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何蜀：那曾悄悄流淌的《嘉陵江》

  作者简历

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原题

那曾悄悄流淌的

《嘉陵江》

    作者：何蜀

从一次戏剧性的“知音相逢”说起

2019年春，清明后，小雨。

几个美术界朋友，以原在重庆市园林局当美工的几位老友为主，相约在高踞于两江环绕的渝中半岛山脊上的鹅岭公园小聚。因他们中的李代锚（鹅岭公园美工，书画家）与吴浩（原重庆市动物园美工，雕塑家）和我曾是文革前的少年宫美术组同学，加上王宗笠（原鹅岭公园美工，后为重庆大学物理系教授）也是我多年老友，因此我也有幸受邀参加。

这天宗笠还请来了另一多年老友张海星（曾在大学任教，后为民营小企业家），海星与我又是初中同学和后来做临时工的同事，自然相聚甚欢。茶叙中，宗笠聊起文革中期海星写的一首诗《嘉陵江》（全诗附后），并说起美术界另一朋友钟仁俊，当年是这首诗的崇拜者，还曾工工整整地手抄过这首诗并能背诵。吴浩当即打去电话请钟仁俊来相聚，并说明在座好几位都是他的熟人。

几十分钟后，那位已退休多年、长年独行于西部高原的“朝圣者”、曾任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和重庆交大艺术设计学院艺术基础教研室主任的钟仁俊，自驾车赶来了。他个子不高，最引人注目的是从鬓角连到下巴那一蓬雪白的大胡子，俨然圣诞老公公降临。他进屋后站到我身边，逐一招呼几位美术界的友人，宗笠特别向他指着坐在茶桌对面的海星说：“这个人你应该认识……”

仁俊打量了一下，努力在记忆中搜索但仍然想不起何曾相识，正困惑犹疑之时，宗笠笑道：“他就是当年那首《嘉陵江》的作者……”

这时，一个令众人都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只见“圣诞老公公”稍一凝神，随即面对着他初次见面的海星，朗声以普通话深情地背诵起来：

美丽的嘉陵江，

你是从一个多情的灵魂里流出来的吗？

你用柔曼的腰肢缠住了城市，

城市被迷惑了。

我想，假如我用诗句撒满你的身体，

你也一定要被迷惑……

全场震动。

朋友们都感到意外的惊喜。海星急忙起身隔着茶桌与仁俊紧紧握手，仁俊又绕过茶桌迎上去与海星紧紧拥抱……

钟仁俊与张海星初次见面后在鹅岭公园合影

我也跟海星一样深知仁俊的朗诵意味着什么。

在一两年前，吴浩曾提起他早年发起写作同题诗《嘉陵江》的往事，并向我索要当年我写的《嘉陵江》，还问我有没有海星写的《嘉陵江》，我找出一个小本子，当年用潦草的字迹抄录了海星这首诗，有的字已经连我自己也辨认不出来了，不过前边的字还基本能认，我把开头几句，也就是仁俊朗诵的几句回忆完整了……

可仁俊是在如此意外的情况下又如此流畅地朗诵出来的呀！

我感慨道：“海星今天遇见知音了！”

从二十出头到年逾古稀，近五十年前写的一首只在朋友小圈子里传看过的诗，今天居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由一个素未谋面的当年读者流畅地背诵出开始的一大段，怎不让人惊异与感动?

那天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又聊了许多。而我，则对这首诗形成时的背景和它在民间小范围里出人意外的流传，想了许多……

一个极小的朋友圈里萌生的《嘉陵江》

《嘉陵江》诗的写作，我是参与者，发起者是吴浩。那是在1970年，当时我们是一个极小的有着共同文学爱好的朋友圈，我和海星都是22岁，吴浩稍大半岁。

我读到过一些研究“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地下写作”的著述，因为研究者几乎都是“知青出身”，有过当知青的经历，所以他们关注到和搜集到的主要是知青中的“地下文学”“地下写作”，而我们当年写作《嘉陵江》诗的几个朋友，却不是知青而是“社青”——即当时对失学失业青年的一种官方称谓“社会青年”的简称。因为那时是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失业现象的，因此青年失业者被称“社会青年”，中年以上失业者则称“社会闲散劳动力”或“社会闲杂人员”，简称“社闲”——毛泽东时代的这些特色名词是任何词典中都找不到的。

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我们都在小学毕业时就被强行“分配”到了民办中学——当时民办中学本是招收没考上公办中学的落榜生的，我们却成了由政府分配去的并非“落榜”的优等生。吴浩进了解放碑民中，我和海星进了官井巷民中，在“文革”前的1964年初中毕业后，我们虽然成绩好而且是学生干部（即“品学兼优”），却被列入“不予录取”名单，剥夺了继续升高中的权利，也就是说，被逐出了本来应该成为文革知青的“老三届”队伍。我们都曾做过临时工，有过一些坎坷经历，在吴浩发起以《嘉陵江》为题写诗的1970年秋，他和我都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海星在一家小厂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临时搬运工作。

我跟吴浩是在1960年代初少年宫美术组同学时就建立起的友谊，海星与我初中同校同年级同学，吴浩曾很要好的一个姑娘是海星的同班同学……这样，在1970年时，我们就因共同的文学爱好，有了一个经常来往的小小朋友圈。以《嘉陵江》为题发起写诗，当然非吴浩莫属，因他当时那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蜗居”，唯一的一扇窗户外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嘉陵江，而我和海星的家都在长江北岸，他在南纪门，我在望龙门，要写也只会想到写长江。

吴浩是个“很阳光”的人，他在当时每月只有哥哥接济的几块钱生活费的窘境中，仍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我那时常去他家，聊文谈艺，有时他弹起三弦我们唱歌，我俩还分别给对方画过速写。

何蜀画的吴浩。画的右下角是吴浩的签名与日期

吴浩画的何蜀

大约在那年9月里，吴浩在苦闷中忽然有了个创意，要几个朋友都分别以《嘉陵江》为题写诗。我当时本来没很在意，虽然也很喜欢诗而且从初中开始就学着写诗，但在这时却没有写诗的心情，因此我在抄给吴浩的诗最后加注了两句：“本无诗思，应邀而作，虚写嘉陵，实写‘小河’。”因为重庆人都称长江为“大河”，嘉陵江为“小河”，而我在1967、1968年间积极投身“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那些年纪比我稍长的人都习惯于称我“小何”，所以我就想到“借物咏志”，借此表白一下自己仍然沉醉于狂热的革命梦幻中、渴望再“投入火热的斗争”的心迹，就写了这样几句：

家乡的人们叫你小河，

长江是你光荣的兄长。

你同长江在红港聚会，

一路高歌奔向海洋。

我熟知你那战士的脾性，

千重坎坷也决不停滞彷徨；

我深爱你那战士的赤诚，

万般曲折也仍然向着东方。

当漫天红霞涌出壮丽的朝阳，

你满江波涛浴透灿烂的金光。

这时我好像听到你欢欣的歌唱，

那歌声也在我胸中久久回响：

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啊，朝阳！

是你给了我热情、智慧和力量。

如果没有你温暖光芒的照耀，

我青春的生命啊，

也会像伏尔加窒息于寒冻冰霜。

……一声汽笛打断我飞腾的遐想，

江风阵阵掠过我火热的脸膛。

“去吧，小河，永远豪迈地前进，

向着东方，向着红日，向着海洋！”

1970年10月26日

诗中提到的“红港”，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在“文革”“破四旧”时改的名，那时鹅岭被改成了“红岭”，校场口被改成了“红卫广场”……总之是到处红，一片红。诗中的“朝阳”“红日”，在当时都是不言而喻的特指。

海星那首《嘉陵江》，我现在回想，应该是在我的《嘉陵江》写成之后才读到的，他那诗意的表达，那些优美动人、不同凡俗的意象，比如其中“清晨我涉过溪泉，/泠泠的水声将你的诗韵押上了我的步履”这样的诗句，我都十分欣赏而且相信是自己写不出来的，但对他这诗的情调，我当时肯定是不欣赏的，认为他写得太没有“时代气息”了，哪里像一个“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写的诗?我一直欣赏和崇拜的是郭小川、贺敬之和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擂战鼓的诗人”和中国古代苏轼、陆游、辛弃疾的“豪放派”诗词，在结束了群众造反运动那些动荡而又“如火如荼”的日子后，我曾在“社青”生活的苦闷心境中，在写《嘉陵江》的一年前，模仿辛弃疾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写过一首小诗《夜读稼轩词，有感而作》：

倦眼难闭，

思绪如潮起。

江风掠雨敲窗急，

何处数声汽笛。

三年征途鏖战，

锤炼忠心赤胆。

谁料夜卧小楼，

胸中烈火正燃！

有好友读到我这诗，笑我别成了陆游的“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悲：辛稼轩、陆放翁他们都是为了反抗外敌入侵而壮志未酬壮心不已，我所迷恋的“征途”“鏖战”却是些什么呢？

今天重读海星的《嘉陵江》，特别感到当时他那样写，实在是一个异数。一位“80后”年轻博士读到我这篇文章的初稿时就感慨说：“很难想象他这首诗是‘文革‘、’时期创作的。”

显然，这是一个至少值得“文革”时期青年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嘉陵江》诗写作的严峻时代背景

张海星的《嘉陵江》写作于1970年9月底10月初，据他现在回忆是在国庆节那两天赶写出来的。而这一年，正是“文革”十年中最为恐怖的一年——不是无序的群众运动打砸抢抄抓或两派武斗造成的恐怖，而是有序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恐怖。

从年初开始轰轰烈烈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使全国陷入史无前例的大恐怖中。不断召开的“公判大会”与行刑前的游街示众，街头不断张贴出来的杀人布告，经常在深夜突然宣布的戒严和人们都睡觉以后才敲门入户“查户口”的骚扰，都让人在许多年后想起来还会心有余悸。此外，在整个文化界，就在我们那个小圈子以《嘉陵江》为题写诗的1970年9、10月里，还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

1970年9月

9月1日  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普及本、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总谱本和主旋律乐谱出版，开始在极少有新书可卖的各新华书店发行。

△自本日起至7日，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5周年举办越南电影周，放映《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上前方之路》《英雄的昏果岛》。当时中国大陆银幕上除了歌颂文革“大好形势”的纪录片外已多年没有国产故事片放映，仅有的几个友好国家的故事片被民众讥为“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9月6日  作家赵树理之女赵广建几经周折获准探望被打成“文艺界黑帮、黑线人物”，关押在山西省高级法院小屋里的父亲，赵树理正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疼痛恭恭敬敬抄写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抄完后双手捧递给女儿，庄重地交代：“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十多天后在山西省及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两次批斗大会上赵树理均昏倒，于9月23日凌晨2时含冤去世，终年64岁。

9月10日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光年在日记中记下他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下午学习会上作思想汇报发言，“我的发言引起革命同志们的不满，指出是对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受审查的不满情绪的发泄，是暴露，是反扑。……我本想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反动的东西，但因立场不对头，结果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反动情绪……”

△梁漱溟由全国政协二人带去两处抄家物资堆放点认领抄家时被抄走的家具及杂物。这次发还抄家物资时事先说明：寻找到的一概发还，虽有损毁，失主不得拒绝领走，下落不明者，失主不得提出索还要求。

9月22日  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五连（中国作协）上午召开“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李季报告中提到被审查的人也要参加进来。

9月24日  沈从文在湖北双溪给在咸宁干校的妻张兆和信中说：自己在抄写新写的诗时，“附近不远爆破炮声连响三次后，土石纷纷下落，已把屋顶开了大小天窗数处……还担心再来，头上且顶了个坐垫。”

9月30日  在长沙街道工厂监督劳动的原《新湖南报》编辑、“右派分子”朱正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

1970年10月

10月1日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艺术片、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电视艺术片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普及本及《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主旋律乐谱出版，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

△大型雕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沈阳红旗广场建成。

10月6日  七十一岁高龄仍被连同老伴一起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的老学者俞平伯致儿子信中再引荒芜赠诗，比前信中所引文字有所不同并多出几句：“朝读夕耘夜绩麻，灌园治圃喜安家。休言老去筋力减，自觉新来饭量加。绕屋多栽陶令柳，隔畦学种召侯瓜。座中尽是工农客，斗私批修水当茶。”

10月8日  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五连（中国作协）下午召开大会，李季代表连部小结“一打三反”第一战役第一阶段的成绩和问题，动员第二阶段（本日起到20日）继续全面揭发检举。

10月11日  人民出版社编辑、红学家朱南铣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水塘边挑水时落水身亡。

10月13日  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由军代表率领到达长春准备投入样板戏电影拍摄。吉林省革委会领导及省市文艺界代表100多人到车站迎接。当晚长影厂召开大会欢迎样板团来厂，次日省革委主要领导人到长影厂看望样板团。

10月15日  作家、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吴小武）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后含冤逝世于河南潢州黄湖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终年52岁。

△俞平伯为自己与老伴成婚五十三年纪念作诗二首，诗序中说：“自京来豫，瞬息一年，四迁其居，颇历艰屯。然以积咎负累之身，犹获宁居无恙，同心鸳耦，昕夕相依，人生实难，岂易得哉。”

10月16日  一年零两个月前上海《新民晚报》文艺组女编辑张循因在编辑稿件上作删节符号而被认定为“在‘毛主席万岁’上打×”，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关押，本日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释放，送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0月20日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冰因对拍摄“样板戏电影”《奇袭白虎团》中一些情节处理提出不同意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审查，含恨自杀，终年44岁。

10月23日  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不堪迫害在河南确山投井自杀，终年61岁。

10月29日  诗人臧克家与戏剧家陈白尘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被派值夜班看守田中未运回的稻子。

本月  为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重新放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五部文革前拍摄、文革中已被禁映多年的电影。

△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决定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永远开除出党。

……

这些就是我们几个“社青”朋友以《嘉陵江》为题写诗时的一部分时代背景。这个背景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后人不会知道、更难以想象的，也是许多过来人不清楚或已经忘却的。

写作《嘉陵江》诗时期一次友人小聚时留影，右起何蜀、吴浩、张海星、王熹（在民政局工作的诗友）

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来重新审视，才会看到张海星的《嘉陵江》诗在当时那样写是何等的另类，而此诗竟能在一些知青中得到辗转传抄，到钟仁俊这个从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知青的青年文艺爱好者那里得到如此的热爱以至在近五十年后还能随口朗诵开篇的一大段，又是何等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历史现象。

近五十年后的一些重新认识

如今对照我写的《嘉陵江》与张海星写的《嘉陵江》，可以看到明显的不一样。可以说我那首是充满“时代精神”与时代语汇的，如我诗中的“战士”“高歌”“赤诚”“朝阳”等等都是当时的常用革命词汇，我诗中那句：“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啊，朝阳！”与当时赵树理说的“党会明白我的”、张光年诚恳记下自己发言的“立场不对”的日记，以及年逾古稀的老学者俞平伯被强迫与老妻一道下放五七干校，不但未表示对这种变相“劳改”的愤懑质疑，反而自贬自责为“积咎负累之身”而庆幸“犹获宁居无恙”，在家信中抄录的干校难友荒芜赞美干校生活的诗句“朝读夕耘夜绩麻，灌园治圃喜安家……座中尽是工农客，斗私批修水当茶”等，都是同一个调子：歌颂党和领袖，赞美这场已经给包括作者们在内的亿万人带来了深重苦难的“大革命”，表白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尽管我和这些大作家大学者从年龄看是两代人，从社会地位看也差距悬殊，但在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力图表达的意愿上都完全一致，因为我们所受的长期教育与宣传灌输，已经使我们树立起了这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革命，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脱离革命队伍或不被革命队伍所容纳将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与灾难……可见那种“党文化”长期洗脑宣传教育的成效之大、影响之深。

而海星的《嘉陵江》，则完全“脱离时代”“远离尘嚣”，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识地背离、自外于“革命主旋律”，从诗题下引的白朗宁夫人的诗句“河水盛入了洗礼盆/水就更圣洁”，到诗中出现的“多情的灵魂”、“柔曼的腰肢”、“玫瑰色的梦”、“白色的旅行帽”、“第一个吻”、“摇篮曲”、“安魂曲”这些意象与词汇，都不是那个“继续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夺取新的胜利”的时代所需要、所欢迎的。这又说明：即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文化专制时代，要让全国人民“统一思想”，是多么的枉费心机。

说起来，我和海星的思想形成道路是差不多一样的：同样是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而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贱民之子，初中毕业后就成了失学无业前途暗淡的“社青”，只是我的父亲是税务局“罪行”较轻的“右派”，先后在市郊农场和本单位监督劳动，而海星的父亲则是当年《四川工人日报》的“大右派”，而且因为不“认罪”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押去了蛮荒之地的劳改营。

1965年秋，我和海星都怀着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的满腔激情去石油筑路处“当工人”——当时都以为从此改变“阶级成份”了，根本没想到我们当的只是“工人阶级”这个庞杂群体中最边缘的、毫无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临时工。我在二大队，他先在四大队后在作业队开推土机。我曾在大队部当专职宣传员，他曾在处宣传队参加演出并编写节目。“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我们都参加了造反派并当过“勤务员”（群众组织头头）。1967年春夏间我们都相继被解雇回到重庆，重新成为待业的“社青”……

不过，在我们重新成为“社青”后，生活之舟就驶上了不同的航向。我继续怀抱着被“主旋律”宣传激发起来的“革命激情”，把文学艺术爱好全抛到脑后，一心“继续革命”“投入火热的斗争”。重庆两派武斗已经开始，工厂企业处于瘫痪状态，一时不可能有什么单位招工。在川南山沟里的原筑路处“造反战友”来信召唤下，尽管我已是被解雇之人，不再有工资，仍然返回筑路处，帮恢复重建的造反组织写文章，成为一个不拿工资的“造反义工”。

而海星却已经从狂热中逐渐清醒过来，在待业和做短期临时工期间，到处找书看，特别是西方文学名著，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并且在与几个知交的私下议论中，已经对整个“文革”、进而对以前那些“红色文学”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虽然对美国道路还并不了解，却对曾经遭到我国批判的老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道路产生了兴趣。

我在1969年初结束东奔西走的“造反义工”生活回到重庆后，去海星家玩，认识了他文革前高中毕业后就怀着理想主义热情下乡到大巴山当知青的二哥，他二哥也写诗，我跟他二哥反而有更多共同的文学爱好。我当时特别喜欢朗诵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那种把残酷、血腥的“革命”浪漫化、诗意化的极具艺术魅力的宣传，很长时间里支配着我的思想与情绪。而此时的海星与他的几个密友却在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海涅诗选》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之类外国文学名著，当然还有唐诗宋词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优秀诗歌，并背诵或抄录其中一些片断。

海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与生存状态下写出他这首《嘉陵江》的。在他这诗中，虽然也有几处隐晦表达对文革乱象的反感和由此产生的困惑，更多的却是以有意识地拒绝使用那些充斥于报刊与社会生活中的热词，有意识地“脱离时代”“远离现实”的方式，回归童年时代的纯真憧憬与美好向往，曲折地表达了“文革”中期一些青年从思想上对“革命”的厌弃，对“伟大时代”的疏离甚至反叛。

写作《嘉陵江》诗时期的张海星

而这，就自然会引起钟仁俊这样的知青的共鸣。

钟仁俊这位海星《嘉陵江》的知音，与我和海星同龄（1948年生），因他提前于六岁就上小学，所以到“文革”爆发时已经是重庆师专附中（今八中）正在准备参加高考的高中三年级学生。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四川美术学院著名中国画家钟道泉先生，钟老先生因主要画的是花鸟画，平时又一贯低调做人，在“文革”初期尚未受到冲击，因此钟仁俊在“文革”初期大讲“出身”时虽不算“红五类”，但也不属“黑五类”，而属于介乎二者之间的“灰五类”或戏称的“麻五类”，本来与红卫兵无缘，但是在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血统论”遭到猛烈批判，于是钟仁俊就成了重庆师专附中八一五战斗团（后与该校别的组织合并为八一五兵团）的红卫兵，而且凭着他的文艺专长——能写能画能拉手风琴，又成了该红卫兵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骨干成员。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毛泽东就下令把所有中学生一锅端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部署”，使相当多的中学生从单纯狂热的“革命小将”梦中惊醒。而对于钟仁俊来说，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正在此时又被工宣队与革委会领导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作民国时期的反动分子“揪出来”了！

为了照顾还未成年也被迫下乡的妹妹，仁俊下乡没有跟自己学校走，而是加入了四川美术学院子女所在的三十三中下乡的队伍。临离开美院时，他们的父亲是在工宣队员押送下，拄着棍子抱病来跟儿女告别的。下乡刚一个月，兄妹俩就得知了父亲在批斗、审查折磨中惨死的噩耗……

这接踵而至的打击更使仁俊的“革命狂热”迅速冷却，据他现在回忆，那时候他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十分消沉。后来结交了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渐渐从彻底的绝望中转过身来，寻找光明，但看不到希望在哪里。而这，就奠定了他成为海星《嘉陵江》诗知音的精神基础。

大约在1972年春节前，也就是海星的《嘉陵江》写成一年多后，这诗的手抄稿辗转传到了仁俊下乡的地方——远离重庆的川南威远县乡间。用仁俊今天的话说：“在读到这首诗的一瞬，我感到浑身近乎死沉的血脉流动起来，这首诗激活了我潜藏于血脉中的浪漫情怀，让一种光明的景象，即刻在我心底深处复活。”他在自己的知青生活回忆书稿中这样写道：

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很快就背了下来。那天小嘉来了，我便郑重其事地分享与她听：美丽的嘉陵江/你是从一个多情的灵魂里流出来的吗/你用柔曼的腰肢缠住了城市/城市被迷惑了/我想 假如我用我的诗句撒满你的身体/你也一定会被迷惑……我用的普通话朗诵，声情并茂。

听我朗诵完了，她“噗哧”一笑，说：“我以为你又要给我开个玩笑，没想到你这么认真，这么投入……”

“我这么喜欢的诗，怎么能不认真，不投入呢?”我说。

看着她也沉浸在诗的意境之中，我发现“到农村后怎样生存”又有了新的答案：除了红苕和音乐，还有诗和远方。

他这里写到的小嘉，是一个在文艺鉴赏方面颇为敏感的女孩。仁俊一读到这诗就立即想到要与她分享。他的朗诵，当即引起小嘉深深的共鸣，拉近了两颗年轻的心的距离。仁俊至今还能以青年般的热情忆述那次朗诵，他认为那是在艰难的知青岁月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海星这首诗的地下流传中，这也应该是一个最美好动人的细节。

现在我想，除了海星这首《嘉陵江》诗，那个年代在不同地方应该都有类似的“非主旋律”或“反主旋律”的“地下文学”、“地下写作”的溪流在悄悄流淌，最后汇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只是许多都没有人去寻找、发掘和研究。我要不是那天意外听到钟仁俊的朗诵和参与了随后朋友圈的讨论，也不会想到要把海星这首以前未曾重视、几十年里已经基本上淡忘了的诗，放到“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研究。

2019年5月17日完成

2020年8月21日修订

于重庆风江阁

附录

嘉陵江

作者：张海星

河水盛入了洗礼盆

水就更圣洁

——白朗宁夫人

美丽的嘉陵江，

你是从一个多情的灵魂里流出来的吗？

你用柔曼的腰肢缠住了城市，

城市被迷惑了。

我想，假如我用诗句撒满你的身体，

你也一定要被迷惑。

一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

你记得吗，我常常望着你做着玫瑰色的梦。

在隐隐的黛山之间，

我最喜欢凝视你月光下黝黑的流水。

如果没有人来搅扰，

我就一颗一颗地数你身上繁花般的宝石。

你那春日的摇篮曲，

曾使赤子的心在美的动荡中翩然飞翔。

送你一顶白色旅行帽，

却遮不住你那明亮晶莹的夏日的眼波。

让秋风把黄叶纷纷吹落到你的身上，

而你的青春更绿了。

是谁给你的这种百媚千娇呢，我的姐姐？

我再也无法温习功课。

我要扔下书本，解开系在岸边的小船，

摇荡到你的心中。

我不怕母亲的训斥，

招呼伙伴们赤身投入你波光粼粼的胸怀。

你用世世代代的柔情和幻想浸溺着我，

让我生活在童话的世纪。

我要用我的笑影，

去追溯你那沁入我心中的遥远年代的喜悦。

你要告诉我，嘉陵江，

你有过哪些古老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

如果那些故事在你的记忆里黯淡了，

你愿带领我重新开始吗？

二

亲爱的嘉陵江，

你还记得你那扬帆远去的儿女们吗？

是不是你灵魂的流水把我和城市隔离开来，

要我去实现一个向往？

黄昏我路过村庄，

袅袅的炊烟将你的雾霭朦胧了我的双眼。

我就停步在田野路上，

用你为我购置的行囊做一个恬美的枕头。

清晨我涉过溪泉，

泠泠的水声将你的诗韵押上了我的步履。

在这突然的震颤里，

我听见了那座古老城市萦绕着的进行曲。

我站在异乡的山巅向你呼喊：

让江风带来我亲友们珍贵的祝福吧！

我要修筑一条金色的路，

它一直通往你启示给我的梦幻中的天国。

我要搜集你两岸的萋萋芳草和五色石，

装饰在这条路上。

还要将你夜色中的万家灯火串成项链般的车队，

像生命一样在路上通行。

等多少年以后我再来看，

你绿色的精神从我垒的石缝中繁茂出来没有？

三

奔流不息的嘉陵江，

是你把你的儿女们从狭仄的山谷召回来了。

城市变得喧躁不安，

仿佛在发泄那被你拒绝了的爱情的痛苦。

我要重见你和城市的心灵，

因为全世界的秘密都隐藏在你们的猜忌之中。

哦，熙熙攘攘的人群深处，

不是有许多没有人培植的荒芜的哲理吗？

如果我重新扔下那些书本，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再把足迹留在你的岸边。

我知道精神是一只船，

岁月的纤夫要一步一步把它拉到新的埠头。

而生命则是一支船上的歌，

在声音燃烧着的伴唱中从山川流向大海。

正当我年轻的时候，

你知道吗，我已经在用你的旋律谱写我的安魂曲。

你那拍击岩石的热情和流水下面的沉思，

组成了我的诗章。

我要把我的诗句排列得像一条一条的小河，

来歌咏你的爱情。

假如有一天，城市从痴愚而痛苦的梦中醒来，

你才奉献了第一个吻。

那么，美丽的嘉陵江，

你是从一个什么样的灵魂里流出来的呢？

1970年10月2日

于重庆凤凰台

（原载《昨天》第132期，2019年6月30日。后略有修订。）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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