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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 | 高经建：山西铁路建设兵团的记忆
作者 ：高经建
当年的作者
文革时期，人们把各项工作各种运动都称作战斗，与天斗与天斗与人斗，我这里说的，就是在那“战斗”的岁月里，我在铁建兵团的一些记忆。
五十年前，山西有一支建设兵团，她的全名是山西铁路建设兵团，简称铁建或兵团，下辖三个师（注一）。这支兵团，别说在全国，就是在山西，除了太原忻州大同几地以外，也是鲜为人知。
山西铁建兵团是为了加快京原铁路（注二）建设而成立的。京原铁路是三线建设中的一条重要战备铁路，具有重要的军事战备意义，曾是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通道。现在如果坐火车，从北京去十渡去五台山，走的就是京原铁路。百度上介绍，京原线沿燕山太行山山脉而行，逶迤于燕山、太行山、五台山山区，与永定河、大石河、拒马河、唐河、滹沱河并行或相交，经过紫荆关、浮图峪、驿马岭、平型关等关隘。沿线地势险峻，桥高隧长，桥隧毗连，为防护需要，京原铁路沿线通过隧道穿山行进，其中最长的驿马岭隧道跨越地下河，修建难度不亚于成昆铁路，修建时铁道兵伤亡惨重。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国际局势异常严峻，全国的战备活动进入高潮。在这种形式下，国家要求因文革已经耽误进度的京原铁路抓紧建设，因此山西省开始组建铁路建设兵团，配合铁道兵建设京原铁路，工程代号3201（注三）。
那时候，全国各大城市都已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山西也有很多北京的学生来插队。太原市的老三届学生算是比较幸运，并没有很多人去插队，倒是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工矿企业。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分配无望，成了待业青年，他们中有人是文革站错队的学生，也有人是文革中的逍遥派，更多的则是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子女。这些学生焦急地等待着，前途迷茫，不知路在何方。
铁建兵团的组建，让这些无路可走的学生有了一条可走的路，尽管这是一条前途不明的路。那时参加铁建兵团，因为时间紧急，不体检不政审、不论男女，自己去报名，只要街道办事处同意即可。其中不政审这一条，石破天惊，很多人难以置信，但就是这一条，实实在在帮助了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让他们有了一条出路。多年后，当时负责兵团南城登记报名的窦丹丁阿姨还清楚地记得，有两个学生报名时反复询问不政审是不是真的，窦阿姨看到报名表上他们兄弟倆的父亲是焦国鼐。（文革前的山西省副省长，当时还未解放）
1970年4月20日开始，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以太原市“老三届”学生为主组建成立“山西铁路建设兵团第一师”。1970年5月7日，铁建兵团一师第一批8000多人打着红旗，分乘几百辆卡车，怀着战天斗地的豪情，奔赴京原铁路山西繁峙、灵丘一带，突击修建京原铁路山西段的铁路路基。繁峙灵丘北依恒山，南靠五台，滹沱河从中流过，著名的平型关在其境内。几天时间，学生变成了兵团战士，一支新生的铁建兵团迅速投入到铁路施工中。
七连部分战士在繁峙的合影
以下是太原电视台大型纪实系列片《寻找铁建人》画外音（注四）中对当时铁建兵团的描述：
京原线上的铁建兵团战士
第二年，铁建兵团一师留三团继续在京原铁路施工，一团二团则是转场古交，修建古交钢铁厂铁路专用线（代号3203），我就是在这时候加入了铁建兵团。
我是1966年毕业的小学生，按初中排，应该是69届，由于文革的原因，实际我们直到1970年3月才进中学。进校不到一年，也就是1970年底，我因家庭问题被学校除名，不能继续上学了。我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就一个人在寒冷的街上溜达，心情极为沮丧。当时正巧铁建兵团转场回太原休整，我的同学安小源的妈妈窦丹丁阿姨是铁建的干部（后来未去古交），窦阿姨对我们同学都很好，也非常同情当时背着家庭包袱的青少年，她听说我的情况后，就和我说，如果愿意去铁建，她可以帮忙。我正值走投无路之际，当然愿意去，虽然知道铁建很苦很累，那也没办法，那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窦阿姨给七连指导员陈庭俊写了一个推荐信，因此，我顺利加入铁建兵团。
临走时，我妈给我准备好行李，印象特别深的是带着一条狗皮褥子，后来我上大学还带着这褥子。还带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脸盆牙缸什么的。我还把我家一块旧的瑞士手表也带走了，表很旧表盘都发黄了，但走的很准。
1971年春节刚过，铁建兵团一师一、二团开赴新战场——古交。我们几个新战士比大部队晚走了几天，坐着一辆半旧的敞篷卡车去古交，我们一路无语，在正月的寒风中缩成一团。还算顺利，卡车把到我们送到各自的连队，我是一团七连的。
我们七连的驻地在长峪沟，长峪沟村不大不小，算是中等村吧，属古交河南公社。村庄顺沟而建，坐落在山坡下面，离汾河不远，沿沟向外走个几里地，就是汾河。夏季时，我和几个战友时不时就会跑到汾河边溜达，或在小腿深的河水里玩耍。长峪沟村外不远有个小煤窑，巷道很矮，人都站不直，矿工都是弓着身进去，再弓着身背着一筐煤出来。多年以后，听说长峪沟就凭这个煤窑致富了。
战友们分散住在不同的老乡家，晚饭后或礼拜天，除了学习开会，要好的战友总是喜欢相互串门，不长时间，我们就熟悉了整个村子。在长峪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住的那个小院。
房东姓田，我们入住的第一天，田大爷就问我：“经建，你有几个娃？”，我大笑，说：“我还没对象呢”，田大爷很诧异的看着我，从此我知道我面相老。房东一家人和我们关系很好，田大爷人很和蔼，儿子在太原的工厂上班，他家在村里经济条件算是好的。房东家做什么稀罕的吃的，也总会给我们一些，让我们尝尝。我们是自打住进这个小院后，就把挑水和扫院子的事儿承包了，那时侯村里没水井，要到三四里外的汾河去挑水，开始时还觉得挺费劲，后来挑水就不当回事儿了，我可以走几里路不换肩。
田大爷和我们三个男生住在正房，大爷的儿子儿媳住在西厢房。这里老乡家都是火炕，炕底下砌有烟道，炉灶的烟气通过炕底排出，同时也加热土炕。第一天入睡前，手一摸被子，热乎乎的，美！我暗自窃喜，这下冻不着了。谁知睡到后半夜，被烫醒了，快被烤成肉干了。手摸了一下炕，烫的，多少度不知道，反正是烫的。看看躺一个炕上的田大爷和两个战友，人家都没事，睡的香着呢。一连几天被烫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总算是适应了。后来我们搬到古交镇附近，住进了自己盖的干打垒营房，几十个男生睡大通铺，打呼噜、磨牙、放屁什么声都有，营房四面透亮，八方来风，那么大的营房，中间生俩炉子，不接烟筒都不怕中煤气，离得炉子远点，就觉得很冷，晚上能被冻醒，那时一躺下就会想起长峪沟的热炕。
我同屋的两个战友：张建华，副班长，好像还是连里的爆破手，经典形象是头戴柳条帽，抽着烟，眯着眼，他脑子挺灵，在班里经常出点主意。邓振华，我的发小，个不高，但很结实，人很实在，干活不惜力。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和邓振华穿着短裤冲出去淋雨，边淋边喊，张建华在屋里抽着烟看着我们说，你们不怕感冒？那时也没想很多，反正也没感冒，全仗着年轻啊。
东厢房住着我连三个女生，开始男女生之间也不怎么说话，后来熟点儿了，几个女生就经常帮我们洗衣服。一开始，她们问我有脏衣服吗，可以一块洗，我还不好意思，后来慢慢地习惯了，有了脏衣服直接扔过去，当然，我负责挑水。
在这个小院，我们大约住了七八个月，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在苦涩的青春时代，长峪沟的小院曾给我留下一丝温暖。
我虽然参加了铁建兵团，然而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直接干和铁路建设有关的工作，比如修路基打夯抬铁轨什么的。第一年，我们七连主要任务是修村路和烧砖。
我们连在古交的第一战是修村路，帮助长峪沟村拓宽一条通往沟外的山路。这条山路并不是很长，大约也就是一千多米，路在山脚下紧贴着山，其中大约百十来米由于山势影响，路很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段瓶颈。爆破炸山，清渣抬筐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
我对凿石头凿炮眼很犯怵，抡锤和掌钎都不容易，我是第一次干这种体力活，既没经验又没力气。抡锤勉强抡的起，可是准头力气都不行，生怕砸到战友的手，所以落锤劲小，一锤落下，钢钎在石头上只是留下一个白点。老战士说，你这不行，没劲，去掌钎吧。掌钎也不容易，打一锤，掌钎的要抬起钎来转个角度，然后打下一锤，碰上打锤的力气大，钎下的深，往起抬钎都很费劲，有时候，钢钎卡在石头里，钎都拔不出来。
最危险是点炮的时候，有时要连着点几个十几个炮，动作要迅速，撤离要快。专门有人数炮声，声数对了，都响了，算顺利，如果少响一声，麻烦啦，可能是炮捻慢，也可能炮捻灭了，再就是雷管有毛病没响。遇到这种情况，要等足够的时间，确保是哑炮了，再上去人检查，重新安雷管或重新点炮，非常危险。有的连队就是在排除哑炮时出现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我们七连算比较运气，没出过大的事故。
在铁建兵团，劈山爆破是各连常见的工作场景。后来我到了团部，团部张志诚曾画了一幅水彩画，就是劈山的场景，画中一个女战士，头戴柳条帽，手持钢钎，英姿飒爽。
我更多的时候是清理石渣，抬筐运石。两个人抬装满石渣的大筐，一筐石渣大概将近200斤，经常因石筐太重，胳膊粗的抬杠都能压断。我和邓振华一个班，记得那时好像我俩经常共抬一个筐。来铁建前，我连水都没挑过，现在抬着装满石渣的大筐，每走一步都是晃晃悠悠。几天下来，肩膀磨出血泡，挑破血泡，第二天接着抬，肩膀压出几道血痕，皮都烂了。好像也没上药，居然也没发炎，过个礼拜天，肩膀就结痂了。周一可惨了，抬杠放在肩上，抬起满满的石筐，随着一声“起”，钻心的疼从肩上传到心里，血痂被挤破，一股脓血滋向脖子……
那时觉得这工作真是又苦又累，每天都是咬着牙坚持，老战士还总说，比起京原线，这活儿轻松多了。几个月下来，一层茧子出现在肩上，练成了一幅铁肩膀，抬筐已没有问题，只要抬杠不断，我就能抬起，挑水走五里地不用换肩。后来到了工厂，一次帮师傅盖小厨房，让我去挑点沙子，我挑回两桶（不是很满，多半桶吧），把一票工人师傅惊的目瞪口呆，他们诧异：这么瘦小的我怎么挑的动沙子？
几个月后，长峪沟的路拓宽了，老百姓挺高兴，我们也开始干自己的事了。
我们连在长峪沟时的主要工作是烧砖，砖是用来供全团修建营房的。来铁建前我曾烧过砖，那是在太原五中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学校组织在校园里挖防空洞，需要砖，我们就自己烧。没想到来了铁建又要烧砖，我和烧砖还挺有缘。
连里的砖场在长峪沟口，靠近去太原的公路也靠近路那边的汾河。我们排的任务是脱砖坯，工作细分到个人，每个人定额每天300块砖坯（也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定额是600块），从拉土、挑水、和泥、脱坯，到最后的修坯、码坯全过程就你一个人，早干完早收工。
每天清晨，先去拉土，迅速装好一车土，一路小跑下来，快到你的工位时，掉头快速推车，把车辕往起高高一抬，小车基本直立起来，车上的土惯落而下，接着再去拉第二车，300块砖好像是需要三车土。然后挑水和泥，粘土和水一结合，又粘又重，这是个很费力气的活。和泥是用专有泥锹，锹铲上有两条长方形镂空，很好用。干了一段儿时间，大家有经验了，多少土多少水掌握的很好。基本是把土堆中间拢出个坑，正好的水倒入，再把周面的土盖在水上，这时候可以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回来，土已闷好，拿专用锹翻两遍，ok啦！
砖模是三砖式的，就是一次可以脱三块砖坯。脱坯时，先把砖模在沙子里过一下，双手再从呢堆里挖出一块泥，然后把泥用力摔进砖模，一定要一次就填满，把多余的泥刮掉，然后端着砖模，跑步到位，迅速翻模，拿掉砖模，砖坯脱落，好啦。然后再重复这一套。
那时，我虽能完成任务，但毕竟年小力薄，不如别人干的快。记得我们院儿的杨汉城工位离我较近，他干完自己的活后，断不了会帮助我。
休息时候，战友们曾经玩过一个游戏是比赛夹砖。夹砖就是把一排砖码齐，两个手掌张开，用力夹着一排砖离地，看谁夹的多。我连最有劲的王冠军和杨汉城大概能夹个10块11块，可炊事班的有个女生（想不起名字了，好像眼睛比较大），居然可以夹起12块，可能是夹的最多的了。
拉土、和泥、脱坯，这是我每天的工作，日复一日。
其实，脱坯的工作还算可以，出窑的那些战友就要辛苦多了，那活真是太辛苦了。出窑时，窑内和砖的温度还挺高的，出窑的男战士们光着膀子，后背垫一块棉垫，背上的砖一层四块，摞到脖子那么高，就这么背着，一步步走出砖窑，记得当时也有女战士出窑，她们应该更辛苦。一天下来，他们从头到脚一身灰，满身的汗水流下，在脸上胸前臂膀留下一条条印迹。尤其在夏天，头顶火红的太阳，走进炽热的砖窑，背着烫手的砖出来，那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呀。
一天工作结束后，一个个小伙子穿着裤头冲向大水池（砖窑的蓄水池），当他们扑通扑通跳入那凉爽的水中时，满脸洋溢着天真的笑容，那场面，久久留在我的脑海。
秋后入冬，我们连又去汾河滩干活，在古交镇附近修路基，有了修路烧砖的历练，我对干这些体力活基本习惯了。
记得当时的伙食很差（据说比在京原线时已经好多了），主食没什么细粮，主要是小米饭，菜就是土豆白菜萝卜，很少见到点儿肉，而且经常吃不饱。实际上那时我们的定量是每月45斤，应该算很高了，但连队里都是年轻人，又是强体力劳动，吃的自然多，老觉得不够吃。班里每次派两人到炊事班打饭，一人拿桶装饭，一人端盆装菜，全班战士坐成一圈，等着打饭的战士回来，每次都是班长分饭，大家饿狼似地盯着班长，生怕给自己分少了。后来工地远了，在汾河滩里干活，炊事班把饭送到工地，我们在工地上伴着冷风吃饭，活生生把每个人都练成了铁肠胃。
在连里，最好的工作除了在连部的就是炊事班，做饭喂猪种菜挑大粪。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连里抽我去炊事班帮忙挑大粪，给菜地上肥。当我挑着粪桶去菜地时，在战友们的眼光里我看到的是羡慕，遗憾的是，我仅有过一天挑大粪的工作。
我有个小学同学倪刚，听说她在XX连（记不清是几连了）的炊事班，过去上学时话都没说过几句，去了铁建不知怎么想起来去看她。找到倪刚，我俩见面还挺高兴，她还真是炊事员，她偷偷给了我两个馒头，那感觉，就像现在请你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好在那时我们每月可以领到几十（20多？）块钱，村里没有饭店，只有一个小卖铺，所以我们时不时去镇上打牙祭。记得有次去镇上吃完饭回连，路上拦了一辆顺道卡车，到了长峪沟，司机竟然不给停车，我们只能趁汽车爬坡减速时往车下跳。我跳下后，被惯性带倒，手掌蹭破一大块。
提到去镇上吃饭，不得不提古交的炝锅面。那炝锅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强烈了，带汤的一碗面，汤里漂着点点油星，面上有几根肥瘦相间的肉丝，还撒着一些翠绿的葱花，吃起来又香又爽，汉城兄一次可以吃四碗！！！从此，炝锅面一直是我心中最美的美食，至今想起那古交的炝锅面，仍然是垂涎欲滴。
整个铁建兵团，都是半军事化管理，连里的号声告诉我们应该起床啦，集合啦，吃饭啦。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被起床号声喊醒，睁开惺忪的双眼，到村中的打谷场集合，唱歌，出操，随着口令，开始跑步。然后连里的干部布置施工任务，早饭后，举着红旗去工地。收工后还会在打谷场进行点评，晚点名。
铁建兵团的领导，师团一级有一部分干部是现役军人，其他干部大部分是从公检法抽调来的公安干部。我们连的连长指导员就是原来太原市某派出所的所长一级的干警。连长姓董，啥时候都是乐呵呵的，连里主事的是陈指导员，长的黑黑的瘦瘦的，不苟言笑。
副连以下一般都是知青担任的，我刚去的时候，我们连副连长是马小牛，老三届的学生。马小牛的父亲是演员马骉，曾经饰演的电影角色包括《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孔阴阳、《刘三姐》陶秀才。马小牛和他爸长的太像了，长的很有特点，看到他，不由的想起陶秀才，老想笑。
我们排长是赵中苏（小虎），这是我们院儿的一个孩子王，他弟弟和我是同学。去铁建兵团前，我们一帮同学常去他家玩，我加入铁建时，就是小虎领着我去陈指导员家办的手续。小虎在文革中是逍遥派，不怎么参加派性活动，就是在家看传单，后来就是读书，什么书都读，哲学宗教，政治历史，中外名著……涉猎很广。有发小回忆，小虎去铁建时，带了一大提包的书，由此可见他的学习精神。他读书有个特点，特别爱做笔记，他的读书笔记厚厚的有许多本。
小虎出身摄影世家，父母大哥都是搞摄影的，所有小虎也喜欢摄影，拍照、冲卷、洗片全套都会，我青少年时代的许多照片都是小虎照的，我们在铁建的好多照片也都是他拍的。小虎退休前已是资深记者，采风采访中走遍祖国东西南北，我去他家，看到他拍的一些照片，张张是大片。
说起我们院儿参加铁建兵团的知青还真不少，差不多有十七八个，大部分人在一团七连。我们在太原就是一个院儿的，感情自然亲近，时不时就凑在一起聊天，也经常一起结伴到村外溜达，男生断不了还在一起喝点酒。
每逢休息日，我们一帮朋友总是琢磨着去古交镇吃点什么，要不就是找个地方去玩。一次，我们院的几个男生一起去镇上吃饭，喝了不少青梅酒，喝高了。回连后，有人跑到卫生员那儿骗病假条，其实不是骗，就是明说: 喝多了不想干活想去睡觉。他们怎么敢明说？因为卫生员康改香也是我们院的，康姐挺仗义地给他们开了病假条。记得我们还去过汾河水库玩，小虎还带着相机，为我们在水库留影。到了水库，只见水面平静，波光粼粼，那天正好赶上水库放水，巨大的水流从水闸里喷涌而出，奔腾向前，很是壮观。
我们院去铁建的这拨人里，三牛（张彦彬）年龄算大的，五中68届高中的学生，五中是太原市最好的中学，五中的学生水平自然也不一般。三牛才学深厚，爱下棋，爱吟诗，不经意间就会吐出那些听过或没听过的经典诗词。我那时不会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牛就给我背写出来，我再抄到自己的本子上。记得三牛在干活休息时总爱点起一支烟，时不时地念叨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次三牛借《明日歌》告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虚度年华，现在还记得他吟诵“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时的神情。
三牛在文革前还和陈永贵一起吃过饭，还不止一顿。三牛的父亲因采访大寨和陈永贵熟悉，陈永贵去太原办事就经常去三牛家。三牛第一次见陈永贵是一次放学回家，看到家里准备开饭，饭桌上坐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农民，他爸告诉他，这是陈永贵。77年三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了出版社，退休前是高级编审，也是围棋桥牌麻将的好手，退休后也常常被返聘，为出版新书把关。
杨汉城也是我们院的，我和他在院里时不是很熟，来了铁建兵团成了挚友。汉城身体很好很壮实，我曾经问过他怎么有那么多肌肉，他说中学时练过健美。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故事也很多的哥们，什么棉袄换鸡蛋，打赌赢午饭……都是他的杰作。
汉城在古交还给指挥部刘司令献过血。那是夏天的一天傍晚，紧急集合号在我连驻地响起，战士们迅速集中到了长峪沟的打谷场。陈指导员说，接到指挥部紧急通知，刘司令（一师师长，因原是太原警备区司令员，一般习惯称刘司令）因病要做手术，需要献血…… 然后，指导员命令三排（女排）解散，一、二排男战士自愿报名献血。所有的男战士无一例外地报了名。那时的年轻人还是很有热血的，不管是司令还是普通一兵，只要有需要，战士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报名献血。经过几次体检选拔，全团确定了7名战士参加献血，我连就汉城一人。
当时刘司令是在位于太原晋祠的海军医院就医，医院风景秀丽，鸟语花香，和我们所在的荒山禿岭有天地之别。七个兵团战士到了海军医院，先静养了一个多星期，吃的相当讲究，早饭牛奶鸡蛋，中饭晚饭顿顿有肉，天天好吃好喝，闲庭信步，打扑克，吹牛X，快活地等待着为刘司令献血的那一天。献血是与刘司令手术同步进行，七人中先选三人献血，汉城又被选中。刘司令进手术室，这边三人献血开始，每人献血300cc。
十几天后，汉城返回连队。我那时啥也不懂，问汉城：300cc有多少？汉城用手给我比划了一下。我又问，抽完血啥感觉呀？汉城一下来劲儿了，他神采飞扬地说，刚抽完血，漂亮的小女兵护士就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想抽烟，小女兵马上给他点了一支中华烟，此时的汉城，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
刘司令当时还是太原警备区司令员，长征干部。事后，刘司令派人开着军车，给为他献血的战士每家十斤猪肉十斤鸡蛋，以示感谢。车到我们院儿，没找到汉城家，经人指点，东西送到了他女朋友家。那个年代十斤肉十斤鸡蛋，了不得呀，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的，肉蛋油之类的，没票你就是有钱也买不上。刘司令还是有情有义的。
我们院的还有几个印象深刻。一个是我同学的哥哥王培洪，去铁建前就很熟，他从小酷爱无线电，修个收音机什么的，对他来说就像吃饭一样简单。培洪记忆力超好，很多人都记得他能背出各国的首都，他爱考我们一些国家的首都是哪里，你答不出来时，他抿着嘴微笑，然后慢慢的吐出那个城市的名字。
还有一个是张效铮，很乐观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喜欢交朋友，喜欢助人为乐，和连里干部战士的关系都很好。她在铁建兵团干活，真是实实在在，一点懒也不偷，她不仅是我们连铁姑娘班的，到古交后又加入了我连爆破班，那时觉得她真是豁的出去，在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没有一点城市女学生的娇气，也很难让人想到他爸是省报的副总编。
在七连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71年的中秋节，这不仅是我第一次离家过中秋，最重要的是那年的中秋不一样，那一年发生了林彪事件。
9.13后若干天，林彪事件还没有正式公布，我们虽身处小山沟，但通过不同的渠道知道了这个惊天的消息（我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传递信息的，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但是各种政治时事，名人趣事等等总能很快传递过来），起初有人听到了消息也不敢和别人说，半信半疑的，后来我们在特别好的朋友之间极为神秘地开始互相说了这件事，还反复叮嘱：“千万不能外传。”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逐级向下传达此事。记得有一天，离驻地不远的古交钢铁厂，周围布满民兵，据说核心地段也就是古钢礼堂的保卫更是严格，达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时不时有些破旧的小汽车载着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开进。我们都猜测发生了什么大事，后来得知，那天是古交地区给县团一级干部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这件事应该发生在中秋节后）
再后来，全师大会传达此事，我记得很清楚，指挥部王政委在传达时讲了一件事，说让打字员打印师里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通知文件，可那位打字员根本不能相信林彪会出事，这事儿太大了，这要是搞错了，是掉脑袋的事。所以说什么也不打印，甚至说，哪怕开除了被抓起来也不打。没办法，只好把中央文件给她看，（中央文件是保密的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正常情况打字员是不能看的）文件才得以打印。会上，王政委表扬了这位打字员，说她原则性强。
那年，中秋来的比较晚，国庆节过后几天才是中秋。中秋当天，晚饭之后，我和小虎、三牛、汉城四人带着连里发的月饼，上了村边的一个小山。傍晚的山上，微风习习，天上飘浮的云朵时不时遮挡住升起不久的月亮。在忽明忽暗的月光下，我们连吃带聊，话题自然谈到当前的大事。虽然那时林彪事件还没有公开，但从种种传言和迹象，包括国庆见报的国家领导人名单，我们确信这事是真的。我们忧心忡忡地谈着政治形势，政治走向，分析这事对国家带来的影响，对老百姓的影响，甚至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我们也聊到林彪的历史战功，文革中的崛起，毛和林的关系……不知谁说到，林彪在南方势力大，黄永胜是林彪嫡系，没准此事会引发内战……当时，我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内战，如果真的发生内战……太可怕了，不敢想像。
那一刻，我更加为我们知青的命运担忧，为家庭的命运担忧，为国家的命运担忧，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第一次对自己内心的政治迷信产生了动摇。我相信，当时他们三人内心也有相似的感悟。
那天，总觉得月光亮的有点凄凉，小风很冷，心里很堵，心随着国家政局的动荡不能安宁。
另外有一件小事也印象深刻。一天起来，觉得左眼不对劲，又痒又疼，也没有太在意，继续干活。第二天眼睛还是不好，找连队队医郝大夫，郝大夫先是一通数落: 你们男生就是不讲卫生，是不是在脸盆里撒尿了?天地良心，我还真不用脸盆撒尿！你想，睡在火炕上，人都蒸干了，哪里有尿，用脸盆洗脚倒是真的。郝大夫给我点眼药，打发我走了。点了两天眼药，眼睛还是不行，对着镜子我扒开眼睛，妈呀，很恐怖，眼睛肿的很厉害，白眼球肿的包住了黑眼珠，基本上看不到黑眼珠了。我吓坏了，我会瞎吗？再次去找郝大夫，郝大夫也慌了，马上介绍我去师部医院。
师部医院在铁磨沟村，医院不大，只有几间病房，医生给我检查眼睛后，安排我住院，还要住院！我更紧张了。
在病房里，碰到一个病友，是一位老者，因为什么住院我忘了，他介绍自己是老红军，还给我看他的红军证，他是四川人，参加过长征，1938年打仗负伤被安排在老乡家，伤愈后，和老乡的女儿成亲了，没再去找部队，成了农民，解放后还是农民。村里人都知道他的情况，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红军，所以也没享受到相应待遇。直到64年在村里听年轻人读报，听到老首长开国上将杨勇的名字，给杨勇写信，杨勇证明了他的身份，从此有了老红军的待遇，看病不要钱，每月还能领一些补助金。
师部医院没有眼科大夫，所以住院后我的眼疾继续恶化，眼睛已经开始流脓血，鉴此情况，大夫让我马上去太原的医院治疗。说走就走，我找到一辆太原的拉煤车，可以带我去太原。大夫们还让我顺路照顾一个战友，他得了白血病。我们坐着拉煤车回到太原。我先把战友送到杏花岭医院，然后回家。那时好像已经是四五月份了，我还穿着铁建的绿棉衣，满身煤灰，头上裹着绷带，漏着一只眼睛，走向回家的路。进了大院的门，不时有人向我望来，都是认识的人，不过我这个样子，可能没人能认出我。快到家门口时，我妈正在做饭，从厨房的窗户看到了我，我妈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看着像，但这个样子，又希望不是我。我妈后来讲，看到我的那一刹那，她脑子都蒙了，做饭的双手不觉地停止了动作。那一刹那，她很后悔让我去了铁建。
我是去省人民医院眼科看的病，我怯生生的问医生，我的眼睛会瞎吗？医生微笑地告诉我，不会。我得的是麦粒肿，已到成熟期，几天后就会好。医生并告诉我，其实我不来医院，过几天也会好。太好了！！！几天后，如医生所说，我的眼睛好了。
我去杏花岭医院看我的战友，不幸的是，我的战友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太原大约休息十天，我便返回长峪沟。
在七连待了一年多，1972年初春，我调到了一团团部。
回想起来，当时能调到团部，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好像是天上掉馅饼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并不认识团部的人，也不是班排长或先进标兵，怎么就调到团部了呢？这话说起来要感谢徐莲花，徐莲花是我连的文书，其实我和她也不是很熟，只是通过换连里黑板报有些接触。那时换板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文书到处抓人帮忙，可没人爱干这事。徐莲花找我，我脸皮儿薄，不好意思拒绝，帮她换过几次板报，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深交。一次团里召集各连文书开会，顺便通报准备办一个小报，有合适人选请各连推荐。可能是由于帮连里换板报的缘故，徐莲花推荐了我，会后她把这一情况告诉我。
过了一些日子，也没见什么动静。终于有一天，正在古交镇附近施工，记得好像是几个连队在一起施工，指导员让我写一篇描写干活的场面，给战士鼓鼓士气。我当时还挺奇怪，这事儿怎么不找文书啊。我匆匆写了一个稿子，大概两页纸，很快广播里传出：下面广播七连来稿……我也没把这当回事。过了几天，团部调令: 调我去团部政工组。事后才知道，那次工地的稿子就是考试的考卷，当时政工组组长老宋很满意我的稿子。
团部里面主要有三大组: 施工租、后勤组和政工组。那时很羡慕施工组，施工组知青多，热闹，那帮人天天对施工进度做统计，也和标杆、观测镜打交道，有些技术含量，我对那些工作挺有兴趣。后勤组也不错，自由，还管着食堂不会饿着。政工组则很闷，刚去政工组时，只有我一个是知青战士，其他人都是原来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在一起工作觉得还挺别扭的，后来倒也慢慢地习惯了。
我刚到政工组的第二天，老宋就问我，是团员吗？我说，不是，又问，写申请书了吗？我答，没有。老宋很纳闷，为什么不要求进步呢？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家可能有点问题，老宋说，有啥问题呢？我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好像也有问题。老宋又问，你爸妈是干嘛的？我说，我爸是普通干部我妈是工人。老宋接着问，他们是党员吗？有问题吗？我说，都是党员，好像没啥问题。老宋说，你这家庭没什么大事，赶快写个申请书吧。我听那茬儿，好像政审过关了，马上就要发展我。但我心里还是担心政审过不了关，我妈因为家庭问题（说是我舅舅问题比较大）挨过斗，差点被开除党籍。担心归担心，我还是很快写了申请书，也给我爸写了信，说团里可能要外调。那时我爸随省直机关下放在农村，把情况和公社一说，公社说自己写个材料给你盖个章就行。估计团里没向我妈单位外调，否则，我应该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很快，我入团了。后来我才知道，在铁建兵团的知青里，很多人的家庭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我的情况算好的。
老宋原来是公安南城分局秘书科的(科长还是副科长，记不清了)，他爱打猎，经常在周末拎着枪去山里打猎，每次打猎都会叫几个战士一起去，帮他找目标，捡猎物。那时山里的猎物主要是石鸡，偶尔能打到一两只石鸡，大家都会很开心，石鸡送到食堂，同去人员都可以分享野味。我和老宋住一个屋，白天是办公室，晚上就是宿舍。除了工作和睡觉，我一般不爱在屋里待着，总是跑出去找施工组的知青去玩，要不就跑回我们七连去找朋友聊天，那时七连住的新营房离团部很近。
政工组还有几位干部: 老冯，冯俊良，个头不高，很结实，为人正派，做事正直，平时话不多，但很敢说话，经常顶撞老宋。有几次老宋莫名其妙批评我时，还为我仗义执言。但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经常虎着脸，所以我和他交谈的也并不多。老冯文章写的精炼严谨，团里好多重要的文件，总结都是他执笔，老冯字写的也很好。老陈，好像是管档案的，戴眼镜，胖呼呼的，闲事从不管好事也不争。老邢，记得好像是武乡人，乐天派，天天笑呵呵的，管宣传队。我那时办报纸。
《铁建战报》是我们一团办的一份小报，每周一期，老宋是领导，负责每周的选题和审定。我在团部期间，主要工作就是参与《铁建战报》的编辑工作，始终伴随着《铁建战报》一起成长，从创刊号直到我离开铁建，每期都有我的心血，尤其在在前期，组稿、写稿、排版校对、印刷，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一个人盯。觉得最轻松的是排版，我觉得我是天然擅长，自己觉得排的很不错。
每期校对，我都非常仔细，有时即使别人校完了，我也不是很放心，总会自己再校一遍才行。对最重要的组稿、写稿工作，我总觉得力不从心，压力很大，不仅是工作量，最主要是个人文化上的压力。后来，崔姐和小彭陆续加入《铁建战报》，压力有所缓解。因为工作，经常去团部打字室，我对那个女打字员小崔印象特别深，工作麻利认真，加班从不抱怨，打字又快又准，还能搞套色印刷。
说实话，虽然我在这个小报上下了许多心血，可我对小报的质量并不满意，我觉得我们几个人没有水平和能力办一张好的小报。我一直很奇怪，团里有很多老高中的学生，他们中间很多人很有水平，文章也写的好，怎么没找他们来办报呢？
这个小报每一期我自己都留了一份，后来带回了太原，可惜我离开太原多年，太原老家我东西太多太乱，不容易找出来。
那时正处于文革中期，政治第一，阶级斗争是全国上下的总纲，铁建兵团也不例外。团部政工组经常会接到各连报来的一些政治材料，反映一些＂阶级斗争的动向＂。有次某连报告出现＂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说是一个战士故意纵火，已被抓了现行，团里决定召开全团大会批判该战士。政工组负责组织重点发言，从连队里抽了几个写手起草发言稿，我还记得其中一位给我们讲他的提纲：马克思列宁对火的论述，火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实中火的作用，阶级斗争新动向，事件给我们的启示等等，好像是写九评的框架。我当时还挺佩服这位老哥的，文章写的好，战斗力强。
涉及到连队和老百姓关系的问题也由政工组负责。有次一个农民来团部告状，说是他在山坡上走，看到山沟里有一男一女两个铁建战士抱在一起亲嘴，结果这位农民兄弟看的入迷，不小心掉下山坡，受了点伤（不严重），到团部要求赔偿。好言安抚后，老乡走了，大家一通爆笑。
各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也常来团部，尤其是那些来自公安系统的干部，来了团部总要到政工组坐坐，很多人和政工组的干部都是老熟人，聚在在一起话题很多，谈论时事，插诨打科，一般也不避讳我，我也见识了公安干部的风格和率真。后来我们都回了太原后，那些干部也都回了公安机关工作，有一阵我还挺自豪，从公安南城分局到各个派出所基本都有认识的警察，好多都是所长副所长的。
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去各连约稿，采访，送文件。好像除了13连（驻地，镇城底）14连（驻地，西山）外，其他连队我都去过，去西曲（好像是五连还是四连驻地）比较多，住在西曲的连队是团里的先进连队。有次去某连队送信回来时为了走近路，进了山里，本想很快就出来了，结果可能方向有点偏差，走了一段时间没找到出路，迷路了，后来遇到打着红旗收工的铁建连队，才跟着走出来。
有时我也会跟着团领导下连队，到了连队，连队总要招待一下，现在看起来，那时的招待也很简单，三四个菜，其中两三个是荤菜，有瓶高粱白之类的酒，有时碰巧团领导和连队领导很熟或很好，连队领导可能会拿出珍藏的汾酒，这在当时已是很奢侈的了，尤其是那时的能吃到小炒肉，简直美若山珍。一般情况下，我作为随时人员，也是和领导们坐在一张桌子上的，每在这时，我总觉得不自在。尤其一次去七连，我的老连队，我实在没脸吃下去，我找个借口离开餐桌，在外面和我的战友一起吃饭，才感觉好点。这应该是我经历的最早的腐败。
1972年，进入秋季后，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我们将重新安排工作，听说大部分人要分配到太原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分配。那时，如果家里认识招工的人或和师团连的干部有关系，肯定会优先分配；如果工作突出，或者担任班排长，连里的干部凭着良心也会考虑到；再者，因公受过伤，自己身体不好，也可能得到照顾；再不然，和领导说说困难，自己有病家中父母有病等等，以取得领导同情。这时候，每个人都很着急，很多人都在找领导，找关系，希望尽快明确自己的出路，在最后的时刻有个好的结局。
我算是领导身边的人，可在团部一段时间和领导关系处理的不好，也没有明显的矛盾，就是觉得有隔阂。我硬着头皮去找领导，老宋不置可否，不管我的事。我很伤脑筋，有什么办法呢？天无绝人之路，关键时刻，我们组的老冯向我伸出援手，他主动问我，分配的事有着落吗？我摇摇头。老冯继续，太原化肥厂要来招工，你愿意去吗？我当然愿意，化肥厂是大型国企，算是好单位。老冯的表弟是化肥厂的劳资科长，我被点名要到了化肥厂。命运在此转折，化肥厂成了我人生的又一重要经历。非常感谢老冯，冯俊良。
我的小伙伴们，除三牛等已先期被安排工作回太原外，其他人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先后被分配了工作。小虎等去了电解铜厂，培洪、张效铮去了电解铝厂，汉城去了化二建，团部的朋友姜佑明、丁如琴去了太原化工厂……
当时的铁建已大乱，都不干活了（也已经没活可干了），所有人都在打听消息，寻找门路，等待分配。走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连队里杀猪宰羊，分光吃尽，不是庆祝什么喜事，而是进行最后的晚餐。再往后，各连剩下的人都没几个了，几个连合并在一起。冷静等待的有之，酗酒撒疯的有之，找领导要说法的也有之……
我很能理解留在最后的他们，看着并肩劳动的战友，大部分已经拿到分配通知，喜悦地各奔东西，而自己的命运还悬在那里，昔日战天斗地的豪情改造山河的壮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郁闷、焦虑和期盼。
和我同去铁建的发小邓振华，是最后回来的。一天半夜，他敲开我家门，兴奋的对我大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给我讲述了铁建兵团最后的时刻。
十二月的一天，在冬天的寒风中，全师（也许是全团）人员集中在一起。说是全师，已仅剩几百人，昔日的活力激奋已不存在，战士们脸上带着忧郁、焦虑和渴望，能听到有人在抽泣。王政委在台上，桌上放着花名册，那是剩下的所有战士的名单，他念一个名字：xxx，被点到的战士大声喊：到，然后王政委说：xxxx厂，随后，他拿起毛笔，那是一只饱沾黑墨的毛笔，在名单上打一个勾……就这样，王政委一直念到最后一位铁建战士。
很多战士都哭了，他们是留念自己的连队，是舍不得这片土地，还是为自己能够回城而喜悦？百感交集！不得而知！
当天，最后一批铁建战士连夜返回太原。从这一刻起，山西铁路建设兵团消失在历史长河。
今年是山西铁建兵团成立五十周年，战友们本来计划搞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筹备组已经筹备了一年多，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由于突发新冠疫情，纪念活动不能如期举行。特整理此文作为本人对铁建兵团五十周年的纪念。
三线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