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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张郎郎：老妈到监狱来看我
作者档案
张郎郎，1943年出生于延安，画家、诗人、作家。1968年，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1978年至198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曾任《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 自幼喜欢写诗、写作，先后出版了《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郎郎说事儿》等文集。
原题
老妈来看我
周末，我躺在监狱里的炕上，正津津有味地看书的时候，李指导员笑眯眯地走进我们房间。我们这帮秃瓢儿叮咣五四连忙跳下炕来，一一立正站好。李指导员说：“你们都坐下吧，没事儿，该干吗干吗……”转过头来对我说: “你出来一下。”我连忙下地、穿鞋，跟他走到门外。李指导员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们家有人来看你了。”
六年了。
以前在看守所是不允许家人探视的，也不准相互通信。现在居然家里有人来看我，真让我大吃一惊，事先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一个死囚，如今起死回生了，马上要见到家人，我的胸口“咕咚咕咚”——顿时心律加速，让我快找不到“北”了。幸亏还有“影子我”在身后托着我的后腰，我才能跟着李指导员快步地走出中队小院。水泥马路在阳光下白花花的，有些晃眼，公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在微风中哗啦啦作响。
路上，李指导员再三叮嘱我：“你来到这儿以后，第一步走得不错，这对你将来有好处。这次家属见面，你可别犯傻，别见到家人就把握不住了，要是落个鸡飞蛋打、前功尽弃可就麻烦了。记住！千万别哭。人的感情需要控制，你一激动免不了就胡说八道，这很容易祸从口出的。千万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你得珍惜，别因小失大啊。”
我笑笑说：“您放心吧，这六年监狱我没白坐。现在心里清楚得很，一会儿我也绝不会犯糊涂，更不能犯浑。”
母亲和弟弟寥寥
走到监狱的家属接见厅，远远就看见我妈妈和弟弟寥寥坐在那儿。母亲显得那么疲倦、无助，似乎微微惊讶，却静静地望着死里逃生的我。理智的“影子我”瞬间走到前台，代替了那个慌张的我。
六年来我的小命朝不保夕、生死不明，我让妈妈忍受了怎样的煎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可是这时候，她没有呼喊，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望着我。妈妈大概是在慢慢顺气，面对理智的我，她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好像我们是在一个普通、温馨的下午，准备一起喝茶，她就一直那样望着我。妈妈的镇静感染了我，慌张的我也顺过气来，微笑着慢慢地坐下来。
妈妈轻轻地说：“你的身体怎么样?你的心脏还好吗? ”
“影子我”笑笑说：“你放心吧，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好。每天的活儿就是修理汽车，劳动量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天天都能活动活动身子骨，比蹲在里面舒服多了。政府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给我们买了很多书，周末不出工，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刚才我正一边儿喝茶、吃糖，一边儿读黑格尔的书呢。”妈妈有点儿吃惊，这与她想象的监狱生活太不一样了。
李指导员对妈妈说：“他虽然才来到这儿不久，但表现得很不错，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多学习。我们特意给了他更多的读书机会，以便他尽快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能帮助其他犯人。”
妈妈轻轻地舒了口气，看来她这才完全相信了，轻轻地点了点头。
1979年，父亲张仃创作的北京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完成时，张郎郎和父亲合影
妈妈说：“听这里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可以戴手表了，为了让你更好地掌握时间，帮助你好好学习，我让寥寥给你带来了一块手表。”
一下子，不知是什么堵上心头……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几年来，家里过得非常不容易。爸爸、姐姐、哥哥先后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两个弟弟也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这一家全靠妈妈一个人，在北京拆东墙补西墙地勉强支撑着这个分布天南地北的家。
如今，知道我不会再被执行死刑了，为庆贺这件事，妈妈还特别给我带来一块手表。这时一团热气就堵在我的胸口，我一个字都不敢说，生怕一开口就会哽咽起来。
寥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来一看，是块瑞士天梭表。我知道，这是爸爸去欧洲访问那次带回来的手表，后来，他出门画画写生，经常都是戴着这块表。也就是那次，爸爸去欧洲见到了毕加索，毕加索一直是爸爸心底最崇敬的画家。想起他们在一起欢笑的照片，毕加索那小老头儿真有意思，都这岁数了，却还是一片童心，还那么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还喜欢戴着面具做怪样，他是个知道怎么让自己开心的人。这些画面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这一切和此时的世界是隔着的好几层时空呢。
这时候，“影子我”已经控制住了心里的那团热气，我慢慢地说：“爸爸好吗？这块手表还是应该给他用吧。”寥寥说：“爸爸买了一块新表，所以这块就送给你了。这次他不能来，就让我们把表给你带来。”我明白了，这是爸爸的一点心意。
六年前，寥寥还是个孩子，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高大的青年，非常自信，非常果断。我感到很高兴，很出乎意料，心里想，当年那个小寥寥到哪儿去了呢？
我问他: “你都这么大了，不是已经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吗？”
寥寥笑着说: “这次是村里派我回北京买拖拉机，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陪妈妈来看看你。”
妈妈、寥寥和我平静而愉快地聊了起来。寥寥打开书包，从里面拿出两条牡丹牌香烟。我很惊讶，觉得这实在太奢侈了。在这里，几乎没人抽这么昂贵的香烟。寥寥看出来我有些过意不去，说：“都六年了，想抽就抽吧。以后我们也不会老给你送这么贵的烟了。”
妈妈说: “你还要在这里待很多年呢，你的身体也不好。我希望，你抽完这两条烟以后，就慢慢戒了吧。”我点点头，对妈妈说: “你放心吧，我一定戒掉。其实这六年，政府已经帮我戒烟了。”
时间到了，妈妈该走了，她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 “妈妈，你以后就别来这里看我了。一来，你也上了年纪，还得跑这么远的路，不值得。二来，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也习惯了，你们放心吧。再说，现在咱们可以通信了，有什么话写信告诉我就行了。寥寥，你现在是大人了，好好照顾妈妈。”
寥寥点点头，说：“你放心好了。”
挥手告别，六年的生离死别，盼望多年的见面能不百感交集吗？我们三人居然都控制着，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掉一滴眼泪。如果有人掉了第一滴泪，泪水肯定就会破堤而出，汹涌澎湃。
见到家人，我的心更坦然了，静静地踏实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阳光从树叶缝里透过来，把马路映得斑斑点点。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大弟弟读过的几句话，那会儿已经忘记了，这是哪个老头儿说过的：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
且没有其他影在黑暗里，
只有我
被这黑暗沉没，
那世界
全属于
我自己。
我回到号舍——那时候我们管宿舍叫作号舍。我在北京育才小学和在北京一〇一中学上高中的时候，也把宿舍叫作号舍，估计是沿用了军队传统的叫法。我刚一进门，姚达言立马瞪起他那像铃铛一样大的双眼，直截了当地说：“郎郎，家里送来什么好东西？让大家也开开眼。”
这话我明白，早就有人告诉过我这儿的规矩。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送过去一盒牡丹牌香烟，然后，我拿着烟挨个儿给其他同号犯人每人一盒。当然，爸爸给我的手表我没舍得拿给他们看。
姚达言愣了，忙说：“别犯傻，不用给那么多，他们每个人给一两根就够了。”其实这规矩我早就清楚得很，在这里面我都待了六年了，无论是监狱里官方的规定，还是犯人之间的潜规则，我都已经门儿清了。按常规我应该给犯人头儿一份儿大的，其他犯人意思意思就行了，可是我既不想得罪我们号的这位“座山雕”，也不想特意地巴结他。
我不紧不慢地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好了，这两条烟就是分给大伙儿的，我已经决定戒烟了。以后，家里要是送吃的来，大家也一块儿尝尝鲜，到那时，我就自己留份儿大的，大伙儿多多担待。”人们笑着说：“那自然，自然。”
其实，在妈妈要我戒烟的时候，我已经暗自咬牙下了决心：戒烟马上就开始，今儿就今儿！我从鬼门关上都滚了两个来回，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母亲见上一面。
我在死刑号的时候，曾经向政府请示过，希望在被处决前，能够再见我妈妈一面，不知行不行？我曾听说，自古以来都有这个规矩。
队长哼了一声， 然后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临了临了的，还有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早知道，你别折到这儿呀！做梦吧你！昨天下午还有一位问我，上刑场之前有没有最后一顿？有没有酒喝？做梦吧！告诉你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监狱，不是当年旧社会的牢房。老一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旧规矩早就被我们扔进了历史垃圾堆了！你们就老实待着吧！”
他说的清楚，我听的明白。我知道只能是自己来面对所有该来的一切，只能是自己独自面对死神。
那时候，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母亲了，心一下就沉到了底。后来，从我改判成有期徒刑的那天开始，我就盼望着能早日见到妈妈，我想对妈妈说：
“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全家。”
此时此刻，妈妈对我的任何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并会分毫不差地做到，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在今天与妈妈相见的场合、气氛、环境，都让我找不到机会说出这些话。看着妈妈的那一刻，我已经明白了，这些话是无须说出的。妈妈明白我，我明白妈妈，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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