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不应被遗忘的“大会战”
作者：何蜀
原载微信公号希声郎
毛泽东林彪接见32111钻井队灭火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都熟知“32111英雄钻井队”这个名字。196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并配发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在这篇通讯中写道：今年二月间的一个晚上，从上级领导机关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石油战线职工发出的找气找油的战斗号召。这时已是四点钟了。能延迟到天亮再向大家传达吗？不能！一分钟也不能推延！一秒钟也不能推延！全体职工立刻在井场上紧急集合起来。毛主席的战斗号召，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星空回响……当天上午，他们就开始翻山越岭，奔向千里之外的新井场。赶到目的地，大家一不问住，二不问吃，扔下背包，就摸黑干了起来，立誓要给祖国找到更多的气田和油田。
这些报道、社论、通讯中都没有说明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到底发生在哪里，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找气找油”——至今还有人以为32111钻井队的事发生在大庆。因为这在当时还属于“三线建设”的“国家机密”。不过，这对于四川省的许多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机密”了。在成都、重庆及四川的许多大小城市里，几乎家喻户晓，各街道办事处都在大张旗鼓地动员人们报名参加——
我于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成绩虽好而且“品学兼优”却不能升高中，成为“社会青年”。（这是当时对失学失业青年的“中国特色”称谓，正如后来的“待业青年”“下岗职工”这类称呼一样回避“失业”二字，在称谓上也决不“与国际接轨”）摆在我们“社会青年”面前的路，唯一可以“自愿选择”的，只有上山下乡当知青，那时对上山下乡的领袖号召和社会动员，还没有让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说法，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的不少同学在失学后就已经去了大巴山区的“公社林场”。我本来也想去“大有作为”，但母亲坚决反对，而且请来了我最信赖的当过我一年多初中班主任的李老师劝阻，李老师虽因病没有把我们教到毕业，但却像大姐姐一样始终关心着我这个由她任命的班主席。她和一切善良的人一样，也没有料到那时贯彻“阶级路线”已经严厉到了什么程度，仍然不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会考不上高中，鼓励我再考一次。于是，我又在家里复习了一年，再次参加中考，再次接受“不予录取”的打击。何蜀（右二）1965年9月初离别家乡前与父母、外婆和三个妹妹一个表妹的合影正在这时，1965年9月初，街道办事处通知所有的“社会青年”去开会，一个来自石油部门的招工干部向大家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号召有志青年都去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说是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光荣的“工业战线的红旗”！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这又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而我们这些属于时代弃儿的“社会青年”竟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大会战”，成为“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这更令我们欢欣鼓舞，心潮难平。回到家里一说，家人也都高兴。在那时，城里的工作岗位，对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贱民子女来说，同样是很难得到的。突然有了这样一个当工人的机会，怎能不紧紧抓住！看来是用人正急，招工动员之后没几天，就办好了一切手续。1965年9月8日，我们望龙门街道办事处的全体应招人员，背着、提着各自的行李，从街道办事处门口整队出发，顺着马路步行到菜园坝火车站，告别了家乡。我们乘火车到资中，再转乘石油局派来的大卡车，到了威远（当时属内江专区）的山沟里。在一条刚铺上碎石的毛坯公路上下车后，马上就有人给我们分发了红字精印的筑路处党委的《慰问信》，信的另一面印着那首在石油部门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慰问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前来我处参加石油会战的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
为了开发祖国的地下宝藏，支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你们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亲人，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来到荣县、威远、资阳等地，参加了石油会战的队伍。你们这一做法，正是革命的具体表现，备战的实际行动，也真不愧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教育出来的伟大的人民。你们的到来，为会战増添了新的力量，对我们是个巨大的鼓舞，处党委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同志们，正当国际上世界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时候，正当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美帝国主义野心勃勃，不甘死亡，到处发动侵略战争，妄想霸占整个世界，在越南点起了侵略的战火，企图侵犯我们神圣的祖国。因此，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强备战观念。四川是祖国的后方，是国防、经济建设的基地，加紧进行建设就具有更重大的战略意义了。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加紧对人们称为“工业的血液，黑色的金子”的石油建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所以在四川尽快地拿出大油田、大气田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目前形势的需要，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我们全体同志面临的一项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突出政治，“开气找油”“少花钱，紧跟上，不误事”的方针要求下，同心协力，共同前进。发扬我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学习解放军和大庆、大寨人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排除万难，以战斗的姿态为开发四川油气，支援祖国建设，英勇奋战，建立功勋。
中共四川石油管理局
机械化筑路处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
在我保存至今的这封《慰问信》中，筑路处党委毫不吝惜美好词句，称我们告别家乡、亲人，前来参加石油会战队伍，“正是革命的具体表现，备战的实际行动，也真不愧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教育出来的伟大的人民”，然而，许多姑娘一看到周围的荒山野岭，就一屁股坐到行李包上放声大哭起来。四川石油大会战指挥部所在的新场红村坝子
当时，我只想到是当工人了，从此改变“阶级成份”了，而且是为祖国“开气找油献青春”的石油工人，是“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何等自豪！许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充满美好幻想的学生青年，都没想到自己只是个政治、经济地位都很低下的临时工——低下到了比知青不如，后来知青上山下乡的时间尚能计算正式工龄，而临时工的工龄却无人承认。（多年以后，只有重庆市在企业单位工作的这类临时工经过艰难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那段临时工经历获准计入正式工龄）我们的工作，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场。我们那个名字很好听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实际上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日常劳动仍然是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手挖肩抬的“人海战术”为主。全筑路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威远、资阳、蓬溪等大小城市里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我所在的第二工程大队（简称二大队），除去一个中队是荣县人外，其余全都来自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按不同的街道办事处编为中队，由各街道办事处的带队干部或指定的一位政治条件较好的临时工任中队长。记得七星岗街道是一中队，四德村是二中队和五中队（后来两队合并了），两路口是三中队，上清寺是四中队，我们望龙门是六中队，七中队是菜园坝街道，八中队是荣县中队。其他大队，三大队也来自市中区，四大队有市中区、南岸区和荣县、威远的人，五大队有重庆市中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的人……因是按街道办事处辖区编队的，人员参差不齐，比如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年轻姑娘多，而我们六中队则男女老少都有，小的大约只是小学毕业不久的未成年人，老的好像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做起事来都显得有些龙钟老态了。大会战的规模不小，全川到处摆开了战场。一个筑路处显然不够，于是又陆续建立了几个钻前工程团，实际上跟我们是同样性质，此外还有基建指挥部，也都从四川的一些大中城市招收了大批“社会青年”。
四川石油大会战旧址
因为我们是做“开路先锋”，所以去的地方都是没有公路的荒山野岭，那时又提倡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大庆精神”，决不先考虑工人的住宿条件，大队人马开去后，连临时的工棚都没有搭建，只能散住在山间的农家，我们住过农家的堂屋（相当于农家客厅，按农家的习俗，堂屋只准男人住，不让女人住），住过农家谷仓（很高的大木柜）顶上，还住过牛圈“楼上”（在牛圈上方用竹木搭建临时通铺）……随着公路的延伸，还得不断迁移住地，直到附近没有农家或农家不够住了，只得搭工棚，用当地那种宽大的竹篾编成的晒席做围墙，塑料布或油毛毡盖顶棚。住农家时，晚上照明是点煤油灯，在灯下看书看得久了，鼻孔会被油烟熏得很黑。后来住工棚就用电灯了，由大队统一发电，到晚上10点，随着发电机的轰鸣骤然停息，灯光全部熄灭。晚上出外都要带手电筒，附近乡场上的供销社，手电筒和电池的供应量骤增。有时晚上开大会或看露天电影后，就可以看到山间小路上蜿蜒曲折的一串串手电光。我们开始是在威远陈家沟为威22井筑路。这个威22井在那场石油会战中的意义，我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
（1965年）
十月十一日，晴，星期一
……
下午全大队开誓师比武大会。
黄处长作了重要报告。他谈了四川石油大会战的形势，形势是大好的，石油任务完成了83%，一个又一个的天然气井建立起来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川将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方基地，各城市都将天然气化。我们任务很重，我们22井是在威远构造的顶上，是否能开发出大量的油气，就决定于这个井开发的情况。因此需要尽快把路修通，让钻机上来。党对我们提出了艰巨的任务，要求加快速度，延长劳动时间，大雨小干，小雨大干，天晴猛干，饭送到工地上吃，减少休息时间，必要时还要加夜班。要求月底全线修通，11月10日竣工，15日就安装了。任务像急切的战斗一样，关系到打败美帝国主义，需要每个人都拿出最大的力量，恶战四季度。
这真像是战争年代的战前动员。这位处长黄世杰就是个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四川石油大会战指挥部会议
我们每天的主要劳动，就是开山劈岭移山填谷，砍掉灌木和荆棘丛，挖出泥土运走，几个人合力用钢钎将巨石撬下深沟，太大的岩石无法搬动，就要在石头上打好炮眼，填上炸药，放炮炸开它。打炮眼还是靠人工（只有直属处机关的作业队是用风钻打炮眼），一般是姑娘掌钢钎，男子抡二锤，那楠竹软柄的二锤抡起来弯得像弓，技术好的还能够抡出不同花样，准准地击打在接触面积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的钢钎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整个工地上时常都会有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天晴的时候，到正午时分，苍鹰盘旋的蓝天下，常常会听到山间到处响起尖利的口哨声，那是各队的安全员催促人们躲避的预警信号。过一会儿，就会听到一处一处接连响起山崩地裂的爆炸声，这是在放炮开山炸石了。我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后，要山上山下各中队跑——收集好人好事宣传稿件和向处党委报送的一些统计数字，如读毛著多少篇、写心得体会多少篇之类，有时就会从那些刚炸开、还散发着硝烟味的乱石堆上跨过，那时也根本没想到过会有什么危险。那个年代当然没有什么“生态环境”的概念，看到在我们手中变得满目疮痍的山岭，心中只会充满了建设者的豪情。当时放炮都是用的电雷管，所以没听说什么排除哑炮之类的问题，但仍然出了意外，一次放炮时有碎石块飞到了我们中队的伙房，把一个正在挑水的炊事员面部砸伤了。
石块砌成的“干打垒”房子
炮工班有的是从大庆来的，有的是从四川另外的矿区来的，是正式工和少量的合同工。我们后来才注意到在劳保福利方面我们与正式工甚至与合同工之间都有等级差别，比如同样是在野外工作，他们有野外津贴，我们就没有。生活供应基本上是得到保障的，因为石油部门有的是运输车辆。但在公路修通之前，还得靠大家去搬运。运米时，有的用脸盆装，有的拿扎上了裤腿的裤子装，各显神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的驻地搬。用水则都是用井水或山溪水了。因此伙房每天的挑水任务很重。我们临时工最初的工资是像农村的公社社员（农民）那样评工分，根据劳动力大小和劳动中的表现，在各分队评出不同级别档次。我已记不起为什么头两个月没有发工资，当时肯定是向我们作过解释的，但我却回忆不起了——直到修订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听一位当年曾任二大队一中队队长的临时工朋友老黄讲，因为我们是临时招募的一大批临时工，仓促上马，事先没有工资预算，暂时实行“记件工资”，以中队为单位，工程告一个段落，由施工员“收方”后，再按“工程量”发放工资，也就是说“先干活后拿钱”。因此头两月只是给每人发了若干数量的饭菜票，让每人“借支”了必须的生活费（我只借了5元，许多人都是借一二十元）。直到11月25日，即参加会战两个半月后，第一条公路已经竣工，我们才第一次领到工资。从我保存下来的用发黑的再生纸油印的工资清单（11月24日）上可以看到如下早已忘却的记载——
应扣 伙食：30.28；借支：5.00；合计：35.28休息时，在山间的小溪里洗衣服也别有一番情趣。那溪水很冷，清澈见底。旁边山坡上的树丛中有不知名的小鸟发出弹拨琴弦般非常悦耳的鸣叫。我印象极深的是，一次在小溪边洗衣服，中队里有位姑娘放声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太阳啊，霞光万道，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歌声随着山风回荡在山谷里，似乎比才旦卓玛唱的还要动人。那情景，真有些令人陶醉。当时生活中最困难的是洗澡。曾经在小河沟里用晒席围了个棚子让大家去洗澡，但水太冷，天气一变，很快就不行了。我们住在农家的时候，有个姑娘实在难以忍受，偷偷在农民灶房里烧水用大木盆洗了个澡，被农民大娘知道了，狠狠地痛骂了一通。大概是认为那有亵渎灶王菩萨之嫌吧？我是后来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去荣县城里出差（买宣传用品），才在县城的澡堂里美美地洗了个澡。
四川石油大会战时的领导小组住地
下雨天不出工，叫“扎雨班”。但“扎雨班”并不是让你呆在屋里玩，那时正是“突出政治”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不出工就得组织学习，读报，学文件，学毛著，讨论……总之，“不能让思想休息”。从大城市来到大山深处，久不闻城市的喧嚣，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在我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则：（1965年）
十一月七日，晴，星期日。
今天上午，我们正在劳动，忽然听到一阵轻微而特殊的轰轰声，渐近渐响，突然我们都听出来了，那是我们好久都没听到过的汽车声，有人叫起来：“汽车来了！”整个工地都发出了欢叫，人们全向公路的方向奔去。我们站在坡上，望着汽车响的方向，响声越来越大，汽车沿着我们亲手筑成的公路开来了！我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们亲手筑成的公路啊！
我当天还写了几句记录当时激动心情的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修筑的第一条公路，按照处里的要求赶在规定期限里完成了。我日记中记载：
十一月十五日，阴，星期一
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战役总结庆功大会。
我们打起优胜红旗，排得整整齐齐，从自己亲手筑成的公路上走过，未完工的路面上铺的石子很妨碍走路，踩上去虽不舒服，但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1965年11月30日，我们转移到了荣县东兴场，修筑从威5井至威13井的干线公路，公路的路线逐渐往大黄山上延伸，大概是位于威远矿区的西边吧，被称为西干线。住在东兴场附近的农家，离乡场近了，到了休息日，年长些的会到附近乡场上去喝酒（但往往会受到批评）。我到乡场上去则主要是寄信。因为我常收到家里寄来的书报杂志或新华书店邮购部寄来的书，东兴场上那位神情腼腆、说话像女孩子一样细声细气的乡邮员小伙子小萧，很快就把我认熟了。我们的到来给他增添了极大的工作量，他得每天奔走在我们散居山间的各中队驻地送报纸、邮件，但他非常敬业，从不懈怠。不知他今天是否还居住在东兴场上？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转移到荣县东兴场后，因一批人将调去作业队而照的临别合影。何蜀在后排右二，农舍墙上的美术字标语均为何蜀所写
我们转移到荣县东兴场时，已是农历小雪节气之后。冬季往往会因气候原因很多时间不能出工，就会以室内学习为主。冬季来临之前，领导上和一些大庆工人就不断放出风声，说是冬季整训不得了，不死也要叫你脱三层皮，说得叫人不寒而慄。原来，冬季整训就是一种整人和折腾人的方法，有两手：一手是整，把平时的一些“歪风邪气”上纲上线狠批一通（有时发几句牢骚也会被上纲为“对现实不满”，聊一点对饮食、服饰的爱好也会被上纲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最大的罪名是“破坏会战”，最高规格的惩罚是斗争会，往往批斗得那些平时桀骜不驯的“刺儿头”也不得不规规矩矩低头认罪，个别“情节严重”者还在斗争会上当场被“开除出会战队伍”，押送回家。从我当年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不完全记载（因我当时还只是中队里一个普通成员，17岁的小青年，不是对这类情况都知道，也不是知道的都作了记载）：1965年10月12日，中队开批判会批判一人。
11月2日，大队开斗争会，开除二人。
1966年1月11日，中队开斗争会斗争一人……
到了1966年5、6月间，基层普遍大抓“牛鬼蛇神”时，这样的批斗就更多了，6月7日筑路处党委在西干线召开四个大队和作业队、运输队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北京新市委成立、动员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大会时，各大队各中队都押着已经揪出的“牛鬼蛇神”在队伍前低头示众——后来文革造反运动兴起，这些被处分、开除的人有不少或独自或结队“杀回来”造反，索要平反证明——因为他们那样回去后就更难找到工作。那些曾经处理他们的领导干部当然只得老老实实照办，因为轮到“当权派”成为批斗对象了。冬季整训的另一手是捧，叫“评功摆好”，每个人都必须由大家为他找出值得夸奖的好处来，哪怕是一个性情古怪人缘极差的人，大家也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找出他哪怕一丁点好处来，加油添醋地夸上一通。这样一打一拉，胡萝卜加大棒，的确能把人愚弄折腾得服服帖帖，“听话要听党的话”，“党指向哪儿就奔向哪儿”……
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会战突击手合影，二排中间三位是大队领导。后排中间为何蜀
评功摆好之后就要评先进，评选“会战突击手”。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成年人的“政治面貌”更糟糕：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那时都称为“劳改释放犯”“劳教释放犯”，仍然带个“犯”字），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原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里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整个大队上千人就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正式工是中共党员。所以评先进只能是在这样一大堆矮子里面选高个儿。我那时体力弱，劳动力差，但劳动态度好，在文艺宣传上能发挥一些作用（中队驻地的美术字标语和墙报报头基本上都是我写、画的），于是也有幸当选了1965年度会战突击手，得到的奖品是一个精装笔记本。至于更高一级的荣誉，就是评“战区标兵”了。“战区标兵”会享受由领导披红戴花、大树特树、到处宣讲（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待遇。那种宣讲，成了一种模式，先要由宣传部门搜集整理材料，进行添油加醋的编辑加工，然后把“标兵”找来导演排练，什么事情该怎样说，什么地方怎样讲，讲到哪里要适当停顿让听众鼓掌，哪里要提高声调，提示人们呼喊口号……一个最老实最谦虚的人也会被教导启发成一个懂得自我炒作自我包装的人。在我们筑路处，记得被评为战区标兵的有一个驾驶嘎斯51的汽车司机柳菊承，是位老实人，车开到哪里都会自觉修补路面，做好事。还有一位是处机关的长辫子打字员何秀琴，她丈夫与她同姓，是处机关工会的宣传干事，为人十分谦和。
对这场“四川石油大会战”，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十分重视，曾参加指挥大庆石油会战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受命担任四川石油会战总指挥和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县城北约20公里的新场附近一处叫曹家山的山沟旁边，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垒”平房。（厚实的墙壁用当地河沟边很多的一种坚硬石头加水泥砌成，据说造价并不比砌砖墙便宜）这一片时称“总部基地”的地方被命名为红村。最下面是招待所（当时叫食宿站）、大食堂，往上分布着电话总机房、印刷厂、会战指挥部各处室……会战领导小组在最上边一个小四合院。除去有盘山公路通到上面外，正中还有一道长长的300级台阶，直达山坡顶上的千人大礼堂，礼堂屋顶上矗立着很远都能看见的水泥铸成的“红村”两个大红字，这是彭真副委员长到此地视察时题写的。（彭真被打倒后，就换成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当时总部宣传队演出中的一首歌就这样唱道：后来，筑路处机关在东兴场旁边的小山岗上建起了基地，起名为红七村——据说当时计划要建若干个这种基地，分别冠名红×村，但后来不知到底建成了几个。
四川石油大会战总部基地红村建筑群
“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开气找油任务，我们死就死在工地上，埋就埋在路基下！”“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保会战！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七十亿”是指七十亿立方天然气的年产量。）我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后，曾在一些路段的边坡岩壁或土壁上用石灰水刷写了不少这类标语。对这场四川石油大会战，毛泽东、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作了相关指示。这些指示的主要精神当时都曾向参加会战的职工传达。在我保存下来的一个自己用白打字纸折叠装订的极简陋的工作笔记本中（当时我已调到二大队大队部作宣传员），还记有一些主要内容，那是1966年3月13日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召开的“总部电话会议”的传达报告要点。其中第一部分是郑指挥（四川石油管理局总调度长、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郑浩）讲战区形势，第二部分是陈司长（石油部基建司司长陈李中，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传达“国家领导人对四川会战的指示”，内容要点有：
1、四川最大的压力：拿油出来。国家领导人先后六次对四川找油问题进行指示。
第一次，部党委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毛）主席说：“一定要在四川搞一点油，搞一点气。”
第二次，邓（小平）总书记、李富春、薄一波来四川威远矿区时指示：“四川搞气是搞到了，但搞不到油不算搞到了。”
第三次，邓总书记参观了大庆展览时指示：“你们在内地找不到油的话，过去的事情统统不算数。”
第四次，彭真来威远矿区视察时指示：“气的问题搞到了，油非搞到不行。贫矿也得搞。”
第五次，在全国工交会议上，邓总书记在会上指示：“石油工业部不管你在别处搞到多少油，在四川搞不到油，全都不作数。”
第六次，彭真把康（世恩）副部长找去谈话：“一手搞富矿，一手搞贫矿，一口井一吨油也得搞。”
张部长讲：“找不到油，我就没脸去见中央领导。”康部长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过去的一概不算，一切从零开始。”
必须恶战恶战再恶战，拼死也要上去。今年四川还要上100台钻机。今年部里面只留四个人看家，“全家老少”都到四川来。
2、张部长说：还是按过去的八大战场，三油四气一条线。搞油的办法：在川中上100台钻机“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搞贫矿，现在就干。两年以内再上两百台，明年开始一年打两千口（井），四年打它一万口……打它一个翻天覆地、天昏地暗、鬼哭狼嚎！
搞不搞得出油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关系到石油部的红旗是举得高还是下半旗。（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一般人说的，反正是北京传出来的。）
今年开始试验出一套办法。快速打井。四川的三五计划搞不到三百万吨油就交不到差。中央指示，不管你搞不搞得到油，也要搞几个几百吨的炼油厂。口号把“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改倒过来。部里讲：“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
1965年11月9日，邓小平（左2）、李富春（左5）、薄一波（左6）等视察威远曹家坝威基井，参观天然气井放喷
在我的日记中，还记有这次电话会议两天之后的3月15日下午，我们二大队在工地上（八中队刚完工的路基上）召开的“出征誓师大会”的情况，摘录如下：二点半，大会开始。冯大队长先作了战斗动员报告……
然后王技术员给各中队下达出征命令。下令前一中队上台报捷，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为了迎接大会召开而创造的高产纪录。王技术员对生产情况作了一些讲述后下达命令。各中队的干部依次列队上台接受命令，接到后都带领全队高举拳头向党宣誓，同志们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打打打！恶战恶战再恶战！”“死拼猛打，穷干硬上，头可断血可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哪怕是累死在西干线上，埋在路基下面，也要为石油会战献出全部力量！”各中队还纷纷表示提前完成任务。
命令下达完毕，各中队的代表争先恐后地涌上台表决心和互相挑战。一中队的中队长跳到了桌子上，三中队更迅速整齐地全体起立，前排高举决心书，中队长拿起话筒，带领大家振臂高声宣读决心书。八中队的几个代表急中生智，爬到了正面内边坡岩壁上，站在“出征誓师大会”大红字下面，居高临下，拿着话筒，高声宣读决心书、挑战书。四中队的全体同志齐声高唱起“比比谁先进，看看谁的干劲大……”会场上热烈沸腾，群情奋激，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震荡着山谷……
总部陈工程师讲了话。他代表总部祝贺大会开得成功，对同志们的决心和干劲作了高度评价，又讲了一下当前战区形势，要求大家为了今后能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大学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切突出政治。
1966年4月，左起廖志高、李井泉、贺龙、闫红彦在威远红村
现在的人来看当年这些记载，多半会感到荒唐可笑和难以理喻。搞建设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科学，这样不讲效益，这样“做秀”？不过，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却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当时在四川石油战区还流行着这样一首不知是不是从大庆传过来的歌：当年人们唱着这样的歌的时候，极少会有人对“胜利全靠毛泽东”这样的断言在内心里表示过质疑。同样，也极少会有人对“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的质问表示过质疑。这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沿用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再加上1960年代的“突出政治”那一套。这样搞建设会有什么结果，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
周恩来与32111钻井队代表交谈
周恩来在1969年12月27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曾当面斥责32111钻井队的两位代表、“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和王存友（二人在文革中分别成为四川石油会战战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说：“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那么少，起劲地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运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还骂他们是“两个败家子”。其实，一定要按领袖的主观意志在四川找到大油田的决定不是他们作出来的，不讲科学、不计成本的“大跃进”式的“大会战”不是他们下令搞起来的，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更不是他们发动起来的。“败家子”的帽子，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四川石油会战势不两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32111钻井队的两位“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左）王存友（右）一位曾与我同在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参加这场“大会战”的朋友，在读了我写的此文初稿后感慨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想当年，一大批热血青年自以为是献身社会主义建设革命事业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一群民工，也就是被视为农民式的临时性工人。这就是当年理想主义教育的成功之处……还记得我们共同编办《家乡来信》的墙报吗？那一封封从重庆寄来的家书，哪一封信不是真实的充满了革命口号和革命热情。可见当年工业学大庆的成功宣传，实际上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认为有那段突出政治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中国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当年那一处处热火朝天的深山工地大都已重归宁静，我们修筑的那些公路已经年久失修，少有车辆经过。我曾在西干线一些公路旁的边坡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大字标语自然早已不见踪迹。那些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有的已经很难恢复原貌，成为大地上永久的伤口。据一些重返故地的朋友讲，当年的红村总部那片显赫一时的房屋连农民都不愿去住（他们无法解决水电气供应问题），完全成了废墟，大多已经坍塌，有的地方已经变成玉米地，有的则被荒草掩埋……
那场“大会战”已经被人遗忘。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四川党史及大事记中都不见记载，甚至在专门讲四川三线建设中的能源建设时，也只字不提那场“石油大会战”。近年，四川省威远县的电视台曾播出了有关“红村石油会战”的节目，说是那里已经获准成为以“红村石油会战遗址”为名的文物保护单位。把那场“四川石油大会战”说成只是个小小的“红村石油会战”，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当年根本没有什么“红村石油会战”的说法，而且那节目的制作者也完全不知道（或者知道而不便说）红村是个什么地方——它可是当年四川石油会战总部的“基地”啊！
四川石油大会战旧址
更滑稽的是，他们那个节目采访的只是个别当年的正式工的后代，而插入的石油会战老照片，却只是几张筑路处二大队的临时工的合影，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那篇《被遗忘的“大会战”》在《老照片》上发表时我配的照片。那场曾经轰轰烈烈却又劳民伤财、耗费巨大代价和无数人青春的“石油大会战”，就这样被从历史记叙中抹去了吗?“大会战”留下的教训，不应该认真总结、反思吗？2019年8月10日
补充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作者说明：本篇原题为《被遗忘的“大会战”》，发表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61辑（2008年10月）。这是在原稿基础上补充修订的新版，发表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电子刊物《昨天》。）
新场红村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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