于这样的身份，关于他的抗战足迹几乎是无处可查，我们吃尽闭门羹，从点滴档案碎片中寻觅到些许踪迹，也只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身影……

不能完整、系统、准确地再现他的抗战生涯，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遗憾和愧疚。好在仅就这些“身影”，仍可以看出祖父在抗日战争中曾挺身而出、勇敢无畏、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是一个有胆略、有担当、勇敢的中国军人。在此，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将祖父在抗战中的一些事迹介绍给大家。

一、小引

祖父生于河北保定府高阳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除父母外有五个弟兄姐妹，八口之家以耕种为主，生活上是十分窘迫的。祖父十三岁前就读于村里的小学校，十三岁时自己决定中断小学学业，投考在定兴的姚村直隶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直隶清河陆军第一中学。之后，在18岁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了保定军校第五期炮兵科的学生。

1918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祖父加入了阎锡山为统帅的晋军。经过十年的征战，由于作战英勇，战功突出，在29岁那年晋升将官，成为晋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少将副师长，兼任晋军第八炮兵团团长。

北伐胜利后，军队大规模裁撤编遣，由于祖父不是山西籍，被阎锡山“劝退”，离开了部队指挥岗位，转任地方职务。从1928年底到1933年这段时间，祖父先后就任北平市公安局长、太原市公安局长和军事幕僚职务。

在北平任职期间，祖父考取了“北平陆军大学特1期将官班”，在这座最高军事学府里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系统学习，毕业后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科班出来的高级军官。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祖父脱离阎锡山来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时在军委会和行政院就任高级参议。他的抗战生涯就是从南京开始的。

二、身影1：

遇到指路人（1933年，南京）

祖父投身抗日战争，是跟一位指路人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国民政府的铁道部次长钱宗泽将军。

祖父去南京任职，由于其战绩和学历，受到了相应礼遇，到南京后很快结识了各色人物、要员，其中就包括钱宗泽。钱是南京政府“黄金十年”建设中的风云人物和实干家，在军队和政府中都有深厚基础，博学多才、文武兼备、胸有宏愿，刚过40岁就已经有一系列骄人的业绩，最著名的就是主持建成了陇海铁路。

非常巧的是，钱比祖父大七岁，居然是祖父的“全程学长”，即：都是毕业于姚村陆军小学、清河陆军中学、保定军校、北平陆军大学。这使他们一见如故，颇有亲切感，很快成为了朋友。

祖父到南京后一方面觉得各部门人才济济、耳目一新；一方面也觉得南京政府中派系林立、很难融入，虽然生活优裕，却是始终游走在边缘。钱宗泽知道了祖父的心事后，与他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钱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祖父作为一个北方平民子弟出身的军官，想进入以江浙人为主的政府实权派内部很难做到；第二，以祖父的性格不适于去做官僚政客。他的优势是实战经验和扎实的学历，更适合留在军事部门做专业性强的工作；第三，从长远看中日大战早晚必开，有识之士应该预设自己的立足点，譬如能尽早介入对日战争的相关环节，等战争来临的一天能迅速驾驭战争机器，成为中流砥柱。这实为一条既能报效国家，又能施展抱负的途径。

祖父对钱宗泽的话深以为然，下决心离开军事幕僚机构。钱宗泽建议祖父去军事后勤部门工作，并引荐祖父会见了日后成为后方勤务部部长的俞飞鹏（钱宗泽和俞飞鹏是浙江老乡。俞飞鹏出身奉化，替蒋介石掌管后勤部门）。相见之下，祖父了解到民国政府从1933年底就开始秘密筹划和准备对日的全面战争，底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目标就是争分夺秒地完善中方的战争系统。

于是，祖父辞去了军委会和行政院的职务，成为了双跨后方勤务部和铁道部的高级军官，接手完成有关任务。

三、身影2：

津浦铁路（1935年，天津）

1935年9月，祖父就任津浦铁路总务处副处长、住天津办事处处长。开始了他的十年抗战生涯。

此处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抗日战争的开始时间，有三种说法：最普遍的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近年来官方倾向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而第三种是从1933年日军企图越过长城入侵中国内地，遭到中国正规军队的反击开始。三种说法中第三种是最符合政治军事常识的，另外两种则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1933年日军越过长城向华北蚕食进攻，与国民政府的北方正规军大规模作战。日寇的这一举动，彻底打消了之前政府上层中部分人对日方意图存在的各种猜疑和绥靖幻想，确认日本对华的野心绝不止于东北，而是整个中国，所以，最后摊牌的时刻必将到来。国民政府遂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开始做全面战争的准备。

1933年5月，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暂缓了日军侵华的势头，但是也事实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伪满洲国的“国界”，并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一年之后1934年，伪满洲国正式更名为“大满洲帝国”，标志着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永久化。

同时，在察哈尔和绥远省，日寇操纵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在中国疆土上构建新的傀儡政权，进一步分裂瓦解中央政府。

再一年后的1935年，日本唆使拥兵的北方军阀鼓噪“华北五省独立”，逼迫中央军和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河北境内，继而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同时派遣密使劝说、引诱五省的首脑，企图离间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政府自治，制造第二个东北。

日方步步紧逼，局中人都知道，中日战争迫在眉睫。祖父选择在1935年转入华北军事运输部门，并且来到中、日、伪争夺的最前沿天津，这无疑应是他投身抗日战争的开始。

此时的天津，六七月间，日本驻军在天津、河北等地连续制造事端，妄图再次重演武力侵占的伎俩。后国民政府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才暂时遏制了日军进占的势头。但是中方也被迫同意撤退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机构；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

祖父到任后，第一个任务即着手安排津榆（天津至山海关一线）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的撤退；军用物资设备的撤出和军政要员及其家属撤离。

津浦铁路，从天津至南京浦口，是位于中国东部最发达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1935年秋冬，祖父就在这条铁路上安排撤离，接受日方的监督核实。多少次在夜幕下、在风雪中，看着一列列运送部队和军政人员的列车平安驶出天津，驰往南方，祖父心头都感到一丝轻松。

他庆幸着日伪没有寻衅滋扰，庆幸着为今后的全面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1935年的撤退虽然屈辱，但从战略上是正确选择，祖父竭尽心力使之不出任何意外。

这期间日伪对祖父软硬兼施。先是拉拢，日方多次提出要送给祖父洋房、汽车，让祖父把家眷都迁来天津住；之后是威胁、恫吓，请祖父观看日方的军事演习，以言语挑衅，毫不掩饰对中国军事力量的鄙视。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被祖父形容为“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日伪铤而走险，挑起新的事端，贻误大局。最终由于祖父和同仁们的尽忠职守、不卑不亢、虚与委蛇，没有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日伪方面终于没有再挑起冲突，几十万大军和大量物资的撤退圆满完成。

因为撤退任务完成圆满，祖父受到南京方面的表扬，后方勤务部亦考察认为祖父是位可信赖的干员，遂相继派遣他到正太、同蒲、平绥等北方铁路线任职，目的就是让他全面熟悉华北的铁路系统，掌握全面。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铁路实行军事管理，分别成立线区司令部。祖父随即就任“正太、同蒲、平绥铁路线区司令部”代理司令。

四、身影3：

正太铁路（1937年，石家庄）

1937年太原会战前夕，祖父时在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正”指石家庄附近的正定）按照会战部署夜以继日地运送部队和物资。此时日军对铁路运输线的进占和破坏愈加疯狂，形势异常严峻。这时最大难题是日军的空袭，部队和物资刚一到站，日军的飞机立即飞临，在没有空中对抗和地面防空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任凭日机狂轰滥炸，部队难以集结、物资大量损失。

为破解难题，祖父和参谋人员、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对策，决定采取增铺轨道，以便于列车分散停靠的办法。同时在车站外围修建更多仓库，分散存放物资，同时配备充足车辆，使物资到站后能迅速疏散，装车时能迅速运达；同理，在车站附近分设部队临时集结点，使部队能迅速分散或集中。采取这些措施之后，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才有所下降。

在防空火力布置方面，本不属于祖父的职责，但他心急如焚，觉得自己当过十年炮兵指挥官，不能坐视不管。遂冒着危险近距离观察数日，记录下空袭的规律和日军飞机的特点。同时，他又仔细研究了地面防空火力的现状，发现防空火器配置缺乏针对性，很难对日军飞机形成威慑。

这之后，他一方面随即上书军委会，以自己掌握的各国防空武器的性能特点，建议立即购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制造的不同型号、不同特点的高射武器来遏制日军空袭（由于祖父的报告思路清晰、内容详确，这次武器采购得以顺利完成。一年后这些国家都限制了对华武器出口）；另一方面，他重新设计了地面防空火力网的布署，破除旧典制，使防空火力形成层次，根据不同型号日军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做有针对性的对抗，不再手忙脚乱、劳而无功。

这个改造实施后，有效地遏止了日军的空袭，使日军飞机不敢再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低空轰炸，大幅度降低了我方损失。祖父的防空火力布局方案后来被后方勤务部推荐到各铁路线区及后勤要塞。

在1937年10月初，日寇已逼近正定、石家庄，沿正太铁路线西进。自9月中旬太原会战开始以来，我方铁路设施、运输设备损毁严重，特别是火车机车保有量直线下降，难以保障中央军主力向晋北增援。此时有情报说，有一部分机车在石家庄附近停放，已经陷于日军控制的边缘。

时间紧迫，为了夺回这批宝贵的机车，祖父顾不上层层请示，自担责任，当机立断亲自率队前往奔袭。经过与日军先头部队的激烈战斗，抢救出机车8辆，车皮、工程车辆若干和其他物资设备等。这次行动迅速、果断，克服了恐日心理，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以决心和勇气取得了胜利。

祖父的防空火力布局改造和夺回机车车辆两件事在抗战初期曾载誉全国铁路运输系统。特别是夺回机车一事，及时鼓舞了我军士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受到上级表彰，被授予四等云麾勋章。

五、身影4：

长江水域（1938年，武汉）

太原会战结束后，华北地区成为敌后，祖父旋即被调往武汉，任军委会船舶运输司令部参谋长。此时武汉会战正在准备，同时国民政府也正在通过长江向西迁移，这时的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祖父在船舶运输司令部的工作比在铁路更加艰辛，主要是因为船舶短缺和长江水道的复杂性。此时，国民政府主要机构都迁至武汉三镇，部队、物资、向后方转运的人员、设备也都集中在长江水道，江面上各种船舶、舳舻相接、无间昼夜。除船只短缺外，码头不足、秩序混乱、每日数次空袭，都使得乱象环生。

在这种情况下，祖父更要求大家稳定心绪，千万不能因为着急而草率从事。他以身作则，亲自带领手下参谋和测绘人员，到各港口勘察情况，确定能力；登记落实各种可用船只数量、类型；制定征用和分配使用计划；严厉整饬各部队私抢船只的行为等等，逐渐使十分混乱的长江水道运输平稳下来。

上世纪30年代，长江水道既是便利又是畏途，上、中、下游情况各不相同，溯流而上时要在武汉、宜昌、万县换用不同船只，无动力船还要靠纤夫拉纤，其困难可想而知。

作为船舶运输指挥机构的参谋主官，祖父全面考察后认为：长江水运的潜力已经达到极尽，今后只能是精细操作，不能再妄存幻想。他按这个方针开展工作，杜绝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建议，脚踏实地地完善每一环节，把各种疏漏及时弥补上。

举一例说明，他到任后很快发现战前制成的长江水域及沿岸的地图虚弊太多，完全无法用于制定军事方案，各部门怨声不绝于耳。他想，与其积怨成山不如立即动手改造。遂带领专业人员重新勘察、摸清情况，校正、补足有关信息，以最短的时间重新修订出了一套地图和资料。

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是冒风险的，一旦出错就会上军事法庭。很多人劝祖父不要做此事，但祖父反复斟酌，认为一边是个人风险，一边是会战大局，这个风险值得冒。

新的地图资料迅速送到各部门首长手上，被武汉会战主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誉为“甚为详确，功莫大焉”。后来在武汉会战、枣宜会战中实际彰显出作用，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术水平，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但几乎没人知道祖父在勘校途中多次遭遇日机轰炸，几次死里逃生，随行人员牺牲多人的情形。

六、身影5：

陇海铁路（1940年，西安）

1940年，祖父从重庆调任西安，任陇海铁路线区司令部副司令。这是他在抗战期间任期最长的职务，直至抗战胜利。

陇海铁路，抗战期间东起连云港，西至宝鸡（后延长至天水），全长近1400公里，是我国东西走向的运输大动脉，战略全局作用极其重要。1938年5月徐州陷落后，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追击，如果不加以有效地阻止，日军借助陇海铁路就可能很快进占中国内陆地区。

6月9日，郑州守军奉命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岸，才迫使日军退至黄泛区以东，并且就此修改了急切西进的计划。从此陇海铁路分为两段：东段从连云港到郑州，为日军占领；西段从洛阳到宝鸡，为中国军队所控制。由此洛阳以西，沿陇海铁路两侧的广大中原地区成为了中国的战略纵深地带，打破了日寇在短时间内占领中国的迷梦。

虽然，祖父在去陇海铁路前就知道它在抗战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到任之后还是很快感到，自己的认识远远不够，等于之前没有全面意识到自己此番就任的真实责任。祖父身临其境后意识到：陇海铁路不仅是一条战略性很强的铁路，它与沿线构成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将成为抗战的战略后方。

在给军委会交通运输总司令部的报告中，祖父阐述了自己对陇海铁路沿线战略使命的认识：

第一，支持坚守在洛阳一线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向西进犯。保住陇海铁路，就有了西部的战略支点，向北可以连接在山西、陕西集结的中国军队；向南可以连接在川渝集结的中国军队，阻止日军中路突破，南北分割，将中国军队分割吃掉；

第二，在日军修改了西进计划后，陇海铁路沿线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方供应基地。八百里秦川的粮、棉，陕西境内的煤碳，还有由华东地区迁至陕西落户的大型工厂等，使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成为抗战期间粮、棉、煤、工业品的集中生产地，其物资产出量超过了西南。在陇海铁路宝鸡一带，还是轻、重武器的修造基地；

第三，陇海铁路是国际援助物资的中转集散地。抗战时期苏联援助的战争物资都是空运到兰州交割，再运到天水、宝鸡，通过陇海铁路输送到各个战场；

第四，陇海铁路是黄泛区灾民的收容器。在炸开花园口堤坝后，河南黄泛区有近千万灾民逃荒，成为社会的重大隐患。陇海铁路引导他们向内地疏散，并通过沿线的经济和救济活动，使这些灾民逐步落脚谋生，在沿线广大土地上被吸纳消化，能化解这一重大的社会矛盾。祖父在报告中指出，把陇海铁路沿线统筹管理好对抗战的胜败至为重要。

在意识到陇海铁路和陕西地区的战略地位之后，祖父意识到此番自己的责任不比以前，眼界必须放宽，思路必须打通，很多以前不需想、不必做的事，现在必须要想和做。

祖父一到任就遇到关于“能不能开行客运列车”的争论。抗战初期，为保障军事运输，民用客货运输全部停止。但现在大会战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到相持阶段，铁路沿线的民生就提上议事日程，再继续中断客货运输，沿线的经济就要枯竭了。

那么客运列车能不能解禁呢？司令部经过研究，由祖父起草了给重庆的报告，报告陇海铁路准备恢复开行客运列车，并附上军民共用铁路的平衡表。此报告一出，反对声浪铺天盖地，甚至遭到许多部门高级指挥官的抵制。认为开行日常客货车就是哗众取宠，有悖战争原则，会造成“军民争路”的情况发生，贻误军机。

为此，祖父亲赴重庆，向有关部门做解释、说服工作，力陈战争中军民可以共享铁路之利的道理和依据。这期间祖父受到过不少长官的责问和训斥，但他已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最终，在已升任军委会交通运输总司令的钱宗泽和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的支持下，陇海铁路的想法得以实现。

开行客货车后稳定了民心，使沿线居民能够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来源而不至向外逃离，避免了抗战初期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十室九空情形的再现。沿线居民的生计稳定后所形成的经济生态反哺了铁路军事运输工作。半年之后，这项方针被列入后方勤务部战时运输工作指导方略，推广到各线区。

七、身影6：

陇海铁路（1941年，渭南）

祖父在陇海铁路期间，推动建立了由线区司令部、陕西省政府、原铁道部设计局三家联合的协调办事机制，协商陇海铁路沿线有关的重大问题。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个决策办事机制一直能运行顺畅，同心协力，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如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陇海铁路仍竭尽全力建成了“咸铜”“渭白”“宝双”“虢陇”四条支线。

咸铜铁路，陇海铁路咸阳站到铜川，全长135公里，由陇海铁路线区司令部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出资，1941年12月建成。咸铜铁路的通车不仅缓解了煤炭供应紧张问题，还使抗战时的陕西经济得到部分恢复。泾阳的棉花；三原、富平的小麦；铜川、耀县、富平的煤矿，石灰石等资源得到有力开发。沿途黄堡地区也借此建立了水泥厂和造纸厂。

渭白铁路，陇海铁路渭南站到白水，全长80公里。这条铁路专事运煤任务，把白水“新生煤矿”的煤，经蒲城运到陇海铁路的渭南车站，再分配至各地。这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铁道，它采取无动力，人力、牲畜牵引推动，渡船托载过河，成为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观。但就是这条令今人匪夷所思的铁路，每月平均运煤1500吨，接济了后方生产的无米之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宝双铁路，陇海铁路宝鸡站到双石铺，全长106公里。虢陇铁路，陇海铁路宝鸡站至陇县，全长96公里。这两条亦是无动力设备，采取人力推挽的轻便铁路，建成后将优质煤炭运至陇海铁路，提供给内迁的各大工厂使用。同时把军工厂需要的设备和原材料转运至汉中，保证汉中的军工厂群正常运行。

祖父非常重视这些因陋就简但发挥实效的铁路线，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些支线铁路上。他和工人们交谈，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譬如在战时男性青壮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他批准招募身强力壮的妇女参加人力铁路的推挽工作，同工同酬。他在写给上峰的报告里提到了视察“渭白铁路”看到情况：“参加推挽之员工民工，无论工作如何艰辛，咸能维持到底，未见懈怠，无不努力工作，此点堪向各位长官及各位同志告慰者。”

在给钱宗泽的信件中，祖父感慨到:“旷久未曾见到底层大众能如此同心同德、无私无畏、亲密无间、互谦互爱，此乃抗击日寇之唯一目的使然。”他还跟钱司令提到，陕西的妇女都十分泼辣能干，推挽的人流中常能看见年轻女性，且毫无娇弱羞涩之态。

八、身影7：

陇海铁路（1941年，宝鸡）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折性最强的一年。该年6月，法西斯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这也助长了日寇的气焰，在中国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和扫荡。上一年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运行，这都给中国军民心上形成了新的重压和考验，不少人对最后胜利产生了动摇。

陇海铁路各站段及其沿线工厂中的不少人都是从华东迁移过来的，特别是当时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大多是苏皖一带的人，在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很多人厌倦了流离他乡的生活，对终日超负荷工作、妻儿老小仍挣扎在温饱线的状态难以忍受，打算返回汪伪政权辖下的故乡。

针对这一情况，祖父十分重视，召集线区司令部和当地政府共商应对办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祖父了解到路易·艾黎领导的西北“工合”运动，该运动旨在挽救和保存濒临毁灭的中国民族工业，组织失业工人、流亡难民实行生产自救。这正契合了急需提高就业、稳定人心的需要。

祖父听取了路易.艾黎的计划并与之协商，由线区司令部和当地政府助资，在路氏的框架下，在陇海铁路沿线站点兴建了大批工业合作社，不仅容纳了铁路员工、工厂工人的家属，也吸纳了许多难民。仅宝鸡一地，就成立了上百个这样的工业合作社，缓解了人们生活压力，止住了人员回流华东地区。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人们的信心状况就彻底改观了。

同时，线区司令部还筹集物资和资金，在陇海铁路沿线站点陆续恢复了不少学校，学龄儿童开始陆续复课。另外，由陇海铁路示范，开展了对员工进行成人教育培训，一时间其他企业、机构纷纷效法。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份，陇海铁路沿线在校、在学人口迅速上升，给人的感觉是社会管理向战前回归。

这些措施都进一步增强了沿线军民的信心，也让老百姓逐渐理解了持久战的内涵。但是这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抗战期间物资和钱财都十分紧张，却用来干这些非战争需要的事，陇海铁路就是爱“哗众取宠”“邀买人心”。

祖父是回归方针的坚定拥护者，他还亲自兼任了陇海铁路员工训练班教育长。此时祖父又给重庆方面写报告，做了深入解释和论证，才化解了来自上面的疑虑。

祖父一生对学习的事情特别重视，可能源于他从小出身贫寒，只能在学习中改善认知、改变地位吧。如今还健在的陇海铁路“蔡家坡扶轮中学”的学生，都还记得祖父经常去学校视察的情形。他们记得祖父每次去都不空手，多少带一些食品和文具，学生们都喜欢他来。

蔡家坡扶轮中学的正式名称为“交通部部立扶轮中学”，抗战中随陇海铁路机构一路西迁到陇海铁路的蔡家坡车站，选址草坡龙泉寺筑校复课，接收陇海铁路员工和内迁工厂工人的子女就读。学校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教职员工二百多人，在校学生人数超过一千人，全部住宿，半封闭式管理。学校依靠陇海铁路线区司令部的后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陇海铁路员工和内迁工厂工人的适龄子女在战争烽火中仍然受到了正规优质的教育，没有因战乱而间断、迟滞他们的成长。

当年扶轮中学的学生抗战胜利后都顺利升入大学名校，毕业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精英，例如“扶轮同学会”副会长，已故前外交家齐怀远就是其中之一。祖父非常关心扶轮中学，学校的选址和防空火力布置等他都亲自过问。他一有闲暇就喜欢去扶轮中学转转，询问还有什么困难，看看学生们出操，指导一下学生习武的拳法。

这些“琐事”除了说明祖父的平民情结外，还折射出他对中日战争的一种深入认识。他认为中日战争的最后胜负，取决于谁的战争机器运转更持久，在日方的战线在东南亚广泛铺开，无法在中国投入更多兵力后，中方扭转形势的契机就暗中产生了。中方把后方稳固住、民心稳固住，不出现内乱、社会溃败，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局，一旦对方战略上出现错误，我方就能转被动为主动，获得转败为胜的机会。1941年后形势的发展，印证了祖父这个认识的正确性。

九、身影8：

国民政府军委会（1945年，重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全国军民沉浸在欣喜若狂之中，陇海铁路线区各种欢庆活动连续十数日不断，祖父尽可能参加各种欢庆活动，出席各部门的庆典。祖父欣喜地看到，虽然经过战争，陕西的工业技术资源反而比战前增强了，各种商会和行业组织也十分发达，能有序地转入战后的建设。

祖父此时代理陇海铁路线区司令部司令，他奉命去重庆汇报陇海铁路的情况并接受下一步的指示。在重庆，他向后方勤务部俞飞鹏部长做了专门汇报，之后参加了授奖，祖父被授予三等宝鼎勋章和二等彩玉勋章。

在重庆，祖父去看望了钱宗泽的夫人和孩子。钱宗泽是他的良师益友，在人生道路上对他有过重要引导，抗战开始后钱宗泽出任后方勤务部交通运输总司令部司令，是祖父的顶头上司，在许多事情上支持和帮助了他。只可惜钱司令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祖父还携祖母去看望了其他在抗战中逝去的战友的遗孀和孩子，心中十分悲戚，再一次感到胜利的沉重代价和生者肩负的责任。

在重庆的日子里，祖父频繁推辞掉各种欢庆、欢娱活动，抓紧时间邀约后勤系统中的战友、朋友，商议对抗战后勤工作的总结事宜。这些军人，饱经战火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志同道合，决心要把抗战的后勤工作总结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使中国的军事机器升级、再造，永远不要再在外敌入侵时被动不堪、虚弱无力。大家约定，一俟善后工作结束，就着手开展这项工程。

虽然是胜利之刻，祖父在重庆的日子远不如在陕西开心。他冷眼看去，抗战期间蛰伏在重庆的庸吏们摇身成了这个那个接收大员，忙着下山摘桃。坊间不断传出“五子登科”的好汉们的名字。军委会正在制定的编遣计划中，很多抗日功臣将被编遣到预备役，让出的指挥权由蒋嫡系的年轻军官纷纷上位......祖父明白，华夏民族的痼疾又一次复发：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一回到好日子，人心就散了。祖父觉得无颜面对那些在战争中牺牲了的人。

抗战胜利，这一年祖父47岁，他虽不是枪林弹雨中与日寇面对面拼杀的英雄，但他无疑是战争机器上最坚强、可靠的部件。此刻他最大的祈望不是显身扬名、加官进爵，而是获得一个能够研究战争的岗位。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收集所能得到的每一个信息和资料。不仅限于铁路、船舶输送；公路、航空输送；油、煤等燃料的供给；军械的补充、更新；军用物资的调拨；营房建造和医疗救护等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就是为的有一天能够系统研究军事后勤工作的科学规律。这是他的一个寄托，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余生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和死去的同胞。

但是祖父的祈望最终落空了，内战把一切又推向了混沌。

十、赘语

祖父在抗日战争中征战了十年，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一定经历了人生最困苦、最严峻的时刻。祖父在抗战中坚毅果敢、英姿勃发、屡创佳绩。他虽然没有太多次和敌人对峙，没有直接击毙、砍杀日寇，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才学和努力工作使敌人的侵略计划受到挤压、受到削弱、受到牵制、受到破坏；使我方的力量不断增长，主动性不断扩大。

现代战争的胜负，从本质上说，就是一方的军事系统击败对方的系统；一方的战争机器击垮另一方的战争机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争机器上的后勤保障部分，从软弱无力、漏洞百出、积弊丛生，走到逐步稳定、逐步加强、逐步规范，逐渐适应了战争需要并显示出潜力，这是在无数人的努力下做到的。

在这些人中，有祖父王锡符清晰的身影，虽然不为世人悉知，但却永远伫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中。

向祖父和他的战友们，向全体抗战军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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