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丨深圳华强北电子企业的前世是贵州山沟军工厂

Original 闵甦宏新三届 2020-02-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闵甦宏，出生于1956年，77级大学生，分别于1978年1月至1982年1月，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化工机械专业和流体机械和流体动力工程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习。上大学前，在贵州的三线军工企业工作了七年。1988年至1998年在深圳工作，1998年起在杭州工作。高级工程师，消防安全专家。现已退休，旅居浙江杭州。

原题

八八三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之五

青春芳华

作者：闵甦宏

一、珍贵的合影

这是一张拍摄于2016年7月27日的合影。那一天，部分八八三老厂友们自发策划组织，并精心地安排了纪念建厂五十周年的活动。

许许多多生活在祖国四面八方，甚至海外的原八八三的老厂友们，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与现在生活在都匀八八三新厂的老厂友一起，欢聚到了原老厂所在地，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活动。其间，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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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采用坐标定位加照片截图的方法进行统计，这张照片上的厂友人数达到382人。部分与会人员未能赶上合影，据后来统计，那一天实际参加活动的老厂友有500多人。

也就是说，当年的老职工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参加了这次聚会活动，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这张合影中！长者达八十多岁了，“年轻人”也已都年过半百。

细想一下，大家之所以不顾年迈，不辞劳累，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既是为了纪念一个三线企业五十年前在这里的开工建设，为了看一下五十年后它的新面貌，也是为了再见一面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其实，又何尝不是为了共同追忆曾经在这里绽放的青春芳华呢？

我大概核查了一下，照片上的这382人来自于全国至少25个省市自治区。这些厂友中只有少数现在生活在他们的原籍，也就是当年他们来八八三厂的出发地，而大多数人已经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

二、春潮来自五湖四海

当时新建的大三线企业，包括〇八三基地的绝大多数单位，普遍采取了老厂包建的方式。即由内地实力雄厚的老厂向新厂派出从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到炊事员、医护人员，甚至学校教师、保育员的成套而庞大的队伍，全面对口负责一个同类型新厂的建设和运行。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有的甚至是整个单位的人员，连同设备、工器具，一起搬到大三线。

〇八三基地设在凯里的八一八医院和设在都匀的四一四医院（现在分别成了贵阳医学院的第二和第三附属医院），就是由原来上海市的杨浦区和黄埔区儿童医院先后整体搬迁过去的。那时，八一八医院里的桌椅板凳、病床器械上都保留着上海市杨浦儿童医院的字样，医生护士的服装都还是专门为减轻儿童就医恐惧而配备的印花大褂，十分滑稽。

同样整体内迁的甚至还包括上海的糖果食品厂，以至于当时因为贵州能够出产比上海品质更好的冰淇淋而被传为美谈。

然而，我们八八三厂却没有采用这样的包建方式。这大概是由于我们厂建得早，包建的模式还不成熟，或者是因为国内那时还从没有这样高精密的机械加工企业吧。

当时的八八三厂，是由国内各个地方的几十家老军工企业、研究所（包括新乡七六〇厂、兰州七八一厂、北京七三八厂、南京九二四厂、十四所等等）抽调的干部、技术人员和骨干工人，加上一批各个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以及四机部部属技术学校（天津二九一无线电技术学校、杭州电子工业管理学校、长沙电子工业学校、桂林电子工业学校等）新毕业的中专中技学生，再加上从当地招收的插队知青、城镇中学毕业生、退伍越战（援越抗美战争）老兵和本厂职工子女等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三线建设宣传画

由此决定了八八三厂当时是整个〇八三基地中，职工平均年龄最低，也是来源地最广泛的企业。全厂干部职工平均年龄不过25岁，其中，大多数都是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年长者也不过40岁吧。而这些人来自于全国除西藏、新疆、台湾以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

五十多年前，就是这样的一群以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为主体的建设者和开拓者，满怀青春热血，高喊着激情的口号，离开了家乡，告别了爹娘，心中带着没有选择的无奈，带着摆脱了约束的轻松，也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齐聚到一起，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的。

不同的建设模式和人员组成形式，决定了不同企业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在那些包建程度较深的单位里，人们出于对家乡和对原老厂的怀念，会自觉不自觉地刻意抵制外来事物的侵入，原有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多，更久的保留。

一九七〇年春节，我们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南京七一四厂包建的四一一〇厂慰问演出。当时，这个厂刚开建，老老少少讲的都是南京话，听起来十分熟悉和亲切。

演出结束后，厂里在简易的食堂里招待我们的是皮肚面加香肚和皮蛋。呵呵，满满的都是南京味儿啊！

一九六九年，厂里开办子弟学校。曾经派两个学生代表，和老师一起到同样位于都匀的一机部东方机床厂子弟学校参观听课。那个学校的人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唯一的初中班只有十个学生，而他们的初中班能够坐满大半个课堂。结果，他们的老师与学生在向我们表达欢迎辞时，都说一口山东话。原来，这个厂整个儿就是从济南机床厂搬过来的啊！

中午，在他们厂的食堂里吃饭。没有米饭吃，每人发给我们四个瘦瘦高高的馒头，一盘豆腐炖白菜。呵呵，人家都是山东人，根本就没人吃米饭！不过，一吃才知道，那个馒头做得实在是好。我自己的馒头吃完了，还把女同学给的一个也吃了。从此，这种馒头成了我心里的馒头标准。一直到现在，我只要到了山东，一定要吃当地的馒头。

建在凯里的八一八医院，人员的组织架构，科室、领导、医护人员等，更是原封不动地沿袭着过去在上海的一套。人与人相互之间交流、吵架，都坚决地用上海话。食堂的饭菜也保持着上海的特色，用一大一小两个搪瓷盆儿。大的盛饭，小的菜盆里是经典的上海菜：炒青菜上放着浓油赤酱的方肉、大排、狮子头。绝不会做，也绝不会有人吃什么青辣椒炒肉片、糟辣椒炒苦瓜之类离经叛道的菜。

然而，在各个地方人都有，且没有很大地域群体特征的我们八八三厂，则有了更多各种不同地方习俗和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机会。

首先从语言上，各种方言在这里都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交流。在赶场天，连场坝上卖魔芋豆腐的少数民族“老太”都需要听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不知什么道理，当地人把除了小姑娘以外的妇女都称为“老太”。

天津人蹲下来问道：“老乡，你界斯嘛玩意儿？能吃吗？怎么卖的？”上海人过来看一眼说：“老塌，侬德格豆吴哪能嘎腻心革啦！格种么兹好切各啊？帮帮忙好伐！几滴一斤啦”？无辜的“老太”一脸茫然，一句也听不懂，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一句散发着浓烈民族风味的当地土话：“欧，同志哎，你们讲话我们没听嘛”。意思是说，同志哎，你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啊！

是啊，如果大家都讲家乡话，别说少数民族同胞了，就是厂里面的职工也无法交流呀。于是，普通话就成了大家必须要掌握的工具，而当地土话又成了必须学会的第二语言。这也就是我们厂的职工子弟都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并能够听懂，甚至讲出很多地方方言的主要原因。

二十多年前，我从深圳出差开封，遇到路边大家在抢着买热腾腾的肉包子。我也挤进去，不知好歹地递进一张两块，一张五块的纸币，自以为是地用河南话喊道：“买俩”。结果那个卖包子的小伙子打趣地说：“说你是个大款吧，你又不像。说你是外地的吧，你又说咱唻话”。原来人家卖包子是论斤的，一斤二十个才两块钱！旁边人帮腔：“一看就是个不理家务唻”。嘿！我这暴脾气！俺做包子唻时候，恁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被开封人当成开封人揶揄几句，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三、青春谐谑曲

在饮食上，八八三厂也同样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口味和特点。以来自于新乡七六〇厂的厨师为主力的食堂，顿顿都得提供米和面的两种主食，即使是必须搭配的粗粮苞谷，也得做成苞谷面窝窝头和“蛋炒饭”（那时人们对苞米喳子与大米混在一起煮出二米饭的一种谑称）两种形式，以满足部分完全不吃米饭的东北人和坚决不吃面食的南方人的需要。

三线建设宣传画

三线建设刚开始时，国家还比较重视三线企业的生活，会时不时从外地调运一些副食品专供三线企业。冬季时有采用冰鲜方式，从浙江沿海火车运送过来的新鲜带鱼、大黄鱼；过年时，有湖南腊肉、金华火腿和南京板鸭；夏季时，还运来北方的大西瓜……

由于经济的窘迫和人员流动的限制，那时，各个地方的人一般接触不到其他地区特有的食物，更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些食物弄到嘴里去。就如同我会用钢精锅煮米饭，看着邻家北方姑娘把水饺做得又快又好看直羡慕；而她只会用盆儿放在锅里蒸米饭，想学着我用锅煮，却煮糊了挨妈妈骂一样。

从来只知道咸肉味道的江南人，第一次吃到烟熏火燎的腊肉，实在弄不明白，湖南人为什么要把肉做成这种味道。来自七六〇和七八一的河南人和兰州人面对上海人视作佳品的带鱼、大黄花鱼，除了感到腥气无比以外，实在感觉不到有什么好吃。而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天津人想当然地将南京板鸭砍成块状，放在锅里又是炒，又是炖，结果，面对着像橡皮一样嚼不动，又死咸死咸的鸭肉块儿，心里想不通，南京人何以将这种东西当作美食？更不用说来自各地的人们面对贵州山里以折耳根为典型的食材所能表现出的难以想象的惊诧了。

那天中午，我拿着饭盒去食堂买菜，途中见到一个个单身职工一边端着饭碗往宿舍走，一边骂骂咧咧地把刚买来的咸鸭蛋扔在路边。原来，这是食堂的师傅们为了改善职工伙食，自己动手腌制了一批咸鸭蛋。这天，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就把咸鸭蛋煮出来卖给职工。却不知怎么就腌坏了。职工们买来敲开一闻，都是臭的。有的找食堂换，换来还是臭的，只好扔掉。

我很好奇地捡起一个仔细打量了一下，乐坏了。哈哈！这到哪里是坏鸭蛋，这是货真价实的臭咸蛋啊！小时候，在苏州见到人们在商店排队，专门购买这种鸭蛋。很难得的呀！人家想做还不一定做得出来呢！在这里居然能够成批制作出来，真是奇迹啊！

我带了四毛钱菜票，买了四个，回去一打开，白色的蛋白，黑色的蛋黄，流出的油也是黑色的。那个味道，闻着臭，吃着可香了。这与王致和的臭腐乳、江南的臭豆腐、宁波人的臭冬瓜，是一个道理啊！

赶紧地又拿着四毛钱再奔向食堂，食堂大师傅们一个个苦着个脸，委屈得要哭。看到我买了又要买，简直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啊！胖胖的张师傅说，你喜欢，就都给你吧。一下子把筐子里剩下的那十多个，包括人家退回来不要的，都给了我。我高高兴兴地捧回家了。

就这样，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生活风俗，生活习惯的碰撞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相互交融。逐渐地，这里形成了一个兼收并蓄，多方交融，各种优势都能够得到发扬的小社会。如果说那时的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孤岛，那么我们这个孤岛一定是适应和生存能力最强的。以至于今天，我们从这个孤岛中走出的人也是社会上适应和生存能力最强的。

三线建设宣传画

我父母亲一九六六年到贵州时，是在凯里参加八三〇厂的建厂工作。当时，凯里不通火车，还很落后，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情很浓郁的小城。听父母说过他们才去时发生趣事。

那是一个赶场天，通往街市的公路上走着许多挑着担子，背着背篓，打扮得非常民族化的少数民族同胞，当然，也走着三三两两前去赶场的八三〇厂职工。

一个穿戴很典型苗族服饰的苗家姑娘看似不经意地往地上丢下了一块“苗帕”（姑娘自己绣了花的类似于手绢儿的方巾）。走在后面，刚从北京七一八厂调来八三〇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好心捡了起来，追上前去，交给姑娘。姑娘莞尔一笑收起，当下无事。却不料随后不久，苗寨的大队人马便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地把姑娘送来了厂里，不由分说，非要那个男青年与她成亲。

原来这是当地苗族的一个风俗，女孩子看上了哪个男孩子，便会在男孩子前面丢这样一块“苗帕”，代表她的一片芳心。男孩子如果有意，便捡起这块帕子。这样，二人便可成亲，同居一段时间。第二年，如果姑娘生下孩子，男子便正式将女孩子娶过门。这也是当时流传的贵州十八怪之一“背着娃娃谈恋爱”。看似很奇怪，其实细想想，这不过是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所形成的非常重视繁衍后代能力的风俗习惯罢了。

可怜咱们的北京男青年如何受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此事关系到民族关系，厂里都协调不了，一直闹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后来也不知是怎么解决的。如果那个男青年因此呆不住，返回北京，那倒是因祸得福了。

同样是在凯里的八一八医院，当时刚投入运行不久，便抢救了一个周边苗寨送来的难产妇女，还诞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对于医术高明的上海杨浦区儿童医院医生来讲，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却引起了这个自治州一个偏僻的山寨和它相邻村寨的极大轰动。数百苗族同胞挑着大米、猪肉、鸡蛋、烧酒，走很远的山路，来到医院。庆贺这个本来没救的妇女重获新生，庆贺一个本来没有的新生命诞生，更要来看一眼，来感谢这里菩萨一样的医生。

医院医生和领导跟他们说什么都不行。他们占据了医院的球场，燃起篝火，喝起土酒，吹起芦笙，载歌载舞，彻夜狂欢。以这种非常原始，赤裸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无比欢庆、喜悦和感恩的心情。他们热情地邀请医生们一起喝酒狂欢，但刚刚来自上海的医生，到哪里吃得消这种阵势啊？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也亏得没有参加这样的狂欢。按照苗族同胞的习惯，任何人去喝酒，他们都欢迎，你喝醉了他们会很高兴，想怎么都行，但不喝醉是决不允许走的。俺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是这样的实在，就是这样的“蛮不讲理”！

四、青春交响曲

这同样是陈列在都匀三线博物馆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我们厂当时由天津291技校毕业生为主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为庆祝一九六八年国庆节表演节目。这大概也是当时〇八三基地仅有的两三个文艺团体之一吧。照片中展示的正是那个年代青年典型的精神风貌和青春光彩。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当年唯一允许的群众性文艺组织。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使得大家得以自娱自乐，也能够为艰苦而单调的生活添一点色彩。

一年以后，子弟学校建立起来，我们初中班的四个同学也被挑选加入了宣传队。尽管是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隔夜无愁的少年来讲，那仍然是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

那时，并没有什么专业的文艺教师，也没有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员。唯一有一些专业基础的是来自北京738厂的束衡师傅。他曾在早年中央乐团下基层劳动时，参加了由中央乐团指导下成立的工人乐团。并在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指导下，担任工人乐团的指挥。大家也就是在工作的闲暇时间，业余地创作，编排和导演了一台台的合唱、独唱、歌舞、说唱、相声、乐器独奏、合奏等文艺节目。实在是高手在民间啊！

我还能记得，我们那年演出的节目中有魏老师等四位师傅表演的《老婆婆学毛选》，京菊和王思明师傅表演的《一把大铁锤》，当然，还有刘平和我合演的双簧《侵略者的下场》。那台节目在八八三厂，以及在〇八三基地兄弟厂慰问演出了好几场，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后来，宣传队还排练和演出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歌舞片段；蒋龄芳老师、杨绍雄师傅和束衡师傅合创了歌舞剧《大庆红旗》；束师傅还指挥我们合唱《长征组歌》，参加了〇八三基地的合唱比赛。

就如同篮球、羽毛球是当时仅有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一样，自创自演的吹拉弹唱也是当时极少有的文艺生活。这些都成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得以渲泄情感和体力的重要渠道。

如同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生活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聪明、智慧和力量同样也是非凡的。你就看看那数以百计的进口精密机床吧，在没有今天这样完备良好的起重运输设备条件，缺乏技术资料，缺乏技术指导，没有操作经验，还缺乏信息交流的情况下，被妥妥地运进了大山沟，搬运到厂房，安装就位，调试成功，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再看看那些靠着最精密的机床也无法加工出来的高精度产品，这一切，在今天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候，设备的搬运主要靠的就是人拉肩扛，加滚筒撬杠，多重的设备吊装也只是靠人工搭建的扒杆。

曾记得，为了抢运一台接近五百公斤重的变速箱，从一个车间上坡到另一个车间，距离较远，没有运输工具，采用滚筒慢慢搬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便毫不犹豫就采用杠子肩抬的方式。四个人一组，每人需要肩负大约100多公斤。就这样，喊着号子，一步一步走，走几十米换一组，交替进行。抬到现场，大家都坐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种重负，现在想着都发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每当我听说谁能够轻飘飘地抬起100公斤，一气儿走很远，肩都不用换时，本能的反应就是，吹牛，这人根本就没有抬过东西。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钳工二班的起重工陈师傅。他的专用工具是钢丝绳、滑轮儿、手拉葫芦和几根又长又直，像电线杆一样的柱子。他最拿手的绝活儿是搭扒杆。不像今天的起重工，有了各种各样的起重设备，需要的只是会操作设备。当年，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面对各种形状，各种重量的大型设备或装置，他就能利用这几根长杆子，根据需要，在现场搭出各种结构和形状的扒杆。再加上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很巧妙地把这些重物吊装到位。这里面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还需要胆量、魄力和勇气，更需要会动脑筋，想办法。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多次完成了在常人看来无法做到的重型设备安装任务，如锅炉、大型冲压机等等。起重工，还有我们钳工都堪称那个时代工人的杰出代表。

就这样，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中，在一穷二白的孤岛上，即使是在人性的温暖和光辉被无情践踏的悲惨年代，我们仍然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力量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础，也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青春是那样的苍白、孱弱、单纯和朴素，但却同样充满激情和理想，同样靓丽而美好。我们老八八三厂的那一代青年，真得是不容易！即使是后来，大家为了生存而分散到了各个地方，各个岗位上，他们也仍然像金子一样在闪闪发光。

十多年过去，随着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规模和深度的迅猛发展，当年以孤岛式思维建立的三线企业，已经根本无法适应时代的步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我们引以为豪的三线企业连饭都吃不上。

1980年代初期，刚刚开始建设经济特区的深圳条件很艰苦，政治形势也不明朗，投资环境远没有被各地看好。除了受军令而开去的基建工程兵部队以外，勇于去那里开拓的企业非常少。但是，这却成了我们〇八三基地的三线企业走出贵州大山，跳出孤岛的最佳机会。于是，各个厂都争先恐后地向深圳派出了先遣队，通过投资、合资、开设窗口、办分厂等各种方式，争得在深圳的立足之地。厂里的职工也都希望加入到外迁深圳的队伍中。

艰苦吗？与内地其他城市和地方相比，当时的条件的确艰苦。据最早一批进入深圳的刘平告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帐子上面盯了成千上万的蚊子，一个个把吸血的嘴伸插在蚊帐的网眼中。里面的人任何部位只要敢靠近蚊帐，马上就会被咬得一片大包。但是，呵呵，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这一切与我们当初建设大三线时的条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这里给了我们新的希望啊！是啊，还有什么比困在大山里，困在孤岛上，过没有希望的生活更难以忍受呢？

深圳最早发展的行业是电子和通信业。到今天为止，深圳的电子与通信仍然在国内起着主导作用，与此相关的产业也占据着深圳经济相当大的比重。可是，知道吗？这一切都与当初贵州〇八三企业的创新开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〇八三基地各个企业的先期开拓，没有老一代〇八三人在深圳的第二次奉献，就没有今天深圳电子通信的繁荣与发展。

深圳华强北

看看深圳现在最繁华的华强北吧，当初，那里的一大片区域被称为上步电子工业区。那里有很多道路名字中都有“华”字，振华路、华发路、华强路、爱华路等，也集中了大量被冠以华发、华匀、华强、华神等，名字中都带有一个“华”字的电子工业企业。那就是因为它们都起源于贵州，都同属于〇八三基地，而〇八三基地在深圳的部分就叫做“振华电子工业集团”啊！深圳第一批上市公司中的“华发股份”，那还是我们八八三厂与港商合资设立的呢！

除了外迁或借着对外投资的机会跳出大山的企业以外，其他的企业也在山里呆不住了。一声令下，大家亲手建立起来的企业，瞬间撤的撤，并的并，迁的迁，倒的倒。〇八三基地当年在都匀和凯里建设的二十多个企业和单位，除了外迁和关闭的以外，剩下的几乎全部迁出了原址，迁到了省城贵阳或其他城市里。全国各地的大三线企业，几乎也都经历了这样的变迁。

企业顾不上职工了，职工也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企业。原企业的职工，除了少数因为各种客观条件，还留在企业里之外，十有八九都离开了自己当年亲手建起的工厂，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孤岛社会。

不迁出来又能怎么办呢？你让一个个当初唯恐别人知道，藏在大山里，完全靠着计划指令运行的军工企业，现在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不是在开玩笑吗？难道要他们赶场天到牛场，像少数民族同胞卖魔芋豆腐一样，摆地摊儿卖小模数齿轮不成？

在经历了当初建设大三线的无法估量的投资之后，中国不得不为摆脱当初因为强烈的阶级斗争思想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不理智而造成的这一历史包袱，再次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我们的三线职工，在青春和热血付诸东流之后，又不得不再一次各自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

五、结束语

如今，八八三厂的旧址已经被拆除了。在50年前的那张卫星照片上，前面那张大合影的拍摄地点是在那道红线的位置。可以看出，过去这里是大食堂和大峡谷的位置。

而卫星照片中两个绿色虚线框内，一大片过去的工厂生活区，如今被建成了都匀茶博园广场和精品毛尖度假村。

我们的纪念活动就是借用这个度假村进行的。当地的领导，度假村的老板，都为我们的热情而感动，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

瞧！这里现在多漂亮！站在这绚丽多彩的广场上，连很多老厂的职工都想象不出以前这里的模样了。

昨天的“三线”工厂

今日的山村

比较这些照片，怎么样？现在能够知道是哪里了吧。对！那个山坳就是通向大坪，三十八所的小路。是啊！这里的每座山头，每条小道，每寸土地，无不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

活动中，我们就住在这座精品酒店里。我特意跟前台接待要了我们家当年居住过的房子。我开玩笑跟接待的小姑娘说，我住在自己的家里，就不应该再收我的房费了吧？

呵呵！从过去的宿舍到今天的精品酒店，建筑虽在，却早已换了人家，梁园虽好，已不再是我们的家园啦！

虽然企业推倒了可以重建，资金消耗了还能再来，但是我们一代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年华，我们为之而付出的汗水、热血和生命，却付诸东流，并一去不复返了。

前一段时间，银屏幕上出现了一系列以追忆过去青春年华为主题的电影和电视剧，《芳华》《风筝》《无问西东》等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作品反映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人的青春年华所折射出的不同人生光彩。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年华。不管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社会环境下，每一个人的青春都同样充满着热血、幻想或因荷尔蒙而产生的激情和力量。然而，每个人的青春年华又都无法避免，也几乎无法选择地是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一段历史相重叠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人的青春岁月就划出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轰轰烈烈，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像燃烧的蜡烛，有的似昙花一现；有的功勋卓著，有的虚度一生；有的彪炳千古，有的遗臭万年。这里面似乎与个人的天赋、勤奋与努力相关，但是，从整体来讲，在更大的程度上，这是由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或这个时代决定的。

我们曾经幻想着靠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天换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已经充分证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国家和社会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存在而改变轻重，而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人生，却会因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而变得完全不同。

青春吐露的芳华，如同春蚕吐出的银丝，结出的茧。而这些蚕丝究竟是被用来做成蓬松的丝被温暖人间，还是织成邪恶的网络羁绊进步与文明，这不是蚕儿所能决定的，甚至连蚕儿的命运也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青春无悔。

然而，我们青春无悔，并不意味着我们青春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就充满阳光，也不意味着我们青春所付出的事业就一定会蒸蒸日上。

每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失去的青春不会再来。我们的人生已经让我们深刻地明白：由别人来决定的人生注定是悲哀的；那些无比动听的口号，那些所谓的远大理想，其实离我们真的很遥远，也太不靠谱。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重来，但是，我们还有希望，我们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最大的希望并不是享受自己余下的人生快乐与幸福，而是希望我们的后代永远都不要再重复我们的人生苦难与悲哀，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公平、和谐、阳光的环境中，能够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

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要重蹈覆辙，永远不要再走回过去那种以邻为壑，封闭孤立，用意识形态决定对错，以政治斗争为纲，不顾人民福祉，不顾经济规律的老路上去，而要走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积极向上、符合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符合人性发展的光明大道。

我们的理想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不要贴在墙上是正能量，举在手上就成了负能量，更不要在网络上作为敏感词被屏蔽掉，让人笑掉大牙。

只有实现了这个理想，才真正不枉我们逝去的青春年华。

作者近影

2018年初夏完稿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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