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甘惜分先生抗战年间的一次人生劫难
老编注：今天，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甘惜分先生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本号特约数篇文章，以此缅怀中国新闻教育界的这位“两头真”老先生！
作者简介：
甘北林，1954年出生在四川，后随父亲甘惜分调动到北京。1971年初中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三轧钢厂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国际共运史系专业。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调到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工作，1996年单位合并改名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先后担任学生处、学校后勤处、体育美育处的处长。2009年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任党委副书记。2014年退休。在张自忠路三号红一楼居住了近四十年。
2002年甘惜分回到他母校邻水中学。
一，卷入一二九大潮
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现重庆）邻水县丰禾镇六甲沟村一户普通的农户人家。家里兄弟七个，甘惜分最小。由于父母亲早早去世，他和六哥（甘止善）由大哥和二哥轮流抚养。
大哥是邻水县小学的教书先生，每天就把他和他六哥带在身边去学校教书（我们现在管这叫“旁听生”）。他居然就这么“蹭听”完了小学和初中课程。
二哥家以甘蔗榨糖为生，甘惜分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就捡食家里榨完糖后的甘蔗渣滓果腹，所以他的牙齿五、六十岁就基本掉光了。
甘惜分在家乡初中毕业，19岁考上县政府的度量衡公务员。1935年甘惜分在成都参加培训，赶上全国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他与邻水同乡熊复（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参加示威游行，集会结社，共同学习进步刊物（包括李大钊办的《新青年》杂志），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奋抗日救国。
三个月培训结束后，他回到邻水县继续度量衡工作。在共产党领导下（熊复当时是共产党员），他参与组建并领导了邻水县抗日救国宣传队，开展各种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但他因此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1938年的一天清晨，他与熊复相约一起“离家出走”（真的是没告诉家里任何人），奔赴当时全国热血青年都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离开几天后，县政府就张榜通缉他了）。
1938年甘惜分在延安。
二，延安岁月
上面这张照片，甘惜分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八年前就开始发布在微博上。年轻网友们尽管不了解历史，但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极少见过的国民党帽徽、草鞋及绑腿。
确实，在那个战争年代，普通八路军干部能照相是非常罕见的。甘惜分的这张照片，是他的四川老乡李少言（陕北工学院艺术专业毕业生，后来的中国著名版画家，曾任四川省美协主席）给拍的。
甘惜分后来被选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这个高级班里他聆听过张闻天、毛泽东、陈云、艾思奇等领导人轮流来给学员讲课（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国内形势），他的政治理论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
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师生表演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女主角李波解放后一直在中央歌剧院从事歌剧表演艺术，与甘惜分是五十多年的好朋友。
那时的延安，不但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更是全中国有志青年集聚的地方。青年们每天学习理论和知识、唱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自给自足种植粮食，政治环境非常好，生活气氛也非常活跃，官兵一致，领导人和普通军民打成一片，领导人和普通军民一样居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任何人都能过去交谈。
延安那几年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甘惜分的回忆里总是充满了开放、阳光、愉悦、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朱德总司令最喜欢打排球（中间扣球者即是）。
三，在贺龙师长领导下工作
1939年夏天，八路军120师刚刚在晋察冀边区的陈庄打完一场胜仗，歼灭日寇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贺龙师长找到当时的抗大校长罗瑞卿说：“我们的干部大都是长征过来的，有战斗经验而不懂马列理论，经验不能提高到理论。请你们帮忙给我们派两个政治教员，好不好？”
罗瑞卿校长当时一口答应，从延安马列学院派出两个青年教员，其中一个是甘惜分，另一个叫文山。他俩之后成为几十年的密友，直到文山在文革中被整死。
贺龙司令员木刻画，版画家力群作品。
几天后，两位青年教员就赶到了晋察冀边区会口村的120师司令部。师长贺龙、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都出来接见他们俩。随后就开始组织高级干部研究班，他们俩分别讲哲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党史，三个月一期，一共办了三期。
高干班培训了120师所有的旅团以上干部，其中包括廖汉生、杨秀山、余秋里等人。当然，更多的干部后来都先后战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了。
120师政治部全体合影。（能看见师长贺龙在哪儿吗？山坡上最后一排右3，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甘惜分在地面右3，只露了个头部。）
1941年，中共晋西党委开办党校，校长林枫向贺龙师长借教员，甘惜分又去给所有县以上干部讲了两期马列主义。之后回到120师政治部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42年，从中共总书记位子下来的张闻天，到晋西北搞农村问题调查，甘惜分被派陪同和配合张闻天组织调查。后来张闻天离开晋绥去了陕北，他自己就继续在兴县等地搞农村调查，并写出了一本十万多字的农村调查报告。也就是在其后的农村调查过程中，遭遇日本鬼子，被俘。此乃后话。
四，从被日寇俘虏到恢复党籍，
历经四十年的艰难磨炼
1943年5月，按照晋绥军区政治部的指示，甘惜分被派往处于前线的绥蒙军区开展调研。一天，他跟随部队在平鲁县东港村时，突遭日寇偷袭，部队迅速撤退进山，甘惜分在山沟里掉队了。
他的挎包里都是我军重要的军事机密资料，为了不让机密资料落入敌手，他赶紧把挎包埋在了土里，刚埋好就被追上来的日本鬼子包围了。
甘惜分（左1）在山西搞调查。
被俘后，日寇用皮鞭抽打、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往嘴里不断灌水来逼供。面对残酷的拷问，甘惜分坚持说自己叫康有成，是文化教员。
他被关在黑屋子里，每天都不停地遭受日寇、汉奸的折磨。时间长了，看管他的汉奸真以为他就只是个普通教员，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管。他每天被监视着扫地打水，干些勤杂活儿。
就在他被俘后四个月时，机会终于来了。几个汉奸逛窑子回来，睡得像死猪。甘惜分偷偷溜出门，朝山里跑去。等太阳出来敌人才发现他跑了，开枪敲锣展开搜捕。
他一直狂奔不止，跑到了一个山顶的小村子里，问那里的老乡知不知道八路军在哪里？老乡说这儿就是八路军的游击区！甘惜分放声大笑，终于逃离了虎口。
又过了几个月，甘惜分辗转返回了晋绥军区政治部。但是，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年了，党籍没了，按照党中央规定必须接受组织审查。
所幸的是，他被俘前埋在地里的挎包，被农民种地时挖出并送到了晋绥军区政治部，经过清点材料一件不少。
甘惜分最危急的时刻，保护了八路军的机密。但党组织还是怀疑他，到底是怎么跑回来的？是不是已经叛变？他一年间只身深陷牢狱，拼死与敌周旋，伺机逃命归队，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战争期间无人能替他证明。
党组织为了继续考验他，让他放下包袱，耐心工作，等待审查（但没想到这一等竟然是40年）。从此，他到任何部门工作，都要接受过堂式的反复审查。
甘惜分总是说：“我是被敌人抓住了，但既没暴露真实姓名，也没暴露真实身份，更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还千方百计保护党的机密。最后冒着被敌人抓回去砍头的危险，逃回来主动找党。有这样的叛徒吗？”
可是组织上一直没派人去调查，所以始终没有给他结论。给他安排的工作，也是一般的文字处理任务。
解放战争开始后，晋绥军区政治部分派给甘惜分一项新任务——每天汇总绥蒙前线的军情，抄报给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再转送给新华总社。后来干脆直接派他到前线当记者，甘惜分就这样开始干起了新闻行业。
甘惜分1959年回延安旧地重游。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上级委派晋绥总分社组织十几个人前往重庆，接管国民党的“中央社”，并组建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甘惜分被任命为采编部主任。
由于旁听采访党的重要会议必须是党员身份，1950年中共西南局批示让甘惜分重新入党，以利于他开展工作。他委曲求全，同意重新入党。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4年新华总社调他到北京，但同时却又以他的是否“变节”问题未审查完毕，再次撤消了他的党籍。
非常滑稽的是, 甘惜分是不是“叛徒”这个问题，是在“文革”期间查清的。“文革”中，造反派给甘惜分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为了查实他的叛变事实，加重他的罪名，便组织学生到他当年逃出的山西省广灵县去调查。
曾经监管他的汉奸，早已被押往新疆劳改。造反派学生又追到新疆调查，竟然在新疆找到了当年的这个汉奸。他亲口证实，甘惜分当年就是以八路军普通文化教员的身份被关押的，而且几个月后确实是逃走的！
在动荡混乱的“文革”时期，尽管查明了真相，但仍然没及时处理他的党籍等问题。直到文革结束多年后，在党中央全面拨乱反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依照上级组织部门的批示，才把甘惜分的历史问题一并彻底解决，恢复了他四十年前的党籍。组织部门批文下达的时候，是1989年，这时候甘惜分已经73岁了。
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听说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甘老师平时讲的都是马列主义，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员，怎么也看不出他连党籍都没有。”
（文图原载作者微信公号“惜分苑”，本号获许可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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